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首先，请《解放军报》的先生们别紧张，我不是什么敌人，既不是侵略者，也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雇佣的代言人，我是你们的同胞！只是对国家的一些事，主要是对军队归属的理解，与你们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我的观点没错，是你们错了，希望相互讨论，因此在这里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公开讲出来。态度是友善的，目的是建设性的，是想把国家，把中国的军队搞好，没有恶意，更没有敌意。 其次，你们在《必须认清“军队国家化”言论背后的阴谋》一文中断言“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言论是错误的，有阴谋，我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理由之一，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至少在国民党政府出现之前的四千九百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军队从来不是哪个党的，中国传统的，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军队观念，从来都认为军队是皇家的，由皇帝代表国家领导军队。军人应该服从皇帝，一切行动听皇帝的指挥。皇帝是坚决反对结党的，因此，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的军队思想观念，从来就是非党的。 理由之二，把军队交给党领导，是从西方学来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搞党军，搞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共产党当年是极力反对的，把国民党的这种主张称为法西斯主义。1949年之前历史上的共产党并不赞同军队归执政党所有，极力反对军队的一切行动听执政党指挥。历史上的共产党正是军队国家化的极力主张者。如果说军队国家化的言论背后有阴谋，那么，你们怎么解释共产党当年的这些言论？怎么自圆其说？ 理由之三，共产党的军队归党领导，由党指挥的思想观念和整套制度，包括党指挥枪，政委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等等，这整个的一套，完全是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不是中国发明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的。 理由之四，中国共产党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军队指挥思想和管理制度，并非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这套思想观念和制度，产于上个世纪初，还没到上个世纪末，在其发明国家就已经被完全抛弃掉了，被当垃圾一样给扔掉了。现在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原来的其它所有加盟共和国，没有一个坚持军队归党指挥，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军队国家化了。中国有什么必要把连发明这些学说的前苏联人都不要的垃圾当作宝贝？ 理由之五，军队由党指挥，而非由国家指挥，这样建设起来的军队，并非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领导层，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都承认，当今最强大最先进的军队是美国军队，强大稍差，但同样先进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军队。欧美日的军队目前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但这些最先进最强大的军队没有一支是归某个党的；全是国家的。比如美国，现在民主党是执政党，军队听总统命令，但军队却不是民主党的，也不是共和党的，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再比如说，中东，以色列的军队是国家化的，最先进最强大，伊朗、叙利亚、原伊拉克、原阿富汗，军队都是听党指挥，但却是虚弱的，落后的。叙利亚比以色列，国家更大，人口更多，但叙利亚的党军，根本不是以色列国军的对手。军队国家化虽然不一定就会发生军队最先进化和最强大化，因为像印度等国家，军队国家化，却并非最先进最强大，但是，完全可以这样说，军队国家化，既不是损害解放军战斗力的主张，也不会有国家动荡不安的必然后果。 理由之六，就是中国的人民解放军，也一直被称为人民的子弟兵，没听说是党的子弟兵。解放军的兵源不是来自于共产党一党，财源不是由共产党承担，而是中国的纳税人供养，解放军官兵退伍转业后，不是在共产党内安置，而是由国家安置，军队的建设所需，军人和家属的薪金、抚恤、后方支援等等，无一不是由人民负担。中国人民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子弟和财产也不是共产党的，由人民的子弟组成，由人民花钱供养的解放军，怎么不听人民的，就必须一切行动听执政党指挥呢？ 理由之七，中国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军队指挥和管理权力是“一切权力”中的一部分，这个没错吧？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军事指挥和管理权也理当属于人民，主张军队国家化，是合乎现行宪法的言论，错误何在呢？相反，军队指挥和管理权属于执政党，与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是矛盾的呀！怎么合乎宪法的主张是错误，是阴谋，违反宪法的，反而是正确，是阳谋呢？ 上述七个理由，我把它们条条晒在阳光下，句句出于我的至诚，我认为全部是站得住脚的，我这样讲，是理直气壮的！我没有任何错误！这些观点背后也没有任何阴谋！有的全是阳谋。你们说“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言论既错误，还背后有阴谋，恕我愚钝，能不能说详细点啊？它们错在哪？有什么阴谋？ 希望《解放军报》的社长、总编、笔杆子等诸位先生能讲详细点，把逻辑前提和推论过程像我这样，全在阳光下说个清楚明白。没有前提，不讲逻辑，只是一味重复什么党指挥枪这些崇马媚苏的洋奴哲学，读者就会认为你们是在发高烧，说胡话！ 杜导斌，博客中国

《国际先驱论坛报》星期五（11日）发表文章称，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部分吸引力。 文章说，自从2008年西方经历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开始炫耀“中国模式”的好处。 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集权政治加上政府导向的资本主义。 然而，随着今年初中国发生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以及最近刚刚发生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事件所引发的中美外交危机使得中国模式的至高无上性受到怀疑。 文章指出，尤其今年中国面临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引发中国政治圈动荡的薄熙来丑闻，经济放缓以及社会群体事件的频发都使得宣扬“中国模式”显得为时过早。 文章引述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的话说，其实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掩盖了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性质以及所有权的体制问题等。 文章说，中国虽然是一党专制，但却派系严重，内部存在多种声音。 有人说薄熙来撤职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一种矫正，但也有人争论说，由于高层政治领导人内部的分歧，更多的高官采纳向薄熙来那样的民粹方法也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引用《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的话说，中国没有明确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弊端 文章同时说，“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弊端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所带动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框架。 虽然中国的一些决策人希望推动另外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例如依赖国内的消费需求，鼓励私营企业以及放松银行借贷等，但问题是中国的新老领导人都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并且并不愿意改变现状。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放缓，中国总理温家宝预计今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为7.5%，而本周四（10日）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外贸出口下跌。 但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冷却，中国政府只好再回到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性的经济增长。 文章说，“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导致社会不稳，抗议事件不断，例如像广东的乌坎抗议等。 而中国目前维稳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军队和警察。但中国公安的暴力又会迫使被压迫者的反抗，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的出逃就证明了这一点。 BBC

