中国政府

　　灰头土脸的乡间客车、飘荡着化肥臭味儿的安静田地、吹着泡泡糖骑车穿行在公路上的黑脸少年、穿中山装眼角堆着眼屎的赶羊老农、劣质音箱里播放《江南style》的农村供销社——高密东北乡，就像大多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隐藏着失序躁动的人心。这个共产党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下的单调乏味的偏僻一角，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所有主要作品的叙事背板。 　　开往平安庄的出租车上，司机孟先生对我这个外来客炫耀说，东北乡已经扬名世界，表明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他说“这也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毕竟，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我提醒他，2年前，另外一个中国人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孟司机陷入了沉默。坐在我身边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高密四中的女学生——这里的出租车允许拼车——恍然大悟的样子，用可爱的高密话说，“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不是姓个刘？”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东北监狱服刑的刘晓波，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刘家的风水可不太好：他在北京玉渊潭的家，普通人无法造访。莫言则受到了官方的高度称赞。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中国作协发去贺电。外交部发言人称“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 　　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级）的身份，使得莫言被视为体制内可以信赖的分子。他的得奖超越了诺贝尔奖本身，而被当做党领导的大国复兴蓝图的组成部分，如同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执政能力的舞台一样。 　　我们进入高密大栏乡50米，沿着新安装在电线杆子上的“莫言旧居”蓝色指示牌，南拐经胶河新桥，进入平安庄，进入被政治运动和资本主义合力改变的中国一角。 　　这是一个只有200户不足1000人的村落。一条前街和一条后街，把村子整齐地切割成三部分。最北边紧邻着全长106公里的胶河。最南边是村集体2000亩土地，人均2亩2分，种着玉米、小麦、棉花。村子南头有两个废旧塑料回收厂，粉碎的塑料颗粒铺在池塘边，准备用来制作PVC材料。厂子的主人依靠这背叛了土地的新式营生已经先富一步。 　　村子主路旁是大门紧闭的村委会，门旁贴着红色的“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公开信”，落款是“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路边竖着2009年平安庄街道硬化捐款者的“功德碑”，第一个名字是莫言。后街中间是村卫生所，墙上刷着“检测艾滋病完全免费”，这也是去年260票当选的村团委书记的家。 　　莫言父亲管贻范住在前街一处院落，和莫言二哥管漠欣一家一起生活。62岁的管漠欣在乡镇上班。莫言二嫂是地道的农民，见人露出厚道的笑，也露出了这个岁数的东北乡人共有的特点：一口被含氟水腐蚀的黄斑牙。 　　莫言旧居在村子最北边靠近胶河的角落。传统的北方农村土坯院落，村里仅此一家，已经废弃不用。我去的这天，遇到了大连、江苏的参观者、以及一个孟加拉游客。村民期望莫言得奖会为乡村带来某种划时代的变化。莫言的一个村人，论辈分是莫言的叔，说“你是记者，有没有门路搞来点投资到我们村，我们这里可以出产红高粱酒，一定可以赚大钱。” 　　实际上，变化从没停止过，有时暴烈，有时不易察觉。高粱是非常适合本地低洼地势的高杆作物。1936年高粱的种植面积排高密播种面积第三位，占17.33%。1971年全县推广种植了18.98万亩14号杂交高粱，占播种面积11%。此种高粱含单宁酸高，人畜都不喜欢食用，1974年停止种植。之后，高粱播种面积大幅度压缩，70年代末开始，占粮食播种面积已经不足2%。 　　原本，旧居东面是大栏乡小学、一个高粱酒作坊、还有一个中国化了的乡村天主教堂，在历次运动中统统拆除了。带着点酒意的管漠欣说，这里跟从前比，“他妈的基本上都变了。” 　　蒋玉君是高密《三贤文学》杂志主编，他的老家夏庄和平安村相隔3公里。他说，东北乡一带村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西部迁徙而来，“夏庄地势比平安庄更平坦，平安庄位于胶河由西南到东北的拐弯处，经常遭水淹，可见当时好地方被占的差不多了。” 　　平安庄处于胶州、平度、高密三地交界处，1949年前得名“三份子”。中国传统认知里，这种政治边缘地带农民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另一中国作家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描写了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的“刁民”不停上访、民告官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并被当成司法进步的象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莫言也把家乡描写成为叛逆者和土匪草莽的乐土，因为容易逃窜逃避打击。他的代表作品《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就取材本地一个亦匪亦侠式的人物曹克明。莫言的三爷爷年轻时和当地土匪有过交往。匪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两面性，和平时期是农民，一旦官逼民反，又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官与民的对抗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 　　1949年后三份子易名平安庄。中央政府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系统，通过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保证对基层的绝对控制。平安庄最早属于大栏乡，后来划归河崖，再被归为夏庄，几年前又被划为新成立的疏港物流园区。村民抱怨说，“折腾了4次，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言出生的1955年，高密有了第一台拖拉机，这一年全县农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蓝脸”，取自真人真事，村民管这人叫“蓝瘸子”。莫言的爷爷也曾经想单干，但是架不住政治进步的莫言父亲的哀求，加入了合作社。蓝瘸子因拒绝加入合作社，文革中上吊自杀。