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自由亚洲 | 河南洛阳发生左派人士围殴两位右派老人事件

据香港《东方日报》 和台北中央社报道, 最近在河南洛阳发生一起左派人士围殴两位被认为是右派的老人;事件引起大陆网民的激烈争辩。 围殴两位 “右派”老人的事件发生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当时,广场上正在举行“红歌会”活动,有一些来自外省的左派人士在现场“吹捧毛泽东”,遭到附近几位老知识分子的反驳。这几位老知识分子说: “毛泽东是暴君,饿死几千万人。”旁边的左派人士听后高喊:“给老右派点厉害尝尝。”接着发生了多名年轻人围殴两名“右派”老人的事。 双方的观点孰是孰非且不去说他,动手打人总是错误的、犯法的。 此类事件所暴露的深层次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毛泽东等人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仍是执政党,但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与其说是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不如说大概只是一种象征了,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些人依然缅怀毛泽东、颂扬毛泽东呢?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许多社会都有怀旧现象,他不觉得中国大陆有人怀念毛泽东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种现象不是很特别,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全世界革命运动、改朝换代以后都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明朝灭亡了, 清朝来了以后反清复明的也有一部分人。原因就是因为利害关系、传统关系,或者思想关系、种族关系,种种关系在怀旧,怀念过去的政权。再一个就是他看着现在的政权不满意,种种情况不满意,可能是在经济方面没有跟其他的人共同繁荣,虽然也比过去好一点,但别人比他更好,他的心里不平衡。他觉得过去起码大家都一样穷,而且比较平等,现在不平等了。现在的俄国,我去过俄国,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共产党人很怀念苏联时代的生活,怀念斯大林时代的制度,甚至是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有,虽然过去并不见得好。” 冉教授说,虽然他对于有人缅怀毛泽东并不引以为怪,但是他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邓小平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贡献更大: “邓小平跟毛泽东比较起来总的来说对中国的各方面,起码在民生方面、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贡献比毛泽东多多了。毛泽东对中国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政治上的。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全国统一了,在世界上中国建成了一个主要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相当的改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建国者,在发展经济上是失败的。但是邓小平是个务实派,他是个民族主义者,(要)怎样把中国变成强国。他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民主化,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是贡献很大。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上没有当年邓小平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李小兵教授表示,中国当下怀旧的人或者是毛泽东时代的获益者,或者是一些不满现状的人: “怀旧现象一个就是过去受益的社会阶层对过去的领导有怀念;第二,可能有人对现政权不满,比较起来觉得过去比现在还好,甚至有些觉得有些传统应该发扬。” 李教授表示 ,由争论问题发展到动手打人的极端行为应予制止,但是各种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这说明社会比过去开放多了: “经常在网上或者在公共场所听到相似的辩论、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流派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场所,不像过去统一意志,统一思想,(而是)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发言的机会。当然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出现围攻殴打的事件。” 台北中央社说,“洛阳毛派聚会规模较大,颇有名气,今年屡受当局打压,早有不满情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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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插曲不是主旋律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 年 1 月 25 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 日 ,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 2003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年 11 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 ── 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 ── 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 ── 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会感人。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会感人。 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三国史,无论读《三国志》、《资治通鉴》还是《三国演义》,曹操死后,就不怎么好看了。诸葛亮一去世,看下去的人就更少。又比如《水浒传》,招安以后,还看得么?好看的还是林冲、武松、鲁智深他们出手那会儿。陈丹青说,民国人物之所以特别有“范儿”,就因为民国是“新做人家”,恐怕也是这个理儿。 当然,我说的这些,大约都只是次要原因。但不因为次要,就不是原因。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直有朋友说,我最看好的节目,是最初的“汉代风云人物”。也许吧,也许。不过,同名的那本书,实在不能算是我的“代表作”。就连《品三国》,也不是,尽管它的发行量最大。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的,还是第十一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 易中天 2010年12月2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7月27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                                                                                                                             2010 年 12 月 2 日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还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贵族政治,变成贵族官僚政治。