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作者: 杨支柱    2011-10-06 22:45 星期四 晴 　　 　　梁中堂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召开2011年年会的中国人口学会。 　　 　　 　　 　　——题记 　　 　　 　　 　　这本来是前面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题目，有必要将它扩充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因为，人口学作为原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仅仅限于对人口过程和现象的描述；如果作为探求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的科学，因为现代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决定人口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未能得到足够的展现，所以还无从认识。特别是因为现阶段的人口过程充满了各种利害关系，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因为利益、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对同一个人口问题往往都会做出迥然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解释，更增添了认识的复杂性。为此，人口学现在还仅处在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譬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现代医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襁褓中。在目前国内外的学科设置中，人口学还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除了我们国家这30年来人口学和人口学家大行其昌以外，国外很少有人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现身于大学讲台和科学论坛的。相反，比较严谨的学者往往都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以深厚的学科背景为支撑譬如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等学科出发研究、阐释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人口现象，模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中，竟然没有一位聪明人以人口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科学家的身份起草一份人口发展报告建议政府推行某种使自己国家更加强盛的人口生育政策。 　　 　　但是，与国外不同，在新中国，自从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以后，这样的人口学家和所谓的其他什么家的大师却大有人在。1980年2月，七机部设计火箭轨道工程技术的宋健反串人口学领域，以“百年预测”的所谓科学成果论证当时正在全国推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中国必须接受的最佳选择。凭借数学功底做控制论专业的宋健是在国门初开的1978年欧洲之行中才知道国外用控制论方法测算未来人口的。回国后，他把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计算人口的一大摞资料甩给年轻的李广元，算是这一帮搞数学的人开始接触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是，即使从1964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算起，也已经15年没有普查数据了。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人口普查和统计都与现在的人口统计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那时根本没有宋健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中的数学模型所需要的人口数据和相关指标。李广元主要从公安部得到一些与户籍相关的人口资料，就开始了他们的人口测算。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了一个按照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那时中国的人口统计中还没有这个指标和数据）分别为1.0、1.5、2.0、2.3、3.0等5种假设情况下的“百年人口预测”。因为这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人无法把计算出来的情况写成像样的文章，就又找到了1979年4月刚从教育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两方面的人1980年1月走到了一起，2月13日就向社会宣布重大的“百年预测”结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作为大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发表在14日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鼓吹“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针对2个多月前我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一胎化”会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走向老化的观点，文章反驳说，本世纪内不会发生老化，下个世纪头20年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人口老化问题真正出现以前，完全可以根据科学预测，及早地调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把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所以，我们毋须为将来的人口老化而担心，更不必为中国未来人口减少而多虑。”由于“一胎化”政策造成很尖锐的社会矛盾，1982年2月，邓小平－胡耀邦体制确立后，中央出台了以农民“女儿户”为重要内容的现行的生育政策。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做地方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要求把“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调整到现行生育政策方面。已经担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和他的那一帮人对此百般抵制，不断给邓小平写报告，反复标榜自己使用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表明只有“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才是中国的选择。1986年，我在提交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的一篇论文《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中反驳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公认的”科学预测方法，人口预测仅仅是那些测算的人设定的一些条件下的人口发展大势。我在文章里还引用了30年代4位科学家对瑞典的人口预测和7位科学家对美国的人口预测，说明从来就没有谁的预测真的准确过。（该文收录在1988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第218、219页看到这两个图） 　　 　　我们且不说更多的细节，就说这帮人都是刚开始接触人口，从没有任何知识积累所以是从零开始，第一，没有西方控制论测算人口的数学模型所匹配的数据和人口统计指标。第二，宋健小团体反串人口学从事人口测算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第三，田雪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第四，搞数学的宋健小团体和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合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帮人敢对社会说他们的计算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科学成果。