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又有一名藏人僧侣自焚身亡

一名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在新德里举行的抗议胡锦涛来访示威活动中自焚 路透社 法新社今天报道说,一名年轻的藏人僧侣,周三在中国四川阿坝藏区自焚身亡。这是自去年3月以来,第30位在中国自焚抗议的藏人。报道引述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报道说,昨天在四川阿坝自焚的藏人是格尔登寺庙的僧侣,名叫洛桑谢饶。武警和安全部队强行将这名藏人的尸体移走,并对当地进行了镇压。 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又有一名20岁的藏人僧侣周三在中国四川阿坝藏区将自己的身躯点燃成火炬,自焚身亡。报道引述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报道说,昨天在四川阿坝自焚的藏人是格尔登寺庙的僧侣,名叫洛桑谢饶。武警和安全部队强行将这名藏人的尸体移走,并对当地进行了镇压。 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格尔登寺被认为是藏人抵抗中国当局高压政策的宗教圣地。流亡印度藏人证实了昨天这起藏人自焚事件。但法新社今天周四试图联系阿坝地方政府,却联系不上。 自去年3月以来,在中国的藏区已经有30位藏人,其中大多数是僧侣,自焚或试图自焚。许多藏人抱怨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受到压制,并感到汉人对他们的统治越来越加强。 此前本周一,一名流亡藏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自焚,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和胡锦涛到访印度。这名藏人昨天在新德里一间医院不治身亡。 流亡藏人组织西藏青年大会称,新德里的自焚藏人是27岁的绛白叶西。他留下一份声明说,“藏人在21世纪自焚,是要让世界知道藏人的痛苦。”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3月27日)在记者会上,指责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策划了周一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并表示,此举将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但是,洪磊没有提供达赖喇嘛操纵自焚事件的证据。 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星期二发表声明,再次呼吁藏人不要采取“激烈行动”。 古莉,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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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声明:抗议时代周报记者徐伟进行歪曲报导

  杨帆按语: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采访我一个半小时,声称我的学生介绍来的,自己也是我的学生。   我要求必须经过我审阅修改以后,才能发表。他整理的全部谈话我正在修改中。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炒作,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今天我打他手机是停机,是不是有意回避?我已给《时代周刊》总编室发了抗议。   误导如下:   第一。我的目的是清除极左发展中左,而不是封闭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我没有这样讲过。   这样报导是断章取义,激化人事矛盾,如引发事端,作者和刊物要负责任。   第二。相当多的采访篇幅,集中于追究我的个人目的,淡化了理论之争。记者似乎从来没有问:你们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从来没有个人矛盾,完全就是理论分歧。以后凡有参与的,可以参加理论争论,再攻击个人品质的,就是极左的阴谋,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报导这样写:“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谁的分析没有说明。这是在报导中间直接损害我的名誉。   第三。我在乌有之乡反对文革派篡夺话语权,已经6年,对于韩德强,苏铁山,张勤德,范景刚,郭松民等都有多次批评劝告,仁至义尽,但是他们不听。这和最近温总理讲话没任何关系。   这样的事实完全没有在采访中间表现出来。无论是清理极左还是抓汉奸,都抓不到我的头上,没有必要和谁划清界限。这和我的个人利益完全没关系,和政治形势也没关系。我一贯反对极左极右思潮。   第四。李北方多次跳出来攻击我的品质和个人目的,对于理论斗争的内容不置一词,他是《南风窗》记者。   黎光寿是每日新闻记者,他呼吁新闻界制裁我,并透露我家方位号召去砸我的家。张宏良说我是汉奸,这都是犯了损害名誉罪。大家看看近日网络谩骂,就可以知道极左是什么东西。   第五。韩德强说我从来没有给乌有之乡捐过钱,不是事实。是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给地震灾区捐钱的,我说已通过学校捐了几次,但还是给了乌有之乡1000元。至于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有无数次,他们都吃过我的饭,每次只要我去就主动请客。我帮助他们推销书,广州开发区的朋友几次买走几百本,都是有发票的。韩德强不知道就不能胡说。   总之,这样的报导是不严肃的,就是淡化理论斗争的实质意义,突出个人矛盾和个人目的。前几年薄在重庆的工作,反对者也是集中攻击他的目的,左派支持者就认为目的是无关紧要的。现在我批判他们搞极左坏了大事,他们不反省自己,反而攻击我的动机,是不是美国人的双重标准哪?   我将全文发表我的采访内容:乌有之乡是怎样从中左走向极左的?就是要揭露极左的危害,清算极左思潮。至于个人恩怨,从来没有,也不需社会关心。大家关心的应该是:极左思潮是这样发展起来?有怎样的危害?重庆模式里面有没有极左?北京方面的极左思潮是怎样与重庆呼应的?这都是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讨论的。