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华尔街日报|流入美国清洁能源行业的中国资金

一项“创新”在美国清洁能源行业引起了骚动。它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同时也有可能在经济与环境方面带来更大的回报。它不是风电设备,不是太阳能电池板,也不是电动汽车。它是来自中国的资金。 2010年,尚德电力(Suntech Power Holdings)在亚利桑那州建了一座太阳能电池板工厂。 浏览一下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你就会发现,美国和中国正在打一场有关清洁能源的口水仗。围绕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是否在以非法低价向美国市场倾销产品的问题,两个国家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但如果跟踪更广范围内的资金流动,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状况:两国清洁能源投资者和经理人已经开始做交易了。 中国企业──一般都有政府支持──开始收购美国清洁能源公司和相关项目的股权,而且华盛顿方面通常对此持欢迎态度。从更清洁地烧煤到以更低成本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些交易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技术。 双方都有理由扩大这种资金流动。美国人拿到了中国人的钱,同时也获得了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的机会。这个市场对清洁能源创新的需求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拿到了美国的技术,这有助于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而且和国内相比,在美国投资的风险相对较低。 按能源行业的标准来看,目前为止这些投资还不值一提。纽约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 LLC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在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为2.64亿美元。相比国有企业中国石化(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在今年1月份为收购一系列美国油气资产的股权同意向得克萨斯州戴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 Corp.)付出的价格,这些投资只达到其十分之一左右。但据Rhodium说,这2.64亿美元是在六年前为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Rhodium公司计算的是中国投资者持股美国可再生能源资产至少10%的交易。从近期公布的消息来看,投资额可能还会迅速攀升。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新奥集团(ENN Group)表示打算在美国内华达州投资50亿美元修建一个“生态中心”,其中将包括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工厂。考虑到全球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一些人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中国其他国有能源企业的高管说,他们也在大力选购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和项目。另外,奥巴马政府也在推动更多中国资金投资美国清洁能源行业。 要现金,不要疑虑 对于是否接纳中国进入美国能源行业的问题,美国国内存在一些合理的顾虑: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知识产权的担忧,以及对美国公司在力图与中国国内企业直接竞争时所受歧视的担忧。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企业一直受到北京的优待。 这些问题值得大力探究。与此同时,中国的清洁能源资金也值得大力争取。 一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联邦政府针对能源行业的刺激资金在逐步减少,而联邦政府针对清洁能源行业的其他补助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这方面补助也有可能减少。美国清洁能源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帮助。 另一个理由是环保方面的。很多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变得更低了,但仍然不足以跟传统化石燃料竞争。要让这些技术有很大的把握真正上一个台阶,就得让整个世界用最有经济效率的办法来开发并部署这些技术,也就是要跨越国境。另外,如果美国清洁能源技术不部署于空气污染严重、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的中国,那么不管这些技术在美国的国土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都没有多大意义。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GSR Ventures)是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风投公司,在硅谷也设有办事处。在波士顿电力公司(Boston-Power Inc.)进军中国的过程中,金沙江创业投资曾经为其提供资金。波士顿电力公司是一家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该公司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创立,原本希望能扩大在该州的生产规模,但由于未能拿到联邦激励资金,该公司跨过太平洋到中国寻找资金,并在中国开设工厂。 金沙江创业投资驻北京的董事总经理伍伸俊说,创新无国界。他的名片上如今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着:波士顿电力公司执行董事长。 一些美国人担心拿着中国人的钱扩张美国的清洁能源产业相当于另一种类型的外国能源依赖,就像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那样。这种担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对清洁能源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装在人们大脑中的资源,而非埋藏在一国地下的资源。 使用更多的中国资金扩张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并不一定会削弱美国在国内生产更多能源的能力,更不必担心这些投资会让中国接触到美国的关键技术,从而令中国开发出更多可用于日后出售的清洁能源技术。