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本周中国内地的舆论整肃，引起海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广州《新快报》社长陆扶民和上海《东方早报》社长陆炎相继被免职，两家报纸的版面也遭到荒谬的大幅调整。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媒体引述消息称，《新快报》在7月10号转载了的《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一文，提到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和张德江，有妄自猜测下届政治局常委之嫌。而大胆敢言的《东方早报》早已引起高层不满，这次出事的导火索是5月中刊发题为”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的文章，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表示，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有观点认为今非昔比，中共的舆论控制难以奏效。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黄钰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网络控制会遭遇越来越多挑战，执行过程会越来越艰难，所以从长远来说，网络信息的控制是个不可能成功实现的任务。”他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存在两个互动和竞争的舆论场域–官方媒体和民间的网络舆论。……尽管当局为维护政权还会不断采取措施控制网络信息，但在互联网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管制和掌控可能都会成为过去时的词汇。” 知名评论员梁文道在《苹果日报》专栏中，谈论中共十八大可能遭遇的意外事件：”意外总是会发生的，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就是个意外，陈光诚跑到美国大使馆也是个意外；李旺阳之死惹起港人群愤，它在试图掌握一切机会的竞争者眼中还是场意外。即便你算无遗策，但也算不出还会发生什么意外，更算不出那些意外事件的发展究竟会变成那一方的弹药。” 中国问题专家蒯辙元对法广中文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是贫富两极化、贪腐久治不愈、黑社会猖獗等问题，社会更关心的是”为人民服务”等共产党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值得肯定？中共建党九十一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共产党是谁？代表谁？为了谁？身份认同不得不重新提出思考。 其实，身份认同危机早已有之，中共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是通过学校和媒体的洗脑教育，并将这套教育推广到香港和海外。这个话题再次成为本周香港媒体的焦点。健吾在《明报》发表文章说，接受洗脑教育的学生，连白老鼠的命运都不如。他提醒家长说：”你知道什么是国民教育吗？你有读过那本《中国模式》手册吗？你知道现在有小学的国民教育科要求学生不爱国要反省吗？你知道那些小先锋要学生操军刀，学绝对服从吗？你知道文革的时候一些父母受过什么对待吗？” 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的文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执意不顾《基本法》所定，要在香港推行洗脑教育，特别是在小学就推行，其目的在於要阻止香港实施真普选。……并把中共在大陆实行的谎言治国推向香港，实行谎言治港。” 说到洗脑和谎言，因执导《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传》而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米洛斯·福尔曼，本周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值得一读。他说，批评”‘奥巴马医改’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士，错误地将西欧风格的社会主义，以及政府提供社会和医疗保险的做法，与集权的马克思列宁式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论调让我感到愤怒，因为它贬低了无数人的经历。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残暴变种之下，有些人则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对自己在捷克社会主义时期的回忆，无疑让人想到眼下的中国。他呼吁说，”首先搞清楚，社会主义到底能有多么的骇人听闻。……它不仅仅是一个臃肿的集权政府，并会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它是一个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扼杀一切的分赃制度。” 作者：长平 责编：洪沙

核心提示：一本在全香港的公立学校中派发的教育手册在这个城市引起争议，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制作的这本34页的小册子被批评为是在”洗脑”。 原文： ‘China Model’ Teaching Booklet Riles Hong Kong 发表：2012年7月16日 作者： Te-Ping Chen、Trinna Leo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2012年6月27日，小学生参观香港国民教育中心时参加升旗仪式。】 一本在全香港的公立学校中派发的教育手册在这个城市引起争议，它说中国政府是由”进步、无私、团结的统治集团”所领导，这被批评是在”洗脑”。 《中国模式》是一本34页的小册子，它向中国的一党体制致敬，并且说美国之类的多元体制引起”恶性党派竞争”。 手册由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制作，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机构，目的是提高香港的年轻人对大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知识和了解。 该中心总监黄志明表示：”这本书只是给老师做参考，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中国。”2008-2011年，中心从香港政府接受了大约800万港元（100万美元），其中230万港元（29.7万美元）用于制作教育材料。 围绕《中国模式》手册的争议发生时正值香港和中国大陆关系的敏感时期。尽管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但它继续按自身独立的政治体制和自由运转。7月1日，数以万计的抗议者涌上香港街头游行，批评北京对当地政治的干预，呼吁新宣誓就任的梁振英辞职。香港支持民主的阵营认为梁与北京过于接近。 立法委员黄志星（音）说：”我们应当寻求真相，我们不应闭上眼睛，应当把所有我们国家中的丑恶清除干净。”他是在最近的立法听证会上批评政府支持有倾向的教育材料的众多立法委员之一。”这种观点是在文革中使用的，完全不能接受，它是洗脑。” 除了讨论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点，该书还收录了中国主席胡锦涛微笑着拜访河南农民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人民解放军向非洲人民提供药品的照片。过去两个月来有大约3万册分发出去，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使用这个小册子。 香港原本计划今年9月份开始在所有公立学校中开设强制性的”德育和国民教育科”课程，但大众的愤怒使得政府将这一课程的实施推迟到2015年。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查，只有37%的香港人说他们自豪在1997年的交接之后成为中国公民，这一数字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 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德育和国民教育科的目标是”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她补充说，对于讨论更为敏感的问题没有限制。 例如，手册中提到了中国有争议性的”绿坝“过滤软件、毒牛奶事件和”我爸是李刚“之类的丑闻——一个官员的儿子在大学校园里开车撞了一个年轻女人，吹嘘他爸爸的地位，然后逃离了现场。