这是秦汉的事情。第二步,则是从贵族官僚政治,变成“半世袭”的士族官僚政治。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事情。最后,才可能通过科举制度的建立,变成完全的官僚政治,即庶族官僚政治。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贵族官僚政治日薄西山之时,士族地主阶级就该粉墨登场,主导天下。历史,也就该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个阶段。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却“第三者插足”。他们建立的,都不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曹操的不是,刘备的不是,孙权的刚开始也不是。相反,那些代表士族地主的对手,比如袁绍,比如刘表,则一败涂地。直到后来,曹丕跟北方士族进行交易,孙权跟江东士族达成妥协,司马家族逐步篡夺了曹魏政权,士族地主阶级才重振雄风,历史也才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这样看来,三国,岂非插曲? 插曲不是主旋律,但未必就不好看。实际上,国人对这段插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看待汉唐、宋元、明清。这当然也有多种原因,比如《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和推波助澜。不过,如果历史本身不够精彩,罗贯中他们也“演义”不了,除非弄成《西游记》。 事实上,三国这段历史也是精彩纷呈,因为它是“计划外”的。计划外,就有悬念。请问,当时有多少人能想到,曹操这个“出身不好”又“形象欠佳”的家伙,竟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这个寄人篱下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会居然成了气候?孙权这个十八岁接班的“娃娃”,又会“坐断东南战未休”?然而正是他们,折腾出了一个“三国”。 显然,计划外,有计划外的好处。好处之一,是没有思想负担,反倒会有股生猛劲儿。赵本山跟我聊天时说,一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初的那个。因为你没那么多准备,也没那么多顾忌和想法,傻乎乎地就上了。结果,最初的往往就是最真的。它也许很粗糙,它也许有毛病,但是它会好看,甚至 《易中天文集》共 16 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十二卷收录《品三国(上)》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 2011 年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7 月 27 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文集》第十二卷前言 收入本卷及下一卷的《品三国》(上下),因为读者甚多,往往会被论者视为我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其实,它是“计划外”的。 2005年1月25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打来了第一个电话。当时,我刚刚写完《好制度,坏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一个提纲。2003年11月,我完成了《帝国的终结》一书初稿。接下来,就准备讨论帝国制度的演变。只是因为后来决定先写《艰难的一跃》(即《费城风云》)和《帝国的惆怅》,这事才耽搁下来。 所以一开始,我并没准备把“百家讲坛”,当作“长活”来干。他们当然也没有。那时,谁的心里都没底,更不可能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有什么“策划”或者“预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由于《汉代风云人物》的意外成功,才有了后来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心目中的“小插曲”,也才变成了“大插曲”。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插曲。 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兼天下和辛亥革命。启废禅让,变部落为国家;西周封建,变邦联为邦国;秦兼天下,变邦国为帝国;辛亥革命,变帝国为共和。这样看,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就可以“裁为三截”: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 帝国与邦国的区别,主要有三:国家体制──邦国封建,帝国郡县;统治阶级──邦国领主,帝国地主;政治形态──邦国贵族,帝国官僚。也就是说,邦国时代,是领主阶级的贵族政治;帝国时代,是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治。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帝国时代也可以“裁为三截”。三个阶段,各由一种地主,成为统治阶级。这就是贵族地主、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事实上,只有当庶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只有当寒门之士,也可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入仕途时,帝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官僚政治。但这不可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tvq.html ) – 插曲不是主旋律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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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钻进红色重庆的艺术楔子

气候骤然变冷,饱受酷暑的重庆人有些不知所措。暴雨,洪水,老天爷仿佛在没完没了地大闹天宫。洪峰刚刚退去,山城一隅——黄桷坪501独立映像艺术空间,一个名为“红处方”的当代艺术展悄然开幕。在冷雨绵绵的季节,这一抹红透出异样的意味。 参展作品确实很红,不论是笼罩在版画家杨宏伟《中国家庭》上的欲望之色,油画家苏新平鲜红的巨手,还是雕塑家马军刻在《资本论》封面上的猩红巨龙,抑或现场艺术家金锋给予站街女烈士般浓烈的艳红……不可遏止的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题材更是红得发烫,只要琢磨一下油画家张世英和摄影家赵钢的天安门作品寓意,就会触摸到这个群体的内在律动。革命与人性,红色背景下人的无奈、惶惑及漂移。他们是要呈现这个红色猛进时代人们的骚动与绝望。红色,是革命者的希望之色,也同时是被剥夺者的绝望之色。 对“红处方”这个词,策展人胡赳赳有个谦虚的解释,艺术家无法为社会开药方,但可以做到“自我拯治”。这能折断自己翘起来的矛头吗? 红色,在中国革命语境下,从来都是正性的标记。高举红旗的重庆,对于此种颜色格外敏感。开展当天,有媒体主编专程赶来,向出品人傅文俊先生说明不能报道的理由。他们害怕“红处方”的红,这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理念。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尽管仅存在于其所牢牢控制的媒体语言里,但毫无疑问,其实也已成为生存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人们必须默认的东西。