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作者： 信力建   随着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跟中国经济实力相比，中国外交却显得极不适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就象周旋于名媛如云佳丽如雨的社交场所中一个暴发户的女儿，虽然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却举止失措动辄得咎：自己一脸无辜，别人却满眼鄙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先是和日本因为战争赔偿问题闹得不欢而散。接着又因为美国和北约为了科索沃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误炸中国大使馆而与美国闹僵，再遇上空军英雄王海和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双方为了“对不起”和“抱歉”一词的使用争执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抓住2008奥运和2010 世博的机会，中国极力向世界示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对于全球引发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被动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凸显了中国官方设定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大趋势与全球性的民主转型浪潮格格不入。这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外交现象：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慑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 总之，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中国外交所以会出现这种“青涩”状况，原因当然很多。 就历史而言，因为五十年代，我们实行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六七十年的，又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成为世界各国听而生惧的麻烦制造者……如此这般，使得中国外交一向以强悍暴力和唯我独尊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其结果当然是人人敬而远之，外交之乏善可陈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与此相应的，就是中国外交人才严重缺乏。中国外交队伍长期以来被翻译们垄断和把持，由于他们外语专业教育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国外交人事整体面貌严重营养不良加之连年近亲繁殖，一些外交要员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和气节，缺少战略头脑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甚至对国情知之甚少。这种“翻译等于外交家”的专业用人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外交界严重短缺能够代表国家利益的领军政治人才，中国的外交人格被“翻译外交”彻底扭曲了，让别人不误判中国意图就很困难。就最近的钓鱼岛问题而言，据日本传媒报导，一位中国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在与到访的日方人士进餐前透露，“中方领导人曾直接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但日本政府不顾劝告，随后便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令中方颜面扫地”。这位前外长是要告诉日本人，中国人的钓鱼岛之争只是面子之争吗？这样的中国外交怎么能不让“日本政府误判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决心”。这位日语专业毕业，常年从事对日外交的“日本通”是这样解读钓鱼岛之争的，“究其源头，则是日本国内一些人和势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挑起两国民意对立，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破坏中日关系目的”。中国外交部的日本问题权威向中央提供的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只不过是“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帮助日本掩盖长期以来有目的有步骤地军国化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实，导致中国外交部严重误判形势，忽视日本政府购岛的恶性意图还在积极准备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给日本发出错误信号。双方的误判，使得在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对中国相当不利时空环境下，中了美国的圈套，钓鱼岛问题提前引爆。钓鱼岛问题走到今天中日两败俱伤，让美国人坐山观虎斗的局面，是中国外交无战略无规划，总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青涩”的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外交囿于传统意识形态，拒绝普世价值。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先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感兴趣，引进资本；可是，随着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资本家的进入——外国企业家、经营者、商人、老板很快随着资本的进入而涌向中国；资本家的来临又必然导致附着在这些资本家身上的文化、价值、理念乃至法律道德的长驱直入……很显然，这些东西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中国也必须接受流行于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普世价值”。然而，因为不彻底的改革，在国际交往中以我为主不受规矩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后，这种趋势有所增强。这集中体现在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国际奉行的“规矩”）还是“中国模式”的争论上。