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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明确地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 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 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 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 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 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 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 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 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 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为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 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 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 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 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 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援。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资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资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路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 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 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 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资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援媒体对党政 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 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钟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泷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截至10月13日北京时间下午，签名的人数已达476人。

中共前高官李锐及胡绩伟等五百位人士近日在网上发布一封公开信给全国人大，呼吁当局执行宪法第35条，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10月9日一条消息在微博上传播开来，消息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因为在授课时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现象，涉及官场腐败，并提出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地道人祸”，遭到校方停课。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本台的证实。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今年1月24日，广东廉江市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吴亚贤。吴涉黑犯罪组织及其成员共涉嫌犯罪案件30多起，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放火、爆炸、非法采矿、妨害公务、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诈骗、非法持有松动、抽逃资金、偷税、包庇等10多个罪名，致受害者1人死亡、13人不同程度受伤。作为主犯的吴亚贤，逮捕时竟然头顶着湛江市青联委员、廉江市人大代表、廉江市政协常委的头衔。（8月27日《南方都市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吴亚贤就开始假扮和尚在上海、广东兴宁、化州、遂溪等地行骗，在村里开赌场，拉拢闲散人员充当打手，哪个行业利润高就强插一脚搞垄断经营，强抢矿山非法开采，对挡了财路的人连公安派出所所长都照打不误。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罪行累累的人，发财之后开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和名声，为当地学校捐款、捐资修路，甚至向破获大案的警方捐款。经过精心策划，吴亚贤摇身一变，成了湛江市青联副主席、廉江市人大代表、廉江市政协常委，甚至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亚贤在精心编织着自己的王国，做着经济上发财，政治上自我保护的美梦。 从吴亚贤的经历，再联想到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嫌犯罪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案件，不难看出，一些老板喜欢进入人大政协，并不是为了为民请命，为政府建议献策，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而是给自己披上一层红色的外衣，为自己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甚至为自己违法犯罪撑起一把保护伞。因此，类似吴亚贤这样的代表委员，他们恐怕并不愿意抛头露面，而是披上红色外衣之后，默默地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至于参政议政，他们并不会太积极，一来没有什么参政议政的水平，二来过于积极可能招人注意，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就甘心做一个潜水的代表委员，做一个“哑巴”代表委员。 由此看出，人大、政协在代表的选举或推荐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严格的资格审查，坚决堵塞让吴亚贤这样的犯罪分子进入神圣的人大政协的漏洞。同时，对于已经进入人大政协的那些只懂挣大钱、不懂参政议政的大老板们，各级人大政协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重新审视，对于混入人大政协的不法分子，必须坚决撤销其代表委员资格，清理门户，绝不能让人大政协成为藏污纳垢之所，成为个别犯罪分子的庇护所。

位于成都市附近的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它接连推出的专职人大代表的举措，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至7月14日，罗江县先后有刘圣会、李国喜、罗刚模三位专职人大代表履新，此举被视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