我约张宏良公开辩论,他不出来,而是策划一些极左分子谩骂诽谤,想逃避极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歪曲报道如下:   乌有创站元老: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本网已转载——明镜新闻网编者按) 杨帆,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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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东:民主化让中国更强大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伟东:我就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上午秦晖老师你们都提到过的国际大格局。这国际大格局似乎不可解,而且标准的左右状态都受到挑战。就像秦老师说的原来有左右,现在说超越左右可能超越不了,能按照人家说的做到就不错。问题是现在左右的解释本身开始出现问题,似乎是外部世界正在面临社会主义的挑战,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挑战。这件事情本身对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整个大格局不可解,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压低劳动力薪酬情况下一直冲到世界第一呢?现在以我们国内左翼思潮的看法,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木生的意思也是我们有达到第一的可能,那么这个世界大格局是不是这样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迟疑,我比较接近秦老师的看法,能否继续前进的矛盾焦点实际是专制和民主的选择问题,不管你在专制条件下搞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也好,可能都有问题。如果是一个民主机制,特别是如果世界治理结构变成民主化的治理结构,可能状态会比较好。如果是专制结构,无论你搞什么主义最后都比较糟糕。如果中国在世界老二的地位上引导世界民主潮流,出奇招,就是说自己主动放弃专制体制,然后你共产党主动倡导民主体制,而且在国际上倡导新的民主秩序,你就真有可能长治久安了,比如再玩40、50年,玩半个世纪都有可能,如果沿着一个专制路线走下去,不是被自己内部的阴谋打翻,就会被外部革命打翻,是肯定玩不下去的。 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核心是两条,重心放在“新”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但是下面要搞的是民主主义,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如果你主动引导社会潮流,倡导世界民主体制,在现在的实力下你是有可能玩下去的。如果不是这样,继续墨守成规,沿着专制路往下走,可能新民主主义也没有了,就变成新法西斯主义了。然后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中国未来的命运,要么你是全世界的领袖,要么是全世界的敌人,这才是“中国世纪”的真实含义。当下恰好是分水岭,当世界敌人你就是要法西斯化,全世界都要把你打败,就像当年对付希特勒一样,认为你是世界公敌。如果我们要从世界公敌角度变成世界领袖,就只有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核心问题是共产党引导的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引导的专制主义。木生的核心意思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点不能动摇,还要挂羊头,这个旗帜要抗下去。接下来搞的核心东西是民主主义的东西,比如说工会、农会,党内分派,回到建国初政协体制了,回到共同纲领了,回到共产党历史上最好时期了,也把整个国家带回到最好时期,这是你的核心意思。我理解的没错吧? 张木生:没错。 李伟东:还得再往前走,还要加上法治、新闻自由,这些木生也没有否定,你说新民主主义包括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民有民治民享,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次我们在8.27德平的会议上你说新民主义就是一个筐,你们所有好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等于提供了一个混合政策平台。既然如此,我在政策层面上始终支持你,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你地支持态度。但我要提一个醒,如果你这新民主主义最后指向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那我会很警惕。咱们讨论一年多了,我对这一点一直很警惕,也多次提醒。如果能够让共产党引导世界民主潮流,那这恰恰是凤凰涅盘之路。你跟上面有多种关系,你多给灌输点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民族之福。 第二,现在经济状况不可持续。木生你说有两个一百万亿:一百万亿国有资产,一百万亿现金,好像共产党最牛,是第一有钱政府。但仍然不可持续,理由有这么几条:   1、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对土地的侵蚀,对农民盘剥,这么多年的钱都是是这么弄来的,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昨天微博上包月阳都在为湖北老岳父家的房子被强拆而紧急呼救了,他一个正司级别的人都跑到微博上呼救,说我岳父母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拿刀出去跟进来抢他们土地的人开战了。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再持续呢!这个土地财政的体制不能持续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管理体制要改革,如果再不改就鸡飞狗跳,而且已经到了暴动四起的程度,官方用“群体事件”这个中性词来化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实际上是暴动四起。 张木生:西部村里的农民这两年很满意,强征土地的是都已经转移到发达地区了(因为那里土地值钱),去年一年全部都是。从广东、杭州、苏州、大连。乌坎划了一个句号。 李伟东:一届政府吃掉70年的城市周边土地收益,下届只好大面积向外扩张,进一步侵蚀农民,在富裕地区均如此。城市周边都是菜地,本来很值钱,你要强制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政府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强制打压农民,已经闹的暴动四起,不让农民分享资本化的好处就不可持续。       2、第二个不可持续,就是政府高强度投资,你说你要搞市场经济,现在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强势,以政府投资为主,大规模的浪费、背后的贪污腐败,以及对经济形势强制行政扭转,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各个地方比着干,都是中心城市化现代化。