无论喜欢与否,如今的美国需要外国的帮助来利用其国内的多种能源资源。 增加供应 除页岩气外,美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以及从理论上讲取之不尽的风能和太阳能。但拥有并不代表能够利用。美国看来不太可能再建更多的燃煤电厂(这主要是出于环保方面的考虑),而风能和太阳能项目则可能发展缓慢,因为美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的补贴被大幅削减。 中国的资金和渴求能源的国内市场则有助于验证很多新技术,让煤炭更加清洁地燃烧,让生产可再生能源变得更便宜,而这些技术日后可能在美国得到利用。 总之,只要能善加利用,中国的资金最终将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国内能源供应。 能否善加利用中国的资金仍然有待观察。利用中国资金的前景正引发一股淘金热,尤其是在硅谷。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投资人正飞赴硅谷考察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前景。硅谷的初创企业正铺开红毯,降阶而迎。律师、银行家和咨询顾问也对撮合交易可能赚取的收入垂涎三尺。作为这种场景的一个象征,旧金山创建了一个名叫ChinaSF的项目,就是为了吸引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 到目前为止,双方更多地只是交换了意向,签订的合同并不多。尤其是在太阳能电池板贸易争端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可能挫败跨越太平洋的投资的情况下。今年5月,美国在反倾销初裁决议中决定对多家中资光伏电池企业征收超过30%的惩罚性关税。就算拥有中国的支持,美国的大量技术最终可能还会遭遇失败。 但能源危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动用全球资本。美国有很多技术,中国有很多资金,因此出现中美两国关注清洁能源技术的资本家竞相签约的情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JEFFREY BALL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斯泰尔-泰勒能源政策和金融中心(Steyer-Taylor Center for Energy Policy and Finance)的驻校学者。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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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認定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說起大外宣,焦利並不孤獨。當然這個戰略,也絕非是他這個級別的就能定下來的,他只不過是在實際操作中“跳得有些歡,蹦的有些高而已”。實際上,北京方面一直對西方媒體主導甚至一定意義上壟斷著世界話語權而感到不滿,尤其是在看到拉薩“3·14”騷亂、奧運聖火海外傳遞意外等等國際報道後,倍感窩囊和憤怒,為了強奪國際上的話語權,決定不惜揮金如土扶植各種外宣媒體,推動“大外宣計劃”。爲了不讓外界察覺有政府滲透的痕跡,後將此計劃戰略改為“外宣媒體本土化”。 所謂“外宣媒體本土化”,就是在外宣媒體對象國聘用當地的記者編輯,邀請有影響力的名流做嘉賓、譔稿,將外宣產品的巧妙的包裝成普通的、本地化的媒體產品,真真假假中,增強宣傳效果。這也是央視、新華社和其它外宣媒體共同奉行的新策略。 據中國外文局國際合作部官員劉東介紹,為了彌補外宣刊物主辦者遠離對象國、遠離讀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選題時,“將外國專家當作對象國的代表”與“第一讀者”,認為這些專家與預想的讀者是“在同一種文化氛圍下長大的”,“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質”,知道“本國人對什麼話題感興趣,並采用本國人喜歡的方式與語言風格介紹”。 實際上,一些被解讀爲有利外宣的國際條件也譲北京認定時下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認定現在是國內媒體海外擴張的絕好時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為了降低成本,或被迫瘦身裁員減産,或停辦實體報紙、雜誌,甚至破産關門。現在大陸的外宣媒體出擊,無論是借殼,還是收購,還是招聘各語種的記者編輯上,都有明顯的便利。 中共的外宣工作其實已有50多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外宣媒體曾一度衰落,至2003年以後,外宣又成為中共政府的工作重點,2008年以後外宣媒體開始海外大擴張。2009年年初,北京方面為了改善國際形象,爭奪國際話語權,啟動了國際公關戰略,計劃投入450億元人民幣,加強對海外的宣傳,包括中央電視台增加外語頻道,《環球時報》發行英文版,新華社推出英語電視新聞,打造中國版CNN等等。 揮金如土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也瘋狂向外擴張。海外目前有130多家分社,6000多名記者,每天生產7000多條新聞;《環球時報》英文版創刊,成為繼《中國日報》之後的第二份中國官辦英文報紙。有報道稱,早在2008年12月,《環球時報》英文版就開始在外國駐華記者群體中招聘主編、編輯與記者,數量是60名英語新聞記者和編輯、10名外籍專家以及5名管理人員。 一位參加過招聘的外籍記者被告知:“普通記者和編輯年薪都在10萬元以上,資深記者、編輯能得到3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並且還提供一套住房。”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英文版在起步時沒有經濟效益的壓力,第一年預計運營虧損2000萬元。 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Orville Schell曾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儘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幟地搶佔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幟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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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1)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然而,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其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10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英語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6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既有中國合法、非法移民,也有流亡美國的人士——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10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 李翊雲(Ye Rin Mok攝,李翊雲提供明鏡) 2. 