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田国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进入专题 ： 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    ● 田国强 （ 进入专栏 ）       摘要 中国改革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要解决，关键靠深化改革。从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从内部看，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愿景决定改革必须深化。当前，要依靠市场化和民营化，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实现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关键词 顶层设计 下一步的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①表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在过去1000年里几乎是水平发展的，1978年是一个拐点，此后人均GDP近乎垂直提升，而中国经济从此也步入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快车道，推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晋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元1820年时，中国的GDP就曾占到世界的1/3左右，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是向昔日世界经济大国的复归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     然而，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过去的发展经验能否支持我们继续往前走？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很大。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高速升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这造成了理论上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隐现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次思想交锋之势。交锋的焦点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否应该继续下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指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所以，中国经济当前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改革的成就不容否认，但依然面临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其根源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重国富轻民富”的“三重三轻”，其实质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么，如何去解决呢？关键靠改革，靠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为什么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这是由内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的。从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中国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     第一，世界正在经历从美国的单极霸权向双极、多极体系的转型。经常有人说，我们不要当老大。从目前的世界格局演变来看，中国成为世界关键一极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已成为客观现实和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的辩证关系，实现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转型。     第二，随着“金砖五国”其他国家以及越南、印尼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省视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体制困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实际举措来应对外部激烈的全方位竞争态势。     第三，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之下，全球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震荡调整之中，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各国也纷纷祭出了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使得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堪忧。这样，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依赖于一系列相配套的改革制度安排来推动实现。     从内部看，中国也有自己的愿景，希望变成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距离这一愿景的实现更加接近了，但中国经济也同时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因而，亟待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解决，进行全方位的深刻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路径需要实现从经济自由化向市场化、民营化的跃迁，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牵引经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转型，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这些是中国顶层设计必须考虑的。     要素驱动，是一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普遍特征，其实现手段就是通过经济改革来达到。通过“放”和“开”的政策打破不合理的政策束缚，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给市场更多的自由，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就充分流动起来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过，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国经济依靠粗放式的巨额投资驱动和外需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继续维持，无法继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其次，要素驱动本身是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过非市场行为压低要素价格而产生的不合理却阶段有效的竞争优势，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从长远看，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再次，这一发展模式所伴生的社会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国民基础教育薄弱、民事纠纷上升、贪污腐败盛行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所带来的。     效率驱动，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竞争产生效率。应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市场化这个阶段，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和成效，但是还远远没有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重政府轻市场”的现象非常突出，离一个有效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力度和控制力，越位和错位现象值得警惕。     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开始对微观经济也进行调控了，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出现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力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并且国有企业也进入了一般性竞争行业，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当下，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的转型，政府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服务和维护这两个功能，且不能混淆。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重发展轻服务”的模式。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制度性缺位，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创新驱动，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而其创新所依靠的不是国有部门，而是民营部门。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然而，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依然分布过广，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还尚未破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堪忧。这些都是需要着力推进改革的。民营经济、创新经济最强的是美国，而其东西部也有差异，东部大谈政治，西部搞创新。这里的创新，就是熊彼特所谓的毁灭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与企业家才能结合起来，形成企业家精神。     民营化也是扭转“重国富轻民富”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增幅一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增幅。尽管2007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二者之间的增幅差距有所缩小，但近几年来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后，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减税和民营化应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样，对外我们需要应对时局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肩负起世界大国、强国的使命、责任，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对内我们需要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解决发展驱动方式和科学发展的问题，因而进一步改革非常必要。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由于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时表现积极，效果不错，使得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不少人将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政治权力结构，并主张将现有的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改革动力逐渐消弭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面临的艰难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也很可能退回到政府统制型经济。之所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与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很大关联。下面我们先来理清理论上的误区，探讨改革的艰难性。     一是理论上的误区。理论指导原则，理论上的偏误会导致方向性的错误。如前所述，当前中国最大的争论是围绕“中国模式”论展开的。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所谓模式需要具备相对的稳定性。但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尚不存在完全成熟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下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远景目标，以现在的社会经济状态来看，离目标的实现还相差得很远。