“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外交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其实，这也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一个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内政上以甚么价值观去治国理政，话事权在执政党领导层；但地球上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存在，联合国会员国有一百九十多个，当中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之所谓“普世”，正是由于其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奉为圭臬，而对抗普世价值的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一个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正是对普世价值认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背景下，中国外交在与“地球村”其他成员交往中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是拥抱它还是站在它的对立面，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处理得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和平发展主流；处理不当，被国际社会视为“另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比如，在中国与国外关于人权与主权的争论上，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准则，多次要求与欧美尊重相互核心利益，然而西方国家对此似乎另有看法：美国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宣言被视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权宣言，人权是它们的立国之本。按美欧的标准，中国人权状况远未达到它们的预期。尽管尊重他国主权是国际法原则，但卡扎菲、巴沙尔之流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因而不再合法，将其推翻，理所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必然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投票中反映出来。凡此种种，导致了在诺干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孤立地位。中国的本意是不让以人权等原因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但不幸的是，在近期的每一次联合国投票中，中国总是遇到诸如卡扎菲及巴沙尔这样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府，因而必然导致与众多国家对立的局面。此外，在有些问题上，中国有持双重标准的嫌疑。北京奥运期间，当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这个主权国家时，中国非但没有对其谴责，反而实际持支持立场。只是在应俄罗斯要求承认南奥塞梯独立时，中国才出于自身利益，予以拒绝。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不一致性。 事实上，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因此，自由平等和法治能成为普世价值。有些人排斥普世价值，维护中国的人治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经济的发达能跟唯我独尊的人治政治文化兼容吗？不仅理论上没有依据，而且也没有事实的验证，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都曾强势过，但他们不都民主自由和法治了吗？难道中国大陆就能创造历史的例外？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愿望，除非中国不想走向经济发达，继续人治下去并陷入动荡之中。有人说，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就可以决出胜负，那时中国文化价值的胜利就可以明确了。但是，如果再过二十年能决出胜负和明确的话，那肯定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的胜利。 总之，过去20年，中国外交正逢经济全球化。然而，当中国试图迎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时，又正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还有政治本土化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在面临既有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还将面临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挑战，还将面临中国官方价值观与全球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挑战，因而，中国外交会出现种种异象，并引发一系列的、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公关风险。解决之道无他，全面与世界接轨而已——我们不仅要在生产、科技等“硬实力”上与国外接轨，还要在制度、文化、法律、道德等软实力上也与之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才能摆脱青涩状况，真正走上成熟。

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现代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现代化   

文贯中：“第三只手”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 ——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    ● 文贯中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内外经济形势要求中国急迫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更多发挥第一只手的作用，将政府由参与型、与民争利型改革为服务型、指导型，以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重庆模式由于不回避紧迫问题，有其引人注目和值得肯定之处。但从黄宗智先生对重庆模式的核心经验的总结看，这一模式不但依靠垄断抑制第一只手的功能，又将第二只手畸形发育成第三只手，以便使政府更多参与经济活动。这就使人怀疑重庆模式是否真是一种好的选择。这种模式会进一步加剧政府与民争利，本来有些希望的地票交易所也会成为加速圈地的障眼和幌子。这样的模式从经济学上看，并无坚实的理论和实证根据；其实质是借助扭曲市场的要素价格，以达到短期内的高速增长。这种策略旨在用时间和地点差击败市场基本面的力量，因其明显的不可持续性而包含极大的财务和经济风险。 　　【关键词】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 　　 　　一、重庆模式崛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地推出不少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以重庆模式的命运最具戏剧张力。这种模式不断变脸，转换角色，改换唱腔，使人目不暇接，难以解读。