他并非虚幻,你觉得他不存在,仅仅因为你不觉得他存在,而确实有一批人能感知其强悍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虚幻的东西,早已内化为某些人的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你不能公然表达对他的厌恶和不屑。现在,“红处方”企图使用暧昧来传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当然会遭遇明眼人决绝的抵抗。 有趣的是,艺术品的多义性帮助了策展人。在几家市场化报纸吝惜版面一笔带过的情况下,首席党报《重庆日报》在文体头条,高调报道了此次展览。这家头版高举薄熙来书记最新精神的媒体,将展览纳入红歌大合唱的阵营,给予可爱的阐释。 该报刊出四川女艺术家黄敏和丈夫马军的两幅作品,并给予正面的解释。《中国地图》选了三百个中国人,站在国土上四处张望,表达的或许是一个虚拟共同体的无力感以及荒谬感,报道者引用作者的解释——批判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这就巧妙地化解了对抗,变成对高擎理想大旗重庆的致敬。马军的木刻《资本论》,将中国吉祥图案和图腾置于马克思的名著之上,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思想,变成某种图腾,甚或空洞华丽的吉祥符号。两条令人不安的龙拱卫着革命圣经,既可以理解为对教条主义的嘲讽——一个外来主义本土化的标本,也可以是对马克思虔诚的膜拜。批判与礼赞其实很难分别,仅仅在于观看者的立场。艺术家毕竟不是时评家,他们要以丰富的意象获得更有弹性的生存。 可以说,一个被误解的展览更符合各方的利益:策展人可以确保其有较长的生存期;媒体有报道的正当理由。这或许就是开幕式上,策展人胡赳赳不厌其烦向女记者解释作品意思的动力。当十三位艺术家被媒体追问自己作品的意图时,自然是一副尴尬滑稽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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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状——共识网专访张铁志

张铁志先生在接受共识网专访(摄影/郑子蒙)   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及政治现状,是近年来大陆学界及众多网友较为关注的话题,但众说纷纭。为此,我们于9月11日在北京专访了来自台湾的政治评论人张铁志先生。张先生就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台湾民主政治的现状,两岸关系,以及“中国模式”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他的介绍,或许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更为真实的台湾。   嘉宾介绍: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台湾《新新闻》杂志副总编辑,现为多个NGO的理事。着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反叛的凝视:他们如何改变世界》、《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U2的抗议之声》。现于《亚洲周刊》、台湾《中国时报》、香港《信报》,大陆《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东方早报》、《城市画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等两岸三地媒体撰写专栏。   张铁志先生长期关注、参与台湾的社会运动。他近期将出版关于台湾转型过程及反思的着作《民主在路上》(暂定名)。   时间:2011年09月11日 地点: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   访谈人:郑子蒙 杨传银   =====================================   杨传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大陆写专栏?   张铁志:我在大陆最早的专栏是在南方周末,零九年下半年开始,是在文化版写随笔。后来,2010年1月份开始在《南方都市报》写专栏,那个专栏叫《台湾笔记》,就是专门写台湾的,之后在不同的媒体开始写专栏,大部分都是政治与文化评论。我写的时评和一般不同一样,一般时评作者是对事件发表意见,可能强调政府不能这么做云云,具有启蒙的功能;我比较不是针对事件写对观念的是非,而是比较关注结构性分析,例如台湾发生什么议题,我希望把它放在台湾转型的脉络下来分析,所以我很少去评论什么马英九和蔡英文的现实政治话题,除非他和大的结构问题有关。   你这个访问的内容本来和我预计在九月出版的一本新书内容很接近,书名暂定为《民主在路上》,就是讲台湾转型的过程与反思,基本上是我过去时评的结集,但是我全都重新修改,让它变得比较有系统,并关注从七零年代到当下台湾政治与社会转型的重要议题。   杨传银:现在大陆公民越来越多的谈论台湾话题,谈到台湾,很多人(尤其是学者)认为台湾民主转型很成功,开始了现代民主政治;但也有很多人通过大陆媒体报导的台湾立法院打架乱象,认为台湾的政治状况很乱。在您看来,台湾政治的现状是个什么样子?   张铁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对看大陆怎么看台湾民主感触很深,一个是像您说的,比较主旋律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只看到台湾打架和混乱,连李敖都说这代表台湾说是假民主。但这种都是很肤浅的。但是很多自由派似乎又太美化台湾民主了,当我写文章批评台湾民主(政治)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他们觉得我不应该来批评台湾民主(政治),好像落入了和官方一样的看法。   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国会打架这种(现象)常常恰恰是台湾民主比较不重要的问题,其实台湾民主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我比较关注的,比如我觉得台湾的公民参与还不够。其实我的这些批评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而是说民主还不够,所以我的书名才叫《民主在路上》,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前行。   譬如,我们更多还是作为“选民”而不是作为“公民”。你作为选民四年定期选举政治人物,这个都很对,可是这个还不够,民主更多的应该是平常公民的参与,包括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国会打架这个确实代表国会的品质不好,而这就是因为这是公民对他们的监督不够,以至于当这些少数政客掌握权力,可以在四年胡作非为。这就需要更多公民监督的机制、更多公民的参与。好比在美国有一个固定的电视台,每天在播国会的各种听证、讨论,这样民众都知道议员平常在干嘛,有没有认真讨论政策,那就是对国会监督比较好;而在台湾,我们看不到真正审查的过程,他们只会在电视新闻的几分钟之内尽量去博取画面,所以就比较哗众取宠。整个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公民参与还不够,还太不把自己当选民,而不是一个更完整的公民,实际上选举只是第一步。   郑子蒙:是不是说台湾公民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需要选民的政治参与了?   张铁志:当然不是。台湾公民社会其实发展得还不够,尤其是“公共性”还不够。为什么我们看到所谓台湾民主社会好像挺发达,可是政治治理品质不好,例如议会品质,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就是台湾民主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公民介入政治不足。   这回到古典的理论有两种辩论,人民只是作为选民还是说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社群?台湾其实很多媒体监督也不够,媒体很多自我阉割、自我堕落,媒体都很党派化,某些报纸“泛蓝”,某些报纸“泛绿”,电视媒体就非常琐碎和八卦,不去讨论重大政策,所以媒体本来是要帮忙人民去做这个监督的,这个角色也扮演得非常差。