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喷嚏图卦20121105】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了这般地步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保证原文的完整性,请注明来源和链接。凡未经许可在原文基础上故意增删少量内容后,冒名改编者,谢绝转载。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薄熙来、刘志军被开除党籍 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http://t.cn/zlDNnxp 【2】这5年是不平凡的5年 十七届七中公报与十六届七中公报比较 【3】脱毛 @司马南 :中国大选要解决的是中国走什么道路,举什么旗帜,朝哪个方向前进,以什么思想为宗,要不要摒弃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委身扑食价值,要不要着手共同富裕,要不要继续打黑除恶,要不要坚定文化自信,要不要建立发展模式,要不要屈从村长暴政等等的问题。中国人不用动员,自发地向大会喊话。 @何兵 :毛泽东关于如何构建国,有过三个思想。1947《论联合政府》,要构建宪政国家,多党轮流执政。1949变了,搞新民主主义,一党领导,政治协商。文革又变,搞无产阶级专政。你坚持毛泽东哪个思想?想好了再喷。 【4】内部调查 香港《南华早报》称,应本人请求,当局对其家族经济状况展开内部调查。 【国家统计局:群众对反腐满意度8年升至72.7%】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2003年为51.9%,2011年达到72.7%;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10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5】他居然把轮椅给点燃了 河南唐河县今日通报称,11月4日10时5分,唐河县人民路鸿禧鞋城门口一男子乘坐的轮椅引燃,该男子当场死亡,周围群众9人受伤,伤者送医后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初步调查判断此事系个性事件。警方将尽快查明原因和真相。 【网传版本】鸿喜门前一残疾人自制钢管大炮,并排五连发,放在轮椅正前方,正对着鸿喜大门,用锤子敲击钢管激发。两发击中群众,一发走火反蹦住自己,残疾人当场蹦死,又蹦伤路人三名,店员两名。袭击者当场毙命。 【6】人民日报:官方已罕用不明真相等词 当质询被看作是一项基本权利,“无可奉告”势必招来更多追问;当“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成为社会心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已很难服众。这些年,在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中,回应中的空话、套话、废话少了,类似“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等词汇基本不见了。 【7】“曼哈顿”金融区 4日《金融时报》:天津在于家堡打造“曼哈顿”金融区。但国际银行还没进驻,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正在将审查部门迁入天津。新浪微博、视频网搜狐都已迁到天津。“优酷土豆”正在考虑将审查部门迁入天津,可能涉及3-400人。审查是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作,平均月工资北京是4081元,深圳3714元,天津2998元。 【8】年薪15万白领考公务员 称曾看不起考公同学 孙远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年薪约15万。“虽然有很高的收入,但感觉自己看不到未来,生活很难说有稳定的保障。”孙远说,IT行业竞争十分激烈,通宵加班、天天盒饭几乎就是生活的写照,“我们这行是吃青春饭的,随着年龄增大,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和家人。IT行业也是瞬息万变的行业,一旦出现某种危机,立马就会失业。” “毕业的时候,看不起那帮考公务员的同学,但是这么多年在社会打拼,让我明白稳定而且长期有保障的生活,才是我需要的。” 【9】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了这般地步!  连续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为滞留在国道上的司机送了600份热乎乎的盒饭。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送饭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天冷路滑,而是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 导演乔乔JOJO :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了这般地步! 【10】爱国者看了会不会心情很复杂 【11】张家界版江南style 张家界版 《江南style》4日首映,演绎“稻草鸟叔”的张家界旅游局官员郑亚平变身网络红人。MV长4分54秒,郑亚平出现在第2分钟,他跳了段搞笑又雷人的茅古斯舞。他说,“这个角色我还演得不理想,我是穿着皮鞋跳 ,应该光脚!” http://t.cn/zlkvAhG 【12】每次戴耳机,头发都会被压扁一条线 @亚洲刁民 :有一个小朋友在微信里问我:每次戴耳机,头发都会被压扁一条线。怎么解决?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简单,看图。 【13】印度东北部的部落审美,是把鼻孔撑的大大的。。。我的天 ( @万荧女_万宝宝 ) 【14】facebook上爆笑内涵帖: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像总统竞选人一样回答每一个问题! 【15】为了给2014年的冬季奥运会让路,俄罗斯也开始强拆了 【16】最后冲刺 来,跟年轻的支持者握个手 有我帮你,罗姆尼一点机会都没有 最小支持者 我的未来在你们手中 有了你,不当总统又如何 【17】日本政府感谢中国救援被困日本游客 11月3日,中国部分地区突降大雪,正在张家口长城处登山的4名日本游客和1名中国导游也因大雪被困。当地政府在得知消息后,动员多方人力前往救助。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11月5日,日本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谢。 【18】朝鲜称对其人权纪录感到骄傲 反驳联合国报告毫无依据 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达鲁斯曼(Marzuki Darusman)向联合国大会负责人权问题的第三委员会提交报告,描述了朝鲜“广泛侵犯人权的情况”。报告中还提到,朝鲜“大量设立政治犯集中营,监狱环境恶劣,囚犯被迫劳动、遭受酷刑及体罚”。 朝鲜代表Kim Song向联大第三委员会宣读声明称:“我国代表团完全且断然否认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特别报告员的这份报告是美国和欧盟敌视朝鲜政策的产物,是典型的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双重标准化和选择性做法的例子,”Kim说道。