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更有甚者，明明早在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就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6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6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讲计划生育课，两次提出“一胎化”的词句，要各地干部现在就打电话回去，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讲课的新闻报道题目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1979年12月，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讲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1980年1月9日，陈慕华在军事科学院的报告中要求“从现在做起，按农村百分之八十，城市百分之九十夫妇一个孩子”。2月3日，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单位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又说，“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 　　 　　这些情况都说明，早在宋健1980年2月13日出现以前，陈慕华就已经不遗余力地为“一胎化”政策工作了将近一年了。明明是这帮在那时还不起眼的一帮舞文弄墨的书生向陈慕华的“一胎化”政策上靠，可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最近2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逐渐把历史说成是他们先有了一个百年预测，提出了“一胎化”，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受他们的诱导，美国的人类学家Susan Greenhalgh还写了一本在国外很有影响的书，说中国这次人口决策因接受国防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改变了那种说我们国家是长官决策的认识。该书出版以后，宋健以沉默的态度认可这一说法，田雪原还不断撰文加固这一误导性的认识。按照这样的做派，把这帮人与江湖术士联系在一起其实还不够确切，简直就是江湖骗子。 　　 　　还有，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产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由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所以，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就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从而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上篇博文《自由生育权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是直接根据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社会的公约所约定的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推导出来的命题。从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产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标示，人权理念和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与此同时，现代人权理念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建设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的基本考量。人权，按照恩格斯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超越了民族国家范围的、普遍的自由和平等权。在现代社会里，人权问题是一个无论现代国家或者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都只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我叙述和归纳的命题又如此简洁、明了，还是遭到反对，充分说明在这些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放置人权这一概念的土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平等和人权观念的时候说，它们“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我国一般平民（我相信那些达官显贵们是不屑于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的）对人权的无视和淡漠（达官显贵们持这样的表现倒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府过去对这一类问题认识的偏颇从而在现代人权观念在全世界都有了极大普及的那个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对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和民众给予人权理念的教育，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说的“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来衡量表明我们国家还处在相对较低的历史阶段里。与我国经济社会落后相适应的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总体来说也都还是落后的。但是，相比之下，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领域倒是一个相对超前的一个学科。说其超前，也并不是学术水平比国外先进。因为国内连比较接近我国人口实际的数据都没有，即使是有作为的人口学者也都只能像学生习作那样在那里假数真做，所以，其学术水准也是无法与国外先进相比的。但是，30年来，因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为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口学家。现在主要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口研究机构的重镇，其领军人物基本上都是海归，在国外受到过多年的系统教育。即使个别国内培养成才的骨干，只要身处部属高校的人口研究机构或者国字号的研究单位，也都有许多的机会出国交流或者做访问研究。所以，中国的人口学家都了解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国家实行由政府决定国民生育的计划生育制度，知道大量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懂得生育行为作为人权是一个不容许讨论而必须尊重和保护的问题。过去，我国政府不允许公开讨论生育政策，大家只好在计划生育体制内寻求相对合理和宽松的办法。现在，当停止计划生育的民间呼吁日渐高涨的情况下，现代知识分子应该与人民站在一起督促政府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相反，如果还在那里编造各种精巧圆滑的理论和制订一些所谓“逐步完善、分步放开”之类的所谓狗屁规划而让人民持续承受不合理政策的折磨，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2011年10月6日 　　

雅虎学堂汇总页： http://news.cn.yahoo.com/xuetang/ 雅虎学堂第六期： 你被课本欺骗了多少年 http://news.cn.yahoo.com/meidebangjia/   《朱德的扁担》：一根扁担里藏政治 作为新中国启蒙教材的著名篇章。长久以来，《朱德的扁担》成为了全体中国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朱德的扁担》叙述了一段小战士为了阻止朱德亲自挑粮而藏扁担的往事。由于其内容的真切、感人，被收录在 1958 年出版的《星火燎原》中。随着《星火燎原》书系的热销，《朱德的扁担》一文也很快传开。这篇同名短文与其他 35 部作品也共同编入了当时的小学课本。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随即成为政坛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7 年 2 月，当全国各地小学生结束寒假，重新步入课堂时。老师们翻开书本时惊奇的发现，新版《红小兵》课本中原来题为《朱德的扁担》一篇的题目已经改名换姓成为了《林彪的扁担》。而内容上除去把 “ 朱德 ” 换成了 “ 林彪 ” 其他全无变化。 数年之后，林彪事发，《朱德的扁担》再次出现在小学课本中。一条扁担，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被改换姓名，出现在两代中国儿童的记忆中。 真相如何： 政治对教材的影响绝不仅此。新中国第一批教材中，选取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作品。