给自己城市涂脂抹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豪华机场,从一般意义上说没有坏处,如果大家一块上就干不下去了。王晓鲁你是比较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说经济到拐点了,都说有问题了。 张木生:我都说了三年了,不平衡不可持续。 李伟东:     3、权贵资本主义在大蛋糕中的切割能力越来越强势。如果现在你只有十大家族,或者二十大家族,只要边界是明晰的就好办。但现在是权贵资本无限扩张,出现家族上千个,然后彼此之间互相纠缠,内斗的结果非得炒翻不可。重庆这事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有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在里头。所以你自己的统治集团就会把它吵翻。   4、两极分化严重,二元结构,把社会撕裂,碎片化。这十年大家都以孙立平老师对社会的描述为标准,按照你这个标准,这个经济就不能持续了,没有办法往下走,且不说外部的压力。   我要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世界格局,如果你引导世界潮流,沿着民主方向往下走,共产党是有明天的,而且很可能成为世界级领袖,有能力调整世界结构。国内经济这样走是走不下去的,也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走向民主化,没有民主化没有明天。 关于我和左派的交往感受,会议组织方给了我这个题目,大家想听,我就说说。这两三年我一直跟左派有交流,杨帆(他算中左吧?)是我同班同学,他从开始出道以来我就跟他一直交流,像王小东,包括在座的纪苏、东力等各位我都有多层面接触。在我看来左翼在中国是有存在土壤的,这个存在土壤像徐友渔描述的第二种文革,文革内部的反官僚主义这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说法现在才是符合阶级斗争逻辑的,毛泽东是说早了,他是有预见的,今天才是修正主义,社会正在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在压迫我们,是不是?是。民众底层充满苦难,用毛式革命把它推翻,把它批斗了,把财富重新转移到老百姓手里,左翼认为有合理性。所以中国是存在左翼革命的逻辑起点的,现实风险以及组织力量通通都存在。 张木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哪里,就在共产党内部。现在全找到了。126个人大政协委员,资产上十亿。 李伟东:是。我从来不在微博上骂左派,哪怕特别极端左的我也不去骂,只会商榷和批评,我对左翼保持某种敬畏的态度,你的观点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第一,跟大家都是私人朋友,我们便于未来协商,包括中国一旦民主化了,某种圆桌式的协商要有对话的途径,我给自己作沟通桥梁的角色定位,我要跟他们始终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第二,你说的这套主张我理解,虽然我不赞成,但是我承认你有存在的合理性。还有,我跟扬帆一再说,我说你们误解了右翼的一个问题,现在双方把对方打成为权贵政府说话的人,比如右批左,说你为政府说话,比如说司马南他们怎样怎样,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是思想左翼,他们是政府某种辅助力量,这个我不好多说。如果真正的左翼为政府说话,这有点不合逻辑,有些是批政府的,批现在的改革,这就看出他们的区别了。所有公开微博上为政府说话的,只能看成是政府一伙的,那不算是左翼。真诚的左翼是有思想感染力的。我说你们对右翼也不对,好像我们都是为权贵资本说话的。我们这么多年作为知识分子什么时候为权贵资本说话了?都是不停在切割。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我就不点名了,原来当院长说的话就有些不对头,现在不当院长了说的就很好,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不等于右翼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为权贵说话的,现在左翼是把右翼知识分子和权贵资本捆绑起来,说我们是卖国贼也好,带路党也好,是故意混淆界限。所以我第一次从王小东那听说带路党一词,我就说中国唯一的带路党只有“苏俄带路党”,而且还在带,你们把苏联那套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我跟左翼交往的体会是,我首先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未来社会也会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在未来如果是一个圆桌会议,是民主制度的话,应该允许他们有党派存在,允许他们在民主条件下博弈,这一点我内心就不排斥。第二,对他们当中若干人我持有良好个人关系,这也是为未来某种协调打一个合理的基础。第三,我对他们存在和未来历史趋势的左翼化倾向保持某种敬畏的态度。我把思想左翼和纯粹为政府说话的,比如说司马那些人,做切割,我不认为他们是左翼思想家,他们是为政府唱赞歌的一群人,跟左翼不同。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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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向胡锦涛传达「两岸同属一中」引发的波澜

作者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 ●前几天,第五次「吴胡会谈」在北京举行,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当面告诉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两岸同属一中」,并提到台湾对两岸关系是以「一国两区」的概念为基础。台湾的媒体非常重视,都在头版以大篇幅报导,吴伯雄的谈话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差异是,国民党虽然和大陆发展出良好关系,但因为台湾内部反对党的压力,始终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公开说出「两岸同属一中」,这是第一次。也因为这样,大陆也很重视这个新闻,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就是这一则,而且整整播了十分钟,非常罕见。