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Kim Kyung-Hoon/Reuters 北京——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如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在掌权数周内，也就是去年11月，在观看中国国家博物馆名为《复兴之路》的展览时提出了这个口号，该展览讲述了中国在西方及日本手中遭受百年屈辱的历程。习近平借用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美国梦”概念，将自己的烙印打在了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愿望之上。 此后，这个概念获得追捧。在最近的一周内，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提到中国梦的次数不少于24次。网上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呢？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就是“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根据官媒新华社，中国梦意味着所有劳动者都应该”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梦想联系起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在过去3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者的个人梦想主要是物质上的追求。中国人想要购买自行车或者电视机，从农村搬到城市，为他们的独生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如今，无数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基本的经济商品。他们关心环境，想要拥有政治话语权，希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佛教非常受欢迎，基督教也发展迅猛——以致于根据一些统计，如今在中国，基督教信徒的数量超过了党员的数量。 但这些都不用去考虑。如果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刻意模糊的概念，旨在代表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事情，其模糊范围也一定是自上而下决定的。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把它称作无用的魔杖（挥舞它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很多人都在中国政府控制较弱的新浪微博上嘲讽说，这不过是共产党进行宣传的废话罢了。然而，即便这种非常空泛的概念也需要接受审查。 共产党绝不会容忍人们对中国梦的诠释与其议程相悖。上个月，中国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的文章。文章称，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提高软实力，也不是说要抛弃共产主义理想，更不是宪政梦、人权梦、民主梦。 美国梦推崇个人主义：只要辛勤耕耘，你就会有收获。但是，中国梦似乎更推崇集体主义：只要你辛勤耕耘，国家就会有收获。 要提防那些不赞同这种诠释的人。今年1月，一向大胆敢言的中国报刊《南方周末》计划发表一篇叫做《中国梦，宪政梦》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倡分权。最后，审查者删除了与宪政主义有关的内容，并把文章标题改成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现实，如今它还想对中国人的梦想进行控制。 人们可以看清这一点。在讨论国家干预的过程中，网民开始根据习近平的措辞来调整自己的言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称，用来讽刺审查的委婉语“和谐”一词正在被取代。例如，倘若这篇文章被发表在中国，它就很可能会“被梦掉”。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呼唤更明确而具体的自我判定标准，诸如年收入1万-6万美元，日均消费10美元以上，都被批判标准过低。有车有房也被认为只是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则被广泛传播的国外新闻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描述为拥有一台佳能60D相机，或一部i-Pad2，抽红塔山香烟，和用手机APP关注空气质量。这引来铺天盖地的评论，人们纷纷感觉自己只是在被中产而已。 　　长久以来，晋升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是很多在国家的改革当中下海，受到高等教育、出国留学，乃至考公务员的人们的奋斗目标，觉得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还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种希望，更是一种动力，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在加大，但人们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却丝毫没有减少。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与规划中的生活渐行渐远，飙升不止的房价让所谓的舒适而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看起来就像海市蜃楼。保值个人财富的投资渠道的缺失，以及对医疗、养老问题的忧虑，也在大大降低潜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安全感。 　　但与之相对的，中产阶级的话题却又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成，被美国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派往中国做访问学者，当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一个被否定的命题。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上海，中产阶级兴起的现象却引起了李成的关注，结束访问回到美国的两年后，他撰写了一本《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动力和困境》（RediscoveringChi-na:DynamicsandDilemmasofRe-form），主要讲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上海以及上海周边地区中产阶级的兴起。但当时好多人抱有疑问：中国到底是否存在中产阶级？ 　　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界，对中国产生中产阶级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李成在出版《重新认识中国》之前，也曾投过几次稿，但大多都被拒绝了，因为审稿的人认为中国并没有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一小部分非常有钱的人和大多数贫穷人口。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被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否认，以至于书的出版非常困难，李成本打算在标题中使用“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汇，但最后也只得妥协。 　　直到2009年9月，“中国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转型”国际会议在布鲁金斯学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话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最后由李成汇集整理为《中产中国》（China’sEmergingMid-dleClass）一书，这本书被视为英文世界第一部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学术专著。这次会议的研究是跨学科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参与讨论的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欧洲，还有韩国；研究的内容亦很广泛：教育、房地产、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还有定义上的探讨等。而这样一部汇集各方观点的著作，在参会直至集结的过程中，并没有仅仅强调达成共识，更重视的是讨论本身，它回答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一些疑问。这本书的第十一章：处于亚太背景中的中国中产阶级，由萧新煌撰写，他在文章结尾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之间是隔绝的，而不是有联系的。”当记者问到作为主编者的李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直言并不认同。但李成并没有强求撰稿人采用同一种分析方法，而是允许严肃学者彰显各种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存在多少中产阶级？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种角色会随着中产阶级的继续扩大而有所改变吗？……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仍旧是各种各样的，但如今，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为时却并不早了，一个阶级的形成，其内部应该存在着某种认同，中产阶级概念的广泛使用正是这一认同的最好体现。 　　定义尚存异议，但消费却无可争议，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及其品牌都在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量身打造一系列新产品、新战略。中国的电视和网络媒体里，针对中产阶级生活产品的广告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中产阶级在很多问题上，也都得出了基于消费的答案。然而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所说，“世界其他地区中产阶级的许多表征——广泛存在的公民组织、一种特定的社会精神、对于体现自身价值所持的基本的保守主义态度——还没有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但事实上，“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如何沿着这几条切线打造自己，对整个体制的演变来说将十分重要。” 　　 