朱德的《母亲的回忆》曾让编辑们好生为难：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 “ 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 。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 “ 别了，司徒雷登 ……”……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谁给阶级兄弟投毒了？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 “ 千里救急 ” 的故事： 1960 年 2 月 3 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件发生后， 2 月 6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中毒事件时，将这一事件上升为 “ 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 ” ： 阶级友爱，情深似海。在我们中间，一个人发生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热切地向你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 但是，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集体中毒？投毒者又是谁？这个事件的内幕和当事人的命运，却被刻意抹去了。 背后隐情： 投毒者名叫张德才。他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 “ 反动政府 ” 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之后，因表现很好，他成了排长。但再后来，他的 “ 罪恶历史 ” 又被揭发出来。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 “ 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 ” 。被批臭后，张德才想为女儿买双鞋都借不到钱 …… 《草原英雄小姐妹》：阶级敌人怎能当英雄？ 1964 年 2 月 9 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蒙古族少女龙梅和玉荣，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两人始终追赶羊群，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 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课文中是这样写道的： “ 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 ‘ 公社的羊 …… 还有妹妹 …… 在山坡上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这个救人英雄为何被冷藏呢？ 背后隐情： 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披露：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 —— 他是一名 “ 阶级敌人 ” 。哈斯朝鲁 1957 年被认定为 “ 右派 ” ，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 1964 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 “ 小姐妹 ” 。但是，在当时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 《小二黑结婚》： “ 被圆满 ” 的情杀案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2006 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 3 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 32 年 (1943 年 )6 月 5 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 背后隐情： 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 —— 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 “ 进步青年 ” ，不过两人却被定为 “ 乱搞男女关系 ” 。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根据后来判决书所言，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 “ 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 。 那些文学作品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那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很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文 | 本刊记者 谈乐炎 “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 是有人故意投毒；以自由恋爱闻名的 “ 小二黑 ” 是因 “ 乱搞男女关系 ” 而死；当年救助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的另有其人； “ 周扒皮半夜鸡叫 ” 只是文学虚构 …… 很多文学作品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 被选择 ” 的投毒事件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 “ 千里救急 ” 的故事： 1960 年 2 月 3 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中毒？投毒者又是谁？ 1997 年，平陆县纪检委干部李敬斋写了一本名叫《跨越时空的真情》的书，他在书中披露不少当年中毒事件的内幕。这些细节，被很多敏锐的媒体捕捉，其中就包括《国家历史》杂志的记者杜兴。 杜兴开始搜寻当年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逐渐摸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事件发生那年，正是大跃进期间，河南地区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个浩大的工程使得黄河两岸的近 30 万人背井离乡。而后来中毒的那些农民工，此时正在平陆修筑公路，以方便移民通行。 就在此时，中毒事件发生了。 1960 年 2 月 2 日，收工后的农民工在晚饭后，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于是有人惊呼： “ 咱们中毒了！ ” 之后，就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描述的，各方力量 “ 千里救急 ” ，千方百计找药送药。可不为人知的是，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从立案到侦破，仅仅用了 8 个小时。投毒者名叫张德才，当天下午两点多，趁进伙房打开水的时候，偷偷将两块砒霜扔进饭锅。 张德才为何要投毒？张德才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 “ 反动政府 ” 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 之后，平陆修建公路，张德才这个 “ 戴罪之人 ” 被送了过来，随后的日子，他表现很好，居然升做了三排排长。但再后来，因为有次没听到上工哨子，睡过了头，张德才的 “ 罪恶历史 ” 被一股脑揭发出来。 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 “ 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 ” 。在一次最为漫长的批判会后，张德才产生了报复的想法，而报复的对象其实只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在当地公安局保存的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天，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 “ 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 ” 投毒事件发生后，本地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那一年的 2 月 6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毒事件时，换了一个角度，将这一事件上升为 “ 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 ” 。随后，平陆本地媒体开始跟进。再之后，即 2 月 28 日，《中国青年报》那篇日后被编进教科书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出炉。