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2012年新年刚过，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了“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年会”，会上不仅征集了新年度的捐款，确认新的捐助对象，还像往年一样，给国内良心犯和受难者家属寄送了慰问卡。 “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创立于2004年圣诞节期间，那时北京的“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和徐伟在国内被判刑的消息传至海外，给西方的圣诞节增添了些许东方的受难色彩。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召集人盛雪是该项计划的发起人，她回忆了当时的情况：“2004年的圣诞，我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过平安夜，聊起刚刚被判刑的四君子的情况，在场的朋友琢磨发起一个稳定持续的捐助行动，就成立了这个十元捐助计划。” 这次捐助行动被命名为“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参与者原则上每月捐助十元，这样做一是不增加捐助者的负担，二来是为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关注中国良心犯和中国的民主进程的行列。四君子在当时并不是具有明确政治诉求和政治行为的异议人士，他们只是凭着自己所受的教育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希望老百姓拥有基本的尊严及自由。他们当中有三人来自农村，了解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想促成其变化。盛雪认为他们只是想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好人，却因此遭受迫害，被判刑8年到10年。 有道德情操及行为高尚者在中国遭受政府迫害，他们的家人受到社会的冷漠及歧视，对他们的惩处加速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盛雪认为：“我想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断地受害，不断地被投入监狱，对中国社会的人文文化、道德、信仰和社会风气等等，都是非常深刻的伤害。我们想至少要让他们四个人的家里人知道，他们的孩子没有做错，让他们家里人得到一些外界的温暖、关注和支持。” 八年来，参加“十元计划”者由开始的十来人，发展到目前的过百人次，受益人包括分别于09年和11年出狱的四君子，因迫害而精神失常的天安门三勇士之一俞东岳等。每人每月十元的捐助，看似数目很少，但集腋成裘，送到受害者家人手中，又更似雪中送炭。杨子立家人在他被判刑后绝望无助，正是海外善款助她走出绝境。俞东岳的妹妹也表示来自海外的援助，使他们家里度过了难关。 更能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现状的是，一些海外捐助者由于担心会影响自己回国或牵连国内的亲属，在捐助时使用了假名，这种在人道捐助时的谨小慎微与中国国内“我爸是李刚”式的无所忌惮形成了强烈对比。 盛雪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待良心犯的高压政策，导致了中国人的畸形生存状态，尽管“十元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中国官方的阻扰，但并不说明中国政府对来自海外的人道捐助网开一面。盛雪说：““中国政府曾没收过给六四母亲丁子霖的捐款，甚至会以人道捐助给受援者定罪。我曾给杨天水找到500欧元的捐助，在其起诉书中就被列为一条罪状，说这笔钱是用来资助他颠覆国家政权的。” 据了解，目前海外专注于救助中国良心犯的持续行动，除加拿大的“十元计划”外，还有美国旧金山的“人道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长期关注那些因追求民主、践行基本人权理念、捍卫言论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国人，并定期资助他们陷入困境的家人。 本次《当今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蔡险峰律师按】1945年1月1日，国共两党在各自的党报——《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刊登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元旦讲话。抗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家将往何处去，是两党领袖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6处，“宪政”一词出现了0次；而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民主”一词出现了1次，还特指“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一词出现了8处。 　　旋即，1945年1月4日（一说1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延安权威人士”1月3日批判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文章，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针对蒋介石元旦讲话中“今年把握发动反攻最后时机，不待战争结束召开国民大会”的宣示，“延安权威人士”犀利地反问道：“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 　　虽然时隔67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能激荡我的胸怀，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那时要是有博客和微博，对这位“延安权威人士”我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加关注求好友并先粉为敬。继而想，如果那时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民主党”和蒋介石倡导的“宪政党”，又产生了如“延安权威人士”所愿的真正的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会呈现出怎样的画卷呢？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4]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5]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6]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7]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8]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十二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4]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六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5]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217页注[3]。 　　[6]变工，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耕三余一，见本卷第75页注[3]。

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1年又是环境突发事件频发的一年。地震、雾霾天、石油泄漏……每一场灾难都带给我们伤痛，也引起我们的反思。回顾这一年，中国的环境都经历了哪些灾难和考验，又有哪些进步和收获呢？这是绿色和平眼中的中国2011环境事件，与我们一同回忆昨天，是为了明天而反思。

民主的一些基本理念，例如人权，自由，投票等等，这可是世界上都适用的，你能说亚洲和中国就没有人权？你能说亚洲人都不喜欢自由，喜欢当奴隶，那西方人侵略我们的时候，为啥要抵抗？当奴隶嘛。不是这样的，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是一个圈套，很多人就是拿这个圈套套住了一些人，我不会上当。关于素质，我前面说了，那些觉得中国人素质不行的，第一，问一下他们自己，你的素质行不行？你还别说，他们一般都会说，我的素质当然行，只是其他人……这就是自私的家伙，你行，别人就不行？第二，让他们到西方住一段时间，看看外国人的素质到底有多高，这都是胡扯，我住了四五个国家，不是住在大学，也不是住在城市里的外国人中间，而是像外国人一样住在居民区，他们的素质和我们差别不大，不同的就是制度，包括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