“我们没什麽好隐藏的,也没什麽可害怕的。相反,我们对我国提升和保护人权、免费医疗教育的优越制度感到骄傲。” 【19】新泽西赈灾:人民的需要大于政治 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欧巴马10月31日与一直力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克里斯蒂一道视察了新泽西州的重灾区。在发生像飓风“桑迪”这样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联邦和州政府官员为确保以最快速度让受灾民众得到帮助,往往将党派政治抛在一边。 克里斯蒂在布里加坦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欧巴马总统“自风暴登陆前就与我一道进行了极其密切的”努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为的是确保我们正在承担起人民选我们出来承担的工作。” 欧巴马称赞克里斯蒂“为确保让州人度过这场非常的风暴全力以赴”。欧巴马总统表示,他相信,“新泽西州人民可以看到,克里斯蒂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以便让新泽西人能够更坚强地重振生活”,他并且对这位州长的卓越领导与合作表示感谢。 【20】老師的缺點 @TVBS :台北市石牌國小一位6年級導師,要班上學生交一篇「老師的缺點」心得報告;結果學生很捧場,把心裡的話通通說了出來,有人說他重男輕女、佔用下課、閱讀課的時間,甚至有人一面寫不夠,翻一面繼續寫。張老師說,雖然剛看到確實不太舒服,但學生願意說真話,代表信任自己,也算是一種另類的師生溝通。 【21】幸得中央赋予自由 @狗-頭 :今日頭條 【22】我从清末到现在,经过5个时代,国民政府期间是最好的 ( @舒可心 ) 【23】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 朱嘉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了这种程度,应难以产生富可敌国的众多“权贵资本主义”集团。“权贵资本主义”强调裙带,但中国的情况,主要是政府权力。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其实是庞大的权贵资本主义和门阀资本主义体系,是财阀加门阀的一种结合体。这是极为独特的由国家领航的资本主义。 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所谓的中国左派说几句话。他们否定现在,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者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中国这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成为了贫富差别最大,少数富人控制绝大部分国民财富的最不平等的社会。因此,他们怀念毛泽东,甚至主张回到毛时代。中国左派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正是共产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党国体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遭到垄断滥用,与经济和商业利益结合,以至于出现对资源的不合理占有、对国民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都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所以,中国需要做新的历史选择,在不同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间求同存异,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看来,最有共识基础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赵的历史遗产,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情重新激活。这是为了避免同归于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 朱嘉明:中国改革的道路 【24】总有一天历史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范泓 :登旧照,又撤旧照,有必要这样做吗?尊重历史应无禁区,况且,总有一天历史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图片背景:中共十二大】于1982年9月由邓小平主持开幕,第一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叶剑英和陈云发表讲话,胡耀邦作政治报告。新党章第一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87年的七中全会 上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确认接受胡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请求和推选由赵代理总书记 【25】18禁 丰台城管深入做好“禁飞”工作,劝阻市民停止燃放孔明灯、放飞风筝,告知散养鸽子的行为人,遵守市、区以及市鸽协的相关“禁飞”规定。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及其他不法分子利用漂浮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五岳散人 :有媒体采访问: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要关心政治?我答曰:我开饭馆,每到大型政治会议临近,都嘱咐员工看看各种刀具是不是有存货,免得商场下架后,白斩鸡变成手撕鸡。您说,我不关心政治行么? 【26】活在当世,我们再也不能独善其身了 当我们面对不公义而无所作为时,我们使自己消极地适应这种状况,因而最终丧失反抗的能力,无法保护自己及至亲。活在当世,我们再也不能独善其身了。——阿桑奇 维基解密创办人 【27】瑞雪兆丰年 红朝六十三年,冬,各地重臣齐聚京城,迎新帝登基大典。时天降大雪,钦天监测得为红朝开国以来最大,前有祥云,后有瑞雪,实为祥兆。然尽道丰年之瑞,怎奈年事若何。岁聿云暮,雪满皇州。朱紫公侯,富而无忧。苛政纷起,筹捐增饷,岂知柴门,切悲枯朽。(图 @梦晨伤 ) 【28】就算不快乐也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 ——泰戈尔 http://t.cn/zlDLTAb  ( @喷嚏意图 ) 【问】为什么中国的党代表不能像美国的纽约市长一样坐地铁去大会堂开会?【答】会议期间地铁不停那个站,代表们坐了也到不了。(@pufei)   冬季该给自己和家人买冬装啦!哥伦比亚速干保暖休闲裤特价上市,阿迪达斯三叶草顶级棉服低至2折开售,更多耐克、阿迪冬装限时热价起售,订单备注『喷嚏』即送10元券: http://zhulituan.com/index.php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App】安卓版: http://www.dapenti.com/blog/app/dapenti.apk 【喷嚏图卦微信号】 penti_tugua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9019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阅读更多