一同刊出的，还有一篇同样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 被翻转 ” 的悲喜结局 如果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史实 “ 被选择 ” 地截取了片段，那么有时，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将现实进行 “ 悲喜翻转 ” 。 2006 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 3 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 32 年 (1943 年 )6 月 5 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 —— 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 “ 进步青年 ” ，不过两人却被定为 “ 乱搞男女关系 ” 。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调查案件的警员来到村子，同时赶来的，还有赵树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作家，全程参与了审讯。 最终， “ 真相大白 ” 。根据后来发现的那份刑事判决书记载，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而这四人，为何要对岳冬至下此毒手？是因为，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 “ 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 。 这样的结果，让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感慨良多。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人们记住了虚构的小二黑，却几乎忘记了真实的岳冬至。即便在他的家乡，如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只有小他 3 岁的村民康金全，在偶尔被问起旧友时还可吐出几字： “ 冬至？不赖。 ” 至于小芹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 其实，已成定论的 “ 情杀案真相 ” ，当年是被一些村里人质疑过的。有人认为，哪里是什么情杀案，不过是智英贤的两个哥哥无意间打死了岳冬至。而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点就受到公安人员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 3 年后才回来，此事不了了之。 “ 被代替 ” 的救人英雄 相对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的 “ 被选择 ” 、《小二黑结婚》中的 “ 被翻转 ” ， “ 英雄草原小姐妹 ” 的故事真相，或许也有一个名字可对应 ——“ 被代替 ” 。 1964 年 2 月 9 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 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 ‘ 公社的羊 …… 还有妹妹 …… 在山坡上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提及：先是龙梅、玉荣在电视中回忆当年情景；之后，学者李新宇专门撰文讲述此事。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 —— 他是一名 “ 阶级敌人 ” 。 其实，哈斯朝鲁不过是个读书人，曾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 1957 年被认定为 “ 右派 ” ，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 1964 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 “ 小姐妹 ” 。 但是很遗憾，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的运动，在当时正渐进高潮，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遗憾的是，哈斯朝鲁不仅没做成英雄，为配合宣传，他还被安上了 “ 偷羊贼 ” 的帽子，被痛斥为反动牧主，破坏分子、阶级敌人，甚至是企图对英雄姐妹下毒手的罪恶分子。哈斯朝鲁开始被反复批斗，关入监狱，提前释放后一家成了黑户。 多年后，历史终于还哈斯朝鲁一个清白。其实哈斯朝鲁倒也还算幸运，毕竟等到了被认可的一天。而有些人，却要永远抱恨黄泉。 很多人知道，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第九章《半夜鸡叫》中，塑造了一个绰号为 “ 周扒皮 ” 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而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在他的家乡，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是个挺 “ 厚道 ” 的人。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记得： “ 农忙的时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工钱。 ” 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认为，周春富 “ 从不闲着 ” ，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和长工一样，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 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 ” 上世纪中期的那场 “ 土改热潮 ” 开始不久， “ 阶级敌人 ” 周春富在一次批斗会时，被打死。 有人说，文学作品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粒尘埃，微小却也会掩埋某些真实。当我们抹去灰尘时方才发现，那些隐于历史暗角的 “ 真相 ” 往往让我们掩卷长叹，心情复杂。 ( 责任编辑：文娜 )  

  （按：此调查报告我和严野写于 2010 年 2 月，让人欣慰的是，一年之后，其中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了，我们的建议第一条已经基本实现， 2011 年北京在政策层面基本实现了小学升初中不分户籍的平等。一年多来，家长团队一直在努力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也已经有了明显进展，相信不久的将来，此报告中的社会现象将成为历史。）   前言   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生活、纳税，成为这个城市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跟随父母移民甚至在这个城市里出生、长大，可他们不能正常上学，只因为他们父母的身份——没有北京市户口。无论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立学校读书，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学习，无论他们多么优秀，到了高中也不得不离开父母到陌生的户籍所在地读书、参加高考，为了孩子前途，仅在北京就有上百万个家庭被迫分隔两地，面对教材差异、陌生环境以及远离父母等问题多少个孩子的前途就此被毁掉。半个世纪的户籍制度制造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这种非人性的不平等仍在继续。   我们关注这个群体，不仅是因为相信现代文明人类的基本信条——人生而平等，不仅是因为我们国家宪法和教育法庄严的宣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孩子们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更是因为我们见证了这非人性户籍制度背后太多的折磨、痛苦和伤害——这已经不是什么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而是成千上万个家庭不能团圆过正常生活成千上万个孩子的前程被过早毁掉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人道问题。   2010 年 1 月，我们把北京教育平等权作为重点公民参与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调研报告、公民建议、纪录片、集团诉讼等多种方式推动公民受教育权平等。通过调研报告展示现行户籍制度导致受教育权不平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是该项目的工作之一。近四年来尤其是 2010 年 1 月以来，我们走访了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和数十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上百位家长、孩子多次座谈，深入访谈，这些实地调研是本报告的基础。我们期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推动教育平等，让非人性的户籍制度早日成为历史。   