按照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内涵来看，还做得非常不够，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中国模式”还未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塑形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当然还包括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及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转轨方式。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之所以产生这些误区，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误区所导致的②：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过渡性安排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政府主导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情况，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和非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     这些误区、误解是缺乏经济学基本训练的结果。说到经济学基本训练的重要性，有人说经济学理论完全没有用，约束条件太强。如果30年前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情有可原，但现在说就不合适了。市场经济理论本身没有错误，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是非常有用的，但也有其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笔者坚定支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也不否认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就像药本身是好的，但如果用的不对，再好的药也会药死人。同理，经常有人说经济理论都是错的，笔者对此很不以为然，经济理论没有错，除非有逻辑错误，更多情况下是用的人误用了。     二是改革本身的艰难性。改革和变革，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但几乎都不成功。有人说改革是社会进步，但是为什么难以成功呢？实际上改革是非常残酷的，是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风险的。真正反对改革的很可能是作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他们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当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而可能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比如，商鞅变法所创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机制体制沿用两千多年，至今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面还有很深的烙印和痕迹，具有很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商鞅没有树立起势，其改革得罪了旧贵族阶层。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继位的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被秦国发兵讨杀于郑国，死后还受车裂之刑。王安石、张居正、光绪皇帝所进行的变法，结局也大都悲惨，不是被流放、罢黜就是被囚禁。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使改革无法进行，而不进行改革，最终往往导致了社会停滞不前，结果出现了中国朝代不断变更的现象。中国的改革需要借鉴中医的思想。中医在病人身体好的时候就注重调理，认为平日的健康调理比治疗疾病更重要。但话说回来，治病只是涉及到一个人，而改革则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而易于遭到反对，大家都在博弈，只有将大家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艰巨性、残酷性，所以往往很难成功。     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首先，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国家的前途和客观现实，也就是“明了道”；其次，他有巨大的威望，所以“取了势”；最后，他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放开”和“开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对路，也就是“优了术”。所以，做成事需要综合治理，也就是“明道为本，取势为导，优术为用”。          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所在：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要有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有限就是恰当，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经济平稳转型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科学发展。     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有限职能呢？哈耶克主要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在此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反对早期政府的干预。笔者认为，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干预，政府主导经济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充分发育，否则与政府主导相伴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会不断累积，而又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缓冲，这会使得后面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迟改不如早改。     第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     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仅仅依靠GDP指标就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利于政府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④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很多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司马迁还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司马迁的这一论断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颇有共通之处。自利性假设加上信息不对称，这也正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管得越少越好，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相反，对于政府则应该是管得越多越好，因为政府是唯一具有强制力的经济人，这种强制力如果不加约束可能会导致经济滑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坏的市场经济。          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明晰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手段，同时也阐明了改革所面临的艰难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和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才能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当然，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应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题，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按照老子的观点，改革和治理之道在于“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也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和管得少”。所谓“行得正”就是遵循普适正道，按客观规律办事；“用得活”就是因时、因地、因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管得少”是政府要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          注释     ①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②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③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④对“掠夺之手”的详细讨论，参见 美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编著：《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赵红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China‘s Reform at Next St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ian Guoqiang     Abstract： China’s reform is now at a crossroad and faces many deep-rooted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o solve them， the key is to deepen reform. This is because， internationally， vast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in world order and China‘s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ch puts pressure to advance China’s reform； domestically，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China‘s rise entails deepening reform. Currently， Chinese government need to rely on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mote a shift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y from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ward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reasonabl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demarcate social governance boundary； and change itself from an omnipotent government into a limited one and from a growth-thirsty government in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Keywords： Top-level design， reform at next stag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作者简介】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机制设计、中国经济。主要著作：《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等。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 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转变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52.html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 陈平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贾海涛：现代化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中国模式    ● 贾海涛       中国的发展总的说来仍需要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所谓“中国模式”能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实现全面且高质量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全面转型也是为了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和标准又决定着“中国模式”的成功程度和这一模式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程度。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或评价标准。没有全面、完整和高度的现代化，谈“中国模式”没有太大的意义。