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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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维权人士黄晓敏星期六刑满出狱，他当天告诉本台，在牢房里，每天加工出口商品，工作环境恶劣，没有假期。而牢狱生涯令他牙齿松动，严重空腔溃疡，左腿肌肉萎缩。但他信念坚强，从没有认罪及后悔。 图片：8月27日，黄晓敏刑满出狱，这是他回家后刚坐下的相片。（黄晓敏提供/记者乔龙） 视频：四川维权人士黄晓敏出狱感言。（黄晓敏提供/记者乔龙） 主张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成都召集人黄晓敏，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两年六个月后，星期六中午刑满出狱。他的妹妹黄小芹当天中午接受本台查询时称，哥哥正在从乐山回成都的路上：“今天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我接到了她在乐山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已经出狱，等一会要去乐山的长途客运站坐车回成都。他也跟她女儿说话了，他女儿非常想念他，刚刚也跟我说过非常想念去看他。我们会去看他的”。 黄晓明到成都后告诉记者，判决书上的出狱时间是8月31日，但提前三天放他，相信是狱方不希望有人到监狱外迎接：“25号我得到的信息是乐山警方或者成都警方把我送回来。今天让我走的时候他又说我们就不送你了，给你几十块钱你就打车回来吧。所以他们是刻意的选择这么一个日期”。 他说，出狱时监狱当局搜查了他随身物品，却没有发现他写的申诉材料：“尽管检查得很严格，但是我还是成功的带回来了三分之二的资料。比如我关的两年多的时间内给我的办案单位、审判长、诉讼检察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法委员会的周永康等人写的信，都成功的带了出来”。 和入狱前比较，记者明显感觉到他的声音不如以前铿锵有力，他说：“身体受到的伤害让我感觉到最伤心的就是这个，因为在里面一直在一个环境比较差的看守所里待了两年多，医疗条件也很差，所以这次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身体，牙齿都松动了两、三颗”。 回顾狱中生涯，他说，和其它刑事犯一起，被囚禁在一间三、四十平米的牢房，最多时关押了十五、六人：“心理的伤害，记忆比较大（的是）侮辱性的语言，也可以叫做国骂，就是‘他妈的’难听性语言。作为一级执法人员、干警包括一些领导随时可听见，随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脏话、粗话、违反法律的话”。 而牢房成了临时车间，专门加工出口产品，他称：“我们工作的劳动产品涉嫌违反国际法，出口。生产东南亚用的印纸，大陆人叫纸钱、冥币；还有做高档的刷子的猪鬃，宰了猪以后把猪毛拿出来让我们挑选、去杂质，再出口。老板和警官警告这些在押人员劳动的时候要认真，这些东西是要出口的”。 黄晓敏说，在工作期间，人就像一部机器：“一个没有节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天、‘五一’（劳动节）都要工作。还有有一个就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十来天前40度的气温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工作，有的人都是裸体在干。第三就是生活福利都不能保证，开水、饮食依然是四块五到五块五毛钱的，每日、每人、每天”。 记者：每个星期工作几天？ 回答：31天、30天。一个月有几天就工作多少天，除非上面来人检查了，做做样子把工具收了，把原材料拿走。 他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许多人患病，也包括他自己：“得病还是比较普遍的，小病比如感冒、冻疮、皮肤溃疡红肿，我现在身上都还有一些斑痕，就是十几天前成都西南地区气温比较高的时候，留下来的遗症，淤斑”。 48岁的黄晓敏，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建工作，也是天网义工，他以“公民记者”的身分，关注弱势群体，报道中国百姓维权新闻，并揭露贪腐。2009年3月1号，因报道成都“链子门”事件，被刑拘，其后被判刑，直到星期六出狱。 对此，黄晓敏说：“我从进去到出来，一直不认罪，我认为我守住了这二、三十年来从事人权工作的人已经开拓的基础，已经打下来的底线，我没有退回去”。 目前，黄晓敏失去了经济来源，也负担不起女儿上学，四川一批维权人在网上公开了黄小芹的银行账户，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助其度过难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浙江民主人士、作家吕耿松在监狱服刑4年后，8月23日刑满出狱，但他的一些重要书稿等物被狱方强行扣留。 另外，一些准备迎接吕耿松出狱的浙江民主和维权人士也遭到各种形式的骚扰，致使他们无法去监狱迎接吕耿松出狱。 杭州知名民运人士吕耿松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2007年8月被当局拘留，2008年2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被判刑4年。 *出狱时私人物品被强行搜查没收* 吕耿松说，通常监狱早晨5点半以后办理出狱手续。但是在8月23日凌晨3点半钟，吕耿松就被狱方叫醒，要他出狱。吕耿松拒绝提前离开监狱，被十多名狱警和武警强行带走，个人物品遭到搜查，6本狱中笔记和一本书的手稿等物被没收。早上4点半左右，吕耿松便被强行送回街道办事处司法所。 吕耿松的妻子、女儿和十多位亲朋早上5点便到监狱守候迎接，3个半小时后仍不见人出来，经与狱方交涉，被告知吕耿松已经回家。 吕耿松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明确告知狱方强行搜查和扣押他的物品是非法行为，但狱方毫不理会，也不给他出具扣押物品清单。 他说：“根据监狱法的规定，刑满出狱这一天它是不能检查的，没有规定检查，这一天你是自由人了。所以自由人的话，你就不能对我进行这种检查，你要对我检查就是非法搜查。我就把包拽着不放，它就不管你，就让两个武警硬给夺去了。剃须刀和一个眼镜盒给我了，其它东西都拿去了。” 吕耿松表示，为了防止他与家人和亲朋在监狱门口见面，当局人员硬将他拽上车带离监狱。 他说：“武警把我拉走的，一个人拉一只胳膊就把我拉上车，强行送上车，直接把我开到街道办事处的司法所里面。 它就强行让我签定一些文件，包括社区矫正通知书、被剥夺政治权利告知书、监护人申请单，我拒不签字。他们说如果你不签字就写写意见。