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一、引言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引申过来的话，揭示了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本质。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不仅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越来越多的国内政治成为对外部反应的结果。这种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不仅是政府层面的，而且深入到社会。面临着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层强调，要“统筹好国内外事务”两个大局；②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落实者在工作中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向国内，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也日益寻求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③ 　　 鉴于国内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例如，关于政权稳定、民族主义、公众舆论和媒体、智库、国家认同乃至男女比例失调④等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学界都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因为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同研究使用的概念也不完全—样。有些将其笼统地看作国内政治的一部分，有些把它们看作是社会因素(societal factors)。在本文中，由于关注的某些因素并不完全属于社会层面，因此采用国内因素这个概念。 　　 在对众多国内因素已有的研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对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或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决策机制的演变，⑤或者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决策制度的变化和挑战。⑥如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将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变化概括为“职业化”、“机构多元化”、“分散化”和“全球化”；⑦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等指出，中国政府已不再是统一的理性行为者，而有着许多参与者，“刺耳的声音促使决策者做出各种各样的对外政策”。⑧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采取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将民族主义、媒体与舆论和抗议示威联系起来，分析这些因素的互动及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国内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是在谈到具体影响的时候并无共识。以公众舆论和大众传媒为例。有学者提出，媒体的商业化已经改变了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环境，公众舆论已经成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⑨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中国，是对外政策引导公众舆论，并非相反。⑩ 　　 对国内公众情绪或“民族主义”与群众抗议示威的研究也是这样。陈洁仪(Jessica Weiss)以中国近年来爆发的反美抗议示威为例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她认为，集权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国内反外示威，向外部发出不同的信号。如果允许反外抗议，对外发出的信号是，政府的立场是坚定的，而且抗议越强烈，政府让步的代价就越大。允许抗议本身也反映出政府在面临国内不满情况下的脆弱性。如果政府阻止和不允许抗议，向外发出的信号则是愿意与外国合作。(11)吴瑞利通过对中国反日抗议示威进行系统的研究后指出，尽管政府能够遏制公众动员，后者还是“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和语言”，“在公众情绪被调动起来的高峰阶段，中国政府谈判的用词和策略、时间和方向都更多地反映了公众的影响”。(12)笔者在2005年参加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时，一位西方分析人士就说，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示威都是中国政府“精心组织”和“安排”的，政府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关(switch it on and off as necessary)”。但作为密切关注和研究这种现象的中国学者，笔者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并非如此。因此，事情的结果与一些人的想象或已有的研究似乎有着巨大的区别。 　　 本文在国内外学界对本课题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社会力量对国际上发生的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大事如何反应？中国政府或中国的外交部门如何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它们的反应如何影响中国在相关方面的对外政策？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国际上链接内外政策或内政影响对外政策的一般理论有什么样的启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选择四个案例：2005年中国反日抗议游行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同年中国纺织品行业在中国政府处理与美欧纺织品贸易争端中的作用；中国军贸公司在卡扎菲政府倒台前与利比亚政府就军售问题进行的接触对中国对利比亚政策的影响；中国民间组织发起的孔子和平奖所引发的国内外反应和中国政府的处理策略。这四个案例涉及的国内行为体分别是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和知识界。每一个案例都可以看作是同类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代表，因为类似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 　　 这四个案例也有不少共同点。首先，四个案例所涉及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段发生的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了具体的结论，可以回过头来从整体上对它们进行比较完整的梳理和分析。其次，这些国内因素都是独立于外交决策机制之外的，都非中国政府推动或主导，甚至中国中央政府或外交部门在开始阶段都不知道其存在。最后，这四个案例的起因都不是源自国内，而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将四个案例放在一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不同国内因素应对国际冲击、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机会。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外交部门是如何统筹内外大局，管理对外关系，进而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内社会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状况。 　　 二、处理反日示威游行和对日关系：双层博弈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国内社会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关注，源于近年来中国民众对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的强烈反应，特别是所表现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包括1999年中国公众对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抗议、2005年中国爆发的反日群众示威游行以及2012-2013年再次爆发的抗议日本政府非法“购买”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活动等。