哈金(Ha Jin)(英語,美國)在美國文壇獲獎最多 1999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美國第50屆國家圖書獎,為至今唯一獲此獎項的華人,令美國出版業與讀者更加重視以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雖然高行健獲得文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但高是以中文翻譯作品獲獎,而哈金則以英文小說榮獲美國國家級的肯定。《等待》將一名醫生的故事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內心衝突與當時的政治背景。 哈金語言簡練,創造一種新移民英語寫作風格,除國家圖書獎外,哈金也拿過海明威獎、福克納獎等各式獎項,被稱為“獲獎專業戶”。哈金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大都講述小人物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89年的民運為哈金人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決定以英語寫作的開端,《瘋狂》(The Crazed)便關注了“六四”人物;哈金也將歷史題材以小說形式展現,《戰廢品》(War Trash)講述朝鮮戰爭,《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描寫南京大屠殺;近年,哈金將注意力放到移民身上,以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短篇集《落地》(A Good Fall)為代表。 哈金的作品讓西方讀者重新認識中國,今日英語界提及華裔作家時,幾乎不會漏了哈金的名字,哈金的成就,為往後的華人作家開闢一條更寬廣的創作之路。 哈金(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3. 戴思杰(Dai Sijie)(法語,法國)用電影技巧說故事 在美國,由於同名電影的成功,譚恩美的英語小說《喜福會》(Joy Luck Club)廣為人知,讓中國文化深入西方家庭;而在法國,戴思杰的法語小說《巴爾札克與小裁縫》(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同樣憑藉電影的力量在全球大放異彩。曾是戛納電影節注目單元開幕電影、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是戴思杰自編自導的。 1971年至1974年被下放到四川接受“再教育”的戴思杰,作品多有“文革”的影子,《巴爾札克與小裁縫》講述兩名遭下放的知青友誼和農村姑娘的浪漫愛情故事,《某夜,月未升……》(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訴說文革中相戀的法國女子和中法混血男子追尋藝術、歷史和愛情的故事。戴思杰的《釋夢人》則是另一種風味,用詼諧、荒謬的情節講述中國精神分析師在中西文化間尋找“處女”的冒險之旅。 1984年戴思杰至法國留學,繼續在電影上深造,開始以法語寫作前拍過三部電影,因此讀戴思杰的小說,就像看電影,每一個章節就像一個電影場景,其優美、幽默的筆調與故事,屢獲法國文學獎評審和讀者的青睞,是高行健之外,最重要的旅法華裔作家。 戴思杰 4. 裘小龍(Qiu Xiaolong)(英語,美國)華人也能寫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在西方是個相當受歡迎的文學類別,除了裘小龍外,幾乎沒有華人作品成功打進這個市場,更別說以英語寫作。裘小龍的所創造的刑警隊長陳超,年輕帥氣、一口標準英語、喜愛吟詩朗誦,大大扭轉了西方讀者對中國人的印象。裘小龍的小說已悄然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紮下根,擁有一批忠實追隨者。 “文革”時因故避免了去農村插隊命運的裘小龍,因緣際會下開始學習英文,打下往後英語創作的基礎。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以一種新鮮的中國偵探小說形式征服西方讀者,讓裘小龍成為首位獲獎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華人,之後的《外灘花園》(A Loyal Character Dancer )、《石庫門驪歌》(When Red Is Black)、《雙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 )等作品也相繼被翻成各國語言,廣受青睞。 來自上海的裘小龍,其小說不僅娛樂讀者,也將上海乃至全中國的文化、歷史,鮮活細緻地展現在給西方民眾的眼前。許多美國學校都將裘小龍的小說作為教材,裘小龍的作品是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窗口。 裘小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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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实力的内忧外患——从孔子学院风波谈起

  2012年5月17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罗宾·雷诺签署了一份指令,称中国“孔子学院教师以教授和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部分教师教授的对象却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违反了J-1签证的有关规定。因此,这些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月底之前离开美国,若需返美,须重新申请正确的签证。”这份公告旋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很快发表文章,批评“单方‘喊停’令人困惑”:“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   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指责美国方面“发难”。与官方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的舆论,市场化的媒体《新周刊》官方微博甚至这样评述:“此事‘激活’了公众对两年前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费3520万元一事的记忆”,这指的是媒体曾经质疑孔子学院网站经费明细却被叫停的经历。   网上的知识分子还翻出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批评“孔子学院”是赚钱项目的文章,甚至连一些亲儒家的学人也开始公开表态,声明孔子学院与儒家文化无甚关系,只是汉语和中餐“培训班”。   