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10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政经】 1、政府与市场之间 陈元 著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近著《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开发银行从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转变，银政合作对市场建设的作用，从芜湖起步的城建融资模式，“规划先行”理念，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经济转型的市场化路径，以及开行支持“三农”、民生、国际合作领域的实践成果，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前景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对十多年来探索开发性金融所感、所思的初步总结。”陈元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 本书披露了众多重大投资决策出台的过程，提供了对国内政策和国际局势的金融解读。同时收录了陈元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和接受媒体专访的稿件。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在序中指出，在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未必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某些融资服务的背景下，本书探讨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陈元董事长领导下的国开行与中国整体改革经验都告诉我们，适当条件下的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2、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By James McGregor 过去三十年，中国已经从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成长为一个活力非凡的经济体，几乎颠覆了世界舞台的每个惯例——不管是政策的还是商业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制造业机器，5亿国人脱贫，以美金算，则诞生了超过百万的百万富翁。 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中国生活了25年，当过商人、记者和作家，期间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近十年。在近著中，他提供了广泛的新研究，拉开了遮掩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帘子。他将含有不少自夸成分的“中国模式”描述为威权资本主义的一种，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体系会以它自己的方式终结。它已经被证明与全球贸易和商业治理的格格不入，它对跨国公司造成了威胁，跨国企业担心自己的商业机密和技术会被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学习”过去。其他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秩序有所防备，因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提供了优厚的补贴。同时，中国还依赖于已经过时的投资和出口模式。 过去行得通的模式，在将来就未必了。作者认为，如果中国还希望继续朝着繁荣迈进，那么中国模式肯定要大刀阔斧地修正。中国正在透支它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它必须学会创新，放开对私有企业的约束。对于执政党来说，他们得舍弃对经济无所不在的掌控，以谋求发展和社会稳定，国有经济也必须改变，并且提供足够多的机会。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自唐朝文学家陈子昂之手。麦健陆指出，这个状况在今天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日前，麦健陆接受了 《华尔街日报》的采访 ，详细阐述了新书观点。他认为，中国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本应产生更多私人企业，经济也更开放，但最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他曾经为自由贸易和公平的中国政策游说华府，但却看到中国朝着西方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也看到了足以引发中美或与其他国家之间冲突的“敌对”状况。他还在 耶鲁国际 发表文章剖析了看法。   【法治】 3、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By He Weifang 在中国，公众对法治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司法所受到的干预仍然存在，发展一个健全、可持续的法律体系显得非常紧迫。 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中，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是中国法律专业人士队伍的快速膨胀，律师和法律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都被认为是国家公务员。现在他们可以为这个群体自豪——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治程度，并且拥有稳固提升的专业化水平。 《因正义之名》一书呈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于中国法律改革状况的评价。书中除了收录作者的学术作品，还包括了他许多的公开演讲、媒体采访和公开书信，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贺卫方同时作为中国法律界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 贺卫方提供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历史回顾，选集中的文章涉及了司法公正、司法审查、法律教育、死刑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法律保障。贺卫方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支持者，他相信执政党领导下不断出现的制衡的制度化，可能代表了通往民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的宪政才能保障中国的社会公平和长久稳定。   4、Intolerable Cruelty: Marriage, Law, and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y Margaret Kuo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到1938年的十年间，一小部分法律精英人士编撰了法律条文，将婚姻和家庭的制度规范带到现代社会。他们的讨论催生了1929年的民法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赋有个人权利和性别平等原则的法律。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成百上千的男性和女性依照新的婚姻法到法庭上解决家庭内部矛盾。这本书详细分析了这部法律的编撰过程以及随后的实施，它涉及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议题，包括了当时尝试实践自由现代性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转型和性别关系。 这本书的作者、加州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郭贞娣（Margraret Kuo）还反驳了“民法作为精英法律打了折扣，未能在现代化城市家庭之外发挥足够大作用”的观点，她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被认为是历史上中国妇女的黑暗年代——的主流叙事。   【外交】 5、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By Edward N. Luttwak 正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关注中国“称霸”之后未来走势如何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Edward Luttwak却担忧中国自身的未来前景。他使用自己擅长的战略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很可能走向滑坡。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矛盾的战略逻辑发生碰撞，可能会出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甚至危险的后果。 一般而言，各国的战略逻辑会关注于军事或者经济发展，但中国正在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中国的军事建设和自信的外交政策已经引起了邻居们的反应，其中的三个国家——印度、日本和越南，加起来在人口和经济实力上会超过中国。