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以全面、完整和深入、系统的现代化为目标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     “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尽管近年来我们对它讨论得少了些，或者说对它有所忽视，使之有沦为边缘化的概念的嫌疑或趋势。但它仍是中国人仍需认真对待的问题或话题。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性问题仍是中国人没有摆脱的魔咒，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甚至，中国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或全面的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仍是一个大问号。这应该是一个比所谓的“模式”或“中国模式”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有着自己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思考，对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界定和目标。然而，不少中国人原来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还略显狭窄了些，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忽视或轻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现代化问题不仅决定着中国的转型问题，而且也是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现代化的目标主要是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结构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消除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各方面巨大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意味着在国内消除贫困的同时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在中国曾经存在的城乡差异、农业与工业的差异(工农差异)、农民与城市人口在生活和工作方式方面的差异、收入的差异、教育的差异和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差异的完全消除或绝对的平均不可能保证，但至少应将这些差异缩小在一个理性的可被接受的范围之内。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特权与贫困的差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要基本消除。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我们的视野或思路需要拓宽。这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所谓“模式”问题的鉴定或认识。     我们这里首先讨论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全球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然后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做一个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或理念的演变发展。最后，我们将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前景展开分析。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探讨模式的局限及如何实现突破的问题。     　　     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     　　     对现代化概念的界定是颇为复杂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相关定义也是千奇百怪，因人而异，争议颇多。相关的理论也是充满争议和差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的定义或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基本词义(一般用法)；理论涵义和政策涵义。1也就是说，人们所谈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与作为学术术语的“现代化”概念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而政策领域所讲的“现代化”又有其独特的内涵、价值或意义，与学术的“现代化”概念有着一定的不同或脱节。这是许多重要概念具有的共性。实际上，普通人所使用的作为日常用语的“现代化”一词是充满歧义的，而政策领域的“现代化”概念及其内涵则有着人为的限制。我们这一部分主要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一词，并对其基本内涵和学术价值进行一个基本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     “现代化”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这主要基于我们长期以来“四个现代化”发展国策的影响，以及党和国家相关发展理念和理论长期的宣传教育深入人心的结果。关于现代化，中国人有着一般意义上、学术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的系统理解和研究，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不过，现代化作为一种现象和历史过程，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现代化理论本身在国际社会不仅充满争议，而且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和相关政策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和调整之中，在概念和理论方面也应该有所丰富和发展。实际上，在中国，一般人所了解或理解的现代化概念和应用还是比较狭窄的。     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是中国现代化问题和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从事相关研究的团队并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他有关学术机构、团队和个别学者也对现代化问题展开过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比如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他们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发表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年度报告，对世界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当下，从国际到国内，从总体到个别，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问题和相关理论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如何定义“现代化”？中国学者吴承明指出：“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2这种观点颇有代表性。不过，尽管关于“现代化”是什么并无经典、权威的定义或答案，但目前来讲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逐渐趋同的倾向，因而一个或一些相近的共识可以形成。这也包括形成一个可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英文“维基百科”、英文“答案网”都有定义，而且也差不多。中国网站上的中文定义也基本上是从这些英文网站上照搬来的或抄来的。由于这些大众化的网站的定义几乎已经趋同，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仅抄录中文“百度”网上的有关定义以供参考。“百度百科”关于“现代化”一词的定义如下：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①     “现代化”涉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体现出“现代性”特征。那么，何为“现代性”呢？“百度百科”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含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②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人性等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事情。它涉及一个系统、一种模式、一种综合的制度和发展机制。任何从某些方面定义或看待现代化问题的眼光都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亨廷顿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30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权威勒纳认为，“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而互不相关的”。4     一般来说，界定发达与不发达、有无实现现代化，西方学者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等多角度来定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或GDP数据。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相比，国际社会往往也有人从四个方面界定现代化。不过他们的“四个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有着较大的差别。中国人说“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西方有人主要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或定义现代化。“百度”尽管是中国人的中文网站，但正如前面所说的，“百度百科”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却是翻译的西方的定义。“百度百科”也主张现代化涉及四个方面：     ①经济层面：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②政治层面：民族国家的建立、宪政民主在世界各国的确立、生产的科学管理；     ③社会层面：奉行个人原则和利益机制；     ④文化层面：祛魅化与世俗化。     有的西方学者则从政治、科技能力、经济与财富、社会结构与人的发展等四个角度或领域综合看待现代化。5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政治民主，科技发达，人民富裕，生活水平高；人口呈零增长，人民普遍健康长寿，死亡率低；社会福利好，人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本人权有着良好的保障。反观不发达国家，总的说来政治缺乏民主，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有战争存在；经济发展也较落后，普遍比较贫困；人口过多且增长过快，生活水平低，人口的质量和人均寿命都比较低。人们常说的所谓“南北差异”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异。这也是现代化有否实现的差异或区别。从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差异来看，“南方”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80%，财富还不到全球总量的20%；而“北方”国家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却拥有超过世界80%以上的财富。5可以认为，现代化程度或现代性程度是区别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理论目前仍在争论、发展、丰富与变化之中。正如某些中国学者所言：“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国家和领域的学者关于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学者们称之为经典现代化理论(ClassicalModernizationTheory)。”1这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理论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于是出现了对它的批判和反思。这以后现代理论为代表。所谓“后现代”理论实际上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     有西方学者“把1970年以来工业化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把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现代化”。1也就是说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更高级阶段。一般来说，后现代化思潮对现代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端进行批判；后现代社会应该是消除或较好地解决了此前现代化阶段产生的各种弊端的较为稳定的发达状态。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和系统的技术应用来扩大有形产品；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在专业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方面，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1所以，后现代或后现代化既是对现代化的否定，同时又是对现代化的发展与更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在后现代理论出现后至少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1当然，一般情况下，学者也认为现代化本身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以上的阶段。