八十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莫言说：“蓝脸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 　　平安庄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莫言曾祖父一辈迁到平安庄，靠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莫言绘声绘色描写了农村的苦难贫穷。实际上，他家成分被划为上中农，无论哪个时期，相比村里大多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要好。莫言的大爷爷是老中医，莫言的爷爷有木匠手艺，莫言的父亲做了33年的大队会计，1982年退休，莫言的大哥是60年代大学生，莫言的叔叔在供销社可以搞到粮食避免家人挨饿。用莫言堂姑管贻兰的话说，“管家各人有各人的路数”。平安庄真正受到政治冲击的，是一个被划分为地主的单姓人家，土地没收后搬去了青岛。另有一个当兵去了台湾的军火商单亦诚，也成了村史中的反面代表。此人1993年捐资100万港币，在大栏乡建了一所“至诚小学”，又变回了“爱国人士”。 　　政治高压改变了原始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也重塑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言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会结网、捕鱼、打猎，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逐渐臣服、消失，莫言不无悲凉地说：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在高密一中，我拜访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他也是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位于一中校园东侧，2009年建立。莫言大哥管漠贤退休前是一中副校长。展厅陈列着莫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莫言用左手写的书法作品。这是一个小聪明。成为名人免不了题词赠字，书法是官场附庸风雅的工具，“左书”可以规避人们对其书法水平的质疑：瞧，这可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不能用正常的书写标准来衡量。 　　毛维杰曾是一名乡村文学青年。1984年师干毕业后，在平安村大栏乡小学和中学教书，学校距离莫言家老房只有50步。1985年，莫言的小说受到赏识，从服役的保定部队破例招入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莫言回家，毛维杰都要登门请教。“他血气方刚，慷慨陈词，给我讲了大量国外刚翻译的小说，福克纳、马尔克斯。”当年莫言给毛维杰的感觉是“惊异”和“震撼”。 　　经历了文革的长期压抑，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模仿。就连最严肃的官方旗帜《人民文学》，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小说，韩少功、刘索拉、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这一批几乎前后脚出现的作家，整体实力至今在中国文坛无法超越。 　　1988年，莫言发表《天堂蒜薹之歌》。跟他后期众多隐晦的作品比，是少有的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刚猛之作。小说背景是1987年5月27日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地处鲁西南，盛产蒜薹，当年总产量约5000万公斤。上市后市场管理乱收费，政府滥罚款，造成销售渠道不畅，每公斤由0.8元跌至0.1元。5月27日苍山大集，多处收购点停止收购。众多蒜农将蒜薹拉进县政府内抛撒，围攻县政府。小说极为罕见地涉及了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这种尺度的作品在今天已很难顺利面世。现在，即便是蒋玉君编辑的以业余作者散文为主的《三贤文学》，也要县委宣传部审稿通过才能印刷。 　　借助小说人物在法庭上的陈述，莫言写出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官僚政府的不满：“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的政治空气有过开明和改革迹象，但是时间短暂。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就倒了霉，因为刊登《伸出你的舌苔或者空荡荡》，刘心武遭免职。2年之后，天安门事件爆发。1989年对于探索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2004年，法国解放报记者哈斯基访问莫言，莫言告诉他，1989年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在和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莫言说“1989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莫言1989年写的《酒国》写共产党员如何烧烤吞食婴儿，其批判意识显而易见。《生死疲劳》中，用蓝脸转世脱胎的寓言，描绘了被扼杀的人性和屡屡被政治运动折腾的乡村。 　　莫言最重要的作品是《丰乳肥臀》。毛唯杰说：“莫言亲口说过，如果你要读懂他，一定要看《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跨度更久远，揭示了东北乡百年的离乱，创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看到这个形象，就想到了那些被飞速发展的政治机器碾压下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直白的说，就是一个母亲和这么多男人、甚至还有外国传教士，发生了关系，跟每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像东北乡这块土地的命运，被不同的历史裹挟。”毛维杰说。 　　《丰乳肥臀》受到了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指责小说有太多性描写。据说这缘起私人恩怨。莫言一度不被允许再写小说，甚至被监督写了很多检查。1997年莫言不得不告别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做记者。 　　毛维杰说，“现在把莫言的文学说成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他本人不太同意。莫言的文学根植于齐文化，如果说继承，他跟蒲松龄一脉相承，而蒲松龄是典型的东方本土文学。” 　　蒲松龄通过赞美狐狸鬼怪，影射现实的黑暗肮脏。鬼怪的本质是抵抗宏大现实的精神力量。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夸张的叙述和难以言传的超现实想象，用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反抗。