所以公共领域是相对比较贫乏的。   杨传银:台湾独立媒体发展的怎么样?   张铁志:独立媒体确实在这几年比较活跃。我刚才说的是主流媒体很贫乏,所以就让独立媒体很多机会发声。网路时代改变了一切,这在全世界都一样,网路上的独立媒体可以报导很多被主流媒体忽略的重要议题。   杨传银:亨廷顿(Huntington)曾指出,检验一个国家民主巩固与否的重要指标是两次政党轮替。自转型以来,台湾已经经历了国民党和民进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很多年了,在您看来,台湾的民主是否得到了巩固?   张铁志:我觉得算是巩固吧,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说什么叫做巩固,就是相关的行为者包括政治人物、民众都接受民主作为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制度,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人想要政变,基本都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我想台湾已经通过了民主巩固,接下来就是民主品质和民主治理的问题,这是比较细部的。   杨传银: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台湾社会在民主化开始20年后,还具有许多神秘的敏感带。尤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校园中,除了传授主流价值和专业的技术性知识,不准‘敏感议题’进入,不让学生讨论那些攸关公共生活的议题。”能否具体谈谈有哪些例子?   张铁志: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台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还不够的现象。比如说在很多国家体制中,包括政府机构或学校,不让大家讨论公共议题。这是传统威权体制的一种遗毒,因为威权体制都希望“去政治化”,希望我们都不关心政治,只要听上面的命令就好了。   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例子,我遇到很多学生跟我说,学校不让他们讨论一些正在争议中的公共政策,我听了就觉得不可思议,民主社会还有这样子?后来发现其实这并非特例。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有一个中等学校的大学,一个学生要成立一个讨论人文事务、社会议题的社团,学校不准成立,这在大陆可能比较平常,在台湾学生成立社团是没有问题的,学生要讨论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这个学生因为不能成立社团他就提出抗议,竟然被记过惩处,这个事情成为全国的新闻。   杨传银:这个事件是政府在介入?还是……   张铁志:不是,是学校自身的保守,整个威权的遗毒还在。这个对大陆会有非常大的启示。就是一个政权看起来已经民主化了,但是过去党国体制穿透太深,许多旧时带的官僚都比较保守,比如这些老师、校长可能以前都是党国体制的。   我自己都遇到过这种状况。今年夏天台北县政府举办一个摇滚音乐节,底下要出一本杂志,一位年轻编辑找我写关于音乐和社会运动的文章,我就写了到台湾一场反对国光石化的环保运动,有哪些歌手为这个环境运动写歌。结果承办的官员说这个太敏感了,叫我删稿,我当时不肯删,我非常愤怒,我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敏感。我相信这可能不是台北县政府的县长做的决定,但是这代表政府办事人员的保守心态,要避免这种争议公共议题进入,这是很离谱的。   这个事情出来后,我也不想把它闹大,我就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了一下,结果被很多记者看到了,也变成新闻,说新北市政府打压我的文章等等。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应该让民主原则落实在每个社会领域,否则这个民主政治就是虚弱的。   杨传银:近些年,台湾还有没有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事后审查的行为?比如说我发表一篇批评台北市政府某项政策的文章之后,会不会受到政府的某种打击?   张铁志:表面上,政府当然不能干涉新闻,但是私底下,政府还是施展影响力。一个朋友因为写了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某报纸停了专栏,可是这是利益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因为那个报纸很多广告都来自于政府,所以牵扯到商业利益的问题,你批评政府,政府就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广告,因为他当时批评当时政府和该报系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合作案。   杨传银:大陆媒体经常提到台湾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族群问题,目前台湾的族群关系是个什么状况?族群问题对政治的影响有多大?   张铁志:族群问题确实在台湾是很关键的问题,不过在现在已经现在没有那么严重。我前天看到国民党推出一个新的宣传广告,就在批评民进党“不要挑拨族群”,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几年民进党有什么挑拨族群的状况,可是国民党仍嫌用旧时代的语汇去攻击对方。   台湾的族群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族群主要是“本省人”和“外省人”,过去确实有省籍不平等的情况,外省人人口比例在台湾是非常少数的,只有百分之十几,但是却在整个戒严时期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党政军的大权,本省人当然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是二等公民”。直到70年代初期,因为国民党面临统治危机,蒋经国看到这个矛盾,才开始任用一些少数的本省籍精英,包括李登辉这些知识份子,慢慢开始让他们担任一些重要职位,培养他们,乃至于后来培养李登辉当“副总统”。   长期的(族群之间)不平等也构成了民进党崛起与动员的重要基础。我觉得那个不能单纯地说是挑拨,因为本来就有不平等的情况。我自己是外省人,对我来说,得去了解本省族群的被剥削感在哪里,包括文化与政治上的,你们也看过一些故事,例如在学校里如果你讲闽南语、台语会被罚钱,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讲我们自己的母语,这就对本省族群来说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相对剥削感。所以,那确实成为民进党起来的一个重要基础。   90年代开始了民主政治以后,族群好像变成台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省人开始把过去的不满表达出来,外省人也觉得因为本省人是政治多数,比如李登辉当选“总统”后,好像本土化变成一个主流的趋势,一些他们过去熟悉的符号逐渐被拔掉了,他们的优势也不再有,好像要被本土化吃掉一样的感觉,所以也会有一种受害感。   我曾经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就是台湾的族群政治冲突是因为在民主化后,两边都觉得自己受害,本省人觉得自己的正义还没有得到伸张,外省人已经觉得他们是本土化浪潮的受害者,所以在政治上的斗争比较激烈。   1994年第一次台湾台北市长选举被视为是族群政治第一次进入主流政治,因为那次是民进党陈水扁和新党的赵少康竞争得非常激烈。其实,我现在讲的可能跟大陆的一般认知不一样,那次更注重族群动员的是新党,而不是民进党。民进党当时参选的口号是“希望快乐”,他们很清楚是要争取中间选票,不能打族群牌的。但赵少康在一场候选人辩论中,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号,就是说“如果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以诉诸外省族群的危机感。这个说法当然看来很离谱,陈水扁后来当选了市长,中华民国当然并没有灭亡。   民进党后来确实在不同时机是会诉求族群动员,许多人也有强烈的省籍情结。