这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理论体系是两回事。不过，现代化理论或理论体系也是在总结现代化实践和历史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系统总结，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空想或理想。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现代化不仅指一种系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或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应该说，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复杂性，中国人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中国人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定义和相关理论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与理论趋同或接轨。     关于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涵，有中国学者总结如下：     一般而言，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进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欧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工业社会。所以，当时的现代经济指工业经济，现代社会指工业社会，现代文明指工业文明。     显然，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一方面阐述了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性，即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所处的状态和特点。1     　　     作为世纪命题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西方无疑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是模仿或学习西方的过程。那么，现代化是否就是西化的过程？西方模式是否就是现代化的标准或样板？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就摆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面前，并且引起极大的争议。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现代化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或模式？有没有捷径可走？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欧洲与北美走在了最前面，但那里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不均衡的。而东亚的日本与所谓的亚洲“四小虎”也在现代化的发展上取得了突破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并不比欧美差。而且，较之西方，它们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时间极短。于是就出现了模式之争。东亚(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似乎颠覆了传统的现代化的观念并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所谓“东亚模式”的艳羡和仿效。所谓“东亚模式”及其优势说在上个世纪末第一次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是很有市场的。中国人曾一度较为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所谓“新权威主义”。然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有着质的区别而且渐行渐远。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并展现出一定的固定特征。于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少人开始将中国的现代化看作一个模式(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很难模仿或不具有模仿能力)。而一些中国人无视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也陶醉于“中国模式”幻觉之中。     然而，现代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没有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集体努力是难以实现的。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所谓的“东亚模式”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而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不是固定的或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充满了争议和变化。西方和全世界的现代化的历史和理论演变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前进的。谁也没有给现代化定一个死的目标或对其发展应该达到的高度封一个顶。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理想的状态和最终目标。它应该是一个人类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克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为目标的实践过程。不过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要面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要解决。     武力指出：“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6他强调了市场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还认为，“思想启蒙——市场化——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构成西欧现代化进程的主线”。6他似乎忽略掉了西方殖民扩张和海外掠夺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无论如何，强调思想革命、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等因素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决定作用是对的。任何希望发展自己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重视这些因素并注重对它们的培育与建设，而不是幻想走捷径。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应该包括类似的过程或具有相似的内容和特征。否则就不叫现代化，而是别的什么。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非常艰辛的，目前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挑战和困难。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也有弊。中国的现代化可以缩短时间，但很难简化步骤或取消有关的重要内容。偷工减料的现代化可能会变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无论从概念(观念)、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与政策层面，都需要作出较大的革新和调整。当然，观念的更新最重要，这是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没有观念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政策的真正变动和实践的革命。而关于观念或概念的更新，理论的研究需要走在前面。或者说，观念的更新、政策的调整，首先要由相关的理论研究来推动。     中国的现代化定义和理论与政策和实践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国内学术界不仅对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关注、介绍不够，而且对国内外现代化的实践、历史和政策研究也不够。反过来，在现代化的实践和政府决策方面，对理论界的依赖或借助也不是太多。这不是一个积极现象，尤其是对现代化的实践与政策制定不利。理论或学术上对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不足势必会影响现代化的实践与政策制定。而在实践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忽视和轻视可能会导致现代化的建设出现严重的偏差和失误。     中国人不仅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和经验了解不够，或不够重视，甚至对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也缺乏总结和认识。就中国的现代化话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忽视了，或没有得到本该得到的解决。这就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始于何时的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么一个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或众说纷纭；而占据主流的说法并不一定具有最大的说服力。这主要是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观念或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的。或者说主要是因为原来流行的现代化定义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造成的。     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另一个重大的误区或争议就是关于现代化的概念缺乏共识，或是对其内涵把握不足。这应该说在政策和实践领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过，现在中国人已经对现代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对它已经有了更加深刻和准确的把握。因此，我们到了更新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系统的时候了，也到了重新调整我们的现代化观念和政策的时候了。我们不仅需要重估我们的现代化观念、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更新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和政策。当下，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只有“四个现代化”远远不够，小富即安也不是现代化，局部的高楼林立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现代化，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和工业能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于何时呢？至少有两种说法。确切地说，可以认为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曾经最为流行，也是最为主流或权威的说法。那就是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另一种观点是始于中国共产党建政。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第三种说法是始于洋务运动。这三种说法的被接受程度或流行度大约是依次递减的。也就是说，第一种说法最流行，第二种说法次流行；第三种说法最不流行。然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也包括在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圈里，第三种观点反倒是最为流行的观点，甚至被奉为常识。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主张：“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是1840/1860-1911年、1912-1949年、1949年至今。第一阶段是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第三阶段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现代化。”7但他们也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指从中国现代化起步到目前的历史过程。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没有统一认识。一般而言，19世纪中叶(1840-1860)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分析可以从19世纪初开始，时间跨度180年(1820-2005)。”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前面介绍的两种说法及其可能更为深入人心的事实。