那些已经形成了战略军事同盟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施以经济手段。 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发现在寻求经济繁荣和增强军事实力之间有困难。中国领导人还会终结对于古代战略思想的依赖，比如孙子兵法。为避免引起更多其他国家的敌意，作者建议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更聪明地寻求更稳定的经济发展平台，同时对发展军事和外交保持克制。 6、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宫本雄二 著 林铮顗 译 中国已经发生了剧变，如何与这样的中国往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称为第二大经济体，加上历史原因，中日之间可谓波折不断，关系微妙。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抛出了这个问题，并展开详细论述。宫本雄二于2006年到201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被称为“知华派”。卸任驻华大使一职后，他完成了本书写作，中文繁体版最近在台湾出版。 宫本雄二认为中日之间许多问题来自于误解和不够了解，因此在本书中，他首先剖析了中国国情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回顾中日交往的历史，他强调战略互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 他坦言中日国民的感情依然脆弱，两国发生纷争和对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宫本雄二分析指出，一方面，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需要阐明将来想建立怎样的世界，扮演怎样的角色；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两国关系的平衡和尊重，日本的发展强盛也不可或缺。宫本雄二强调，日本对中国而言是“必要的、不能忽视的、具有意义”的存在，因此当务之急是强化“软实力”，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需要领先中国一步。 7、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Between Rising Naval Powers Edited by Sam Bateman and Joshua Ho 这本书审视了新近的东南亚海上安全状况，集中分析它对于中印潜在的战略竞争区域的局部影响，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力量都在崛起当中，这种战略竞争包括了可能的海军“军备竞赛”——既有力量的发展，也有实践的对比。作为“向东看”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已经在太平洋部署了海军单位，为港口访问、与东亚国家和美国海军的演习作准备，但印度同样担忧中国海军在印度洋行动的可能。尽管美国和印度的防御关系继续深化，美国和中国也在试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这个地区中印的战略利益存在重叠，可能引发海上战略竞争或冲突，这有可能会发生于孟加拉国湾、马六甲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经过东南亚水域的海上交通线构成了链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重要咽喉，支撑着中国和其他东北亚国家基本的能源供给运输。中印的战略竞争也影响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主要的海上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美国。 本书分析了潜在的合作与建立信心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增进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降低因战略竞争而引发的风险。   【史论】 8、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y Elizabeth J. Perry 我们如何解释令人惊奇的中共革命的轨迹？它为何要采取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路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她认为，这有赖于中共的创造性发展和对文化资源的部署——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和之后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及其继任者们巧妙地进行 “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stronage)，建立了统治，让曾经属于外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被接受，内化成中国的。 裴宜理通过对安源煤矿的案例研究，追踪了这一变化过程。革命之初，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曾经在这里动员了工人罢工，它还曾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安源象征了与众不同的中国革命传统，关于这个传统的意义仍然在激烈争论。 裴宜理的研究表明，早期安源工人罢工，加入新的思想，重新整合了人们熟悉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所谓“文化置换”；而建国后，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则是“文化操控”。虽然书中解释的是早期共产党如何利用文化传承传统，保持生命力，但时至今日，谈到“红色文化”，这本书还能与当下中国形成对照和印证。 10月22日，裴宜理在香港大学就本书观点展开演讲，“政见”团队对其进行了专访，访谈稿稍后即将发布。 9、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浩劫的来临，1961-1966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 著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丛书的最后一卷，它研究了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专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试图从中寻找答案，为何毛泽东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带入了十年的混乱，还影响了执政党的统治。 这场灾难从60年代初的大饥荒开始，导致成千上万的死亡，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渐渐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区隔开。毛愤怒于他的伙伴们已经准备接受资本主义的道路救过，更因相信当时的苏联已经资本主义化，投向“帝国主义”西方，加剧了愤怒。本书覆盖的时间段是1961年到1966年，对毛泽东来说，越来越迫切的问题无疑是，怎样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革命退化。他给出的答案是进行文化大革命。 作者参考了党史文件、访谈、研究书籍和论文，详细描述了毛泽东和他同伴之间的罅隙，当时他们正面临着国家私有化和国际环境日益恶劣，最后毛打破了延安时期的团结，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本书英文版早在1997年已经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世纪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第三卷的中文版，并且修订了第一卷和第二卷。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此前在FT中文网发表《 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一文，披露麦克·法考尔做中国研究的诸多故事，颇可一读。10月29日，麦克·法考尔做客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演讲。 10、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新著《昨天的中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反思了历史观与中国发展。下篇则回顾了辛亥革命和百年宪政，提出了独特的思考。书中收录了袁伟时撰写的文章、媒体专访稿以及演讲记录。 袁伟时的这本书再次强调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11、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 陈佐洱 著 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在这本新书中，揭秘了香港回归谈判最后阶段的真实细节，呈现回归前夕中英就香港防务、财政、经济、民生、司法、出入境、资产和档案等问题的博弈。如果想系统了解香港回归交接谈判的来龙去脉，此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思想】 12、Confucianism, Democrat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By Joel Fetzer, J Christopher Soper “亚洲价值”兼具儒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的成分，这本书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做了一系列严格系统的研究，从民主化到对妇女、原住民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等。基于公众调查、立法机构辩论、公立学校教科书和台湾政治人物的采访，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Joel S