眼看着舆论正在发酵,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妥协和调整。   5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首次对上述指令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她表示,5月17日的指令“很草率而且不完整”,对此表示歉意。纽兰重申,美方将尽力确保没有一人因签证问题不得不离开美国。   这看起来像是一次技术故障而非中美关系的摩擦。除了个别人的政治过敏,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倒是很乐意占占这些中方贴钱教育项目的便宜。 “孔子学院”经费疑云   美国方面的“快速纠错”和“欣然接受”并未化解中国民间舆论对孔子学院的疑窦。这说起来有点吊诡,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有复兴的势头,另一方面则是任何社会思潮一旦被钦定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民间又不信任且加以抵制。   “孔子学院”由一个叫做“国家汉办”的机构所创办。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这也确认“汉办”是个官方机构而非民间组织,由教育部直管。   国家汉办的“业绩”斐然: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不到10年间,孔子学院已在全世界104(另一说是106)个国家扎根,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人称“海外大跃进”。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分布在104个国家(地区)。目前美国48个州已设立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其中更将学习汉语的桥梁搭建到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批一流名校。官方媒体新华网则将美国孔子学院及课堂的扩张称为“井喷式”发展。   在遍地开花的大扩张背后,民间舆论持续质疑产业化的官方项目背后的利益链。早在2010年1月,便有媒体报道,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一则中直机构的中标公告引得网友一片哗然:“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元”,媒体称为“天价网站”。这轮风波以国家汉办的简单回应不了了之,媒体的拷问没能持续下去。   这只是冰山一角。舆论对办每一个孔子学院的启动资金、派驻教师的补贴、提供海外学生“中国之旅”的经费等等,都存在疑问,而官方资料则语焉不详,政务信息公开在中国也并没有真正制度化,因此,民间对官办机构会否成了“私肥”的不信任和疑云从未消散。   从“天价网站”事件到如今的“签证风波”,让中国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因此被摊开来看。   一方面是国内教育投入的长期不足饱受诟病,早在1993年就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一再被延迟,迄今未实现;另一方面却是教育部名下的机构在海外大搞文化外宣,“花钱买吆喝”,这是中国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薛涌曾经尖锐地批评:“当中国的孩子连三百元的年教育经费还拿不到时,纳税人的钱被挪到每年享受着将近七万人民币(一万美元)教育经费的美国人那里,补充人家的开支。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教育每况愈下,中国将越来越没有文化。” “软实力”靠“硬实力”打造?   当然,会有人说,这是花钱打造中国的“软实力”,这笔钱省不得,不能与国内的教育经费类比。   “软实力”(Soft Power )是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展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呈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掀起了世界范围内“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在中国的官方文件及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也多次提及国家应“提升软实力”。   的确,“软实力”概念具有普世价值,并非仅只西方适用。《论语》季氏篇夫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谓“文德”也可理解为“软实力”。   应当承认,官方提及“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与民间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点。这与1989年以后启蒙思潮的衰落也有很大关系。   90年代以来,源自西方语境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官方意识形态对自由思潮的警惕,导致自由主义生存空间暧昧,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在日益扩大,从自由主义又分化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其对应的思潮正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与八、九十年代民间淳朴简单的改革愿望相去甚远的是,在当下,民间社会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对贪腐的嫉恨,更有20年权力与市场媾和的资本经济浪潮狂袭之后,酝酿起拜金主义产生的焦灼情绪:毒奶粉、地沟油、空气污染等等生存环境的恶化,让民间社会陷入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之中,有学者甚至形容这是一个“互害社会”。   于是,既有新左派的兴起,指控市场经济罔顾公平;也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拯救当下社会溃败的形势寄望于儒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它们共同的不满,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堕落效应”。   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大陆为何对台湾是否葆有中华传统文化之正宗那么感兴趣,对马英九的尊孔之礼那么热切。 两岸能否“软硬结合”?   巧合的是,就在大陆“孔子学院”争议余波未了之际,6月6日,台湾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指出,两岸的交流发动机若全是政治,将非常不可靠。拟未来在大陆设文化据点,推进“台湾书院”的发展。   