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鸦片战争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要略晚一些，应该以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标志。     本文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可以代表第一个阶段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中国第二次现代化运动的高潮，但被日本侵华所破坏。而中国真正现代化建设则开始于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这一过程一直持续至今。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全面的、系统而深入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模式”说就是对它的定性。     实际上，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及其意义曾被中国学者严重忽视了。但海外学者或国外学者一直以来都没有将其遗忘或否定。实际上，关于洋务运动，西方学术界或西方汉学界将其视为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Modernization”。8洋务运动尽管主要以发展军工为主，但毕竟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西方学者对它的评价要比大陆中国学者高。无论如何，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历史，不能忽略这一段。     另外一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应该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的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工业发展也是比较快速的。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也不比日本落后。然而，日本的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也使得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全面中断。实际上，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打乱中国的发展，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防止中国崛起。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破坏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发展高潮，也是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始于1979年，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在这一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理论有所调整，相关的政策也略有变化，但大方向和大目标自始至终是没有变的。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高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阶段，那也是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路程，现代化的观念也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尽管我们已经迈开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取得了不小的现代化成就，但我们在现代化的各个领域仍然非常落后，包括现代化的观念和发展措施。这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外部环境有关。实际上，中国历史步入现代是非常被动的。“现代”或“现代史”的开启是被动挨打和屈辱的历史过程。关于现代历史的变革和现代化的意义，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把握，因而应对失措，不能正确地或较为准确地把握历史并积极主动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应对各种变化，成为现代化的领跑者。关于中国人现代化的观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它们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关系，武力进行了总结，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他也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其标准和具体的时间段的划分都与我们前面的划分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发展近代工业和市场为特征的现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大约160年的时间，可谓艰辛备尝。从现代化中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的相互关系来看，这16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第一阶段；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01年为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时期；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三个时期。6     尽管他的划分标准和时间段与我们的划分有着差异，但关于第三个阶段的认定或划分与我们是一致的。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大家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普遍认可而产生的。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观念和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或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丰富与成熟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之路也是处于探索与摸索阶段。当现代化遇到社会主义时，二者并没有完全融合。只是到了改革开放，随着不断的探索与发展，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二者才完全融为一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成了一回事，是一条道路，具有相同的目标和方向。实事求是地讲，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现代化在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和理论中也并不是一个关键词或重要的词汇。它一度出现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说明性的概念或预期达到的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概念的内涵越发明晰、丰富，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概念或核心概念之一，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近期与长期目标之一。现在我们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谈现代化事业，就是在谈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事实上，现代化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的最好的注解和内容，也是当今党和政府执政理念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压力、阻力重重。这里面不仅有内部的因素，更有国外的阻挠与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坐失良机，出现不应该有的波折和停顿。因此之故，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崛起错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机。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本来也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进步得更快一些。和平崛起需要好的和平环境。在1980年代，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于此前和现在都是最好的。现在发展现代化并实现和平崛起，历史条件和外部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努力。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说“我国现代化的难度超过发达国家总和”，甚至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不会很顺利，在21世纪甚至有发展失败的可能性。9     中国的发展走向正常的轨道并开始了现代化的快速飞跃实属不易。这既需要排除外部的干扰，也需要克服内部的阻力和错误观念。下面让我们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的进程，就中国现代化发展观念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借此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和政策描绘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轮廓，同时也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展现出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革命理论，但也包含有社会主义建设或国家发展与建设的理论。早在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0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就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甚至所谓“近代化”就是现代化—英语“modernization”的另一种译法。毛泽东当时的确说的是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建设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11这些都是新中国现代化观念和四个现代化理论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主张“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23291957年3月，他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3随后，于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先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4132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把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20世纪内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他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4479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只能是一个理想或呼唤，很难落实。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才真正化为党的执政方针和政策并开始付诸实践。     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也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一些问题并指出了全面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出现了将现代化简单化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工业优先或工业化优先，或者说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任务。工业化就等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似乎中国只要实现工业化，就可以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12329他还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2329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一定的工业基础。这一任务也基本完成。可以说，如果新中国建国初期有过较为明确的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的话，那么也是以工业化的概念或提法的形式表现或表达出来的。这恐怕是1958年出现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闹剧和悲剧的理论原因和政策原因之一。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注重工业化或偏重工业倒不是发展出现偏差或经济失败的关键。问题出在完全取消市场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上。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出现松动，然后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才出现了大的变化，现代化建设才成为可能。