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现代化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道路 现代化   

阅读更多

文贯中:“第三只手”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

文贯中:“第三只手”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 ——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    ● 文贯中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内外经济形势要求中国急迫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更多发挥第一只手的作用,将政府由参与型、与民争利型改革为服务型、指导型,以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重庆模式由于不回避紧迫问题,有其引人注目和值得肯定之处。但从黄宗智先生对重庆模式的核心经验的总结看,这一模式不但依靠垄断抑制第一只手的功能,又将第二只手畸形发育成第三只手,以便使政府更多参与经济活动。这就使人怀疑重庆模式是否真是一种好的选择。这种模式会进一步加剧政府与民争利,本来有些希望的地票交易所也会成为加速圈地的障眼和幌子。这样的模式从经济学上看,并无坚实的理论和实证根据;其实质是借助扭曲市场的要素价格,以达到短期内的高速增长。这种策略旨在用时间和地点差击败市场基本面的力量,因其明显的不可持续性而包含极大的财务和经济风险。   【关键词】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      一、重庆模式崛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地推出不少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以重庆模式的命运最具戏剧张力。这种模式不断变脸,转换角色,改换唱腔,使人目不暇接,难以解读。从2008年以前的潜心创办地票交易,悄然探索城乡统筹的路径,到最近几年以“唱红打黑”为主要符号的张扬和高调,在最初以地票交易、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内核之外,又被迫装进各种反市场、反法制的激进内容,披挂上各种华丽而亢奋的红色意识形态装饰,一时似乎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万灵药,给不少人带来丰富的联想和无尽的希望,同时也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争议。   但重庆模式在“唱红打黑”之外,毕竟没有回避中国的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并对此提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因而对重庆模式或明或暗欣赏拥戴的人也大有人在。去除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包装之后,究竟如何看待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重庆模式针对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其合理性?对关心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经济学家来说,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者比较内敛,对于自身模式在本地之外是否有供人借鉴之处,似乎很少公开表露背后的功利心,更少刻意炫耀和自我表演,以期获得超越地域的潜台词和话语权。重庆模式本来也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实验。这一模式奇峰突起,成为下至部分民众,上至官学两界某些著名人士趋之若鹜的模式,以至于国际学者和世界名人闻风而来,在笔者看来,也是2008年以后的事。这种现象的出现,初看似乎和某领导的突然到来,高举“唱红打黑”大旗有关,其实更是2008年来内外形势的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结果。   为何说2008年这一年和重庆的兀然突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呢?因为就在这一年,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突然爆发次贷危机,迅速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昔日靠借债挥霍的旧增长模式的弊病彻底暴露,世界经济顿时失去主要动力。中国因此突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手,使得对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模式情有独钟的人十分兴奋、自豪,认为是这种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增长的模式的最后胜出。2005年关于究竟是进一步走向民营和市场,还是倒退回国营、国有的全国性大辩论本来已有结论,那就是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但面对西欧、北美突然降临的一片萧条,这一共识又一次遭遇严重质疑。   由于外需相对萎缩,人们被迫将视线转向内需,却发现提升内需谈何容易。20世纪90年代后,城乡对立,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弥漫,仇富、仇官心理和民众维权意识日增,改革动力却日减。要提升内需,就必须克服重重制度性阻力和利益集团的抵制。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当大家感到进不得、退不能而陷于迷茫、焦虑之时,经过自我打扮和自我推销,深处内陆,与外向经济和全球化瓜葛较少的重庆脱颖而出,以其地处内陆而能维持高速增长的姿态一跃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一些寻找未来出路而不得的人们眼中,重庆模式顿时代表一种新的希望、新的召唤、新的信仰,似乎有着包治万病的功能和力挽狂澜的魔力。   其实,重庆如果能够保持2007年以前的埋头苦干、大胆创新、勇于实验的精神,并且不断吸取理论养料和实践经验教训,本来也许可以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野、新的途径。即使由于制度的限制而无法行远,也能心平气和地向人们提供正反面教训。可惜的是,从2008年起,在对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严肃探讨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这种模式即为某些推动者所劫持,按照他们的口味和旨趣,将本来很有一些新意的地方性实验用“唱红打黑”的形式泛政治化,又将其无限拔高,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新的经世治国的理念隆重推出,向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乃至世界,向正处于迷茫和焦虑之中的芸芸大众遥遥指出一条通往人间天堂的新的“康庄大道”。   