姑且不论龙应台的构想能否实现,龙提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概念,她表示,台湾是软实力、大陆是硬实力,软实力包括创意源头、文化底蕴、开放社会公民素养、总体民众素质;硬实力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的资金、相对之下权力集中的社会。   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对大陆是比较了解的,这番评价也应当说是中肯的。   以我对台湾有限的了解,至少应当承认,台湾创意文化产业的百花齐放远在大陆之上。从来没有一次旅行,像到台湾这般,如此不辞劳苦地带回了那么多文案资料,诸如公私部门合作制作的“文化护照”、画册、旅行指南等。而台湾错落于民间宅院之间的咖啡馆文化,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这一切,在大陆有点难以想象,一是政府与民间文化的合作没有这么积极,二是追求大拆大建的城市规划思维,难以给民间宅院里的文化产业自由呼吸的空间。   就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软实力还微弱的原因,便在于公民社会遭受限制,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奥运文化等大型项目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他指出:“软实力的增长不必是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发现另一个国家的魅力时有所得。但是如果中国要成功,就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   约瑟夫的话不难理解,作为“文化官员”的龙应台的愿望也不难了解。正如我在品尝台北精致美食时会想到的,大陆餐馆那么多,却长得太相似,除了金碧辉煌还是金碧辉煌,若能以大陆的资金,引入台湾饮食文化的精致面,那的确是“软硬结合”的完美组合。   而大陆所能输出的,也不应该仅是官方主办的“孔子学院”,如何以创意思维挖掘在地文化、民间文化,这是未来很值得期待也完全可能从台湾汲取经验的课题。   彭晓芸,台湾《新新闻》第1319期,201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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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部“间谍门”事件危及中国在美间谍安全

2012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可谓是敏感的一年。现在又爆出中国国安部副部长助理涉嫌向美国提供重要情报一事。对此,中美两方的态度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路透社6月15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一名中国国家安全官员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已经被正式逮捕。而这也激怒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此举也将危害在中国为美国政府提供信息的间谍群。 路透社援引两名直接知情人士称,就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了自己的一名向美国提供情报的官员后,胡锦涛亲自介入,安排专项组展开调查。这两位知情人士还透露,涉嫌官员是一位副部长的助理,已经于今年1月至3月期间被捕。中国安全部因去年有多名驻美情报人员一度陷入危险而提高了警惕。 北京华盛顿集体收声 路透社报道显示,经过调查,中国国安部门发现这位官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已有数年之久,向其泄漏了中国在海外间谍网的信息。消息人士称,这是中国二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门。他们的表态显示,中国安全部门的这一漏洞已经对其海外的间谍活动造成损害。路透社于6月1日首次就此发表报道,北京和华盛顿方面目前为止对此默不作声。 这位助手的真实身份至今尚没有被透露,据悉他曾是安全部副部长陆忠伟的助手。消息人士拒绝透露这位助手都向美国提供了哪些信息,也不愿意说明这对中国的情报人员会带来怎样的威胁。但他们表示整个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 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安全漏洞,陆忠伟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正式处罚,并证实胡锦涛主席下令展开的调查工作已经排除了陆忠伟也为美国人做事的可能。不过北京政府还是认为陆忠伟在聘用助手之前没有彻底了解其背景。当局停止了对这位副部长的纪律检查,希望尽快息事宁人。因为今年中美在政治以及外交上的尴尬事件已经够多。 一位知情人士称:”陆忠伟的问题是在用人之前没有充分调查。但中央政府不希望在这一政治敏感的年度制造更多的麻烦。”中国执政层将迎来十年一次的换届,希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政权更迭这一通常是编排好的过程已经受到了薄熙来事件以及其妻涉嫌谋杀的影响。 Ein Ohr aus Gibs kommt aus der Wand. Symbolbild für das Thema lauschen, spionieren. Fotolia, 2011 间谍战:墙外有耳,防不胜防 陆忠伟退休在即 中国外交部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国家安全部是中国最不透明的政府机构之一,没有公共网站或发言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只是说两国仍然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现年59岁的陆忠伟反正也将要退休,指出没有人怀疑这位副部长为美国人做事。他说,陆忠伟”没有变色。” 陆忠伟是上海人,曾主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据两位对这家智囊机构比较了解的研究者指出,该所最近减少了和国外研究人员的接触并降低了在境外出席会议活动的频率。而该所的后台正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知情人士补充说,陆忠伟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委员。 此事件是继1985年中国情报官员俞强生出逃美国后,最严重的一次间谍丑闻。他的出逃导致当时正被关押的一位美国中情局分析家于1986年在美国狱中自杀,这发生在他被宣判的几天前,普遍认为他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来源:路透社        综合报道: 任琛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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