作者： 大海之声   近闻，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点。 这种类型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大陆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然而，这类消息传达出来的两个强烈的信号，是否引起了人们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却有待斟酌。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呢？一个，体制内就业对广大求职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之间的阶层界线，即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清洁工职业，只要属于体制内的“编制”，也比体制外的“白领”具有吸引力，可见，体制内就业呈现出来的“刚性”优势可与恒久居高不下的房价比肩，这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反常的；另一个，在收入的丰厚、稳定以及各项社会保障的优越、恒定方面，体制内就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行业，然而经济改革的趋势则是体制内就业的范围将越来越小，体制外的就业空间将越来越大，就是说，就收入增加、稳定和社会保障内容的拓展、恒定而言，它是和上面那个改革趋势反向行进的：体制内就业的范围越是缩小，它的收入增加的速度就越快、越稳定，各项社会保障就越到位，越恒定；而体制外就业的范围越大，其收入的增长幅度、稳定性和各项社会保障的内容、恒定性就越薄弱，其风险和变数尤其下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对于一个GDP增长每年都保持在8%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极为反常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对中国大陆而言，所谓“体制内就业”意味着至少大部分岗位，是由国家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供养的，一部分“自筹自支”事业单位，其“创收”也和政府的行政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制外”的就业岗位，至少绝大部分属于“造血”的，它们以直接的生产、服务和管理的造血功能，以税收或各种行政性收费的方式向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源源不断地输血，用其一部分供养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范畴中的“体制内岗位”。问题是，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体制外底层就业人群的收入长期低位徘徊，其基本社会保障的内容、覆盖面长期处于单薄和停滞状态；而占据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中等阶层”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却因“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而反差强烈；只有占人口百分之十的“体制内”人群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在随GDP而高速增长，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是病态的，不可持续的，它蕴含的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最终激化，导致社会动荡或革命。 显然，被一些人引以自豪并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正处于这种“病态状况”。究其病源，我以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大败笔，导致“中国模式”落下了病根。笔者不揣冒昧，简要析之。 一大败笔：造就了新的等级制度。改革开放最大的政治功绩，是废除了毛泽东时代那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政治等级，基本恢复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就是说，在政治上，人群中已经没有所谓“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和“革命干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等“红五类”之分。然而，在破除这种政治等级的同时，却在重建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层面和分配层面的新的等级制度。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在分配及社会保障上的体制性保护范围，覆盖了除农民以外的几乎所有社会阶层。这种体制性保护是扼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生机的头号杀手。改革开放以后，大面积缩小这种体制性保护的范围，是必需的。然而，这种体制性保护范围的缩小，可以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体制性保护范围以国家和政府公职人员为核心进行缩小，这一点并没有错，区别在于缩小的性质、方式和方向。这种区别何在？其一，是把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其他人员的工资标准始终定在社会中等阶层的收入水平，淡化这个特殊群体的收入水准在整个社会分配状况中的优越地位，还是在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的收入增幅缓慢甚至长期停滞的情况下，单方面一路提升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且涨幅“惊人”，不断强化这个特殊群体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优势？其二，我们看到，体制性保护范围收缩的最后边际，同时也是各级权力核心辐射的最后边际，也就是说，体制性保护的最后覆盖范围，仅仅是各级政府机构序列（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群团）的公务员和与权力机关关系紧密的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机构人员）。问题是，对这个最后的保护圈内部的用人机制，是进行只进不出的固化——即将这些手握各级权力和职务之便的特殊群体的优越性和流动性固化呢？还是软化、淡化体制性保护圈子的最后边际，采取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让各级权力核心公务人员的选拔、流动和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流动机制融为一体，让公务人员同样优胜劣汰，能进能出，从而使体制性保护的圈子处于逐步去特权化、去优越化的状态？其三，是不断淡化以至消除因体制性保护形成的各个阶层的身份差别，还是不断强化、细化乃至彰显这种身份差别？ 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体制性保护范围缩小的过程究竟走的是什么路径，哪个方向，其答案已经一目了然地摆在人们面前。体制内群体工资收入的涨幅和体制外群体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涨幅相比形成的巨大反差，还用在这篇小文中说吗？三十多年来，尽管体制性保护圈子在大幅缩小，但处于圈子核心部分的特殊群体，你也许听说过他们在“竞聘”中职务有所变动，但你听说过有人在正常的选拔竞聘中丢了铁饭碗——“编制”的吗？现实生活中，你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体制内”的单位，“在编人员”和“不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别惊人，而且这样的单位无论在编人员和不在编人员，其中又分若干身份等级，且收入福利也相应分出等级。比如在编人员的性质有行政人员，即正规公务员；有事业编制人员，其在身份和收入的“刚性”上要稍逊公务员一筹；有干部性质，有工人性质等等。而不在编人员中有等待进编人员，即其学历和资格都符合进编，只是单位编制有限，需等待有人退休腾出位置，其收入和福利、“劳保”比正式在编人员要稍逊一筹；有合同制人员，临时工等等，后两种人员也许永远没有进编的资格。虽然一个单位的不在编人员往往承担着单位大量的主要业务工作，但他们的收入却不是和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效率挂钩，而是和他们的身份挂钩。