重庆模式被注入如此激进的政治内容,显然反映了某些人劫持重庆模式的政治盘算:在一个有深厚红色革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又偏偏面临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度,为了获得最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用“唱红打黑”的手法唤起人们对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记忆,进而引起全社会的思想共鸣和拥载。为这种盘算所驱动,借助红色记忆在某些人群中所激起的共鸣,劫持者将重庆模式浓妆艳抹地从舞台的后侧推向前方,准备以“文革”中发展起来的特有的亮相动作占据舞台最中央的位置。      二、有必要在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和政治包装之间做某种切割      当重庆模式最近几年被迫披挂上去的华丽装饰和唬人面具一一脱落,在夸张的意识形态烟雾慢慢消失,激进口号的鼓噪复归静寂之后,人们反倒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一模式的经济内核的优缺点。现在看来,过去几年关于重庆模式的论文、专著,有些因为明显带有吹捧和粉饰的目的,甚至是拿了钱之后的奉命之作,很难有什么学术价值了。然而,名闻中外的黄宗智先生的题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一文(以下简称“黄文”)①,却是一篇既有数据,又有独立观点的文章。   黄文自发表后,不胫而走,影响很大。这段话也许最好地归纳了黄文对重庆模式的核心意义的归纳:   简单言之,重庆的领导一方面展示敏锐而实用的市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则展示深层的社会公平决心。他们使用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的做法,其依据是“第三财政”。他们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的看法,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本文简单总结主要经验证据以及它们所阐明的道理,并将从最普通的经验开始,逐步进入其特殊、反直觉的方方面面。②   黄文对重庆模式的解读使笔者对重庆模式的内核有更清晰的认识。但拜读之余也有不少问题萦绕脑际,不得而解。正好黄宗智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主要是为了邀请其他学者来和作者一起思考重庆经验的重要含义;它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转向的前驱。”③所以,这里就不揣冒昧,提出一些问题向黄宗智先生请教。以下笔者针对的是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而将2007年之后附加上去的各种政治性装饰一一卸下,以便集中讨论这一模式在经济学上是否言之有理,是否确实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提出可行的答案。由于关于重庆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的可靠统计数字并没有公布,而重庆市政府许诺的各项宏伟计划尚需时日才能展示是否能够如期实现,因而下文主要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      三、所谓“第三只手”的真实存在问题      首先想请教黄宗智先生的是何谓“第三只手”的问题。这个提法置于黄文的标题之中,应是文章的核心命题。用作者的原话,“重庆的‘第三只手’则不同,在和其它两只手共存的现实之上,它也是对它们的根本性挑战。”④由此看,如果真有这种第三只手,可谓重庆模式对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中习惯将市场机制自动配置资源的功能称为“看不见的手”,政府用行政体系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称为“看得见的手”。两者的定义十分明确。现在忽然出了第三只手,据说是重庆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突破,可以挑战第一只手和第二只手,那么至少应该有明确定义,以便确定究竟为什么还需要第三只手?这只手和前两只手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仔细查阅黄文中关于第三只手的有关段落,除了指出第三只手的提法来源于黄奇帆,找不到对第三只手的任何定义,使人颇为意外。   自从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首次描述“看不见的手”具有配置资源的精妙功能后,学者中对此有很多争论。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这方面的分歧已因为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的深入研究而逐渐缩小。一方面,不再有人完全否认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中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无一例外地惨遭失败后的今天,也没有人公开鼓吹回到完全由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中去。目前的分歧主要围绕对第二只手的功能的明确界定,即政府除了市场失灵的领域,是否应该越俎代庖,抢做第一只手完全可以做好的事;甚至为了与民争利(寻租),政府通过禁令和行政垄断剥夺第一只手本来可以胜任的商业机会。   无论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和福利资本主义的实践所得出的经验教训,还是经济学理论对此所作的反复推敲,结论都是一致的:在没有市场失灵的领域,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配置和产品的生产;在有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非对称、规模报酬递增引起的垄断等领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益和福利,自然应该引进政府的适当干预,甚至政府的直接参与。这是因为,这些领域即使对民间企业完全开放,由于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非对称、垄断等的本身性质,民间企业不会有充分的自利动机达到最佳配置。换言之,民间企业或者供应不足,或者过度供给,使市场无法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佳配置。所以,政府只能被迫担起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私人企业避而远之的事,或阻止私人企业过度供应的倾向(在有外部负效应例如严重污染的场合)。   