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23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血雨腥风，大兵压境。一场持续数周的民主运动遭到当局暴力镇压。作者长平认为，六四事件的意义更在于，她开启了八九十年代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 乌利克·普珀（Ulrike Poppe）将我们领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 –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意思是说，埃贡•克伦茨（当时的东德领导人）休想当邓小平，对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 普珀女士是德国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专员，她告诉我们，北京“六四”民运对东德抗议活动影响很大。在我随后走访的当年反东德专制政府的参与者中，无一不提到“六四”民运。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中国人身份。在安东尼·托马斯（Antony Thomas）摄制的记录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中，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贺森松（Bruce Herschensohn）说：“他（‘六四’镇压中在长安街只身拦截坦克的年轻人）想改变中国，结果却改变了苏联。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我去过东欧好几个国家。我称赞他们的勇气，他们却对我说，既然那个中国孩子能站在坦克前，我们也能做这些事情。这位年轻人的行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 我想这也是整个“六四”运动应得的评价。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场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变革的开端，是整体变革中的一部分。在那场变革中，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笼罩人类天空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阴云随之散去，全球政治经济进入一个新纪元。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中看待“六四”，我们就会对一些看似盖棺定论的问题重新思考： 第一，“六四”民运成功还是失败？对于中国来说，它无疑是一场大悲剧与大屠杀。坦克和枪炮开进北京，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喋血街头，死者至今数目不明，冤屈未伸，不能得到公开的悼念和祭奠。另一方面，它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专制政权可能出现的疯狂暴虐，毫无底线，激励人们和它作坚决斗争。那一轮抗议浪潮，作为一个整体，无疑又是风卷残云般的巨大胜利。 第二，政府用军队镇压民众是迫于无奈吗？一直有一种批评，说参加抗议的大学生过于激进，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已开枪恢复秩序。把“六四”放到苏联东欧剧变的整个运动中看，就会发现这种批评何其荒谬。就非暴力运动而言，还有比要求政府下台，也真的迫使政府下台，甚至国家解体、消亡的抗议更激进的吗？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只是要求政府反腐败、搞民主而已，如果北京政府可以开枪，东欧国家人口还剩几何？何谓政府迫于无奈，民主改革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退路吗？ 第三，政府选择了社会稳定吗？民主改革会导致社会动乱，如此荒谬的说法竟然被成功宣传。二十三年之后，社会涣散，人伦禁毁， 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维稳体制拆东补西，商人、官僚、艺人和普通百姓纷纷移民，这是日趋稳定的社会吗？看看东欧及俄罗斯诸国的社会秩序，你就会明白维稳经费有多么浪费。另一个成功的宣传是，中国很大很复杂，不搞专制就会乱。事实上，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统治六十余年来，最充满希望、最不易动荡的年代，人们团结一致，积极乐观，视改革开放为新的真理。民主改革毫无疑问会得到全社会的热烈支持，动乱从何谈起？ 第四，“六四”镇压的受害者只有中国人吗？从道义上说，很多西方人都知道，只要有一人受压迫，全人类都不自由。但这远远不够。从实践上说，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弃儿。很多当年义愤填膺的港台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国的市场诱惑，乐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抛弃中国人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六四”镇压让中共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挺过，后来更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换取。“与魔鬼交易”正在困扰全世界。 当年中共高层领导人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等人的“六四”回忆录，近年先后出版或泄漏。我从他们相互印证的回忆中，没有读到大权在握的邓小平任何协商退让的选项。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并不存在“学生再隐忍一些，中国就搞民主改革”的假设。自从当年4月25日李鹏等人向他汇报局势之后，“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措施得力”、“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就是反复出现的用语。镇压早已注定，只有杀人的多少（假如能减少牺牲当然非常重要），而没有谈判的空间。镇压之后的秋后算账，或者说持续的镇压，无论运动如何发展，也都无可逃避，而且至今未了。 今天的“中国模式”，正是邓小平定下的经济上的不公平改革加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开花结果。这个“模式”横冲直撞，让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伦理都陷入难堪。从这个意思上说，当年的东德人拒绝了的“克伦茨小平”，乔装打扮之后，正面带微笑向我们走来。

张维迎：改革进程开始逆转 进入专题 ： 改革    ● 张维迎 （ 进入专栏 ）       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          本书的内容来自过去几年里多家媒体对我作的访谈，针对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两种理论思潮及改革停滞和倒退的现实。我之所以愿意集结出版这些访谈，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本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访谈，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的。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财经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          我将这本访谈录定名为“什么改变中国”，既是想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 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34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一直愿意与媒体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20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来源: 《什么改变中国》节选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