从2008年以前的潜心创办地票交易，悄然探索城乡统筹的路径，到最近几年以“唱红打黑”为主要符号的张扬和高调，在最初以地票交易、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内核之外，又被迫装进各种反市场、反法制的激进内容，披挂上各种华丽而亢奋的红色意识形态装饰，一时似乎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万灵药，给不少人带来丰富的联想和无尽的希望，同时也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争议。 　　但重庆模式在“唱红打黑”之外，毕竟没有回避中国的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并对此提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因而对重庆模式或明或暗欣赏拥戴的人也大有人在。去除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包装之后，究竟如何看待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重庆模式针对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其合理性？对关心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经济学家来说，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者比较内敛，对于自身模式在本地之外是否有供人借鉴之处，似乎很少公开表露背后的功利心，更少刻意炫耀和自我表演，以期获得超越地域的潜台词和话语权。重庆模式本来也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实验。这一模式奇峰突起，成为下至部分民众，上至官学两界某些著名人士趋之若鹜的模式，以至于国际学者和世界名人闻风而来，在笔者看来，也是2008年以后的事。这种现象的出现，初看似乎和某领导的突然到来，高举“唱红打黑”大旗有关，其实更是2008年来内外形势的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结果。 　　为何说2008年这一年和重庆的兀然突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呢？因为就在这一年，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突然爆发次贷危机，迅速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昔日靠借债挥霍的旧增长模式的弊病彻底暴露，世界经济顿时失去主要动力。中国因此突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手，使得对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模式情有独钟的人十分兴奋、自豪，认为是这种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增长的模式的最后胜出。2005年关于究竟是进一步走向民营和市场，还是倒退回国营、国有的全国性大辩论本来已有结论，那就是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但面对西欧、北美突然降临的一片萧条，这一共识又一次遭遇严重质疑。 　　由于外需相对萎缩，人们被迫将视线转向内需，却发现提升内需谈何容易。20世纪90年代后，城乡对立，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弥漫，仇富、仇官心理和民众维权意识日增，改革动力却日减。要提升内需，就必须克服重重制度性阻力和利益集团的抵制。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当大家感到进不得、退不能而陷于迷茫、焦虑之时，经过自我打扮和自我推销，深处内陆，与外向经济和全球化瓜葛较少的重庆脱颖而出，以其地处内陆而能维持高速增长的姿态一跃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一些寻找未来出路而不得的人们眼中，重庆模式顿时代表一种新的希望、新的召唤、新的信仰，似乎有着包治万病的功能和力挽狂澜的魔力。 　　其实，重庆如果能够保持2007年以前的埋头苦干、大胆创新、勇于实验的精神，并且不断吸取理论养料和实践经验教训，本来也许可以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野、新的途径。即使由于制度的限制而无法行远，也能心平气和地向人们提供正反面教训。可惜的是，从2008年起，在对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严肃探讨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这种模式即为某些推动者所劫持，按照他们的口味和旨趣，将本来很有一些新意的地方性实验用“唱红打黑”的形式泛政治化，又将其无限拔高，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新的经世治国的理念隆重推出，向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乃至世界，向正处于迷茫和焦虑之中的芸芸大众遥遥指出一条通往人间天堂的新的“康庄大道”。 　　重庆模式被注入如此激进的政治内容，显然反映了某些人劫持重庆模式的政治盘算：在一个有深厚红色革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又偏偏面临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度，为了获得最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用“唱红打黑”的手法唤起人们对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记忆，进而引起全社会的思想共鸣和拥载。为这种盘算所驱动，借助红色记忆在某些人群中所激起的共鸣，劫持者将重庆模式浓妆艳抹地从舞台的后侧推向前方，准备以“文革”中发展起来的特有的亮相动作占据舞台最中央的位置。 　　 　　二、有必要在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和政治包装之间做某种切割 　　 　　当重庆模式最近几年被迫披挂上去的华丽装饰和唬人面具一一脱落，在夸张的意识形态烟雾慢慢消失，激进口号的鼓噪复归静寂之后，人们反倒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一模式的经济内核的优缺点。现在看来，过去几年关于重庆模式的论文、专著，有些因为明显带有吹捧和粉饰的目的，甚至是拿了钱之后的奉命之作，很难有什么学术价值了。然而，名闻中外的黄宗智先生的题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一文（以下简称“黄文”）①，却是一篇既有数据，又有独立观点的文章。 　　黄文自发表后，不胫而走，影响很大。这段话也许最好地归纳了黄文对重庆模式的核心意义的归纳： 　　简单言之，重庆的领导一方面展示敏锐而实用的市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则展示深层的社会公平决心。他们使用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的做法，其依据是“第三财政”。他们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的看法，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本文简单总结主要经验证据以及它们所阐明的道理，并将从最普通的经验开始，逐步进入其特殊、反直觉的方方面面。② 　　黄文对重庆模式的解读使笔者对重庆模式的内核有更清晰的认识。但拜读之余也有不少问题萦绕脑际，不得而解。正好黄宗智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主要是为了邀请其他学者来和作者一起思考重庆经验的重要含义；它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转向的前驱。”