但是,即使上述这些领域使政府有理由干预甚至参与经济活动,为了防止政府或其代理人负担过重(例如黄文提到重庆竟然由政府规定国有企业必须出资提供公共产品),或打着替天行道之名,行与民争利之实(在中国大部分地方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领域应该继续向民间投资者充分开放,愿者上钩,以便促进公私部门的良性竞争,共同造福民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教育、卫生(特别是医院)、邮电、交通运输(包括铁路、航运)、银行金融、房地产开发、能源甚至军工等部门,都是既有公的,又有私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所以,是否愿意向民间企业开放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其实是对政府是否坚持市场导向的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只有在充分开放的前提下才能了解民间企业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激励向某一领域提供适当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没有,则这一特定领域可定义为存在市场失灵,因为公众和政府都收到了市场失灵的明确信号。也只有这时政府干预才不会引致与民争利的后果。   如果国家在没有这类信号的前提下就要实行垄断,排除私营部门的参与,这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想像的。政府非得向全民作出详尽的解释,获得国会的特别授权才可能如此做。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为了防止政府暗箱操作,即使是政府被授权主导的项目,一般也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而不能事先根据所有制的形式予以优惠或歧视。   在讨论了市场失灵及其对策后,现在来看看黄宗智先生特别推崇的重庆国有的八大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八大投”),将它们作为第三只手的典型代表的理由。然而看了他的描述,⑤令人不禁疑窦四起。“八大投”的前身来自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经过重新包装,依靠政府垄断的土地资产融资,转身为八种投资公司,从事的有很多是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好,甚至可以做得更好的各种项目。黄文并没有论证,为何“八大投”从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即使放手向民间企业开放,它们也不会有激励参与的项目,以致这些事情必需由政府的企业垄断经营。所以,“八大投”所代表的不就还是第二只手,即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参与和干预吗?将它们定性为第三只手的经济学理由何在呢?它们和第二只手的本质区别何在呢?这些部门为何不能允许私人企业加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文贯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   

阅读更多

BBC | 观点:中国比西方更民主吗?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英国经济学者 中美两国即将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选择他们新一届的最高领导人。然而,由数以百万计选民投票选出的领导人,是否就比由少数代表推举出来的领导人更合法呢? 本周将是大事连连的一周。星期二,美国将选出新一届总统。两天之后,中共十八大将选出中国新一届国家主席和总理。 不同选举 这种对比太鲜明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将前往投票站投票。但在中国,这个选择过程是闭门进行,而且仅仅是在少数一批人当中进行。 你可能会想,“啊,在这点上,美国最棒,中国最差,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中国的致命弱点是其管治问题。这将成为中国倒台的原因。” 但我想说的是,情况正好相反。 你可能以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 想想意大利吧。意大利人总是在投票,但意大利的管治存在一个持久性问题,那就是它缺乏合法性,因为几乎半数的民众并非真的相信政府。 合法性 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更令你震惊的情况: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政府享有更大的合法性。可原因何在? 就中国的个案来说,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式社会历史或经验之外。 在我的首篇稿子里,我解释了中国并非主要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主要是一个“文明国家”。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文明。对西方人来说,国族更重要。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是“文明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但由于国土的庞大和多样性,这带来了巨大的问题。1840年至1949年,中国被外国殖民者占领和分割,变得支离破碎。中国人视之为世纪耻辱。 中国人将国家视为中华文明的实施者和守护者。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政府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将倒台。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它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那你可能要问,中国政府在人民的眼中是否真的享有合法性?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满意。 让我们来看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托尼·赛奇的研究结论。塞奇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80%或95%的中国人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相当满意。 不满度 或者,再来看看受到尊敬的美国独立民意调查机构“皮尤全球态度”在2010年所做的调查结果。该调查说,9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处理不错(相比之下,英国受访者的数字却只有45%)。 中国民众对政府高水平的满意度并非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冲突。 恰恰相反,中国各地有无数的抗议示威,比如2010年至2011年间广东工人的罢工浪潮,以及每年发生的150,000起所谓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通常都是各地农民抗议他们所称的当局和地产商联手以非法手段征地的事件。 