当然，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观念也逐步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和系统；党和国家在现代化方面的政策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系统。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5162他还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163当然，中国当时的底子薄，条件困难，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西方现代化的水平。为了避免“大跃进”的灾难和刚刚发生的“洋跃进”的失误，邓小平特意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国外现代化在概念或观念上的差异。这种观念或概念上的区分当然也是为日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和发展方向的政策制定服务的。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率领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1649他还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5257将“小康”或“小康水平”定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初期的具体目标是一个创举，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从政权建设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以往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为主的政策方向和治国理念的改变，而代之以发展经济、搞活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导向。邓小平非常清楚现代化建设绝非仅仅意味着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那么简单。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住经济建设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5250他强调：“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15241不过，邓小平还指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5168无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致的，二者就是一回事。     围绕着“小康”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又提出20年内“翻两番”的新的发展计划：“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16681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17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构想，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目标做出了更加系统、完整和长远的规划。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8     应该说，邓小平指定的第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已经初步实现，小康社会也初具雏形。最值得庆贺的是，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的现代化任务应该是邓小平所说的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这一“第三步”应该是现代化全面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力量都将发生更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将发生质变并最终完成转型。从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讲，中国也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完成这一过程和实现既定的历史目标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实上，完成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目标要远远难于“第一步”和“第二步”，需要我们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艰辛。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未来几十年，是我们实现第三步目标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     上面这段讲话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远景的展望和未来发展宏图的描绘，既是对以往成就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再次确认和强调，同时更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坚强决心。当然，胡锦涛总书记还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长，我们离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40年的时间；甚至离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实现，也还有10年时间的路要走。     　　     现代化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建设一样，也需要全面的参与与全面的发展，也需要多点开花，多出成果。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中国人不仅需要更加深化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更需要在实践的道路上多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找到一条稳健、可行而成熟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照搬外国的先进经验或国外的模式，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或曰现代化建设要走“中国道路”或建立“中国模式”，但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或建设总归有其共性或共同的特点，甚至有一个总的方式或基本的道路。否则就不成其为现代化，现代化也就不能成为一个世界现象或大趋势。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绝对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或者说是纯粹国家内部的事情。没有关起门来的现代化，也没有自行其是的现代化，更没有无视国际大趋势和历史潮流的现代化。现代化讲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但是也需要国际协作和遵从国际社会的规则。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也造成了一定的偏差和失误。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过于注重工业发展，而对农业和轻工业有所忽视；在改革开放前过于侧重于政治和政治运动，同时也将经济发展高度政治化或政治运动化。这导致了市场的消失并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经济活力，最后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民生的凋敝。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所松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生产力能够得到充分的调动与发挥。然而，以政府计划并主导经济活动、国营企业占据垄断地位的经济模式并未改变。这照样也会出现另一种偏差。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极端。过分追求GDP并一味强调经济发展的绝对地位的发展模式是片面的，即便是经济发展也是片面的，当然也是片面的现代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没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生存空间，民众获得的利益与得到的福利保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成果比例失衡。这会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一种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自认为搞好所谓政治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或消除一切矛盾是偏差；认为经济问题搞好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是另一种偏差。这都是将现代化简单化了。现代化的关键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不仅仅是发展经济、提高GDP，也不是搞政治运动，而是正确解决政府职能的问题。现代化的关键其实最终将是解决好国家或政府职能的现代化问题。     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认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只有欧美发达国家。他认为政治现代化分为三种类型：“就政治机构的现代化而言，可区分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388这是他30年前的结论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世界政治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印裔新加坡人马凯硕是“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及主要代言人。在他看来，“东亚模式”也已经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已经有了与西方社会、西方经济和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的资格。不过，他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包括日本、“亚洲四小虎”和马来西亚等国现代化，主要得益于它们都有一个“好政府”(goodgovernments)，而不是因为它们有民主的政府。2066他给出的好政府的标准是：(1)政治稳定；(2)建立在能人治国基础之上的完善的官僚机构；(3)体现公平的经济发展；(4)财政的节俭；(5)相对的清廉。2066他主张，一个负责任的“好政府”比一个名义上的民主政府更好。在他看来，“好的政府并不等同于单一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只要能够形成“富有弹性的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制度并足以应付我们正在步入的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就行，而“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板”。2037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不寻求理论上完美的政治制度。他们每天都在解决实际问题，以保持社会的发展。”2037在他看来，中国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都是亚洲价值观的体现者(展现者)，而且正在创造着足以与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成就相媲美的价值体系和巨大成就；而中国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好榜样。     但是，我们能够像马凯硕说的那样乐观吗？中国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为第三世界的好榜样吗？中国需要并能够按照目前的模式和体制(或制度)继续走下去吗？     正如前面所说，从世界上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来说，有两个较为成功的样板：一个是典型的欧美模式，另一个是所谓“东亚模式”。欧美模式首先是政治与社会的现代化走在前面，然后是经济的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全面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模式的开始阶段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与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齐头并进，两条腿走路。“东亚模式”则不同。这种模式是先发展经济，忽视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后，再着手实现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东亚模式”的成功是以“威权政治”或“权威主义体制”而闻名于世的。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威权政治”的效率更高，能够缩短现代化的时间。     “东亚模式”的成功或“东亚奇迹”似乎给东亚的“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Government)、“权威政治”或“威权政治模式”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中国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讨论过仿效“东亚模式”、以“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正如黄亚生所讲的，中国走的一直也不是“东亚模式”的道路，也没有形成“东亚模式”的特征。