一、北京的户籍教育体制   1 、户籍制度的历史背景   从 1958 年《户口登记管理条例》出台开始，中国确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包括个人身份和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异——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享有医疗、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而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福利，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除了升学、当兵、工作调动等少数途径意外，户口从农村到城市迁移非常困难，对于违反城乡分割体制的惩罚—— 1961 年公安部发出通知设立收容遣送制度把自由进入城市的农民关押遣送回原籍。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事实上已经开始自由流动，中国开始了 20 世纪大部分国家都有过的城市化进程。 2003 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户籍制度的外围堡垒破除，但直到 2010 年，户籍制度所维护的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差异仍然存在，以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为甚。   2 、北京的户籍制度   现行北京户籍制度包括户口登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等内容。户口登记的基本原则是新生儿户口登记随父母户口。户口迁入北京具有严格的限制，除升学、工作调动等理由以外，依据现有行政策法规只有四类情形可以迁入户口而完全享受市民待遇：第一是在北京连续 3 年每年纳税达到 80 万元，或者近 3 年纳税总额达到 300 万元的私营企业主；第二类是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第三类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的董事长、总会计师等高管；第四类是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客观而言，如此严格的限制条件，能够符合条件把户口迁入北京的公民很少。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大量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工作，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北京增加了 1000 多万人口，但是，严苛的户籍制度使得其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无法迁入户口，他们需要办理暂住证，不享有很多市民的权利。   3 、北京居民有没有户口的权利差异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居民来说，无论在北京工作、生活多久，永远只能“暂住”北京，被当作外地人来管理，不能享有北京市民的很多权利。比如，根据 2007 年发布的《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第八条和《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没有北京户口不享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经济权利；根据 2000 年６月 27 日北京市颁布 ， 不享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根据 2005 年 1 月 5 日 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不享有生育保险的权利；根据 2007 年 6 月 7 日 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不享有儿童大病医疗保险的权利； 根据 1999 年 9 月 14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不享有正常的失业保险的权利；根据《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以及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要求 [1] ，不享有某些就业机会；根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和 《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不能在北京正常上学，更不能参加高考。   4、北京的户籍教育体制   根据有没有户口来确定一个学生有没有资格参加小学升初中统一录取，正常升学读高中以及参加高考，本文称之为户籍教育体制。北京的户籍教育体制具体体现为北京市教委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规定：凡无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儿童、青少年在本市普通中小学校就读的，均为借读生。借读生学校不予办理转学手续，也不予办理在京升高一级学校的报名手续。 《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申请在本市借读的外地学生，应持学生常住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就读有困难的证明和本市暂住证，向暂住地区管片学校申请，经学校同意后，填写借读登记表，并按市教育局规定的标准缴纳借读管理费。借读生不列入学校正式学生，借读期限一般为一学期至一学年，特殊情况经学校同意可以延长。” 2009 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读批准书”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   北京市在学籍管理、小升初、中考、高考等每一个升学环节都以户籍为标准把学生进行区分。小升初阶段，有户口的学生享受电脑派位统一录取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没有户口的学生得靠家长自己找学校。中考阶段，没有户口的学生算是“借考”，不能填报志愿。高考阶段，除了四类特殊情形外，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二、户籍教育体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1、 公立学校的不平等   随着国家强化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由流入地负责，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据北京市教委 2009 年统计， 当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超过 40 万人，其中近 70% 的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 [2] 但是，公立学校对外地孩子的歧视很难短时间内消除。   首先是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北京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由来已久的问题， 2010 年之前大约 20 多个知名中学不参加电脑派位，自己选拔优秀学生，教育资源以及生源越是向好学校集中，越是引来家长不惜重金往里挤，形成恶性循环。 2010 年北京市教委强调所有中学都必须参加电脑派位，但是很多家长对该规定的落实情况表示担忧。在这个普遍问题的背后，外地孩子上学受到更严重的不公平。无论东城区还是海淀区，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知名中学外地孩子的比例很低，甚至 5% 都不到，而普遍认为比较差的学校，外地孩子可能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有的学校的初中占到 90% 以上。以海淀区为例，教委承诺义务教育阶段孩子都要有学上，但教委推荐的初中大多是偏远或者教学质量差的学校。   一些学校内部分为重点班（名称不一）和普通班，本地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重点班。比如有一个小学，一个年级有四个班，一、二班称为外教班，三、四班是普通班，外教班比普通班每学期多收 450 元，师资力量更强。北京孩子只要交 450 元就可以进外教班，而外地孩子如果想进外教班就要额外交 2000 元到 6000 元不等，外教班里 80 名学生只有两个是外地户口的孩子，而普通班里 80 名学生只有两个是北京户口的孩子，这两个北京孩子是因为家里太穷不愿意交 450 元的“外教费”。   其次是不平等的升学机会。不要说高考，就连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升初，北京大部分区县也没有实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的平等。只有西城区 2008 年以后实现了全部电脑派位统一录取，因为西城区作为老城区外来人口较少，每年全部小学毕业生 5500 人左右，而这里的中学可容纳 7000 多名学生。