不过,这些行动并非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根本不满。 如果说中国政府享有民众的支持,那么为何又有针对民众的诸多偏执作法呢?比如控制媒体和网络,不定期地逮捕异见人士,等等。 说得好。实际上,历届中国政府都展现了类似的特征。这是为何? 这是因为中国太大,管治起来极其困难。他们总是很急,总是担心会有无法预料之事发生。寻找不稳定局势因素的来源,向来都被视为善治的基本素质之一。 毫不奇怪,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相比,中国人对善治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 政府角色 确实,我们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在政治光谱中的立场如何。如果你立场偏右,你可能认为减少政府干预、更多跟随市场规律,这样会更好。但如果你偏左,你可能更支持政府的作法。 不过,左翼和右翼在某些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比如,政府的角色应由法律界定,权力应有明确的限制,还有很多领域应是政府无法干预的。我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也是从某个程度上来看是如此。 中国人对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也不会有太大差别。他们并非从政府是否可以履行承诺等狭隘的功利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确切地讲,他们把政府视为亲切的家庭成员,比如把政府官员视为“父母官”。 中国人将家庭视为政府的蓝图。而且,他们不将政府视为外来者,反而将其视为自身的代表或某种延伸。中国政府在社会上享有的崇高地位使其获得巨大的权威,无处不在。 让我们再看看经济方面。中国在过去30年来经济腾飞,年增长率高达10%左右,这一切是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下取得的。 自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开始后,这是世界见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变革。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尽管中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称职的政府。 让我们来看看基础设施建设,当西方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在这方面,中国已没有对手可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中国的高速铁路很快将比世界高速铁路的总和还长。 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有竞争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是国营企业。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仍然获得人们的支持。 在西方,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人们很重视亦会经常谈论政府的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 确实,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英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辩论,就经常涉及那些企业应当私有化,或怎样才能使其政策紧跟市场发展。 就现在来说,新的游戏已开始。西方国家经济一团糟,中国正令人吃惊地崛起,政府执政能力不能再被忽略了。我们的模式已陷入危机。中国模式正带来佳绩。 随着中国崛起的持续,中国的强国之路必将成为西方有兴趣了解之事。我们得知道,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不再是指点中国,教训中国如何与我们一样。这时谦虚点最好。 而最能阐述这一切的便是政府。我们把这视为中国的最大弱点,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其实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之一。 很难想象一个西方国家政府会像中国政府一样行事。这是不同的历史造就的,社会与政府的不同关系造就的。你决不能将中国的模式移植到一个西方国家,反过来也一样。 再过六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预计将超越美国。 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不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些什么,正如中国向西方学习一样。 中国的崛起将对西方的辩论产生深刻的影响。再过六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预计将超越美国。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更大。 世界正越来越多地被中国所改变。如果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世界看西方;那么将来会呈现的是,世界看东方。 欢迎了解新的中国模式——这是个集极强竞争力和汹涌市场于一体,且拥有强大执行力的和无处不在的政府模式。 对西方人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新现象。但它会塑造我们的未来。

阅读更多

墙外楼 | 从技术转移看中国模式——刻舟求剑的新结构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极速增长,过去30年经济的巨大成功,被总结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模式”的概念被热炒,甚至被用来为政治模式背书,反过来证明中国政治体制对市场经济的良好适应性——从某种程度而言,就如“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政府“甄别经济增长”,“因势利导”——从理论上弱化“经济增长“对“政治改革”的需求。   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技术发展的作用。从长期看,只有当资本和有效的技术发展、技术创新相结合时,生产率提高,供给增加,才会导致经济增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经济现象的实质是技术扩散、技术承接。出口的实质是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背后则是技术扩散:FDI、进出口、世界工厂都是技术扩散的结果。所以,技术扩散和技术承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刘海影先生《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一文中提到的“引入”“发展机会”本质上就是“承接技术转移”。   