美国之音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和广场上的人潮     200年前出生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名著《双城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开头：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这个开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的巧妙修辞手法引人注目，而且也是因为它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高度精准的概括性，包括对当今中国、对当今中国的新闻自由、尤其是对在当今中国工作的国际媒体的工作环境具有高度精准的概括性。 *当今中国，最好又最糟* 对在当今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记者来说，中国是一个最令人激动的国度，也是一个最令人沮丧的国度。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化，重大新闻层出不穷，令人激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记者仅仅因为从事自己的本分工作，对某个事件、某个问题进行探索报道，就可以遭受惩罚、打击（包括殴打，打伤，打残，甚至打死），无疑令人沮丧。 国际知名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说的一句话，大概也可以用来概括在当今中国工作的记者（中国记者以及外国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和风险： “谁在这个国家开始关心问题，谁就已经走在犯罪道路上了。” *匪夷所思的罪与罚* 在人人可以“犯罪”的中国，罪与罚就必然充满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人自危（这显然是当权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会导致议论纷纷，愤愤不平（这显然是当权者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后果）。 Reuters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北京记者站英文新闻记者陈嘉韵     本星期，中国当局将卡塔尔半岛电视英文部驻北京的唯一记者、美籍华人陈嘉韵(Melissa Chan)驱离，就导致了这种议论纷纷，愤愤不平。 中国成千上万的记者已经无一例外地给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控制起来，不能在当局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上说当局不爱听的话，否则就可能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即使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当局不满，也只能是腹诽，或者私下里发发牢骚。 但是，可以不听中共宣传部门管教的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则是义愤溢于言表。 国际媒体记者义愤和议论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所显示的随机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例如，法国主要报纸《 世界报 》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布贡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导中写道： “陈 嘉韵担任其董事会成员的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半岛电视英文部的中国新闻报道的语调让北京当局恼火。北京当局认为一家非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友 善一些。让北京政权恼怒的是去年11月半岛电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奴隶制–21世纪的邪恶》，讲的是现代的奴隶制，即中国的劳改营制度。而陈嘉韵并没有 参与那部纪录片的采访制作。 “但北京的反应来得很快。一个月之后，陈嘉韵在中国的记者证被拒绝续期，她的签证也被拒绝续期。” 日本主要报纸《 每日新闻 》星期三发表记者米村耕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被驱离中国的记者是美籍的陈嘉韵。中国政府拒绝延续她的签证。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中国方面对半岛电视记者陈嘉韵的整体报道不满，并且表示她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和规则。但是，对她违反的法令和规则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说明。” *适得其反的惩罚* 显然，中国当局期望通过惩罚收拾陈嘉韵，让国际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会更正面一些，更好一些，对中国当局所期望的国际形象更有利一些。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只是给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 中国当局通过惩罚陈嘉韵造成了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的效果，也是法国另一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报道的主题。不过，德拉格朗日的报道更进一步，还给出了中国当局给自己抹黑的地域性（见该报5月8日一期）： “在 半岛电视播出了关于中国监狱的强迫劳动的纪录片之后，中国当局表现出了恼怒。而从2007年开始常驻北京的陈嘉韵并没有参与其中的采访报道。（在北京的） 一位说英语的外交官昨天私下里说，‘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当局究竟是在耍什么把戏？半岛电视在世界各地声誉良好，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而中国跟那些地区的关 系日益密切，并希望自己在那些地区有一个好形象。’”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局驱逐了半岛电视台的陈嘉韵，从而大有可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人们心目中抹黑了自己的形象。 在报道陈嘉韵之余，德拉格朗日也顺便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当局显然不愿意让国际读者看到的当今中国的媒体环境，即国际媒体记者要在中国当局的威胁之下从事新闻报道： “驻 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对驱离陈嘉韵感到愤慨。该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近来频频利用签证问题来试图钳制外国记者的言论，对他们进行恐吓。(驱离陈嘉 韵)是反映中国当局做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中国当局则时常把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成是‘非法’组织。这种事情在几个月前发生过。当时中国当局担心 （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会蔓延到中国。彭博通讯社一个记者当时在北京中心地区被中国安全部门的人殴打。如今又是这样。近几天来，许多外国记 者被中国警方传唤，因为他们到朝阳医院试图探访陈光诚。警方表示，下一步就是吊销他们的签证。” *到底谁恐惧*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驱离陈嘉韵是为了在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当中制造恐惧气氛，也就是恐吓其他记者。 然而，驱离陈嘉韵之后，到底是谁感到更恐惧？有迹象显示，感到更恐惧的有可能是中国当局。 美联社 星期三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常常是沉闷乏味，但在本星期二却闪出令人激动的火花。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记者总共提了18个问题，其中有14个跟中国当局十多年来首次驱离一个外国记者有关。 然而，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记者会实录却对此只字不提。所谓的实录没有录下任何关于驱离陈嘉韵的问答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