那我就写了些意见，拒绝接受这个矫正。写了以后，他们拿去，拿了一份给我，当场就给它撕掉，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出狱后在家中被软禁* 吕耿松表示，他回家几天来，家门口一直有警察和保安看守，想出去吃点东西都不让，并告诉他，他们的底线就是不让他出门。 另外，杭州当局为防止出现众人迎接吕耿松的场面，提前一天便对当地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采取打压行动，和吕耿松略有关系的人全被打招呼不准去迎接。毛庆祥等人遭到了传唤，吴义龙被国宝找去喝茶，陈树庆也受到控制。吕耿松好友邹巍则被杭州国宝带到远郊的临安的一家农家乐软禁，直到24号上午。 杭州维权人士邹巍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针对吕耿松出狱的布局显示了内心的虚弱性。 他说：“政权为一个入狱4年的政治犯出狱，而弄得这么紧张，采取了这么多手段，实际上证明这个政权它本身存在着虚弱性，或者是它的合法化和道德性的基础太弱。” 吕耿松向记者表示，他出来后需要好好调养一下身体，看看亲戚，并继续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吕耿松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因支持民运，吕耿松1993年被开除公职，成为自由作家，出版过《中共贪官污吏》等书。

2011 年 08 月 05 日 | | | 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8月2号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 [RFA]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顾问，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8月2号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他在接受澳广记者方腾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其实从这次温州高铁事件可以看出，老百姓普遍对政府是不满的。大部分人是不满的，不太相信政府。但是大部分人对现在的政府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接受的主要原因，一是找不到替代的政府，第二是无法去替代的，要找到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未来发展的希望还是在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王丹所说的公民社会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网络，另一个是青年。他觉得，这是公民社会的两个支柱。“所以我觉得能推动中国变化的人应该在网络和青年这两个方面多做些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寄希望于政府那个方面。” 王丹说，他所说的公民社会包括3个方面。一个就是非政府组织、一个就是公民参与，还有一个就是公共空间。 他说，“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在努力把它撑大。非政府组织也在发展，但发展还是远远的不够。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公民参与这个部分非常的欠缺。我希望国人应该有更高的参与意识，就是通过这种参与来争取一个良性环境向良性方向去转变。” 虽然目前在大部分民众当中公民参与这种情绪还不是那么高涨，但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愿意参与，比如基层的人大委员的选举这样的一些工作，有一些所谓独立的候选人开始出来参加了，但是却遭到政府方面的镇压，或不愿意让他们继续参加。王丹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我觉得政府镇压是可以预料的到的。其实政府现在已经感觉到社会的危机，包括普遍存在的不满这些，它已经清楚的感觉到了，所以它现在才会越来越采取保守的方式，来面对这种压力。” 王丹说，这种情况是无法去改变它的。他认为，要打破这个僵局，中国现在就缺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关键时刻，另一个是关键少数。 他说，“这种关键的历史性的机遇其实我们也很难去预测它，但是关键少数的形成在中国很重要。我觉得包括那些出来参加基层选举的人、包括媒体的一些人、包括像这次温州高铁事件之后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异见领袖等。其实这些人应该尽早地整合成我所说的这种‘关键少数’。只要有少数人能更勇敢地，集体地表达一种意见的话，我相信大部分老百姓才能去跟上。” 因此王丹认为，“关键少数的形成是解决目前中国政治僵局的一个办法。” 现在有很多人对公民社会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让民众有更多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概念。但是王丹认为国家发展本来就应该让人民来行使权力的。 “这种担心公民社会的看法全都来自官方。正是因为官方有这样的态度，使得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才使得这个社会比较容易陷于动荡。如果这个国家和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来决定，只要政府决策有失误，人民没有参与感，它的不满会增长。只有让人民越来越有参与的权力，才能增加公民对国家的这种责任，才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王丹说，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看，向一个成熟文明方向发展，都不可能绕过公民社会这一块。 他觉得，“中国很多基层政府，甚至包括铁道部这样的中央部门，太滥权力，把他们手里的权力任意施用。”他说，“指望这样的政府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是很难的。所以我才说，公民社会要发展起来，由人民来给政府施加压力去限制、规范政府的权力。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社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