观点摘要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一次由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这两个行业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贡献巨大——的崩溃带动的经济下滑只会加剧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况且，中产阶级对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这一战略试图将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转为内需拉动型。中产阶级扮演的日益重要的经济角色或许会反过来提高这一阶层的政治影响力。 　　 霍米·哈拉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弗里·格茨（布鲁金斯学会沃尔芬森发展中心研究分析师）： 　　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显著扩大，需要作出重要的结构转型和持续的政策调整。 　　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小到了极不相称的程度。对中国来说最不确定的就是，现今的增长是否足够强劲，能延续到中产阶级的消费引擎发动起来为止，或者说，是否等不到中产阶级成熟起来，经济增长就会停滞。 　　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说过，中间阶层是一种制衡力量，一种稳定因素。没有这样一个阶层，王朝的危机和社会动乱就极易发生。孟子表达过大致相同的原则：有恒产者有恒心。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济环境、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秩序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或保守、或激进、或依附。而一种全球趋向的、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经常伴有跨国的政治价值观——将会越来越促使中国中产阶级与国际潮流相契合，而不是相抵触。 　　 满燕云（北大-林肯中心教授）： 　　在中国，居住条件正在伤害中等收入群体，它使得中产阶级和城市穷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影响到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前景，阻碍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增长。 　　 卢奇·托姆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住房建设似乎都同新的富裕群体的崛起有着内在联系。但是，房地产的建设效应和受益者在各地却各不相同。在北京，中产阶级的出现是当地官僚体制有意识干预的结果，目的在于通过住房造就一个高消费、高素质的中产阶级。在沈阳，中产阶级是被当作文明的标签使用的，这个标签的用处是为城市改换名声。而在广东，传统社区的位置优势，以及集体和宗教的痼习使得当地的村民成了工业化过程的赢家。三个群体和三个案例都表明，上行流动是由地方政府的发展与现代化计划带动的。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西方的接受过程是怎样的？ 　　李成： 中产阶级的概念，逐渐地被美国学术界所接受，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认同首先是从商业界开始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存在，彻底改变了世界，尤其是改变了全球经济的版图，改变了经济消费的主要来源，而中国逐渐成为了消费大国，这本身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认识。就这样，由商界驱动，然后是新闻界认可，最后，学术界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虽然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问题上，学术界是领先的，但在中国中产阶级问题上，学术界是滞后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改革，社会的稳定，经济模式的转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上的作用，都是和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消费有关的，他们更多的是带来积极的作用，中国在不断探索避免西方经济发展中的旧模式问题，尤其是在环境保护、能源过度使用等方面。有意思的是，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而中国梦实际上是与美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媒体往往夸大它们的不同，夸大其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国家强大。当然中产阶级概念在中西方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中国或许更注重的是中产阶级的社区性而不是个性。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观念的、政治的概念。 　　 经济观察报：由于人们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和标准都是不同的，所以尤其在中国，到底存在多少中产阶级，谁是中产阶级，是难以确定的。但目前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倾向：中国大多数被认为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人，都极力否定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李成： 虽然缺乏比较可靠的民调来证实，但人们否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原因其实非常清楚：过去的几年，国进民退，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对腐败不满，对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满，而且帮助贫穷人口的责任最应该落在富人的肩上，但富人的赋税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正是这些抱怨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还有，中国人身上还压着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保，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而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产阶级应当是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人。而中间阶层的成员则被认为是普通人，既不太富也不穷。 　　至于定义和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头40年，很少有人使用中产阶级这个字眼，20世纪50年代中期，1949年以前存在的400万家私人公司和小企业被有计划地拆散，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规定国家只能有三个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界才出现了中产阶级这个字眼。过去30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中产阶级是否还是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的有用的概念框架。 　　但实际上，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我更倾向于一个综合性的定义，考量他的收入、消费、职业以及自我认同等，这样会更好的评估这一非常多元的群体。中产阶级目前的界定尽管不够准确，但其实在所有国家都不够准确。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成员，就家庭背景、职业身份和教育程度来说，与中国同阶层的人一样，也是五花八门的。 　　 经济观察报：与人们极力否定的态度相反，如今中产阶级这个词汇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李成： 因为中产阶级的存在对于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正如我布鲁金斯的同事李侃如在《中产中国》的序里说的，要继续拓展跻身中产阶级的机会，并且其速度要足以让那些依然贫困的人觉得自己或者孩子还有成为中产阶级的现实可能。 　　在西方，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萎缩，生活方式受到冲击，与之相对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世界各国的政客都在打中产阶级的牌，美国是这样，很多欧洲国家是这样，亚洲的一些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但如果中产阶级真的在大规模的萎缩，（政客）打这个牌在很多方面是有待商榷的。从各种意义上讲，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变动中的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广告大多都是在吸引中产阶级的注意力，而中国目前推动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希望能够启动新一轮中产阶级的增长，虽然最终能否实现还有待于观察。所以反过来讲，如果中国真的不存在中产阶级，那为什么广告老是针对他们？这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只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一个片刻，经过更多的时间，达成一个跨越，可能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察点来评估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我们比较三十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人们在90年代否定的概念，现在正逐步被西方接受？最根本的事实是消费，而消费是没什么可争议的。大量面向中产阶级的商品，都在前赴后继地涌入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