虽然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在探讨这些事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但本文选用这个案例，侧重考察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国内民众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与中国对日政策以及这种处理方式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 　　 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示威并非偶然，而是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结构性调整的结果或表现：苏联解体后，权力结构的变迁；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尤其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这些都使处于转型阶段的中日关系面临众多困难。2005年，中日关系中发生的几件事进一步点燃了国内的反日情绪：首先，2005年2月19日，美日“2+2”(双方外长和防长)对话后发表的声明首次提到，双方“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关于台湾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看来，这一新的事态发展暴露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13)其次，日本直言不讳反对欧盟当时正在酝酿的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再次，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部分的内容第四次引发中日在此问题上的摩擦。最后，3月18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两位在二战中被迫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的上诉。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5年3月21日提出了联合国改革计划，呼吁在当年年底前扩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规模，支持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14)中国政府最初的反应并不明确。但是，日本却把这次机会看作是天赐良机，蠢蠢欲动。 　　 笔者并不试图判断2005年的反日示威游行是否如海外有些研究所说，是由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但是，这轮示威游行的发端不在中国国内，而是在国外。在安南提出联合国改革计划后，海外华人和在国外的韩国侨民一起，在网上发起了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成员的活动。在几家中国网站加入后，有几百万中国人在网上签名，使得这一互联网上的签名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与以往中国发生的政治游行通常都肇始于首都北京、随后扩展到其他地区不同，这次反日示威游行于2005年3月26日爆发于广州和重庆，3月27日发生在深圳，接着从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直到4月9日才出现在北京，随后扩展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多个城市，并于4月14日在上海达到高潮。在上海，示威游行呼吁抵制日货，砸日本商店，破坏日产轿车和日式餐馆，造成了财产损失。 　　 追溯抗议示威之前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改革的立场，笔者发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从2004年年中开始，就已经几次被问及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发言人的回应通常是，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但反对为扩大安理会制定时间表。在被问及日本是否可能成为安理会成员的问题时，发言人都避免直接作答。例如，2005年3月29日，被问及如何评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网上发帖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发言人回答说，“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该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15)在随后的几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被不断提及，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含糊其辞。 　　 随着群众示威游行升级成骚乱，中国政府不得不采用不同但却相互配合的策略来面对国内和国外局势。在对外方面，首先，中国开始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明确立场。在游行抗议席卷中国主要城市的2005年4月13日，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暗示，中国将不会支持日本力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提案。他说，“只有尊重历史、敢于对历史负责、能够赢得亚洲和世界人民信任的国家，才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6)2005年6月1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明确表示，中国反对“四国集团”(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提出的安理会扩大方案。(17)当被问到中国反对这一改革计划是否缘于中国不希望看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至于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国家，包括否决权问题，中国当然有自己的看法”。(18)《中国日报》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反对给予日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要求日本应该首先正视二战历史。(19)对这个过程进行了仔细追溯的研究指出，正是在中国国内大规模反日游行期间，中国政策发生了转变，是游行抗议所显示出的民族情绪推动了中国政府明确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 　　 其次，中国政府开始对日表现出强硬的立场。为了修复双边关系，日本外相町村信孝(Machimura Nobutaka)于2005年4月19日访华。他在访问期间重申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要求中方对中国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及造成的日本财产损失向日本道歉。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未做过任何伤害日本人民的事”，相反，日本应该为包括对台关系和“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而受到谴责”。(21) 　　 再次，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访问非洲，争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改革立场上对中国的支持。为此中国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作出了新的承诺。但后来才认识到，在非洲的这次外交活动投入过多，花费了中国在非洲多年经营所积累的外交资源。因为事实证明，安南的提议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后，中国外交部在2005年6月7日发表了一份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联合国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应首先在有关地区组内达成一致”。(22)这一立场为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并使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但是，反日示威游行出现的打砸抢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破坏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损害了国内利益。在向日本表明强硬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在国内采取措施，稳定局势，以防游行示威失去控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中国外交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748.html

