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德国之声 | 香港,抗争就是“国民教育”

香港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仍在升温,相关团体原定今日发起绝食行动,后经商议暂缓施行。但是倘若政府不放弃推行该项教育,9月初开学时出现罢课抗议的情形,应在意料之中。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内地官方媒体接连不断地为民国教育保驾护航。先是《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扩大视野,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香港国民教育争议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那些抗议者如果只追求他们自己的胜利,大概是不现实的。”今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发表文章说,推行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了解国家,“年轻人了解并认同国家,才能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摆正位置,抓住机遇,为了年轻人的未来,现在的努力没有错。” 这场抗争的结果,真的如《环球时报》所言,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吗?或者说当局强制推行了国民教育,就一定是“中国的胜利”吗? 所谓国民教育,就是自本学年起,香港当局在原有德育课程上增加国民教育内容。根据已经曝光的教材内容,该课程沿袭了中共在内地进行的爱国爱党教育,以民族主义观念阐释历史文化,而且通过谎言建构“中国模式”的光环。香港反对人士称之为“洗脑”教育。 无论是早前香港中联办官员宣称“洗脑是必要的”,还是《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辩护文章,都提到国民教育在西方国家普遍施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种言必称“西方”的态度让人觉得怪异,因为一说到民主自由,这些官员和媒体都曾表示“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而西方的所谓“国民教育”,是跟他们的政治制度、言论环境和人权观念密不可分的。 这种出尔反尔的逻辑,在中国舆论中反复出现,甚至有相当大的市场。比如,如果你主张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给底层民众多一些福利,马上有人批驳说:中国人口太多,每人多一点点福利,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社会无法负担,所以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但是,说到官员腐败,他们就不会说,中国官员太多,每人多贪一点点,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社会无法负担,所以只能比西方的官员更清廉。相反,《环球时报》还主张说,中国民众要容忍官员“适度的腐败”。 再说,这些官员和媒体一再笼统地说到“西方国家的国民教育”,但从来没有解释过其具体内容。《人民日报》提到的“形式不同”,如果是指是否强制灌输、是否以谎言为基础的话,那已经是很大的不同了。 的确如此,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都建构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西方大多发达国家,都进行过各种不同的“国民教育”,甚至也有过爱党爱国爱领袖的“党化教育”。但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现代化之路,基本上都是在反思和解构前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泥沼中行进。如果说反思也是一种重构,而且通过重构更加巩固了对本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认同的话,那也是在思想自由、媒体开放、文化多元、政治民主的前提下,不断地抗议不合理的制度、推翻不满意的政府、修改不正当的文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人民日报》评论说,“缺乏明确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青年人无法真诚地参与社会决策的讨论与推进,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这早就是公共的认知”。且不说这种前现代的民族主义论述早就是公共的疑问,即便承认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性,而且真诚地让他们找到了这种认同和归属,那么必然地,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控制思想的媒体、扼杀文化的教育、剥夺公民权利的政府和贪污腐败的官员。而现在,参加维园“六四”晚会、声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和反对国民教育的香港青年,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专制政权号召人民爱国时必然遇到的矛盾。当年身为反对党的中共,鼓动民众反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时,给自己贴上的就是“国家认同(爱国)”的标签。 香港的这场抵抗运动至关重要。中共在内地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国民教育”,其成果举世昭然。受此教育者的视野不仅未能扩大,而且多半变得封闭偏狭。即便在资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很多年轻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看到的仍然只是“爱国”、“汉奸”、“中国的崛起”、“西方的阴谋”等几个有限的字眼。而那些真正有机会“扩大视野”的权贵阶层,纷纷移民国外,其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何在?如果把这套教育成功地推到香港,那么香港人也会如此,底层民众被蒙上眼睛,上层权贵得过且过,中国内地则少了一个思想透风的窗口。 