但这几年慢慢这些东西(族群问题)都过去了,政治人物较少诉诸于这样的东西。特别是2008年以来,马英九和蔡英文相对来说都比较理性温和,所以族群问题这几年已经不太成为主要的议题了。   杨传银:“外省人”和“本省人”公民之间的交往情况如何?   张铁志:其实在民间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大家交朋友问题也不大,通婚的比例也很高。很多台湾人会说,好像以前都没有这个问题,怎么民主化了反而要突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提法,因为以前是某种结构性的矛盾没有被凸显出来,像我刚才提到的政治上的矛盾,那是威权压抑的。所以民主时代(族群问题)被谈出来,多人看到表面就觉得怎么这个时候才有族群政治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只是从矛盾变成表面化而已。   杨传银:您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最新一篇专栏中谈及苏联解体之后的民主前途的问题,好像在您看来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民主政治并不那么成功,对此网上也有一些质疑。   张铁志:推翻专制当然都是好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是读者误会的地方。但民主转型,特别是对于我们研究比较政治的人来说,是一个困难、漫长的转型过程,不能盲目地乐观。盲目乐观反而对民主推动者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你越是信仰民主的,你越要注意到很多的危险。我提到在苏联有一部分人在怀念旧时代,这是客观事实,很多读者就很不高兴,但事实上东欧刚转型的时候,出现很多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很多人会觉得以前共产时代好像比较稳定,但这种比较并没有减低他们对民主的信念。这是可喜之事,但我们还是必须警惕转型后的诸多问题会影响民众对新兴民主体制的信心。   关键在于比如推动政治转型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也追求社会公正,因为民众关心的还是利益,如果民主化了,但社会极度不公正,他当然觉得过去有饭碗的时候比较好。现在大陆似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和“毛派”。过去有“铁饭碗”,不像现在失业问题这么严重,房子又被拆迁。已经有这么一个回潮的现象,如果民主化后,这些声音可能会更大。我这样说,不是说我认同这个看法,而是说我们必须在关注政治转型时,也关注社会平等问题。   杨传银:大陆是经济转型开始很久之后出现这个问题。   张铁志:没错,经济转型在苏联造成少数的经济寡头掌权,民众当然更不平了。现在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大家痛恨权贵资本主义。此外,还有民族主义的诱惑,一旦有民选之后,某些诉诸民粹主义的强者就很可能掌握政权,最后可能还是变成某种独裁,只是这是被民选选出来的独裁,这些都是人们必须警惕的。   杨传银:今年中东、北非一些国家也相继发生了“茉莉花革命”,您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些国家革命的前途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您怎么看他们的走向?   张铁志:接下来会怎么样,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太多社会变数。我觉得应该看公民社会够不够强大,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民主。这又回到我们最早谈的问题,不是只有选举,民主的建立与巩固必须包括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建立应该在转型前就逐渐去建构开始做,而不是从推翻了专制后开始建立的。   杨传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了民主化转型,包括台湾也是在这个时期,大家将那一段民主化总结为是第三波民主化;现在不少学者把中东、北非国家的这一波民主化列为“第四波民主化”,您觉得第三波和第四波的民主转型面对的客观环境有了哪些不同?   张铁志:这个很有意思。基本上是网络吧,网络(在这一波民主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互联网肯定是各种社会变迁非常重要的力量,不管从中东、北非到伦敦都是这样的,这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被压迫者有了一个新的串联的工具,包括在中国的微博,这个我想是跟此前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国际上也在辩论,互联网到底是对统治者比较好还是对被统治者比较好,因为它也是统治者监控的武器。我觉得对于被统治者还是意义比较重大,毕竟跟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比起来,互联网提供了更多资讯分享和协调与组织的工具。   这次比较不一样的,特别是以中东来说,原来他们都被视为是第三民主化的例外。当时也提了很多的解释,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例外,一种例外就是说他们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庞大,比如大量石油生产。这几年全球好像有一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推广,包括中国模式,好像国家资本主义变成一种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的模式。接下来比如还没有彻底民主化的几个国家,不管是共产国家或者像委内瑞拉这或者是俄国这样的,其它们都有比较强大的经济资源,所以在某个阶段会减缓民主化的压力。   杨传银: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铁志:这个问题是我的专业里最核心的问题,我原来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比较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问题,而且我当时想要挑战一般性的说法,就是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首先,经济危机绝对对任何国家都不利的,因为很多威权统治者当他失去了意识形态作为正当性来源的时候就靠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如果垮掉的话,就会失去他们以经济为基础的和人民的社会契约。在中国大陆这个问题也是很尖锐的。   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过去“现代化理论”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就开始推动经济发展,这好像是一般的道路。可是东亚政体好像都不是这样的,如新加坡和香港都不是这样的。台湾如果2000年不是国民党分裂的话,国民党可以一直执政 。   所以有另外一种说法,经济发展很可能是带给统治者正当性。如果统治者足够聪明有策略的话,可以跟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打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我给你秩序和稳定,让你好好赚钱,你不要要管太多。当然它必须被迫开放某种的言论自由,甚至于某种(形式的)选举,但是它可以操纵。其实在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里都变成这样,就是一种假民主,因为新的统治集团可以以各种方法去操作选举。台湾在九零年代也是如此,它即使开放选举,但是执政党可以运用各种执政优势,变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新加坡政府也是不断用各种制度性的方法或者恐吓的方法镇压反对党,它可能并不一定说你说我就把你抓起来,可是有其他各种的法律方法,比如告你,或者操控选举制度。所以经济发展不一定完全能够促进民主化。