一位大陆国台办的智囊感慨地说「北京等了四年,终于等到国民党对坚持一个中国的明白表态」,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媒体大篇幅报导这件事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吴伯雄也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说出「一国两区」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它的宪法来自大陆,在台湾历经多次修宪之后,增修条文还是一个「一中」的宪法,把两岸分别称为「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所以吴伯雄说「一国两区」也有点要胡锦涛「正视现实」的味道,但台湾的反对党对这样的定位很感冒,也因此成为台湾的新闻焦点。 ●吴伯雄引用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来说明「一国两区」,这一点,胡锦涛恐怕不能接受吧? 吴伯雄提到「一国两区」,回归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层次,等于把台湾的地位拉高到和大陆平起平坐,胡锦涛当然不会点头称是,所以他没有直接响应「一国两区」这个概念,可是谈到两岸的政治现实的时候,胡锦涛也说了一套和吴伯雄大致相同的逻辑,他说「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确认这一事实,符合两岸现行规定,应该是双方都可以做到的」。这句「符合两岸现行规定」,大陆的专家分析,指的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宪法,台湾媒体认为,北京已经相当程度默认了两岸分治、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现状,只是因为两岸还没有展开政治对话,讨论双方的政治地位,北京对内必须保留弹性及模糊的空间,也因为这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新华社的新闻稿,都没有提到吴伯雄「一国两区」的谈话,这也是值得留意的焦点。 ●台湾的学者对吴伯雄提出「两岸同属一中」有什么看法? 其实吴伯雄不只说「两岸同属一中」,他还清楚地说「我们彼此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非常清楚。因此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四年来两岸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完成十多项协议;可是台湾虽坚持「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却始终没清楚表述对两岸关系的基本定位。这次吴伯雄的谈话,表达出马英九总统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也是近年台湾首度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面前,直接提出「一中各表」的具体论述;这些说法,直接回应了台湾有些人对大陆不承认台湾提出「一中各表」的疑虑,至于中共方面如何接招,他认为还有待观察。 台湾也有人怀疑,吴伯雄提到两岸关系的定位,是不是在为马政府启动两岸政治对话预作准备?关于这一点,张五岳教授认为,中共虽然期待两岸开启政治谈判,但吴伯雄的谈话主要是深化两岸的政治互信;两岸只有在政治互信持续增强时,才能逐步化解两岸经贸更深层的问题,这未必表示马英九已经打算启动政治对话。 ●据说台湾的在野党对吴伯雄在大陆提出「两岸同属一中」的谈话很不满意,在野党有什么反应呢?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认为,「一国两区」是很危险的说法,如果马英九总统觉得一中是中华民国,他就必须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不同;独派色彩鲜明的立法院台联党团更痛批吴伯雄「自我矮化,让台湾没有主权」;民进党立委一位立委说,「一国两区」的说法和中共一再宣传的「一国两制」没什么不同,目标就是终极统一,吴伯雄在胡锦涛面前说这种话,不是精神错乱就是要背叛国家;民进党的发言人就比较含蓄,他说,大多数台湾人都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就叫中华民国,任何变更现状都要经过人民同意,「一国两区」的主张明显违背台湾主流民意,他要求马英九公开向人民说明立场。也因为在野党反弹,台湾的总统府连夜发表声明,再次强调一中各表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场,和吴伯雄的谈话脉络是一致的。其实吴伯雄的谈话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归根结柢还是统独的争议,两岸关系的后续发展也势必受到这股力量的牵绊!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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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等待:中国人的宿命

震惊中外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已近一个半月,王本人既失踪又失声,官方提供的只是没头没脑的“性质严重”和“影响恶劣”等等判词。在王形同人间蒸发的同时和背后,是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权利的被藐视,也是与此相关的司法程序在当代中国的弃如敝屣。现在王立军的这个被“黑掉”的命运看来又由他昔日的老板薄熙来分享了。   我常常想,中国文化确实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很强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很当代的事情看作是历史,从而在它们和自己之间建立其一段心理距离,把它们的后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来。这种历史感其实是一种麻醉剂,起到的是淡化,减轻甚至遗忘的效果。当然这种历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离自己的近的,就越强调其“历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等等;越是离自己远的,越是强调其“现实”性,最突出的是从1840年到1945年的所谓“百年耻辱”。   以王薄为主角的重庆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强化这种“历史感”。当王立军投奔美领馆的消息传开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应该也必须很快会对公众作出交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人们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认为,这一下好了,说明王的问题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等啊等,等到现在,这样的交代还没有下文。