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承接技术扩散的经济体而言,“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弱势又是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说,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之间是否存在合理边界?进一步的,政府是否能有效甄别经济增长,因势利导?   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张五常认为,中国一定有“做对了什么”。他提出了“分成合约理论的县级竞争”,认为县级竞争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区域竞争之下,弱约束的各级、各地政府强势参与、主导市场,努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个不同于计划经济,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就被称为中国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地区政府官员之间仍有政绩竞争,但这种竞争最后却异化为了各地激烈的大跃进、大炼钢、赶美超英、放卫星。可见,没有市场经济,政治竞争不能直接导致经济发展,只会导致“宣传部经济”放卫星、虚报。而现在,政府虽强势主导市场,但其运作的基础却是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市场中用权力调配资源、市场化运作、招商引资,政治竞争被转化为经济发展。所以,地方政治竞争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首先是市场的,然后才是政府的!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中国模式,本质上虽仍是市场在起作用,但其特殊之处则在于强大的政府主导。一般而言,政府主导是低效的,但幸运的是,中国过去和当下政府的强大主导处于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即使这种经济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长期来看,总体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无须损失在试错中的效率转化成了发展速度。   所以,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些特点,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就成为了承接技术扩散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不需要市场进行方向性选择,只需按既定明确的方向进行量的扩大。于是,政府主导一切之下的地方长官政治竞争、寻租、低人权,反而滋生出了承接技术转移的最佳温床。企业家的反应总是最精确的: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64%的CEO认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表现,其排名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为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仅为5%)。但别忘了,这些企业家们仍在美国进行创新,而在中国进行生产(技术转移),更精确的说,他们实际认可的是中共在技术承接过程中的表现。   所以,笔者并不如张维迎教授那样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和成功。在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政府强势主导和市场化的结合,的确非常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精要所在——结构主义的“过”和华盛顿共识之“不及”皆在于此,也可解释非洲和东欧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抱怨。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的阶段性。30年的极速发展已经让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拐点的门槛上。中国模式不但已为当下中国社会积累了诸多问题,而且,面对新的技术、经济阶段,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历史中积累的经验无法面临新的形势,刻舟求剑的把30年的经验变为理论,进而指导以后20年的经济发展,也会遇到诸多问题。   如果说过去30年,政府“因势利导”的“势”,从最宏观的层面上指的是相对清晰的、明确的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势能,而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的是未知的、技术创新中各种不明确的“势”。   首先,问题来源于技术转移的规律。一个经济体和外部的技术差距之间的势能大小影响着技术转移的速度。这也是所谓后发优势的本质,如果从程度上看,更精确的定义,“后发优势”不光是“后发”也要求“较大程度的落后”。30年内完成西方100年的路,上海地铁20年完成纽约100年的历程,就是过去30年技术转移速度的恰当描述——正因为差距多达100年,所以30年能赶上,而谷歌成立不过10年,百度能在10年追上其技术优势吗?所以,随着技术创新者和技术承接者之间的技术势能迅速变小,技术转移的速度也就会更快的变慢。作为承接技术转移、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工人工资的上升,假设工资差距由800缩减到400美元,中国的投资吸引力绝非下降一半,而是更多。进出口、FDI反映中国承接外部技术转移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期困扰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本质还在于中国接受了大量的外部技术注入,“世界工厂”的生产体量本身就是因世界需求而成。当外部需求(同时也是外部技术转移)变缓的时候,虽中国人均水平还大大低于西方,但经济发展的速度却下降了。   其次,中国是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也是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一方面,技术转移速度会规律性更快变慢,另一方面,当中国工人工资上升,技术转移所带来的资本利益不足以压制意识形态,技术转移过程就会遭遇哗众的政客的狙击,它们更容易喊出中国抢去工作机会的煽情口号。但工资上升,却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需要的不是压制工资,而是促使自身的创新。   遗憾的是,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性超越。