这种隐藏作家真实想法的隐晦修辞，显然帮助他摆脱了政治审查。 　　在高密，我结识了莫言当兵离开农村前在大栏乡棉花粮油厂的工友王玉清。王玉清65岁，一头凌乱白发，遮着一顶仿冒耐克棒球帽。衣领发黑，指甲缝嵌着黑泥。他说话快时有口吃的习惯，而底气很足。在莫言的小说《白棉花》中，曾经有对他的描写。王玉清对莫言小说的熟悉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了莫言作品中那些具有丰富生存经验的农民形象。 　　王玉清说，“莫言的小说，开始是为自己写，为了有一个好饭碗，中期就是为读者写，为了成为一个好作家。后期写的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他是带着宗教般的忏悔来写，这是更高层次的写作。” 　　王玉清给我讲起了他和莫言共同的朋友，1973年到1975年一起在棉花厂工作的张世家。张世家当年在棉花厂做抬篓工，莫言做司磅员。两人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乡村才子。莫言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描述了这个精瘦如猴的农民好友。王说，“那时候张世家比莫言才气大”。1975年，莫言离开贫穷和压抑的家乡去部队服役，王玉清和张世家后来则被选拔为乡镇通讯员，并且有望进入县委宣传部，但是都放弃了。 　　王玉清说，“我们都是带着理想的乡镇文人。不想当喇叭匠。”张世家先是到工厂，后来追随一乡镇企业家做副总，性质类似出谋划策的“师爷”。张的抱负很大，一直怀有济世思想，但是一直不如意，直到在“北京朋友（据推测包括莫言）”帮助下，在高密办了一个天达药业。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乡绅气质的人，张世家试图运用一种糅合了儒家哲学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方式来运作企业，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商业意义上的成功。 　　张世家前些年病故。王玉清的讲述中，张世家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并且最早预言了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经是中坚力量。但是在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合力冲击之下，已经难觅。 　　如今，高密真正的商业大鳄是两三家依靠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高密街头随处可见一家上市纺织企业的代言人林志玲的娇嗲身影，在北方粗犷的原野前晃动。商人和政府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取得贷款和土地优惠，风生水起。而这些大鳄的主要生产模式，依然是依靠廉价的人力加工。高密的特色产业还有玩具加工，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东北乡人命运流转，只不过从田地的奴隶又转变为流水线的奴隶。

有人说过，中国经济像一幅国画，远看很漂亮，近看，就说不清楚了。2012年过去了，咱们的经济平稳运行，展望2013，更是充满了乐观的情绪。这是远看，如果近看的话，那可就不一定了。比如中国的债务问题。 选择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面对，全球正在进入“还债期”，尤其是中国，巨量的地方债务在2013年到期，占比达到53%。 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大呢？每年西方国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不少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的结论如下： 目前这个还没有明确的数字。比较权威的有：地方债务超过10万亿，外界估计当中20至30%极大机会会违约,因其财政担保不合规。2010年底的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径下负债总额23.8万亿元，占当年GDP比值59%，接近国际公认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的警戒线。除了这两个大头，再加上借道政府信誉的国企债务以及民间高利贷债务等，中国的债务不少。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债务水平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目前为GDP的100%左右，日本更是高达GDP的200%。另外，从债务偿还能力的角度来看，用“净债务”的概念更为合适。比如日本的“毛债务”是GDP的200%，但“净债务”是120%。咱们中国的净债务很低。 但问题在于，现在国家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究竟债务比例高达多少，而究竟又有多少面临违规风险。在中国这个习惯性报喜不报忧的官体之下，恐怕仅以官方上报的数据只能是管中窥豹。从法律上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借贷的，但开展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就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被几乎所有地方政府效仿。 也正是在4万亿大投资期间，为支持经济投资项目的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幅扩张，数量从08年的两千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可以认定，在中央政府实行“4万亿”刺激政策后，引发了地方债务爆炸式增长。历史上，地方债务增速最快的时间就是1998年和2009年，这两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62%。 债务危机有很多种，我把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像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债务危机来源于“高福利”，可称其为“高福利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他们的债务来自于这些国家的举债投资，叫“高投资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逐渐面临过去几年间“高投资债务”的还债期的来临。比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 以前从来没有人担忧过中国的债务问题，那是因为： 其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国内的经济投资所需要的债务，更类似于日本的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也正是因此，不少国内学者认为，中国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其二、中国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意味着地方债务违约就会引发银行信贷危机。