从中国官方媒体的页面上来看,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给等得心焦的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不乏对官方的嘲弄和幸灾乐祸,中国特有的民间嘲讽文化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泄。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国的公众也再一次遭受了极度的轻蔑和羞辱。在党的“家事”面前,公众的等待是无足轻重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你越是关心的事,我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个现代国家的政权对“民意”如此轻藐的吗?   至少在现在看来,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现根本性变化,王薄事件的结局非常有可能象无数让中南海觉得难堪和棘手的问题一样,在一段时间的消声和冷处理之后匆匆结案,寥寥数语对外做个交代,从此谁也不准再提,就这样成为“历史”。而中国公众也很可能只能象过去无数次地重复过的那样,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在一刹那把它归入“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间,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还少吗?每一次开始时不都是惊天动地,最后不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还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评哈金的小说《等待》的文章,感叹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终成眷属的故事,他们之所以等待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特定制度和文化的束缚。是那个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个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愿望被时间碾磨成随风而逝的粉末。文章中这样说:   有心的读者还能在《等待》中读出一层更深刻的涵义,这就是小说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实际上浓缩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为 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开始,中国人就在等待,等待一个叫做慈禧的女人改变她对中国和世界的想法,变得开明一点,宽容一点, 让国家民主,给国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为逐渐断绝了人们的希望,但他们又开始了另一种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继承人能比她开明和宽容,一直 等到1908年。就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妇人让几亿中国人等待了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不能说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进步。相反,中国有了铁路,有了电报,有了 无数新的产业和运输业,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观了。然而,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滞后将使得中国付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动 荡作为代价。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很多中国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种预感:毛 泽东的死亡将会结束一个时代。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成全了这种乡愿,中国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讲“四个现代化”的自由,但却没有讲第五个 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这一点上,70年代末的中国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帜下推翻独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开始在中国传播,于是很多人又开始了等待,等待一个叫邓小平的人改变想法,变得更加“向前看”,让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 “六四”之后,他们从等待邓小平改变想法转为等待他告别人世,想当然地以为他的继承人至少会比他开明。就这样,在邓小平退出政坛之后,一个叫江泽民的扬州戏子又让人们等了至少十年。在人们对江泽民不抱希望之后,根据同样的乡愿,他们又开始等待一个叫做胡锦涛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当听到这个人说要向北 朝鲜和古巴学习、并向知识分子开刀的时候,他们等出一个“胡不如江”的结论。而现在,又有消息说,胡锦涛也在挑选接班人,其中有一个叫李克强,很年轻很能干,说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权,中国会有大的变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复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出了头,但他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每当读到这里,我都会想:难道无尽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宿命吗?   程映虹,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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