因此，当体制性保护圈子中核心群体的待遇优势和身份优势被固化、刚化以后，其所处的最优社会等级就像一杆标杆，成为整个社会划分分配等级和身份等级的一个坐标。一个体制内单位各种人员的身份划分，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他非体制内单位划分人员身份和分配等级的样本。由此我们看到，在一些完全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国企甚至合资或民营企业内部，员工的身份等级和随身份而同步形成的分配等级，也有着严格的划分。 于是，这种以体制性保护圈子的核心部分为最优等级标杆而划分的整个社会森严的身份等级和分配等级制度，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分配不公以及经济剥削、两级分化，而且还带来了公民之间的身份歧视、官本位膜拜、社会核心价值的扭曲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弊病。 二大败笔：造就了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仅仅是体制性保护圈子内人群的收入、待遇被固化、刚化和优化，其催生整个社会等级划分的标杆效应还不会十分明显，其社会后果也不会那样严重，因为当体制外的社会中上层的收入、社会保障由上线超过这个特殊群体、体制外的中下层的收入、保障从下线接近这个特殊群体时，以官本位为标杆的社会分配等级和公民身份等级的边界，就会逐渐被模糊、消解，社会的发展仍然会向公平、公正的良性方向行进。这种情形，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并非没有出现过。一度时间，大学生择业的热点，是正在蒸蒸日上的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自主创业，连机关干部也跃跃欲试，有相当一部分人丢掉铁饭碗“下海”创业或经商。然而，好景不长，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朝着这个良性方向发展下去。很快，无论是农村多种经营致富热、企业自主创业热还是下海经商热、投资抄股热最终都没热得下去，或者因各种动荡、风险、不测逐渐冷了下去，或者干脆降到了冰点，而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却在不断“升温”、刚化，其风险也在和体制外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不测风云”的比较优势中降到最低点。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经济“奇观”：连体制内扫大街的清洁工岗位，对于“十年寒窗”的大学生，也成了“挡不住的诱惑”。那么，为什么体制外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都在面临着下行的风险和变数之中，而惟独体制内核心部位岗位待遇的优势则越益坚挺，且终于“独占鰲头”，“鹤立鸡群”？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过程。但既然大陆的经济改革属于政府主导性改革，那么造成当今这个畸形的经济发展局面，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在哪里呢？我以为，体制外行业的“不景气”大抵和它们当下生存状态的尴尬有关，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则是由政府的“主导性”产生的。当然，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应该由经济学家去寻找，这里只能划出几条粗粗的轨迹。 第一，我以为，中国政府的高税收政策，一直是扼住工商企业咽喉的一只手。尽管高税收可以使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比重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但却大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再生产空间，是逼迫企业走初始资本积累之路——从廉价劳动力身上榨取利润的第一推手； 第二，以资源、原料、市场为依托，以廉价劳动力为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将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是政府主导性经济改革中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尽管“战绩”不菲，但是代价极大，它的不可持续性和承担的国际市场风险随时可能让它掉入陷阱。尤其当它们微薄的利润空间主要来自本国的廉价劳动力时，这根脆弱的支柱一旦崩塌，其结局便可想而知。可见，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广大企业走初始资本积累之路的第二推手； 第三，各级政府对企业名目繁多的行政性干预以及政府官员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使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其中进行“政府攻关”和贿赂官员所付出的大量隐性支出，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成为企业被迫从一线员工身上榨取利润的第三推手； 第四，政府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后，被“抓大”的大中型国企大部分成了行业垄断企业。它们不仅垄断资源、人才和政策，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垄断市场份额，使大量“体制外”民营企业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来扩大利润空间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不得不转而“内部挖潜”，从而成为企业“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第四推手； 第五，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强烈的逐利倾向。这种倾向有三个内容：一个，官员的政绩冲动；二个，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三个，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冲动。这三个冲动，决定了政府主导经济改革支撑点的位移。比如，从各级政府大办“开发区”热转向“城市化”热就是这种支撑点位移的典型表现。而各级政府“主导”的超常规城市化建设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好处：一，可以迅速取得以城市繁荣、公共设施和城市景观为主体的直观政绩；二，为各级政府一直乐此不疲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兴起的以炒地价和房价为引信而一路攀升的房地产热，不仅可迅速引领GDP的大幅增长，而且也大大开拓了国内的购房“需求”；三，由于土地归国家所有，因而各级政府都可以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谓土地财政也；四，参与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运作的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寻租空间。而过度城市化的恶果为：一，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银行贷款，使社会和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日益捉襟见肘，逼迫社会资本向房地产业大规模转移，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而且助长资本炒作、金融投机之风愈演愈烈；二，城市化中的大拆大建迫使大批城市居民“超前消费”，不仅沦为房奴，而且购房支出大大挤压了他们其他日常需求的支出，其后果是直接导致其他生活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和这些消费品生产厂家的窘境，从而再一次打击了实体经济，使它们的发展空间更加逼仄、艰难。这也是人们长期嚷嚷“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三，由于政绩冲动和投资冲动，城市化中各类公共设施、商业网点的过度建设，导致大量的城市设施和公共设施因超出市场需求而形成浪费。而这些浪费占用的是大额政府债务和银行贷款。也就是说，这些浪费的部分是得不到市场回报的，属于“呆账”，但仍然是GDP增长的一部分。就是说，这部分“呆账”导致我国不断增长的GDP中掺杂的虚拟成分和泡沫日益增多，这就是我国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不成比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GDP中虚拟成分和泡沫的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将直接导致国家经济的崩盘；四，虽然城市化和房产热带动了一个庞大产业链条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不可持续。因为我国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并不是根据城市建设和居民住房的市场需求循序渐进地发展的，而是建立在对城市土地的突击性扩张上，因而，由城市化、房地产热带动的产业链条的繁荣，和我国“十八亿亩耕地”的保障目标将发生尖锐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这个产业链条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届时会有大批人失业或大量农民工求活无门；五，导致权力寻租更加肆无忌惮和吏治腐败越益病入膏肓。 