21“东亚模式”尽管在现代化之初忽视或牺牲了政治的现代化或民主化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随后进行了补课，改变了原来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或不平衡的状况。而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或不平衡相当严重，而且严重制约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模式”如果不尽快在制度上做出较大的调整，经济的发展和综合的现代化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的转型和突破应该以体制的突破为核心。中国下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应该以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为重点。     国外学者邹至庄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乐观的态度。他预计“中国的GNP将在2020年与美国持平”，22105认为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还会增长22413。他也看到了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危机。但他说：“腐败、失业和经济差距是产生不满的三个重要政治原因，但是受影响的人数和不满的程度并不足以在全国范围产生政治分裂。”2279持这种态度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而在中国人中间，更是乐观派居于压倒优势。然而，国际社会的乐观派与中国的乐观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态度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外国人在盛赞中国的经济奇迹时几乎都不回避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而中国的乐观派往往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危机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他们唱颂歌或唱赞歌服务的。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平台上，理智的讨论与辩论较少，有深度的观点和冷静的分析难以流行，很容易淹没在宣传性的赞歌声中。实际上，不仅仅学术界、舆论和大众话题很少涉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高层的决策与政策也缺乏涉及体制改革方面的导向与举措。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否认。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不能无视在未来发展中将要遇到的因体制和内部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和阻力。关于社会矛盾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根源，吴敬琏早几年曾经说过：     现在可以看到，许多社会矛盾是由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能够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改造自己而引起的。在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腐败的蔓延，腐败得不到遏制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体制没有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而变化。23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置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也曾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障碍主要有三：第一是人口众多；第二是资源瓶颈；第三是体制瓶颈。7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或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是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目标。     我们常说的体制实质上就是制度或政治制度，体制改革就是制度改革。大约是为了避讳，或是为了降低“制度”一词的敏感度，我们习惯于以“体制”代替“制度”一词。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我们不必对此讳言。如果遮遮掩掩或含糊其辞，只能说明不敢正视问题，不愿正视矛盾，或是讳疾忌医。这只会导致目标不明确、思想不统一、意志不坚定，进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与现代化建设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     政治制度或所谓的政治体制绝对不是孤立的，脱离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的。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改革应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在这个系统中，政治制度无疑是核心或支柱。改革经济制度而不涉及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的根本就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包括所谓的法制或法律制度，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政治—经济制度应该是法律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否则就谈不上是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应该跟宪法或其他部门法律的基本内容和规律发生冲突。否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存在着本质性的缺陷和结构性的问题，而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要实现政治、经济大的转型，或者说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一定大动干戈，或者说不一定举国上下动一个彻底的大手术。我们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采用最稳妥的方式。现在，有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棋可下、可行。那就是可以考虑尝试建设一批或几个“政治特区”的或“综合特区”的可能性。这种特区不能光靠特别的或特殊的经济方面的政策求发展或求生存，也不应该以经济发展为突破口，而要尝试实现一种制度或体制突破的可能性。这种特区要完成深圳、珠海等特区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说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综合突破。这可以说是一个能获得改革新突破的良方。     　　     结语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着模式的突破，而不是功德圆满或趋于成熟。即便说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现代化的成就，或者说初步实现了现代化，但我们仍需要加强、深化这一现代化。至少，我们的发展状况无论用现代化的标准还是非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均衡、不平衡的，甚至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局部的繁荣、发达和某一领域的世界水平远远不够。这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现代化，也谈不上是一个大功告成或可供借鉴的“模式”。现代化指的是一个系统和综合指标。以点带面和以偏概全地定义现代化或认识现代化，容易导致小富即安的心态和发展的裹足不前，也容易使人以定式的思维界定“模式”。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发展观念或发展意识上的大敌。中国模式的建立或突破要以体制改革和完善为目标，以社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感为标准，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     　　     注释：     ①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4658.htm？fl=ala0_1.     ②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5603.htm？fr=ala0_1_1.     ③同①。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与展望(EB/OL).2003-01-01.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CMR200311.htm.     2吴承明.现代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3-15.     3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张千帆：宪法有用了，改革才会变好 进入专题 ： 宪法 法治 改革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良性改革需符合两条件          今年既是1982年宪法颁布三十周年，也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这些年过去，“南巡”影响巨大，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比它早十年的宪法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在宪法基本上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改革是要出问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回归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原则，让宪法真正运行起来。     “南巡”之后的改革，成就是显然的，但是问题也同样明显。一方面，大家都能看到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高速发展，政府的财力急剧扩张，从而也为官僚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20年来的经济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活力，但是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包括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发展整体上给各级官员增加了寻租资源和寻租机会，并且不断刺激他们寻租的积极性。所以“南巡”之后的改革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张非常复杂的图景。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改革”一开始在中国是没有保留的褒义词，但是经过这20年，我们已经对它有所保留了。因为改革，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一些很严重的困境。制度当中存在很多的弊端，这样的社会往往是迫切需要改革的。但是我们发现改革的难度、阻力实在太大，以至于我们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制度性改革根本都不去想，因为觉得没有可行性。     良性的改革不可行，而所谓“可行”的改革往往是非良性，甚至是恶性的改革。良性改革，也就是对这个社会有利、有好处的改革。未必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当某些条件不满足的时候，改革可能不是越改越好，而是越改越糟。     良性改革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我认为至少要符合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这种改革必须允许平民大众、社会老百姓的参与，他们可以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基本诉求，至少要能够对他们认为对自己利益有害的诉求说“不”，要能够抵制政府的一些有害政策或者是以改革的名义作出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政府的政治精英、官员足够开明，欢迎大众的参与。如果态度不积极，至少能够宽容公民参与，并且在社会压力之下，为了能够延续长期执行，而自愿推行良性改革。     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良性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只有公民的诉求，但是政府坚决不让步，良性的改革也是无法进行的。我把从1978年到1990年之间的10年改革定性为“幸运的例外”，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公民参与，但参与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它仍然发生了，问题是这种改革并没有能够持久下去。如果改革不符合我讲的这两种条件会怎么样？只有两种结果。改革不是越改越好，而是越改越糟。          两次改革一脉相承          有学者把我提到的改革的前十年和后二十年分为两个改革，认为这是本质不同的改革。