#p#副标题#e#   杨传银:经济发展,甚至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不是对民主转型起到促进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   张铁志:对,而且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因为可能长期来看,一百年之后可能真正民主化,但这个答案意义不大。说经济发展一定有利于民主化,到底是50年还是80年还是100年?这对于在现实里面生活的人的意义并不大。所以在学术界才会有一派说我们不要关注民主的结构性条件性,而是要民主行动者实实在在去做,不要等条件成熟了,因为这个永远不知道等到哪一年。所以对民主推动者来说还是推进各种改革,例如独立参选,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做还是比较有用的。   杨传银:关于民主转型,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公民行动,另一个是威权人物的作用。先谈第二个,在台湾,蒋经国及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在转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张铁志:当然是挺大的。我知道大陆的朋友对蒋经国的评价都非常正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是在蒋氏政权的独裁体制下长大的,对我们来说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同样蒋经国也是一个独裁者,之前如1979年“美丽岛事件”逮捕这么多人,大规模的镇压,所以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独裁者。但比较客观的说法是,他是一个具有良好判断的独裁者,他知道顺势而为。为什么1979年面对党外运动的情形,他要用镇压的方法,1986年民进党成立,他会愿意开放,乃至于推动民主化?这是因为1979年“美丽岛事件”中镇压了反对运动,但是国民党发现并没有压下去,到1980年代更多的社会运动出来了,国民党慢慢看到这个变化了,所以蒋经国做了这么一个开放的决定,这个决定本身也要给他一些功绩。换一个人,可能逆势而为,继续镇压下去,造成更大的流血。所以蒋经国这时候做了一个良好的判断,愿意开放,而且这个开放显然是聪明的,因为国民党可以在后来持续执政,如果2000年没有分裂的话,一定还是国民党执政。   所以我觉得蒋经国是一个愿意顺势而为的统治者,但是说民主化是他推动的,就不太准确了,我觉得更多的是民间力量,是这么多人愿意被抓去坐牢推动的,推动统治者愿意让步。   杨传银:民主运动在转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张铁志:肯定的,没有这些民间推动力量,(统治者)是不会让步的。   杨传银:台湾转型之前,国民党统治之下也是非常严酷的,对民间的压制也很强烈,民权运动是如何发起的呢?   张铁志: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选举台湾基本上有一个选举制度,使得这个空间被打开。台湾所谓的“民权运动”,用我们的语言是“民主运动”,是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之前也有,包括雷震,雷震在1960年的时候要组一个中国民主党,但是被镇压了,50、60年代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空隙的,到了1970年代初威权体制才开始有一些松动。一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1970年台湾退出联合国,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很大的震惊。过去它宣称有国际的支持,现在失去了国际支持,它必须向内寻求正当性,所以它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开放和改革。   台湾原来选举只有地方性选举,只有县一级的选举、省议会的选举,但是立法院,就是国民大会并没有改选,完全是1947年大陆选出来的。这在台湾一直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统治台湾了,但是你的所有人都是在大陆选出来的,没有台湾本地的代表。所以1970年初它就开放几个席次从台湾地区来选代表。一开放就不得了,就有几个党外人士出来参选,最早包括康宁祥、黄信介,因为他们都是以非国民党身份出来,就开始比较严厉地批评国民党。   台湾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叫“选举假期”,就是说你平常管得特别严,但是选举的时候批评尺度是比较大的。围绕着选举,就有更多非国民党的人出来参选,包括在国民党里的人得不到提名权,他也跳出来,像许信良、张俊宏原来都是国民党的人,就慢慢开始形成一批所谓的党外,党外也开始慢慢组织起来,当时组织起来都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他们也办杂志,办完杂志都被查禁等等。   到了1979年,这个组织起来的力量已经非常庞大了,他们在1979年之前的选举,这批所谓非国民党的选举的人已经有百分之三十几的选票了,所以 1979年国民党要镇压他们,就是美丽岛事件。然而,国民党发现镇压之后,虽然第一批精英全被逮捕了,但后面的人出来选举还是拿到这么多选票。   杨传银:今年以来大陆民间也掀起了一股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风潮,这算是近些年的一个新的形式吧。   张铁志:也不新了,80年代就已经出现过很多独立参选的。   杨传银:80年代那一波影响更大,但随着那场风波的到来,很快就被压下去了。在台湾,1979年镇压之后,国民党是顺应了民意,后面是逐步放松的。大陆的现象也很有意思,80年代那一波参选潮被打压下去以后,民间的选举诉求也似乎随之消失了。大陆执政当局自1992年开始继续以“不争论”开始发展经济,事实上也维持经济快速的发展,也一直维系着社会整体稳定的局面。   现在大陆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新一波独立参选风潮又起,您感觉这一波会如何发展?   张铁志:我觉得跟80年代不一样,一方面,包括微博,资讯传播越来越快,而且经济发展确实有些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又不断加剧,我觉得这个对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个两难,你不开放的话,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国民有参与的需求,你如果肯满足他的话,也许可以继续维持政权下去。就像我刚才说的,即使中国实行选举,但由于没有一个政治力量比共产党更强大,有更多资源,共产党起码可以执政数十年左右。当然他担心开放之后也许就会有星星之火燎原,可是你不开放,这个民怨又会一直升高,一直压抑也是一个危险。这个是两难,我们当然很难预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   郑子蒙:或许他们也担心开放之后,像国民党在台湾一样产生分裂。   张铁志:可能。但是不开放,一旦民间力量扩大,统治集团也可能在如何面对民间的立场上分裂。   杨传银:回到民主运动的问题,台湾的民主运动好像是有组织的,这些组织者是从体制内分化出来的,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   张铁志:在台湾70年代,首先你不能成立一个党,所以说笼统地称为“党外”,就是国民党以外,这所以选举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党外候选人,其实好像也就变成了一个党一样,因为你不能有任何正式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和国民党竞争。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各有国民党跳出来的,有完全是地方派系的,也有很多年轻的知识份子、很理想的大学毕业生,所以当时的民主运动各种人都有,而且左右派都有,所以来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   杨传银:另外,您谈得比较多的就是音乐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您是如何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张铁志:这个其实也不复杂,本来这对我来说是两件事,从小喜欢摇滚乐,到了大学我自己开始参与比较多的社会运动,关注学生运动等等。