③所以，这里就不揣冒昧，提出一些问题向黄宗智先生请教。以下笔者针对的是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而将2007年之后附加上去的各种政治性装饰一一卸下，以便集中讨论这一模式在经济学上是否言之有理，是否确实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提出可行的答案。由于关于重庆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的可靠统计数字并没有公布，而重庆市政府许诺的各项宏伟计划尚需时日才能展示是否能够如期实现，因而下文主要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 　　 　　三、所谓“第三只手”的真实存在问题 　　 　　首先想请教黄宗智先生的是何谓“第三只手”的问题。这个提法置于黄文的标题之中，应是文章的核心命题。用作者的原话，“重庆的‘第三只手’则不同，在和其它两只手共存的现实之上，它也是对它们的根本性挑战。”④由此看，如果真有这种第三只手，可谓重庆模式对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中习惯将市场机制自动配置资源的功能称为“看不见的手”，政府用行政体系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称为“看得见的手”。两者的定义十分明确。现在忽然出了第三只手，据说是重庆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突破，可以挑战第一只手和第二只手，那么至少应该有明确定义，以便确定究竟为什么还需要第三只手？这只手和前两只手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仔细查阅黄文中关于第三只手的有关段落，除了指出第三只手的提法来源于黄奇帆，找不到对第三只手的任何定义，使人颇为意外。 　　自从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首次描述“看不见的手”具有配置资源的精妙功能后，学者中对此有很多争论。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这方面的分歧已因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的深入研究而逐渐缩小。一方面，不再有人完全否认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中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惨遭失败后的今天，也没有人公开鼓吹回到完全由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中去。目前的分歧主要围绕对第二只手的功能的明确界定，即政府除了市场失灵的领域，是否应该越俎代庖，抢做第一只手完全可以做好的事；甚至为了与民争利（寻租），政府通过禁令和行政垄断剥夺第一只手本来可以胜任的商业机会。 　　无论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和福利资本主义的实践所得出的经验教训，还是经济学理论对此所作的反复推敲，结论都是一致的：在没有市场失灵的领域，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配置和产品的生产；在有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非对称、规模报酬递增引起的垄断等领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益和福利，自然应该引进政府的适当干预，甚至政府的直接参与。这是因为，这些领域即使对民间企业完全开放，由于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非对称、垄断等的本身性质，民间企业不会有充分的自利动机达到最佳配置。换言之，民间企业或者供应不足，或者过度供给，使市场无法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佳配置。所以，政府只能被迫担起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私人企业避而远之的事，或阻止私人企业过度供应的倾向（在有外部负效应例如严重污染的场合）。 　　但是，即使上述这些领域使政府有理由干预甚至参与经济活动，为了防止政府或其代理人负担过重（例如黄文提到重庆竟然由政府规定国有企业必须出资提供公共产品），或打着替天行道之名，行与民争利之实（在中国大部分地方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领域应该继续向民间投资者充分开放，愿者上钩，以便促进公私部门的良性竞争，共同造福民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教育、卫生（特别是医院）、邮电、交通运输（包括铁路、航运）、银行金融、房地产开发、能源甚至军工等部门，都是既有公的，又有私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所以，是否愿意向民间企业开放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其实是对政府是否坚持市场导向的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只有在充分开放的前提下才能了解民间企业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激励向某一领域提供适当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没有，则这一特定领域可定义为存在市场失灵，因为公众和政府都收到了市场失灵的明确信号。也只有这时政府干预才不会引致与民争利的后果。 　　如果国家在没有这类信号的前提下就要实行垄断，排除私营部门的参与，这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想像的。政府非得向全民作出详尽的解释，获得国会的特别授权才可能如此做。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为了防止政府暗箱操作，即使是政府被授权主导的项目，一般也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而不能事先根据所有制的形式予以优惠或歧视。 　　在讨论了市场失灵及其对策后，现在来看看黄宗智先生特别推崇的重庆国有的八大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八大投”），将它们作为第三只手的典型代表的理由。然而看了他的描述，⑤令人不禁疑窦四起。“八大投”的前身来自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经过重新包装，依靠政府垄断的土地资产融资，转身为八种投资公司，从事的有很多是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的各种项目。黄文并没有论证，为何“八大投”从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即使放手向民间企业开放，它们也不会有激励参与的项目，以致这些事情必需由政府的企业垄断经营。所以，“八大投”所代表的不就还是第二只手，即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参与和干预吗？将它们定性为第三只手的经济学理由何在呢？它们和第二只手的本质区别何在呢？这些部门为何不能允许私人企业加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文贯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