好在既然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就不可能如《环球时报》说的那样,“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这种抗争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受此教育的年轻人,只会对民主政治下的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产生更多的认同。 作者:长平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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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戏棚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戏棚,一切都只是布景板,短时间内用完就算了。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那些世界最长大桥、最高大楼、最快高铁、最大剧院等,光彩夺目。但大地震、暴雨等过后,豆腐渣学校、豆腐渣大堤、豆腐渣公路就原形毕露,还有舟曲泥石流、湖南凤凰大桥,以及楼倒倒、楼歪歪,而北京、济南、广州、武汉、长沙、南京、成都、重庆等到处是水浸,这些都是被强行‘卸妆’后露出可怕真面目的代价。”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说到北京城市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投入,均为神州之冠,光打造奥运城市就花了近千亿元。然而,这些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形象工程,只为官员带来光彩,却解决不了老天爷出的难题。一场暴雨令城市排水系统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这些年北京修的道路盖的高楼,难计其数,但排水管铺了多少,水泵站又建了多少呢?”“法国文豪雨果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当今中国城市最脆弱、最无济于事的就是下水道。城市没有良心,是因为官员没有良心,他们爱做表面文章,为了拚政绩升官,宁可在公路上贴金铺银,宁可将衙门建得媲美白宫,也不肯对下水道加大投入,因为下水道建得再好也看不见。”   香港《明报》署名潘小涛的评论称﹕“‘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党国体制’。在此体制下,中共以党代政、以党领政,从省委书记到镇委书记,各级党委‘一把手’对政府财政支出有很大支配权,一个人就可决定公共工程的数量、类别等。由于缺乏监督制衡,他们必然更多的考虑个人利益,优先开展那些看得见的公共工程,以此作为升职本钱。在此情况下,各级‘一把手’必然拍板兴建最长大桥、最高大楼、最先进地铁、最新颖剧院等,甚至不惜代价拆毁旧城区,务求短时间内建好新城,让外界看到他们治下的旧城换新貌亮丽政绩。相反,对于看不见的供水和排水系统,虽然是很重要的民生工程,甚至人命攸关,但各级官僚绝不愿意主动投入更多公帑去加以改善,只要排水系统能满足起码的需求。”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对于公布天灾人祸中的遇难者名单,内地当局一直持排斥态度。就算2008年四川大地震,当局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平民在全国降半旗致哀,一样未公布遇难者名单。尤其甚者,多名调查遇难者名单的维权人士还被拘捕、判囚。”“每逢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内地传媒首先出现的名单仍然是官员的姓名,要么是发出指示的领导人名单,要么是陪同领导人到现场的官员的名单,其中显示的是官本位观念,显示的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对生命的轻蔑。”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易宪容的评论称:“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政府却不让社会来反思与分析,不让媒体来报道。事件后,已有的公开信息仅是些所谓的正面报道。既没有政府组织机构对暴雨灾害损失写出的详细报告,也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反思文章。官方与公共媒体都对这次重大灾害事件,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其实,暴雨之后,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不是出现的问题有多大,生命与财产损失有多少(当然这些东西也重要),而是关注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如果将强国兴邦的梦想建立在多灾多难的基础上,建基于老百姓的生命与眼泪之上,这样的强国梦是否太残忍了?遗憾的是,从四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从山西矿难到京城洪灾,从食品危机到重金属污染,中国老百姓遭受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但有谁从中吸取了教训?国家又是否在灾难中获得新生呢?每次喊出‘多难兴邦’之后,又是新一轮的灾难降临,更多的民众倒在血泊之中,这到底兴的是哪门子邦!”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中在香港为您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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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走不出的想象奥运