中国模式下的地区竞争机制是基于政府官员的短期目标,而创新需要的是建立在良好法治、产权保护上、长期目标,更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   这正是问题的第三点,在对基础研究方向进行有效甄别上,政府天然的不具备效率,政府的权威会造成科研体系中的政治权威而打压学术自由。不管是李森科还是中国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文艺复兴和IT革命则给出了相反的答卷。虽然现在政府权威性和控制力均在缓慢释放,但官僚体制下的科研机构过去30年或更长的历史,并未定性的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起码,作为承接技术转移的国家,总体上看,中国科研体系的历史并无资格证明中国模式在科研领域的将来。   某种程度上,中国高铁迅速发展而美国高铁蹒跚起步之间的差距,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但是,政府统御一切下的国有军工企业、863计划、国家项目资金、党管大学组成的科研体系与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雷神这些顶级军工私营公司以及自由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无情的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优劣。这种差异绝非仅仅由技术存量状态导致,更由于不同的产权保护、自由的思想导致的不同创新动力造成。现在辽宁号威武出海,同时也有高科技产品对华限制、飞机发动机、电磁弹射器的技术困难,两种意象正反映了“中国模式”在从承接技术转移蜕变为技术创新,这个不能靠别人授之以渔的“超越和崛起”过程中遭遇的挑战。   中国高铁的戏剧性发展和发展中的戏剧性就体现出这一痛苦过程。强势的刘志军以控制整个铁路市场的威力,压制德国、日本相关企业,强势的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承接过程,一举使中国高铁在量上成为世界第一。但伴随高效的中国模式,“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科层阶层腐败、寻租,最终传导到技术领域和管理领域,导致技术创新领域的重大挫折。   第四,从承接技术转移的角度看,过去30年的中国并未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经济增长点的甄别,而是直接拿来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甄别为有效的框架和技术进行发展。也许这个有趣的例子比较贴切,70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愿景,与其说是政府在甄别的经济增长方向,不如是一种已明确的技术前景,而“楼上楼下,电脑宽带”则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增长点的甄别,显然,这靠的是市场经济下的私人企业之间的试错。   在世界IT业的波动式发展中,苹果的瓶颈被微软发现,微软的瓶颈被谷歌和苹果发掘,发现谷歌社交领域瓶颈的不是政府,是facebook,而facebook也不是凭空出现,在它之前,有Meetup、Friendster等企业长达10年的逐步试错。而在政府甄别、主导的体制下,市场领域的试错后果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所谓大到不能倒,江西赛维、无锡尚德就是最最鲜活的例子。而其下游需求的衰落,也证明了即使如欧美那样更加中性的政府,委托——代理机制被抑制得更好的政府,也无法很好的做到甄别方向。   其实,承接技术转移的过程中的相关投资,很大程度上就是有效投资,但即使如此,定性上的有效往往也在政府甄别、主导下,在数量、方式、成本和产出评估上,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变为风险和无效。PX项目在中国的恶名,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甄别而不是市场甄别,是政府强制而不是市场协商所造成——政府并不能如林毅夫教授所设想的那样解决外部性,反而强制、无偿转移外部性,最终积累风险、造成无效投资。这类事件的另一方面的启示就是:居民出于担心自身健康的强烈抵抗,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不但符合西方国家的规律,这暗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到了应该转型、不得不转型的阶段。   政府配置资源,识别比较优势,隐含的前提就是,政府面对的是相对静态的技术环境,即成熟、稳定的技术转移。今天,国内的生产和研发都具有了更高水准:iPad风靡全球,而国内的芯片和电子企业,也可以迅速设计国产芯片,制造国产平板电脑,但这些企业已经站在了一定高度的技术市场上,面临的是没有明确前景的市场、技术风险。在这类不确定的环境中,政府甄别所需要的能力和过去相对静态的技术环境阶段不可同日而。以过去中国模式的经验来担保、加强政府的权利,此消彼长,无疑会进一步加大经济发展中的方向性风险。   也许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原始部落在有外来人员传授语言、技术、劳动知识的情况下,酋长能够在短短10年内使整个部落飞速变化,以20%的增值率增长,从茹毛饮血到电视、宽带,但这种依赖于外部技术输入的发展不能称为一种模式。某种程度上类似的,中国作为少数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如果不能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不能输出强势产品,不能输出技术,在并未成为一流国家,真正大国崛起之前,总结模式,并进一步指导将来,就如小学生把经验总结为大学学习理论,还为时过早。   所以,从技术承接和技术转移的角度看,政府主导的模式在之前30年具有总体优势。但否认中国模式的阶段性,否认中国模式的特殊的外部环境,以此背书,停滞改革,那么,中国模式中必然伴生的低产权保护、科层阶层的寻租、自由思想市场的抑制,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化等特点,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变为阻碍经济继续发展的劣势,导致技术创新不足,抑制中国真正复兴的大转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技术差距变小,工资上升,技术转移变慢。两者共同作用下,全球产业结构进行再分布,而中国自身结构转型乏力。最终,出口不振而内需不足,投资缺乏效率,经济发展变缓——中国模式将被其本身所吞噬。   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下一步怎么走,不但关系到过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实际上,政府建立良好法治、维护产权、保护交易、建立良好金融、治理污染、维持治安,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最终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这本是政府应该恪守的职责,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的经济理论来包装。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