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 刘民乐：求共识须先谋妥协
寻求改革共识，是当下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话题之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本届政府在完成最后一年工作后的即将交接、未来十年的发展走向、纵深改革涉入攻坚时期……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以学术理论为主体呈现了空前的热络与活跃。尤其伴随今年“两会”的召开，纵深改革再次被强调，进一步彰显了中央对改革的决心。但同时又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现实：初级改革已成过去，深层改革困难重重，社会结构趋于固化。矛盾和问题交错重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问，下一步的改革如何进行？改革的途径路在何方？由于对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同认识，也呈现了对今后改革发展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而这些又直接影响着今后纵深改革的走向。所以寻找改革共识，厘清对不同时期发展的客观认识，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我们知道，学术探讨的活跃与否，不仅彰显了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而且也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个特征就是在西方国家也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鉴于这一特征，就更要求相关领域的严谨性和客观性。无论任何角度的不同、观点的分野，都必须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的，而不应有任何情绪化成分。人类的发展实践也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是完美无缺的，任何的单一学说都无法解决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就连西方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也正在被许多国家所遇到的麻烦证实着。无论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普一撒克逊模式，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抑或是后来的“东亚模式”，都毫不例外地遇到了挑战。这既是基于各种模式自身的局限性，也说明了制度模式本身与不同发展时期的复杂关系，进而也证明了“任何事物没有永无不变”的信条，这就警示着我们不能固执地抱着旧有的残缺面对今后的发展。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用“特殊国情”来比喻一点都不为过，它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历程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与任何一个国家有高度的一致，当然也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制度和模式，能随意拿来套在自己头上。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取各家之长、避所有之短，拼搭出自己的一种“模式”。现实中的发展，固然有着不尽相同的长处与短处，但也恰恰是我们能够胜出的空间，关键就在于把握和驾驭的能力。这一能力的体现不在于慷慨激昂，也不在于激情躁动，而更在于对自身的反思和对外部先进的借鉴，需要的是一种妥协和创新的精神。 从一定程度上说，妥协是为了更大的进步，创新才是前进的动力，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的不同时期，在这些过程中，与屈辱情绪相伴随的激进始终缠绕着我们前进的步伐。在这个基础上，建国后又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三十年”，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实现了一次大跨越，从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两个三十年所走的路径不同、发展的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前后两个三十年发展过程中，没有哪一个完美无缺，也没有哪一个完全一团糟。尽管已对过去的历史有了相应定论，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哪一个时期的发展，都会有着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历史的必然。我们要牢记过去发展中的一些失误和教训，但不能以过后几十年的目光全面否定当时的客观现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不是理论家们坐在斗室的假想。 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着太多的固步自封，在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论的探讨方面，往往是各说各话，绝少妥协和建设者精神，这也是当下寻找改革共识的一大障碍。所谓妥协和建设者精神，不是要彻底放弃原有的主张，而是对自己的主张与发展现实做一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评判，从中找出较为中肯、最大限度有利于现实发展的良策。它的特征应是弥补和融合，而不是颠覆和推翻，那种将自身主张的优势和某一时期失误无限扩大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样只能阻碍我们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认识。同样的，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也一定不能发挥出想象中的效果。这种态势下，从个人角度上说，会阻碍一个人对世界的客观认识，抑制应有的创造能力；从大的层面讲，它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程度。很难想象一个创新能力匮乏的国家，在世界上会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同样的，想想我们近百年产生能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少之又少，不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吗？在中国百年进程中，或许从不缺少主张诉求的力量，唯独缺少理性进步力量的壮大。在民族的情性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打碎什么，却鲜有建设者的理念。在国民性格中显现的太多的，要么是忍耐麻木，要么是在外部环境影响下的激进和亢奋，与颂扬中的伟大民族特征相去甚远。按理，在悠久的文明中，东方文化以独有的神韵而著称于世，不知从何时时起，智慧和文明成了少数者的专利。而这些“少数人”从来都是衣食无忧。所以“专利”也被束之高阁或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一个骄傲的民族落伍了，落后必然挨打，而挨打下的屈辱情结又加重了激情偏执！如此循环，我们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难道不是每个人要思考的吗？ 将话题转回到时下，当我们在看待现实发展和共同求索改革共识的时候，大家是否能够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急躁，多一些妥协少一些争执，毕竟以我们国情的复杂，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彻底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同时偌大的中国，也一定需要和容得下不同类型的模式去尝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谁能说集体主义对仍是发展中的大国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 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在现实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又有谁能相信市场化能成为治理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当我们慷慨激昂地指责市场经济不彻底时，又怎样解释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情况这比他们复杂得多，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种学派的单一主张所能完成的。所幸历史赋予了我们千载难逢的机遇，既有发展均衡的现实国情，又处在世界空前开放的态势；既有了建国六十多年各方面的累积，又恰恰逢西方模式和世界经济遭遇挑战，这无疑给中国影响的递增腾出了很好的空间。这就看我们是否能够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探索出令世界瞻目的、具有独到性的“中国模式”了。尽管时下对“中国模式”有不同的认识，但争议点应在内容，而不是这一提法本身。一个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第二大国，有什么不能提“中国模式”理念的，问题还是在于相关的内容。只有涵盖了更多具有科学性、可持续性的要素，“中国模式”才具有了较强生命力。要达到这一目标，拥有这一共识，就必须具有超越各派已见的妥协做为首要前提，只有这样，我们在相关探索上才会迈出一大步！ 当然，这种妥协是针对学术派之间的，对于任何阻碍进步的力量我们仍是要一如既往的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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