作者： 信力建   1、在最近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大部分省市区公布了去年三公经费，同比下降两位数以上。同时，一些省市区也提出今年三公经费下降预算，少则5％，多则30％。目前，大部分省市区已经表态，三公经费支出削减部分，将用于增加民生领域支出。《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由于各省市区情况不同，投放民生领域的侧重点也有差异，其中教育、环保最为集中。 2、近日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之多，而这也成为阻碍城镇化进展的关键因素。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以1.36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增长，城镇化率已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微博称，王功权承认与许志永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功权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 4、近日，一位19岁的男孩回家途中在火车上用一款名叫“猎豹免费WIFI”的产品，将火车变成“网吧”，自己则当起了“网管员”，半小时赚了500元。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同时，随着公交、地铁公共WIFI的覆盖，漫长而无聊的火车旅途中，铁老大上无线网络覆盖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不过，铁老大短期内并无建WIFI的计划。 5、【听说离异爸妈打工不回家过年 9岁男孩自缢身亡 】刚放寒假的小林听说过年父母不回来了，情绪很低落，吃了两碗饭就不见了，几小时后孩子被发现缢死在厕所横梁上。据悉小林的父母离异不久，长期在外打工，都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小林随着舅舅一家生活，很少与父亲通话。 6、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共发布了7名官员被查资讯，分别是安徽省马鞍山市发改委副主任、市铁办主任曹琰，湖北省国资委副主任兼湖北清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鲁力军，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长刚，福建省环保厅原副厅长王国长和福建三明市政协原副主席、三明市第二医院原院长吕凯明。这是十八大来官员确认“落马”人数最多的一天。 7、南科大新任党委书记李铭，几天前从深圳市公安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据悉，李铭曾有高校工作经历。但有教育专家认为，原政府公职人员任党委书记，可能标志着南科大去行政化的失败。可能不再连任校长的朱清时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坚信南科大这样的教育改革一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在南科大。在关于他的职务变动传闻时，他以敏感时期为由避而不谈。 8、安徽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于22日审议通过《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成为继浙江后全国第二个通过地方性修法落地国家“单独两孩”政策的省份。当日起，安徽全省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来本省定居不满6年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只有1个子女在内地定居的夫妇等，满足这11种情况之一的，即可申请再生育。 9、瑞士时间1月23日下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参会的全球媒体领袖们对话。安倍正面回答了与会者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日本经济，一个是日中关系。关于中日关系，安倍表示，要注意一战的教训。英国与德国在一战前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但还是发生了战争。中日两国今天的处境有相似之处（所以要更加警醒），同时安倍再一次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10、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引发中国多地涌现申报自贸区的热潮中，目前已有12个地方自贸区获得中国国务院批复，进入到多部委联合调研阶段。据《经济参考报》引述权威人士报道，获批复的自贸区包括天津与广东，但该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其余10个获批复自贸区的具体位置。 11、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家20日走进全美历史最久的“华盛顿中央厨房”，参与为无家可归者或低收入群体制作免费简餐，以此庆祝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暨“全国服务日”。据白宫介绍，“华盛顿中央厨房”是当地一家施粥所，成立于1989年，也是全美第一家“社区厨房”类型的慈善组织，每天大约制作5000份简餐并配送给华盛顿地区的收容所、过渡性住房援助项目等公益组织，用于接济困难人群。同时，这家“社区厨房”也招募了一批当地失业群体培训援助计划的成员，帮助失业或无家可归人士掌握一技之长。 12、从2013年初开始，江苏省盐城市多家经当地农业主管批准成立，并获得由当地民政局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人去钱空，众多储户的存款无法兑付。据储户们的粗略统计，目前涉及金额或达数亿元。 13、2014年放假安排公布后，除夕当天不放假的决定让不少人感到费解和无奈。有人希望单位能作出人性化安排，提早放假。也有人调侃“考验老板良心的时候到了”。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发起的一项23045人参与的调查显示，41.9%受访者明确所在单位除夕会放假。尽管如此，73.6%的人并不赞同这种需要“领导体谅”而不是大大方方就能除夕休假的安排。 14、罗马地产大亨雷纳托的女儿安乔拉名下拥有1243套不动产，其中包括三家酒店。据估计，这些不动产的总价高达21亿欧元。安乔拉被指控涉嫌逃缴房产税和虚假报税，金额可能高达1.9亿欧元。 15、1月17日，西安市东曲江池村47号楼一名7岁女童被发现死于家中，最初传出的死因是警方初步确认女孩系饿死。昨日，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消息称，一名7岁女童于家中死亡一事，死因仍存疑，并不一定为此前传言的饿死，因办案人员在女童家中发现食物。目前，法医已对女童进行尸检，女童死因的确认还需等待尸检报告出炉。女童母亲王某已接受精神鉴定，鉴定结果尚需等待。 16、据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今年流感毒株比往年活跃度更高。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我国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仅仅只有2%到3%。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是极低的水平。 17、中国主要出版商的主编在去年12月初都收到了来自政府的指示，称当局会收紧对出版商的管理，并要求由香港和台湾作家撰写的书籍需经过一个更为严格的审核过程。该规定在发出之日即时生效。 （南华早报） 18、记者获悉，朝鲜开始把金正恩执政后脱离朝的人的家属从原住地驱逐到设在咸镜南道长津、赴战、虚川、金野等地的集体村收容。据悉，这些地方都山穷水恶，冬季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香港文汇网） 19、在解决乌克兰政治僵局的会谈无果而终后，该国反对派领导人向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出最后通牒。反对派领导人维塔利•克利钦科说，如果政府拒绝提前选举的话，他将率领亲欧盟示威者向首都基辅“发起攻击”。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表示，双方有可能达成妥协，但反对派应该避免发出最后通牒。 20、路透社报道，据欧盟外交官员说，在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关系紧张了一年之后，习近平有望在今年3月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出访欧洲。习近平将参加3月24日至25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届时也将出席这次讨论如何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峰会。 21、2014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地缘危机之一。欧亚集团总裁 伊恩•布雷默说： “我想，我们都同意，2014 年两个最重要的双边和地缘危机是伊朗和沙特以及中国和日本。” 22、1月22日上午，法学学者、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此案将连审两天。据法学学者滕彪透露，在22日上午的庭审中，许志永及其代理律师张庆方、杨金柱在法庭调查、质证、辩论阶段始终保持沉默；滕彪认为许志永本人也许不会放弃“最后陈述”阶段，这是表达其“新公民理念”的机会。 23、林则徐：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医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