后来我就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都感到很好奇,看到美国60年代那个反抗的年代,就发现音乐在那个时候原来这么重要。我又看到一些西方的音乐杂志,就发现会报导一些音乐人关心公共事务事件原来是层出不穷,并不是只有在60年代,这就是我后来写到书里面的90年代的事件,在第三世界也是一直都有,所以就有兴趣整理这么一个脉络,挖掘这个音乐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我的《时代的噪音》有提到,在20世纪早期到六零年代,民歌基本上和民权运动结合在一起,因为民歌本来就是为人民而唱,这个人民很多是指的是弱势的人民。   杨传银:不同国家转型前都具有相似性,大陆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一样,包括与台湾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一个威权体制等。您觉得台湾转型对大陆有什么启示?   张铁志: 我觉得首先,人民除了要好的生活,也要尊严,要基本权利被尊重,有政治参与的欲望,尤其是在有了温饱之后。杭廷顿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有政治参与的要求,如果政治制度发展不能满足,就可能出现混乱。   再者,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只有自我组织才能慢慢找到民间自己的空间,慢慢挣脱党国体制的控制。其实两边也有一点像,因为都是党国体制,台湾党国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国民党也有很强大的物质资源,包括公营事业,跟大陆很像,这些都对民间社会发展很不利。   其三,统治者的智慧很重要。当社会矛盾加剧,人民要求变革声音更大,如果统治者如蒋经国不顺势而为,可能社会冲突会更严重。   杨传银:现在两岸已经开放“自由行”,也签了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您如何看待两岸之间这些新政策?   张铁志:我讲一个分析,台湾人民怎么看这个事情。从统计资料来看,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觉得两岸确实应该更多地交流,包括民进党的选民也觉得民进党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多。   可是另一方面大家也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会不会过度伤害台湾的主权,大部分台湾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这么快被大陆被统一,所以民众会担心会不会过度早地失去了我们谈判的筹码;第二个民众会担心这个两岸交流会不会造成台湾岛内的贫富不均的加剧。这是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你和另外一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自由贸易一定会带来重新分配,在贸易中获利的人会有钱,失利的人会没钱,所以在台湾许多人也担心这个问题。   杨传银:看来还是有担忧的。那么这些交流给两岸人民是否带来一些认同?带来了或者说能够带来哪些认同呢?   张铁志:这个很有趣,过去十年是两岸整合最高度的时期,但是资料告诉我们,这十年也是台湾意识更强的时候,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可是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并不代表是“台独”,很多年轻人很自然就觉得是台湾人,也不代表对大陆的敌意。不过什么叫做“台独”,我觉得在大有充满各种似是而非的误解。   郑子蒙:这就是一个更小区域的自我认同感更强了。   张铁志:因为确实感觉到差异,两岸分隔那么久,所以虽然两岸的整合加快了,可是很多台湾人也觉得开始感觉到和大陆不一样了,包括文化上、习惯上,会有一种区别意识出现。   杨传银:实际上也是很正常的,两边目前在“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关系处理上是完全相反的。   张铁志:对。   杨传银:最近马英九和蔡英文在针对2012年总统大选就两岸关系议题吵得比较厉害,两岸关系一直是台湾大选中的重要议题了。   张铁志:这就是台湾的宿命。因为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牵扯到统一问题,牵扯到两岸具体的政策问题,所以从来中国因素都是在台湾选举中非常关键的议题。   杨传银:您觉得两岸关系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更好?   张铁志:就是友善和平的状态。目前大家还是觉得很不高兴,因为中共老是要武力对台湾,并且在国际上不尊重台湾。我们还是两岸能平等与和平的互动。   郑子蒙:有台湾学者提出“一国两府”的方案,您觉得是否可行?   张铁志:我觉得这就把事情模糊化了。现在不承认现实的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大陆就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不是两个都存在吗?   杨传银:最近几年您经常往来于两岸三地,您怎么看待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异同?   张铁志:三者刚好是不同程度的民主,台湾是有民主自由,香港是有自由没有民主,大陆就不用说了,是三个阶段。此外,香港法治可能比台湾好,这个是台湾要学习的地方,还有文官体系,因为英国殖民的关系。   我觉得香港和大陆这几年变化非常大,有很多年轻人出来,要求社会变迁的能量非常大,包括对民主的要求,而且随着香港和大陆的交流越来越多,特别是他们之间的民主人士交流越来越多,也彼此影响很大,这么多人自由行。我觉得接下来的连接会越来越多,包括台湾很多人来大陆,包括很多大陆人去台湾之后更能体会到民主社会的气氛,去香港就更直接,参加这么多活动,包括我看到很多大陆去香港念书的大学生,慢慢想法会改变,所以反过来对大陆也很大的冲击。   杨传银:实际上还是资讯越来越开放之后,人的观念变化很大,一个是现在打破了国界和区域的界限;一个是互联网打破了资讯来源的限制。   张铁志:对。   杨传银:您刚才说的一点非常有意思,大陆、香港、台湾基本是代表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三个过程。我们再谈一谈中国,这几年,很多人在炒“中国模式”的概念,您怎么看中国模式?   张铁志:从学术角度来说,我也不像一些人完全摒弃“中国模式”,但当然不会去拥抱。起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确实有一些制度创新,这需要严肃去讨论。但现在,一种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说好像威权政治加上经济开放的模式,而且也影响到了很多其他的新兴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比较荒唐了。   “中国模式”里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是抽象的GDP数字,还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包括健康、教育、公民参与和尊严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模式”变成一种现实上其实是一种很扭曲的模式,事实上这二十年来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就是水滴理论,最后大家都会受益,事实上是不然的。大家要受益,一定要制度上愿意照顾弱势群体,要注意分配,但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实现“民生”的。因为没有民主就是说受害者的利益不会被照顾到,而且没办法发出声音组织起来说话,只能仰赖统治者,这就就不可能真正落实真正的民生。