东城区的中学也是生源少，但他们并没有实现平等录取，东城区北京户口的学生电脑派位统一录取，然后统一把外地学生安排到质量较差生源不满的学校。海淀区的办法是首先解决本地户口的孩子升学问题，外地孩子要靠家长自己去找学校，找不到学校的找教委，教委给安排较差的学校。   初中毕业，按照北京市教委文件的规定，外地学生可以参加中考，其名曰“借考”。意思是指可以参加考试，但不能填报志愿。中考后的成绩以一张小纸条的形式发给学生，上面没有评价，只有各科的分数，不显示排名，不建立学籍。即使网上查分也只能在固定时间（一般为两个小时）进行查询，而且此查询是终局性的，以后该系统将不再向外地孩子开放。 2009 年 中考北京市报名学生人数 10 万余人，其中外省市户口学生达 13000 多人，这些外省市学生中，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报考本市高中的仅约 1500 人，其余 11000 多考生均为借考学生。这个数字占全体考生数的 1/10 。 [3]   第三，各种名目的收费。北京确实有一些教学质量不好的或者偏远的中学对外地孩子不额外收费，但城区多数中学对外地学生都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从一两千到十几万不等。粗略估算，除非愿意到很差的学校读书，一个非京籍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中的成本大约十五万，这些钱大致分为借读费（赞助费）和择校费两部分。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发布的“关于印发北京市 2009 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从 2010 年开始北京市将取消普通高中借读费、小学课后管理班收费等收费项目。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在现实中前景并不乐观。据家长反映，大多数学校根据《义务教育法》第 48 条的规定表示愿意接受个人捐助，而家长们也不得不主动迎合。校方让家长将钱打入指定账号，但不让家长获取存款凭条，学校和家长凭借彼此间的默契和信用完成“捐助”过程。   相对于赞助费而言，择校费要“阳光”的多。据调查，想在北京上名校、强校，基本上都要交择校费。择校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并且不区分户口。可以说，高额的择校费把众多无钱无势家庭的孩子挡在重点中学之外，某种意义上说，择校费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有钱、有权、有势子女上名校强校的“通行证”。高额的择校费造成校际间教育资源越来越不平等，反过来择校现象越来越严重，形成教育不平等的怪圈。   第四，评选三好学生等学校活动中的歧视。虽然北京市教委明确规定了评选三好学生不分户籍，但是由于外地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三好学生称号也不能加分，所以老师大都把评优名额给有户口的孩子。比如现就读于某中学初三的学生是班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老师们都认为如果只有一个名额评北京市三好的话，只有她配得上这份荣誉。但事情的最后，老师还是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投票，选出了班上的另一个北京籍的孩子。事后老师非常的抱歉，给这个外地孩子买了水果篮，并登门道歉。老师解释道，我评给你也没用，你评上了也不能填志愿，不能加分，还不如让它物尽其用。   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给孩子的心理伤害比较大。有的孩子在得知一些荣誉不能给自己时回到家里背着父母偷偷哭。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问一个正在读初三的女生将来考哪个大学，她说一定要考回北京，问她是因为自己家在北京吗？她说不是，是因为自己要证明给别人看，她有能力拥有这个城市的合法身份。还有一个女生在一则读书笔记里写道，“面对不公正，我们要呐喊，哪怕我们的声音不会被任何人听到。”   2 、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   根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北京 40 多万流动儿童中，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大多处在城乡结合部，无论有没有办学许可证，它们随时可能被强制拆迁，就像 2010 年春节期间，北京 30 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上万名学生过了春节就没有了学校可上。虽说地方政府承诺可以帮着找学校，但新的学校可能他们父母工作和居住的位置，家长大多还是不得不自己托门路找学校。有一个湖北来的孩子上小学六年级，过完春节，她就要到第五个学校上学。在上个学期末的最后一天，校长突然宣布，学校要解散了，过了春节不用来这里上学了，然后老师和同学各奔东西。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只能是无奈。   三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 63 所有办学许可证，绝大部分无照经营的学校中，学生没有学籍卡、没有 北京市统一编号学籍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学生在北京享受不到任何针对中小学生的福利政策（具体包括保险、体检、公园门票、火车票优惠等）。因为在北京上学没有学籍，这些外来的孩子在北京无法参加统一考试，自然也不能升入公办的上一级学校，即便将来返乡继续升学，也将可能被“刁难”。   3 、初中毕业面临的人生转折   无论是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初中毕业是很多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求学道路的分水岭。这对于绝大部分孩子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挫折。   个别学生通过关系留在北京继续读高中，比如东城区一个教学质量算是中等偏上的中学里同一年级的高中生有两个外地人。而当他们读完高中，可能面临更大的麻烦， 一些地方实行学籍和户籍双要求的政策，即在户籍地参加高考必须要求在当地连续有学籍若干年，否则不准许参加当地的高考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既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也不能回户籍地参加高考。我们注意到一名外地的高一学生准备放弃中国的高考转而复习美国的 SAT （可以理解为美国的高考），届时她将两赴香港去参加考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也可能会成为打开高考死结摆脱困境和无奈的一种方式。   少部分学生选择在北京读职业高中，这其中不乏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而读职高基本上意味着放弃读大学的梦想。我们看到一个曾经成绩非常优秀后来读了职高即将毕业的孩子给她在打工子弟学校的班主任发来短信，说她想上大学，自己不甘心就这样的人生。而个别家庭困难的学生不得不退学，而那些回到户籍地读书的孩子中又有一部分因为环境不适应等原因陆续退学。   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离开北京，回户籍地找一所中学继续完成高中学业。但即便回到户籍地，他们也面临很大困难。首先，当地的高中不一定会接受他们，拒接的理由之一是没有学籍，他们不得不托关系交纳数千乃至上万的费用才能入学。其次，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生长在北京，且一直接受北京学校的教育，对于户籍所在地，他们缺乏基本的认同感，有的甚至连当地的语言都听不懂，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课堂，连一个同学都不认识的他们，在日益临近的高考压力下，很难想象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克服那么多困难，平心静气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很多同学回去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毕业生的前途更令人忧虑。以朝阳区一个 1300 多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初一初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共约 90 名学生，到了初三只有一个班共 40 多个学生，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陆续转回老家上学，其余的陆续失学。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初三毕业班，这和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有关。 2009 年这 40 名初中毕业生有 10 个上了职高或者中专，有 4 个回老家读高中，剩下 20 多名学生都已经走上社会，女孩子卖服装，当收银员等等，男生基本上无所事事。用他们的班主任的话说，每一个失学的学生都是“潜在的定时炸弹”。   