2012年08月05日 09:23:39   从开幕那天起,针对奥运会中国社会就呈现出某种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并随着奥运会进展愈演愈烈,势成水火。在互联网总有两种声音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争论对抗:伦敦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孰更精彩?外媒对叶诗文的质疑是否属于“偏见”和“歧视”?羽毛球手消极比赛是否玷污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然,论争还涉及到更为根本的层面,那就是,制造出奥运会中国奇迹的体制,究竟还要不要存在下去,中国应该怎样真正融入世界以及在世界格局中占有怎样的位置,等等。不能认为是奥运会撕裂了这个国家,恰恰相反,是曾经被视为宏大叙事中社会成人礼的奥运会以及它不断设置出的相对“安全”的议程让这个并无共识的社会袒露出其真实状态。     不过,在回过头来审视现在区分思想和立场的标准,比如左派vs右派,比如国家主义vs世界公民,或者改良vs维持现状,甚至普遍价值vs中国模式等等,不难发现人们爱好的区分方式实际上非常简单、粗糙,更糟糕的是,无论何种立场,常常都是价值判断压过事实体认,在空洞话语场中为了想象中的原则和立场吐沫横飞,斗争不止。至于真相如何,似乎只能是第二位的。     比如有条没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新闻,7月中旬,出征奥运之前,美国篮联为了调动“国家荣誉”感,让“梦十”篮球队去阿灵顿国家公墓悼念为国家献身的无名士兵。这种在中国体育界司空见惯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自雅典奥运会美国男篮失去金牌以后,已经成为惯例,梦之队出征奥运都得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梦之队出征前“参拜”的是自由女神像,而这次,则是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一事件并未在“围脖”中展开讨论,究其原因,似乎是双面的“政治不正确”:一方似乎很难想象一个张扬爱国主义的、立足国家利益而非人类普遍价值的美国;而至于另一方,则似乎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没有等级,所有人无论普通士兵还是将军,乃至总统均以一种规格长眠的国家纪念墓地的存在。     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士常面临的一个追问是,在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有知名作家高调宣布要永远站在鸡蛋这边。这无疑是个值得敬佩但是绝非正确的答案,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谓掌握话语权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就是站在“真相”一边,可惜,这样的回答在中国现实中,常常是双面的政治不正确。     如果熟悉历史,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化过程始终,民众一直热衷于清晰有力的,爱憎分明的答案。而当年的胡适,因为每每被要求描述他心目中的美好中国的时候,总是不能喊出有力的口号描绘出一个鲜亮的未来蓝图。如此他追求的自由主义,他的“功不唐捐”,他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的对立双方均没有了市场,也始终不能成为中国转型中的主旋律:改良怎有革命来得彻底和爽快?     而在经历过那么多历史恩怨与是非之后,如果我们发现,当年的争论还在继续,总体解决与点滴改良依然对立,“目的热”和“方法盲”,热衷空谈依然是这个民族之习性的社会,会不会有些感叹中国的进步实在是太慢了?     回到奥运会及其为当下中国提供的议程,不能不感受到过于强烈的先入之见对于复杂现实的简单化理解。比如,奥运会究竟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实际上,今天的奥运会内部存在着这种紧张,奥运宪章上声明盛会属于个体运动员,而实际上百多年时间里奥运会已经和民族国家以及商业确立了复杂扯不清的关系。这就是李永波固然被人诟病,国际羽联也难辞其咎。虽然我不赞成阴谋论想象,但是如果多了解些现实,不难发现这些影响力巨大的体育组织不透明而缺乏监督,也缺乏市场竞争,其行为常常不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光明正大。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被驱除的运动员中,除了中国组合,还有印尼以及韩国的运动员,运用规则取得最高荣誉,并不仅是“中国特色”,而无论何种立场,我们却似乎将“驱逐消极比赛运动员”解读成“驱逐消极比赛的中国运动员”。甚至为了辩护这一立场,又引申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运动员”这一概念。     事实上,无论赞美者还是诟病者,都应该看到,无论是纯正英伦范儿的开幕式中,还是奥运会比赛,实际是多有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中国运动队所取得的成绩,与引进西方先进训练技术和教练都有密切关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虽然融入的方式未必合乎理想。     而如果明白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民族国家,如果能够不再用想象来认识异邦和自己,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未来中国传媒以及公共知识真正能做的,是如何让民族主义在具有较高公民权意识的环境当中成长,使之成为具有启蒙性、现代性而走向多元政治,而非无视或取消之。      上一篇: 多几个崔永元,多几份艺术正能量 下一篇: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跨越“邻避”陷…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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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 香港民众举行反洗脑游行 要求政府取消国民教育课程

天主教香港教区前枢机陈日君当日在《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民众上街反洗脑,提醒说,纳粹德国以及中国文革时都推行过洗脑,手段令人恐惧,可以制造世界大战。 香港政府计划于今年9月起,分三年在小学推行北京中央政府授意推行的国民教育课,但香港媒体发现,教育局资助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这引起家长反弹,千余名家长联署反对,十四个团体组成「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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