所以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民生,就不会出现真正的“以人为本”。“中国模式”真的变成只是有利于少数人受益,出现了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情况。   杨传银: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模式”崛起,中国能够达到现在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有人说中国是靠改革开放之后,加入全球化,市场经济越来越开放,形成一种“制度性外包”,经济市场化了,全球化了,一些相应的政治制度也随之更开放了。   张铁志:这个也没有问题,这点绝对是重要的,但是是不是只是纯粹因为开放?中国发展的道路是很复杂的道路,只有威权政治统治才是重要的,或者只有经济市场开放才是重要的,都把它简化了。   杨传银:秦晖老师去年在《领导者》发了一个文章,讲南非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低人权优势”,现在来看中国,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   张铁志:对,低福利的发展模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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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弓 | 遗民情结究可哀

  中国古代历史的轮回,国人地位变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多指改朝换姓、江山易主之时,各路猛人为夺权力宝座,杀红了眼;遭殃的永远是百姓,跟旧主,迎新主,做谁的奴隶都有性命之虞,血流成河,泪流成河,尸骨遍野。 洎大局明朗胜负已定,旧朝倾覆,新主登基,臣民绝大多数归顺做了新朝顺民亦即奴隶,但也有少数不合作者,会以各种方式抵制、反对新主入统。激烈的,武力抵抗;惨烈的,自戕殉国。虽不能殒命死节却时时怀想旧主,或以前朝人自命,对新朝心存抵触,动辄进行新旧对比,“忆甜思苦”,以为昨是而今非,这些人就是所谓遗民,老少皆有。容我撷取几位遗民典型,看看他们的遗民情结吧: 张泌(一作佖),五代南唐文学家,官至内史舍人。降宋仍为官。亲友穷困者至,食以糁饭、菜羹,人称“菜羹张家”。每逢寒食,必亲拜后主之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孙衰微者,常分俸赡给。 连文凤,宋亡,变姓名罗公福,与遗民故老结交。吟诗自娱以明志:“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 游汶,南宋人,国亡隐居。元世祖征召,坚辞不起,自题其户“遗民浮宅”,衣布袍,背书“遗民破衲”,寒暑阴晴不脱。以劳作吟咏为乐。 张特立,为官有能绩,敢直言。金亡,遂归田里,日与弟子讲学,元世祖特为赐号“中庸先生”以资表彰。 理洪储,早岁出家,明亡,参与反清活动,被逮,获免。“以忠孝作佛事”,每年三月十九日(明亡国难日)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如一日。其故国情结,深沉而难得! 许德溥,文人,南明亡,矢志以死;因老父在世需赡养,不得已剃发以偷生。为表达对明朝的一片忠心,左右臂分别刺上“生为明人,死为明鬼”八个大字,又在胸口刺上“不愧本朝”四字。后被害。 本来他们也可以像多数人一样,乖乖加入奴隶行列,效忠新主子。然而不!遗民情思郁结,头脑不灵,思想守旧,不懂与时俱进讲政治,与昨日旧主划清界线。彼恋旧的胸怀,感恩旧主的情怀,对旧主亲人的关怀,个中投射出的独立人格和有情有义的人性,难能而可贵! 如何对待遗民特别是那些遗民情结浓郁得化不开者,既考量着新政权的胸襟气度和政治智慧,也决定着新政权实现民族大团结大和解的程度亦即新政权赖以巩固的根基。在这里,窃以为用得着孔子“宽则得众”的政治主张。只有宽大为怀,才有可能赢得遗民心。而征服人心,比军事征服要难得多;也只有赢得遗民心,他们才会由不合作变为主动合作。事实上,大凡聪明的新朝当权者,多会大度地善待遗民。首先自然是给他们生存权,只要不图谋颠覆新政权,就允许生活、说话,可以写“闲坐说玄宗”式的怀旧文章,可以回忆昨日的幸福,可以梦游曾经的“天堂”。靠梦为生的毕竟极个别,“做梦派”做做“美梦”、说说“梦话”,亦无妨,大可不必“以梦定罪”!甚至可以允许对新政说三道四。彼赞旧朝,我取其精以资新政;彼发牢骚,抨击新政策,我察疏漏,制定新政策更谨慎更深思熟虑,以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当然更不会任性赌气,你说我是秦始皇“坑儒”,我就“坑”给你看! 只有那些小肚鸡肠的统治者,秦皇式的暴君,才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只许高歌新朝“就是好!”你胆敢忆昔非今,官府迅疾“亮剑”,厉声喝斥“用心何其毒也”,并一剑封喉,坚决镇压“反革命”!连偶语、腹诽亦在严禁之列。 国家动荡分裂之秋,两派乃至更多的派系或草头王,把政治游戏玩成武力对话,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各自旗帜上标榜着称作“主义”的醒目口号,用以号召民众,吸引追随者,壮大力量。王小波李顺尚无“主义”说辞,也懂得以“均贫富,等贵贱”来使“天下之民归心焉”。争斗各方的高层即组织者领导者及忠实骨干,或许有所谓主义的追求,绝大多数下层追随者,说白了也就是谋一碗饭吃。吃谁的饭就得为谁出力卖命,文雅的说辞叫各为其主。斗争胶着,局势混沌,敌对各方胜负难以逆料之时,背弃原主子,投奔敌营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外乎认定那边饭碗比较牢靠,所想很“唯物”,倒很少虑及形而上的主义先进与否。 而局势明朗之后的政治表态,就有心灵境界和人品的巨大差异了。李邕,唐宗室,因娶中宗韦后妹为妻,倍受宠信,为秘书监。及韦后争权失败被杀,他立即杀妻送首于朝。用妻子的人头作为投靠新主子的见面礼,人性全无,禽兽不如,为时人所鄙。 与李邕形成强烈对比的,说个唐人夏侯澄。招降纳叛、对抗朝廷的李师道父子三人被杀,首级被送到朝官田弘正处,以验明正身。田长官疑其非真,召来李的老部下夏侯澄辨认,夏侯澄仔细看清故主面容,禁不住大放悲声,哭得晕了过去。缓过神,捧起老领导的首级,用舌尖舐净眼睛中的灰尘,接着又哀号不止。田弘正见此情景,深受感染,非但没有叱责夏侯澄“政治糊涂”、“丧失立场”,反而认为其人忠心重义,不忘旧情,未加任何责备。 争权夺利的内战,各国皆有。战后如何对待失败者,却迥然有别,效果也就高下分明。美国的南北战争,真枪实弹地厮杀了4年之久,双方牺牲人数达60万。一俟内战结束,失败的南方放下武器,双方握手言和,立即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和解。没有“算老账”,相互仇视;大家都“忘却旧恨”,轻装前进,聚精会神搞建设。于是美国迅猛发展,空前强盛。反观有的国度,内战硝烟早已散去,败者也诚心服输,胜者却对手下败将败兵耿耿于怀,打入另册,赠以“反革命”的恶谥,随时念紧箍咒语不说,还要在下一代心里播撒仇恨的种子,煽起憎恨的烈焰:严防被打倒的敌人复辟,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云云。美其名曰“继续革命”。对内战敌手不放过,总归还有些血仇的因由;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对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效命“外战”(抗日)疆场的英烈,也因为“其主”不同,而待遇霄壤有别。红旗一方,勋章鲜花美酒掌声,功高盖世,名垂青史。青天白日旗一方,旧军人的帽子和冷遇还是轻的,交代历史问题,老实接受改造倒是必做“功课”。在这一点上,真是愧对曾经浴血抵御外敌后来败于内战的遗民了!一个民族,寡情薄义如此,让那些抗日老兵及其遗属情何以堪?后人又将作何解读? 历史实际上从来都是胜者写的。胜者的主旋律自然是朝阳赞歌,激扬欢快的得胜令;但能容忍遗民情结的落日挽歌,凄楚哀婉的黍离之叹,也算难得。倘若赵匡胤们以“反动诗词”为由,把李后主的作品一把火焚了,后人何以读到那精妙绝伦,震撼心灵的词作? 遗民固守的精神领地是忧伤是旧情难忘,其跳动着的未始不是仁人之心。比之随时准备易帜的“俊杰”,他们显得淤滞顽固,不识时务。有道是:千臣兆民归顺日,遗民情结究可哀!不思个人享尊荣,惟念故国昨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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