4 、 “留守儿童”   在北京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遭遇重重困难，于是很多家长选择把孩子留在家乡读书，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和外地孩子在北京读书受歧视是户籍教育体制带来的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很多家长表达了矛盾的心里，把孩子留在家乡，太对不起孩子，长期分离造成的感情疏离很多年都难以弥合。把孩子留在身边上学，到读高中还是不得不送回老家，这时候送回老家造成孩子的心理反差学习成一落千丈可能还不如从小把他留在老家读书。到底该把孩子留在家乡还是带在身边，户籍制度给很多家长出了很大的难题。   根据 2007 年全国妇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课题组的调研报告， [4] 依据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可以确认 0-17 周岁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 21.72 ％，据此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 5800 万人，其中 14 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 4000 多万。和 2000 年相比 2005 年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 28.29% ，农村留守儿童已非常普遍。   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留守儿童占 47.14% 。父母双方外出留守儿童占 52.86 ％。留守儿童没有正常的家庭关爱，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亲情缺失问题。相关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33% 的父亲、 25% 的母亲外出 5 年以上。而且 60% — 70% 以上的父母是在外省打工， 30% 的父母每年回家一次，打电话成为留守儿童与在外父母联系的主要方式，但也有约 2% 的父母与孩子常年无联系。   教育监护问题。从整体情况看，多数留守儿童与祖辈共同生活，由于老人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加之还有近一半委托监护人同时监护几个儿童，老人监护往往主要是照料孩子的生活，对孩子的教育非常有限。数据显示 15 － 17 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中，在校比例大幅度下降，辍学比例明显上升。多数农村大龄留守儿童就业层次较低、缺乏社会保障。部分农村大龄留守儿童在结束了初中教育之后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低，学历上处于劣势，多数只能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子承父业或延续低层次就业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安全保护问题。相关调查显示，有 56% 的临时监护人经常关注并采取措施预防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发生，但也有 34% 的人只是有时会注意，还有 8% 明确表示顾不过来。一些农村大龄留守儿童离开了学校，脱离了正规组织的管理，处于无人监管，自行其事的状态，容易侵害他人或受到侵害。留守儿童溺水、伤亡事故也时有发生。据有关部门反映，被拐卖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据 2006 年 5 月 31 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 2005 年遭遇一场特大洪灾， 12 名儿童死亡，其中 11 个是 “ 留守儿童 ” 。   心里乃至犯罪问题。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家庭教育，儿童在面对自身变化、学习压力、人际交往等问题时，缺少父母关怀，容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根据一些机构的调查， 57 ％的留守中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2010 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 2006 年的 12% 上升到 2009 年的 52% 。   父母之所以狠心抛下孩子，主要包括工作不稳定、城市生活费用高、上学费用高和不能参加高考等因素。孩子学龄前，父母也年轻，缺乏稳定工作的因素比重较大，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孩子上学费用高以及不能参加高考的因素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到了高中，留守少年主要原因是不能参加高考，原来在北京读完小学和初中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得不回户籍地。 教育部下令，义务教育在居住地完成，但是，如果不能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完成义务教育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没有多大意义。留守儿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父母抛下孩子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而在于孩子不能在城市里正常读书，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 某种意义上说， 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弃儿，是制度性孤儿，他们从一出世就开始痛苦地承受历史造成的不公平。   5 、家庭问题   为了孩子上学，无数家长费尽周折。 一位湖南籍女士和丈夫都长期在北京工作 , 女儿幼儿园是在北京上的 , 在北京上小学交赞助费两万二千元 ( 学校不开发票 ), 北京“小升初”、高中和大学都不让她女儿报考 , 北京是小学六年制和初中三年制 , 而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是小学五年制和初中四年制 , 教材与北京又不一样。女儿在北京没读完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转学回到南方。她丈夫仍留在北京工作 , 自己不得不跟着女儿到南方，一家两地分居，两地都要租房子。实在受不了这种两地分居的麻烦和痛苦， 2009 年十一放长假期间 , 她又将女儿再转学到北京原来的小学上六年级 , 很快就要面临“小升初”了 , 女儿不能正常报考初中 , 到处找学校都不收 , 个别学校要交 8 万元赞助费。她说，“我非常痛恨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害得我们家两地分居 , 以致女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 女儿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   为了孩子上学，大量家庭长期两地分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个家长举例说，她从小学要好的七个姐妹，除了一个没结婚的以外，六个结婚的已经有四个离婚了，都是因为长期分居造成的。据我们对中部省份一个村庄的了解， 70% 以上的夫妻分居两地的主要原因是一方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家里的土地耕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在城市里生活费用虽然高一些但也能维持，他们可以在城郊找到很便宜的房子租住，但为了孩子上学，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   三、 问题的根源分析   1、依附户籍的高考招生制度   问题的根源在于依附于户籍制度的高考招生制度，它规定高考招生报名以户籍地为条件。 教育部每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规定“申请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须在其户籍所在省 ( 区、市 ) 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 以下简称省级招生委员会 ) 规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报名”。北京市也相应作出规定，高考报名必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 北京市的所有歧视外地人的教育政策都是以此展开。   即使国家要求北京市保障非户籍青少年的义务教育，即使北京市切实保障了他们的义务教育，但是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在北京读完高中也会因为教材不一样、高考报名资格等问题带来巨大麻烦，在北京读到高中毕业反而是害了孩子。