可见，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支点位移所造成的大量投资和资本由实业界向城市化、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转移，从而使大批实体经济因市场空间的萎缩而处于艰难、困顿甚至朝不保夕直至破产的状态，是体制外各行各业的就业岗位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不断下行或充满风险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大陆实体经济利润空间拓展的主要路径长期停留在对廉价劳动力的榨取上，则一方面形成了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线劳动者收入长期低位徘徊，另一方面占人口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极为有限的消费需求，不仅和快速增长的GDP不成比例，而且反过来制约经济实体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国内内需为什么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体制内职业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日益优化、坚挺，而体制外各行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越益动荡、下行、充满风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战略支撑点的位移和以“廉价劳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委实是“中国模式”的又一败笔。 三大败笔：造就了失败的教育制度。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向现代化行进、其高等教育又不能迅速普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小学的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的精英教育，是有明确分工的。虽然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确有选拔、择优的连带关系，但两者教育的方式和目标不可能混同，普及教育是大众教育，肩负着培养大众最基本的人文精神、道德素养以及和现代化进程接轨的各类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大学教育则属于精英教育，它为各个经济领域、管理领域、人文领域和科技领域培养基础人才和尖端人才，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引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科学基础理论和科技水平向国际尖端领域行进，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方向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大学教育的基本模式理应是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尽管大学教育同样具有职业教育的功能，但它绝对不会沦为求职培训班。 然而，眼下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恰恰沦为了职业培训班，让学生获得一份求职的文凭，或取得一块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几乎成为各类大学的首选目标甚至惟一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改革开放后所谓中国模式对教育的绑架说起。 我们知道，在一个现代化进程起步不久的国家，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各种职业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管理层和被管理层的区别；科技含量高与科技含量低的区别等等。这些分工和职业的区别形成了一个由下到上的等级阶梯，这些等级阶梯高低贵贱的划分，围绕着收入、知识程度、社会地位、管理权限、被尊重程度、职业效能等核心内容进行，这种职业等级的划分也直接形成了底层社会、中等阶层和上流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三个等级社会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正常的，这里主要是指底层社会成员通过职业变动向中等社会、或中层社会向上流社会的流动，人们通过这种畅通的流动发挥自己的才华，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新的事业境界和幸福生活。可见，这种底层职业向中上层职业的正常流动，是整个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生活希望的根本保障，而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职业之间的鸿沟也将逐步缩小、模糊。当然，依靠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仍然是主要途径。一个人不通过专门教育，他永远当不了医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相当一部分职业的向上流动，凭的是人的实际才能和实践经验，而并不一定需要一张大学文凭。一位优秀的钳工当上车间主任，就完全可以胜任，干吗非要一张大学文凭不可？公务员也不一定非要大学文凭，有些人的实际管理才能远胜一张大学文凭。还有军队，从优秀的士兵中选拔基层军官，并不一定非上军校不可，照样能提高部队战斗力。中共军队的众多优秀将领，就根本不是由军校直接培养的。 因此，当高等教育文凭逐渐成为中上层职业岗位的惟一门槛和职业向上流动的惟一敲门砖时，由底层社会向中上层社会职业流动的相当一部分路径，就被堵死。如果一个社会职业等级之间的收入、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的差别并不悬殊，且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那么即便向上流动的渠道被部分堵塞，人们对这个社会还抱有希望。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一个国家将“廉价劳动力”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并一味刚化、优化体制保护圈子内职业岗位的收入和待遇，从而使社会职业等级之间的收入、待遇反差极为强烈、且向不断向扩大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则使广大底层民众处于绝望之中。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让下一代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命运的惟一路径，就是上大学。因此，获得一张大学文凭，不仅是下层民众子女向上流动的惟一希望，而且对于部分中上层群体的子女来说，也同样如此。只有部分掌权的官员和暴富的商人才有可能利用权力和金钱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谋取一个好职业。 于是，在底层职业或体制外职业的境况和中上层职业或体制内职业的境况的反差犹如天壤之别的情形下，为子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向中上层社会流动的惟一（除了特权）敲门砖，便成了整个社会绝大部分家长投资子女教育的首选目标甚至惟一目标。这个目标形成的巨大的社会需求，拨动了中国教育在市场大潮冲击下形成的那根最敏感的逐利神经。于是，围绕这个巨大的社会需求，中国教育有史以来最大的败笔——教育产业化的“怪胎”出现了，这个怪胎的狰狞丑恶表面上看只表现为大专院校超出常规的扩招，但深层次的本质则是逼迫整个教育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起码的宗旨，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链条打造成一个制造大学文凭——进入中上流社会的敲门砖的生产流水线。多年来人们常常诟病应试教育，其实应试教育的真谛就是选拔教育，而选拔教育如果把一张高等教育文凭作为惟一的目标，那么它除了堕落为高等职业培训班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而眼下我国教育的现状是，不仅大学教育，而且整个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都放弃了普及教育的基本使命，成了选拔教育的俘虏。至于从制造高等教育文凭流水线上淘汰下来的“废品”，自然是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地流向社会的底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学子的中考分数和高考分数，不仅决定了他能否继续深造或到哪一个等次的学校深造，而且可以基本决定他将来会到哪一个社会层次就业，就是说，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的中学时代就被“分数”的等次所决定了。 那么，大学扩招的恶果是什么呢？