我认为这两次改革是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区别对待的，这确实是在效果上极其不同的改革。我专门考察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的中央文件，认为改革在整体方案上基本是连续的，现在的改革思路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只不过在这短短10年时间内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而已。除了党政分离之外，我们没有发现改革的思路有根本的不同。“南巡”的意义就在于，它重新启动了原先计划之中没有来得及进行的改革。后二十年改革为什么和前十年改革如此不同？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但是这两次改革的目的和初衷，乃至于方案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我们现在所谓的政绩体制和G D P思维，正是今天饱受诟病的一种发展模式。政绩工程、政绩体制虽然造成了所谓的盲目发展，大量的拆迁征收和社会冲突以至于民间悲剧，但是这种体制显然不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发明，事实上它甚至不是1949年的发明，这种体制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自古以来就有。     在政策方面，我们看到在今天发挥了很多作用的政策，例如分税制、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导致高房价，所有这些在当代看起来非常有争议的政策，是在1992年“南巡”之后逐步形成和落实的。但是这些措施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就已经在酝酿的。所以在政策上，上世纪90年代之前和之后带有一种很显著的连续性。     这两次改革的问题也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两个字———腐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两次改革是连续的一次改革，所以我不倾向于把它分为两次改革，而是一次改革的两个阶段。为什么前10年的改革是良性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良性的，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一个很显然的因素是，改革起点很低。当时城市改革刚刚起步，实质性的改革主要限于农村。在城市，经济改革只是限于有限的放松，例如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有限的合法化。真正的国企改制尚未启动，所谓的“国企改制”是在到了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改革只是限于国有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让企业自负盈亏，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本上也是在给企业和社会松绑，赋予私人以更大的活动自由，这样的一种改革必然在效果上是增加了社会的活力、民间的财富和人民的自由。所以说这个效果必然是比较好的。     当然，这是不彻底的国企改革，不是很有活力，业绩不是很好的国营企业在进行着有限的自主经营改革，工人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些基本福利还在维持着，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岗、贫富差距拉大这些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问题。后一个因素也是非常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在改革初期，领导人确实想改，确实希望把这个国家改好，而且他们也有信心和魄力来进行真正的改革。     一个理性的官员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良性改革要想持续下去，一定要有社会的适度参与，否则最后很容易半途而废。          分税制导致财富集中于政府          邓小平的“南巡”虽然没有具体提到中国的改革怎么改，但是奠定了以后的改革基调。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改革的基调，当时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其中规定了一系列今后要制定的政策，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分税制。另外要严格管理土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保护耕地是否要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农民能否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建设？这个问题很根本。1993年的决议把它否定了，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划为农地，那就好好地种地。农地用途不能随便转为工商业或者居民其他用途。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改革发生了倒退。     分税制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增长的财富更多跑到了政府的钱袋子里，而不是百姓的钱袋子里。分税制要实现两个目标，并不只是要改变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的比例，同时还要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 D P）的比重，并且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合理确定”，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     从1994年到目前为止，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这对于中国社会绝不是一件好事。分税制以地方分权始，最后以中央集权终。分来分去，最后中央集中了更大的财权。表面在制度上是地方分权试验，但是实际在效果上发生了中央集权。有人说这样对于地方好，地方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恰恰是分税制遭遇了地方非常严重的抵制。地方没钱了，“三公”消费是不会压缩的，但是中小学教师要发工资，这些钱从哪里来？就要通过土地财政来解决。所谓征地，无非就是二次征税，再把负担施加到老百姓身上。这是分税制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土地管理问题也很严重。1993年，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在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997年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要切实保护耕地，规定了很严格的限制政策，除了国家征用之外，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不得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现在所谓的“小产权房”仍然不合法，国土部强调要严厉整治小产权房。其实在哪里建房，公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在农村建房就是小产权房，在城市建房就是大产权房呢？这主要是国家的用途管制。如果说在不影响耕地的前提下，农民自己建房甚至把房卖给城市居民，双方自愿交易，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这不行！不得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     集体荒地也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所以这就把农民自主发展的空间都给限制死了，当然会造成大量的土地被荒废。一般的把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肯定是提高它的价值，农民从中受益。但是现在他们的自由被国家法律限制剥夺了，所以国家就要给他们补偿。因为这是一种所谓的“管制性征收”。中国在1994年修宪之后明确了补偿原则。有时国家可以不通过征用，通过限制去剥夺农民的权利。例如原本可以发展这块地产，但是因为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比如说保护耕地，为了粮食安全，不让你自由发展，从而限制了你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构成了表面上的法律限制，但是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征收，所以叫做“管制征收”。国家需要予以补偿，但是现在国家没有给农民以任何补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国家剥夺了农村和农民自由发展的权利。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种二元结构到了1992年之后，被普遍误解为农村土地变成城市土地必须通过征收。所以地方政府很高兴，很大一部分G D P增长就是来自于城市化，城市化就必须经过政府征地，因为根据这种理解，农民不能进行城市化，农地不能随便变成非农用途。只有当政府决定城市化后，政府把地征过来，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这时才可以城市化。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可想而知会产生什么后果了。     南巡重启了经济改革，强化经济主义发展战略。它的本质就是通过中央财政集权来挤压地方财政，集中国力办大事。用政绩体制，用G D P这套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地方政府带动城市化发展，所以各地官员只能诉之于土地财政，从土地财政中赚取差价来取代之前的各种乱收费，征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侵吞民财的最大黑洞。人民就不得不忍受高房价、高收费、低医保。这种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除了人的麻烦，在物质上还留下了钢筋混凝土、高速公路、高楼大厦等等，但是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生态污染和资源浪费。          改革不应成为官员专利          2003年之后的“胡温新政”基本上继承了“南巡”的精神，通过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来纠正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方面是延续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又提出要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原则，来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但是总的来看，效果有限，并未能减缓各种官员积极的“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惯性，因为“发展”对他们来说太有利了，“发展”的恶果愈演愈烈。有些后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     例如2009年底的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促使了房屋征收程序的改善。新的征收条例确实比原来大有改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所以征地拆迁的问题还是屡见不鲜。     分税制本来可以合理分离，本来可以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分配来合理划分财权，中央、地方做了多少事就分多少钱，没有必要产生中央通过分税制挤压地方财政，造成“跑部钱进”、土地财政这些严重的后果。耕地制度保护可以实行很有效甚至很严格的用途管制，可以合理分配中国的居住工商业和农业用地。大家去其他国家看一下，所有的发达国家对这套东西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可否认，住房商品化之后，住房质量比以前的单位分房大大改善。但是房价有必要这么高吗？国企改制本来可以实行更有合理的改革方式，通过更加有竞争力的聘用制度，来培养更有技能的劳工队伍，而不是简单下岗。国企改制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把城市的职工辞退了，用更多的劳工来做他们的工作。中国的经济落后，需要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可以在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改善百姓生活，增长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且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是片面追求G D P数字。最重要的是，干部可以考核，但是没有必要变成现在的政绩工程。     所以说，这两个阶段的改革在不同的环境下，得到的是不同的经济后果。本来是可以更好，但问题是当人民从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彻底消失，改革几乎完全是官员等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专利，那么所有这些良好的愿望只能是空想。     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其实要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答案并不难找。良性的改革必须有公民大众参与，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有通过宪法才能得到保障。只有让宪法规定的制度真正运转起来，中国的改革才能走上正轨。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法治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7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