而北京市教育部门为了防止出现一直读到高中不能参加高考的青少年成为一个麻烦的社会问题，他们试图把问题化解在初中以前，即从初中开始拒绝给非户籍孩子建立学籍，不准正常升入高中，总之给非户籍孩子设置各种障碍，迫使他们回到户籍地就读。   2、改革的障碍分析   户籍教育体制带来如此多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改革起来仍有相当的障碍。   一是担心高考放开户口会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北京。这种观念几乎支配了中国大半个世纪，所以要设立户籍和暂住证制度并在每年国庆节把大量流动人口遣送回去。事实上，如果北京允许目前的一千万流动人口的子女都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一下子就会降低一半，迅速接近中部一些省份的录取率，对于外地家长的吸引力迅速减弱，几年之内如果进行一些必要的招生制度改革，不会发生为了孩子教育而大量人口涌入北京的现象。   二是“北京应该是一个精英城市”的观念， 这种立场在很多官员、人大代表、知识分子中间根深蒂固，一些代表甚至认为北京市的地铁票价、公交车票价太便宜了，应该贵很多倍，让年薪低于 10 万元的人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这样北京才能成为一个精英城市。北京市教委也确实列举了八类“精英”的子女可以在北京高考，这其中包括外国人、驻京办官员、企业高管等。其实，任何一个城市乃至任何一个社会群落都不能只有所谓的精英，精英也需要各种服务，而且，精英的子女也未必是精英。有生命力的城市一定是多元的有机整体，正是那些外来人口 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为城市盖起了高楼，洁净了马路，繁荣了社区，维系了古老城市的生生不息。   三是担心北京教育资源紧张， 所以不得不优先解决本地户口孩子的升学问题。以海淀为例，其实教委也承认，外地户口的小学毕业生 80% 到 90% 也都升入了本地公立初中 [5] ，只不过不是正常途径录取，而是要靠家长跑关系要交纳很多钱，这说明，至少现有的教育资源不是很紧张。另外， 2001 年北京撤并了 370 多所中小学， 2002 年撤并了 130 多所中小学 [6] ，北京市 2004 年有中学 760 所，到了 2009 年减少为 647 所 [7] ，与此同时，北京各区县都在酝酿小班教学，主要原因就是中学教育资源闲置。 [8] 这说明所谓教育资源紧张不过是一个借口。即使教育资源真的紧张，只要政策放开，民间力量也会迅速弥补缺口。   其实主要的障碍在于 读大学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据新华社报道， 2009 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 10 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 4.8 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 1 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 0.7 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9] 正是这种读大学机会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很多高考移民。以户籍确定高考报名地，实际上是在保护一些大城市原住民的特权。     四、我们的建议   不仅是那些外来务工的穷人，而是全部没有北京户口的 1000 万人 [10] 共同面临的问题，下一代上学怎么办？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我们不要求社会保障，不要求经济适用房，不要求任何政府的福利，可是，我们的孩子总得读书啊。”   中国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一个公民离开原住地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他能在新的居住地找到工作，就说明这个地方需要他。而他愿意在新的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他也就成了这里的纳税人，他也就应当享有这里公民的权利，他们的孩子就有权利在这里接受教育，有权利在这里参加高考，因为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   除非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倒退，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乡村生活，浩浩荡荡的春运潮只是他们回故乡度假，或者为了看望留守故乡的孩子。 对于北京上千万的新移民来说，这已经不是通过户籍门槛减少北京人口的问题——他们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 已经不可能再回去， 这是这 1000 万人如何享受正常纳税人权利的问题，是 1000 万个家庭团聚正常生活的问题，这不是什么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而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尊严问题，是人性问题。 当国家固执地把他们的孩子挡在城市门外，逼着他们把孩子留在遥远的地方无人照应，这几乎就是拿孩子当人质阻挡他们进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教育资源作为一项公共资源理应平等的分配给每一个公民，而受教育权也以其人权和公民权的双重属性被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承认和保护。   无论户籍制度历史多么久远，无论新移民来到城市寻找生活的希望历尽多少艰辛，孩子生来应当是平等的，他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有义务给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当然包括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我们不能容忍， 在我们国家内部，城市新移民享有的权利甚至比不上一些国家的非法移民，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非法移民的后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一个国家可以用法律对非法移民设置各种障碍，但不应该歧视无辜的孩子。   现有的户籍教育制度必须改变。我们不奢望这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异和教育不平等能够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是，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和家庭不能再继续无边无际地等待。 2010 年，北京酝酿居住证改革，我们希望这是改变现有户籍教育体制的契机。原有的暂住证没有权利内容，一个人无论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没有北京户口就是外地人，不享有北京市民的权利。我们希望 2010 年北京应当给居住证填上具体的权利内容，根据年限设定享有的权利。如果说，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社会福利平等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孩子教育问题不能再等待了。   基于以上社会问题和现实条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所有北京小学毕业生不分户籍，一律平等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免费入学； 二、所有北京初中毕业生不分户籍一律平等参加 中考和填报志愿； 三、改革招生体制，所有在北京上学的高中学生不分户籍平等参加高考。                                                                                                   许志永 严野 2010-2-17   [1] 参见北京市人事局网站：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事局 2007 年面向社会人员招考公务员公告的第 5 项规定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3] 北京晚报 2009 年 6 月 22 日 《北京中考万余借考生处境尴尬 不能填报升学志愿》。 [4] 本报告第四部分关于留守儿童的内容，主要来自全国妇联 2008 年 3 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5] 在海淀区教委中教科的沟通中得知这个数字。 [6] 2002 年 2 月 24 日 北京晨报《北京近郊区将合并撤销 130 所学校 扩大名校规模》。 [7] 参见北京市教委网站，北京市历年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8] 法制晚报 2010 年 1 月 17 日 报道，转引自熊丙奇《北京高中为何宁愿撤销也不扩招外地学生》。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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