中上流社会和体制内的职业岗位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当大学文凭被大量地制造出来以后，其敲门砖的效应日益式微，大批大专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被挡在中上流社会和体制内职业的门槛之外，于是，新一轮严酷的竞争和淘汰出现了，尽管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单位已不买惟文凭论的账，但拼学历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某环卫单位看厕所的岗位都用起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大量高学历者在流向中上层或体制内职业岗位的求职过程中因“供过于求”而受阻时，不得不转向中下层挤占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岗位。从而形成人才的大量浪费和底层向上流动的途径被进一步堵死的恶性循环。 如今，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已经不再提起，但整个教育体系围绕全社会强烈、旺盛的就业需求而打转的逐利本质却没有改变。结果是，中小学的普及、基础教育被功利性极强的选拔教育破坏殆尽，年轻一代的文化素养、科学素养甚至道德素养在下滑，而高等教育一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它还能肩负起引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科学基础理论和科技水平向国际尖端领域行进，从而从根本上为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方向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人才保证的重任吗？可见，大学超常规扩招和以向学生提供进中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为教育的最终旨归，是导致中国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国家在改革中一刀切地推行惟文凭论和不断加剧社会职业等级之间反差的马太效应，则是引发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畸形、强烈需求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中国教育的失败，是所谓中国模式最大的失败，它给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提升造成的内伤，将危害深远，很难痊愈。

黄安伟 报道 2012年11月12日 北京——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近之时，政治学学者李伟东计划到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去观察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争夺战。 李伟东没有留在北京观察中国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反而登上了飞机。 在巴黎转机的时候，李伟东在电话采访中说，“我打算去美国研究选举。”亲眼目睹了上周二的美国总统大选后，他又通过无线电接受了一次采访。“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政治停留在史前水平，”他说，“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残存的最后一个史前文明。” 中国正处在关键时刻，来自精英阶层内部的质疑声音日益高涨。人们怀疑已有91年历史的共产党威权体制能否应对整个国家以及13亿国民所承受的压力。由邓小平于1978年推出并由几届党领导贯彻实施的政策让几亿人脱离了贫困，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些领导人实现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方法导致了堆积如山的问题，批评人士称，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这些批评人士中有很多都受益于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他们中有亿万富翁，有知识分子，也有共产党革命奠基人的后代。但他们表示，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共产党的议程不够有远见，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稳定。他们称，现在需要一项全面的战略，以便逐步解除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对经济、法院、媒体、军队、教育机构、公民生活乃至公民日常事务的铁腕控制。 这些批评人士称，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开始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大肆蔓延的腐败、环境恶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已经失衡。 “为了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资深记者杨继绳说。他也是首屈一指的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接下来的若干年，我们应该实行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 但目前，党的领导者还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没有表明他们打算以实质性的方式削弱自己在政府中的作用。 “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周四，即将离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大会将历时一周。 在长达100分钟的讲话中，胡锦涛详细地描述了共产党的公共议程。他宣读的那份长达64页的报告部分是为了强调指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下一届领导班子名单将在11月15日前后宣布。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表示，大部分报告用的都是倒退的措辞，强调的是源自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大胆创新的想法。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报告中没有措辞表明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将会支持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而在当下，很多人都表示政治制度的种种扭曲正在让这个国家走向危机。政治局常委会通过集体决策领导中国。 对当前制度持批判态度的中国人普遍不希望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但他们的确认为，至少也应该对更加大胆的试验保持开放态度。 “马上就打破一党制十有八九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让党内的不同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好让它们彼此竞争，”杨继绳说。他补充说，当前还没有确保政治问责的其他办法。 直到过去的一两年，政治制度自由化的观点才在中国精英阶层的众多代表人物当中流行起来，使他们产生了紧迫感。之前，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世界一触即溃，许多中国人指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已经取得了胜利。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是威权政治、指令性经济和准市场政策的混合体。 中国向经济领域注入5880亿美元（当时约合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资金，并让国有银行大量放贷，借此度过了危机。然而，这样的方法衍生了大量的大型基建项目，它们的效益可能永远也赶不上成本。有鉴于此，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表示，以投资为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模式无法持续发展，需要转而更多地依靠中国消费者。 尽管嘴上经常说要实现这个目标，但新一届领导人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当前经济模式的根子是现行的政治制度，而在这个政治制度中，党内官员和国有企业紧密协作，通过党对经济的控制获取巨额利润。在胡锦涛的十年任期里，这样的关系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有增无减。 “在这种经济中，财富会聚集在权力所在的地方，”退休记者杨继绳说。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会即将迎来的大约400名成员，连同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同中国14.5万家国有企业中的巨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太子党——也就是共产党权贵的子女——在党、政府以及企业当中日益增强的势力可能意味着，裙带关系网络已经变得更加紧密。既定的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接班人习近平本身也是“红色贵族”当中的一员 ,即便他有心摧毁这个制度，也会发现困难重重。 “掌管国有企业的人里面，有习近平的朋友、亲戚和老同学，”父亲曾任部长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这个团体是他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也是他立足的基础。想搞改革的话，习近平必须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这些人的利益。” 规则已经变得对民营企业家非常不公平，以至于一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利可观的商业领袖也开始谴责这个制度。孙大午便是其中之一。身为党员的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在农村地区创立了一家食品企业集团。2003年，他因试图从当地居民那里集资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审判过后，他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却再次公开地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金融体系非常腐败，”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国家应该允许私有银行从事融资业务，特别是帮农民和农村人口融资。” 的确，中国的制度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公开抗议事件日益增多，最常见的起因就是急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的官员发起的圈地运动。 “土地、金融、医疗保险和教育资源太集中了，”孙大午说，“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了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上。” 不计代价促增长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大范围的环境恶化和城市中产阶级对工业项目的抗议浪潮。就在周四，党代会开幕的当天，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面临的问题：“经历了30年的发展，在吃穿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是落后在空气和水上。” 不过，批评人士称，要真正解决普遍存在的类似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创造一个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让这个制度惠及普通中国人，而不是官员及其密友。与此同时，这个制度还要有能力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的种种需求。 “中国仍然有可能在保持稳定的同时走上正确的道路，”观察过美国大选的学者李伟东说。“然而，共产党也有可能错失良机，陷入乱局。” 黄安伟 (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Mia Li 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孤独的爱国者   文/谢梦遥(中国政法大学)         “纵有一万道禁令，我想写这故事。”这是2个月前我还在香港，随便在微博上写下的感触。没想到，愿望竟然实现了。不过，实现的效果不够好，一是细节挖掘、内容铺排上，我火候差得还远，二是需找到一个安全但未必是最好的视角，且我也做了自我审查。无论如何，这篇报道发表了。感谢《人物》的老师们。 黄志明没想到，一本小册子，引发了一场席卷香港的龙卷风。 他所在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因为出版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一度被万夫所指。现在，针对这个中心的舆论风暴过去了，身为中心总监的他，准备收拾残局。 “房屋署在9月30日就要收回我们这座楼了，我们这些人要解散了，没有工资发了。” 他告诉《人物》记者，留给他在这里办公的时光已经无多。这个位于青衣的中心，由港府的教育局资助，现在合同不再延续，失去的不仅是运营费用，连这座楼也要交回。东西已经开始往外搬了，办公室显得空旷了许多。 大概没有什么人会为这座中心的关闭而欢呼了，焦点问题已经不在这里。然而循着时间轨道回到7月初的香港，触发这一切的导火索，正埋在这座中心里。   （一）   7月5日，黄志明带了一队香港学生，去广东南沙进行为期3天的乒乓球比赛。类似的交流互动，中心经常举办。当天晚上，他接到了港教育局的官员打来的电话：“大件事了！有人要反‘国民教育了’！”问题出在那本手册上，有人把其内容拍照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争议。他试图解释，但对方没有耐心听下去：“我们压力很大，要跟你切割关系。” 他虽然心里有点着急，还是继续参加完活动。但事态比他估计要严重得多，当3天后他回到香港时，他发现传媒已经炸开锅了。 此时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由教育局资助已有4年半。这个中心顾名思义，为了配合香港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由民间团体教联会设立。按既定计划，为期一年的新合同将马上签署，但政府告知，需要中止以检讨拨款机制。 国民教育四个字首次被提及，是在2007年特首施政报告中。2010年，香港政府表示会将其独立成科，进入中小学。课程的指引在今年的5月公布，按指引要求，学校可于未来三年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三年后，每个学校都要有这门课。 反国民教育的呼声，一直零星地存在。但真正形成影响力巨大的合流，却始于今年7月。那时《中国模式》手册印出来不久，刚向香港中小学的老师进行了免费派发，让他们自发决定适用于教学。     传媒的抨击集中于这本手册第10页，对中美两国执政党简介里，标题分别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政党恶斗、人民当灾”。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当黄志明拿到手册初稿时，他就已感到标题可能有隐患。中心内部进行了讨论，还打电话去询问委托编篡的机构——浸会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方说，这些表述是有依据的，来自北京大学教授的论文。黄志明不放心，让周边的朋友也给意见，朋友们看完后，都说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去干涉学术机构的观点。再说，我们设置了思考问题，这是讨论不是结论，香港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都可以讨论吗？”他翻开另一页，指着其中一句说，“我们不是在歌颂共产党，你看，这也说到它的进步无私是理想型的，不是现在。” 自创立以来，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每年都会出版几本教材，话题丰富，与大陆有关联，五四运动、少数民族、十二五规划、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都曾有涉及。这些教材均是免费配送，仅限给学校老师们作为参考，此前很少遭遇对内容的投诉。 “出了很多书后，我就有了思考，能否有一个模式将中国概括总结。”黄志明说。 他试图证明从头到尾都严格遵守了正当程序。“我们2011年4月和政府签合同，决定要出这个手册，通过招标确定当代中国研究所。我们完全交给他们，内容不做要求。当然，最后我们会审查。” 想用模式去囊括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并不讨巧，事后看来，这个尝试也并不成功。在该手册受到关注后，批评纷至迭来。有内地背景的居港评论家长平，用“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形容读后感，他撰文批判，“把一个画得不怎么好的蓝图，当成已经完美执行的事实告诉学生”。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深入辨析全册内容，但仅仅是前述两个标题，就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弹。黄志明也承认政治敏感度不足，“可能我们身在局中，看不到全盘。”   （二）     记者纷纷找来了，黄志明选择在第一时间回应。7月9日是星期一，他接受了第一个访问，此后整个星期都被各种访问排满，从早到晚，都有电话打进来。 记者往往只需要几个问题上的回应，但黄志明想拿回主动权。他会花上半小时，尝试解释，他甚至邀请对方来办公室坐一坐，而不仅仅是电话采访。 “第一天跟一批记者讲完，我会看新闻，我的消息没发出来，第二天又来一轮记者，我坚持讲，还是没发出来。”他认为他的辩护被选择性过滤掉了。“他们是有默契的，完全违背了新闻操守。” 他总计接受了超过20个记者的访问。每次他开头必问对方，有没有整本读过手册。“只有2个人说看过，其他都说没看过。他没有看过就可以写那么负面的东西，这就是香港的传媒。” 同样的问题，他也曾当面问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吴不置可否，黄志明认为这表示他也没有读过手册。“那他凭什么公开对媒体说，内容偏颇，他不会使用。什么人给他这个结论？” 他发现，舆论的矛头很快越过他，转向了教育局，变成了批评国民教育科是洗脑课程。“香港记者的水平很差，他们已经有了立场才来访问，他们不是了解事情，只是要挑动你和政府对抗。比如他们问我，中心是不是要关门了，你对吴克俭有什么看法，问题大同小异。没有人想问过去经历了什么。” 香港媒体发达，信息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更加难以遮蔽。但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完整的故事，深度特稿几乎难以见诸报端。 