不过，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 其三、中国有其特殊性。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区别。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既然银行受政府控制，那么借新款还旧款就是顺理成章。 其四、无论有多少债务，中国政府完全自由主导货币发行权，政府永远都不怕缺钱。 但事情是否是这么简单呢？ 为了平复高举的债务已经催生了另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货币超发。中国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和抑制债务爆发，选择了最简单却又是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政府掌控的铸币权。国内的M2与GDP比值直接从2000年的135%飙升至了07年的173%。而中国特殊的流动性偏好使得膨胀出的M2迅速涌入投资品市场，这也成为了中国常年高房价的主要诱因之一。现在，中国的M2已经越过100万亿，远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 与货币超发对应的，货币价值的缩水也就是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加上刚刚起步尚未完善的社保制度，中国构建在庞大M2数额之上的，是一旦危机爆发便会因为货币购买力崩盘而全民皆伤的潜伏的社会问题。如果把这个当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隐性负债，那么中国的债务比例恐怕将难以估计。 另一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社保支援，意味着债务未爆发之际，中国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力量完成，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同样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国内消费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中国缺少社保支援，缺少消费的有力保障，就是缺少了在债务与经济之间的最后一条缓冲带，铸币权并非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把它“束之高阁”，但放得越高摔得越惨。以铸币对抗债务危机，那只是中国经济的一杯鸩酒。 而且，恐怕地方债务的问题在未来还会越滚越大，比想象要夸张很多。之所以这么说，是与中国投资项目的“巨舰大炮”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次贷危机以来，所有提振经济而上马的大多是所谓的“大投资”“大项目”，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30%流入铁路，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6万亿，负债率高达70%以上，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进入烂尾。类似铁道部的骑虎难下，恐怕已经成为了大多地方政府和国企央企的感受。 其实债务危机的传导，已经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展开了。继温州民间高利贷链条断裂后，鄂尔多斯、安阳等地也相继出现了跑路的现象。而在民间高利贷的大潮里，除了民间资本外，权钱结合的“官银”也大批量介入，企业从银行低贷再社会高息转贷，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加盟，让这一债务链增加了复杂性和系统蔓延。与此同时，国内热钱外流在2011年呈现极速增长趋势，个人资产超亿元的中国民间企业主，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这对于加剧债务问题的爆发和资本泡沫的破裂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看到，中国的债务问题，并非是四平八稳。而归根结底，想要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必须转变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尽快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而将投资的大旗转交民众和企业完成。只有加速投资的血液流动，才能避免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漩涡中，投资效率低下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的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除却政府定位的长期改革目标外，当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中国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 第一，宏观调控应建立审慎评估制度。特别是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大起大落的投资、债务管理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在长期的发展目标，与项目审批上体现出更加审慎而全面的规划。这也是是避免政府开支扩张的重要前提。 　 第二，地方融资应有市场化制度安排。在中央动辄几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但巨量的资金需求却并没有有效地疏散渠道，信贷、卖地等单项的融资渠道等于更加集中了风险爆发的危害性。因此，逐步放开信用等级较高的地方债市场，也是解决当下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最后，建立预算硬约束制度。地方债务高企，除了中央的宏观刺激之外，好大喜功的地方冲动投资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这与地方投资缺少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改革财税转移制度安排，建立财政预算硬约束，是避免地方债务无限增长的制度保障。 从以上三点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恐怕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中国不仅需要经济转型，更需要改革。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追求的增长，是以何为代价得到的，这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