如此经历一个星期后，黄志明在教联会开了记者招待会，那算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他决定不再回应。 他似乎又不甘心，几个星期后，他在中心的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是他和妻子共同完成的。文章最后问到：“是反对国民教育抑或反对课程？是反对在初小施行抑或反对在学校施行？是反对课程抑或反对评估……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政府支持的理据又是什么？是否有交集，可以好好解决问题？” 然而，“洗脑”的警报一旦发布出来，选择立场似乎就变得比讨论细节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加入了反对阵营。 反国教甚嚣尘上之时，也正值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最后关头，九龙的街头出现“守护香港，拒绝大陆化”的竞选标语。类此这样的语言，以前的选举中从未出现过。但一定程度上，这句话也有其市场，喊出这句口号的公民党候选人毛孟静，在9月成功赢下了九龙西地区直选议席。     （三）   1955年出生的黄志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学之前的他，对中国的认识很有限。“英国殖民地教育，将香港去中国化。那时我们只学澳洲、印度、英国的地理，就是没有中国的。历史只念到1911年，清朝灭亡就没了。不像现在，改革开放、十二五规划也放在中国历史里面。” 那时对大陆的了解，主要来自香港的报纸，“有武斗，每天都打死人，浮尸从珠江飘到香港，有些还是五花大绑。”他感到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他第一次回大陆是1975年圣诞节，由他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组织，去东莞参加一个三天学习团。他看到了一个比香港落后的世界，不管是住宿还是道路，都脏乱残破。但这个世界里的审查又很严密。从罗湖过关时，有个官员坐在台上，一问一答，填写好回乡介绍信。带着信才可以买粮票吃饭、找旅店，晚上还要去公安局报备。“但到了东莞，一批抗日英雄给我们做讲座，我感到很难过。从此我想认识中国多一些。” 好奇感逐渐替代了恐惧感，或者说，成为一种更复杂的感情。他开始关心大陆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离世时，他流泪了，并参加了在中文大学广场进行的纪念活动。全校停课，有2000人参加，占学生总数不到一半。 不管在当年还是现在，像他这样的人，都是少数派。香港学友社最近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83.8%中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只有36.2%表示会关心内地新闻及发展。 黄志明第一次到北京，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之前他们去大陆参观考察，必须要通过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当他和周围同学看到文件上提到民间团体可以自由交流，想亲自去论证。他们故意不经过新华社，用中文大学学生会名义联系北京大学生学生会。 发出信时，是1979年1月，一直没有回复。“什么改革开放啊，骗人的。”大家很失望。 眼看快到5月大学要放假了，回信来了，“可以接受你们来交流”。 于是一行30多人自己坐火车到北京，就住在北大宿舍里。10天的交流活动，包括了开研讨会、办晚会、办讲座、看景点，甚至还有一对一地到北大学生家去拜访。这段经历，显然给黄志明留下了非常愉悦难忘的印象。“接待我的是数学系学生，我们像是失散很多年的兄弟。” 大学期间，他是积极活动分子。他本来是学物理的，每周要花4天要做实验，从下午2点到晚上7、8点。“我吃不消，大学不应该这么念的。做实验验证理论，这理论存在了几百年了，一定是那样的，还做什么呢？”他转到相对轻松的数学系，这样可以参加学生会活动。他动员能力很强，参加学生会选举，做过干事。 把当年的他放在今天，也是一名社运干将。70年代的香港学界，为争取中文能享有官方语言地位，发起了“中文运动”，黄志明参与其中。“那时沟通不方便，没有手机、facebook，只能通过身边的朋友来参加，几十个同学就算不错了，但也会引起很大反响。”现在的香港，游行成了公民表达诉求的常态，每天都发生，每年则有几千起。 但黄志明并不愿把自己和现在抗议者归于一类。批评性思维被普遍确立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他毫不掩饰对其的反感，“不能只会批评，激烈地批评就是批斗。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要带动一批人打倒另一批人，这样永远不是出路。”   （四）   大学毕业之后，黄志明当了28年的老师，到2009年提前退休时，他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学校之外，也有他活跃的舞台。 1984年，一本叫做《学生时代》的刊物请他当不受薪的社长，那是本鼓励青年认识社会关心祖国的非营利刊物。2年后，因销路太差，他决定改革，杂志社也更名成了新一代文化协会。杂志逐渐退出，活动则越办越多。 那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发布，黄志明认为，面对回归祖国，港人有了主动去了解国家的需求。“改革开放改得好不好？香港人是留下还是溜走？这不是讲的问题，自己去看看，没有亲身经历，你在香港怎么讲，他也不相信。” 他组织交流团，带学生去参观长江三峡，去武夷山找昆虫标本，邀请科学家讲座等等，“报名者爆棚”。在他看来，这些活动就是国民教育，也很受欢迎。 但转折点发生在了89年，很多朋友心淡了，离开了他的队伍。“毕竟解放军杀人，很难接受。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理解不接受。” 二十多年后，当回忆到那段往事，他语速渐渐慢下来。 “但为什么我还会留下来在前线做这些国民教育的工作？开董事会时我说，每个人有自己去向，要离开也没办法。”他声音哽咽，“但我认为，认识自己的国家，不是在它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它最困难的时候。” “维园集会，头三年我都去了，我还组织自己学校的老师去，但之后我就决定不去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出路。但他的妻子，仍然会参加。 1989年暑假，广州要组织航海夏令营，香港新华社问过二十余家青年团体，竟没有一个团体愿意承办。黄志明在新一代开会研究，最后决定由他亲自带队去。 “结果奇怪得很，到了广州8号风球，不能出海，3天2夜都在船上活动。两地学生在一起，分组讨论。没有议题的，讨论六四事件也行，我们不管。” 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新一代文化协会继续成长。在80年代，它每年组织一两百年轻人去内地交流，而现在，每年达一两千人。活动经费由协会自筹和内地接待单位支援。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 “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五） 黄志明在新一代文化协会的主席工作，止于2010年底。因为从2011年起，他担任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的总监。两者有业务往来，不可能兼任。 但这个中心的生命即将在他手中结束。 真正的死刑判决书，发来是8月中了，告知他最后搬离期限。此前他一直询问新合约怎么办，教育局只答复还在检讨。 “关门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长期推动国情教育工作，从大学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追求名利，我只想踏踏实实培训学生，让他们多关心我们的国家，这是我的使命。但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要关门。” 在最后的运转阶段，中心还在准备一场讲座，时间在搬离前的倒数第二天，题目是“国民教育何去何从”。从内容上看，这未必会是一场向批判浪潮的反攻，更像是一次自省。因为主讲者，是一位长期无法回到大陆的媒体人刘锐绍。23年前，他是文汇报的驻京办主任。 黄志明认为国民教育没有错。“错就错在用政治手段推动教育问题。香港凭什么条件，一年就出个咨询文件，然后要3年后全港施行，不可能的。没有教材、没有教师团队、没有教学法，所有学校都要必修，凭什么？政治任务。”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香港传媒经常报道大陆发生的不公义。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有个说法。很多这些事情，市民不一定相信，但为什么中央没有一个平衡、开明的说法？” 不管他倾倒了多少委屈，香港对国民教育科的政策已经转向。2012年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开办方式。如此一来，所谓三年后必须推行此科的“死线”已不存在。 但余震在继续。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呼声仍在，9月11日，学联发起罢课行动。“没有人想罢课，我都想上学，但若要走到这一步，是政府逼我们这样做。”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他虽然还不到16岁，但一直站在反对阵营最前沿。 “这些天我不看那些新闻了，不想太伤心。”黄志明说。     原文链接： http://blog.renren.com/blog/327893347/879930686     (采编：彭程；责编：彭程)     您可能也喜欢： ＜特稿＞写给那些“爱国者” ＜天权＞孤独的诗歌 ＜玉衡＞《活得像个笑话》——异端的孤独 ＜玉衡＞孤独和爱情–关于李志 ＜天璇＞王公子的励志故事：孤独的反现代性之路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