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

　　——来自中國“第一窗口”2011秋季“广交会”现场的报告 　　「特别提要」：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对中國倚重了30多年的‘出口创汇’经济是绝对致命的打击，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棉衣，最多只是有一张毛毯”。中國绝大数企业家均现实的感觉到，并认为长期、五年来的汇率大幅波动将可能导致企业大批“休克”、赶不胜赶、无法赶上汇率升值的长期无奈（比起汇率一次性升值到位，然后实行自由市场浮动机制，简直就是一场持久的浩劫）；而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对中國倚重的出口经济绝对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棉衣，最多只是有一张毛毯。迅速入冬，可能会冻死一堆人。当然，有些企业可能已经有毛衣了，有些企业可能毛毯厚一点，不至于被冻死，但亦不免被冻伤。” “什么？汇率？人民币再升值我们就要关门了”。这是2011秋季“广交会”于15日召开，当天最热门的最大话题。一大早，在“广交会”的展位上忙着摆设产品的福建一家民营外贸企业的工作人员匆匆地结束媒体采访的提问，反复念叨的是“什么都在涨，可买家却一直在压价，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些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忙碌着的民营外贸企业都揪着心：9月份，内外需疲态有所显现，进出口增速的回落均超出市场的预期，本想着在“广交会”上好冲刺一把，可上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这给中國“一片大好”的外贸形势再次蒙上一层60多年没有过的阴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我跟大家讲，在寒冬来临时我们要充满信心，迎接春天。现在遇到困难，我们仍然要充满信心，坚信困难难不倒我们”。中國国务院总理溫家寶亲临本届广交会现场并给企业家们打气，他表示，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给外贸企业造成过大冲击。看守总理溫家寶任总理近八年，他是一位以“信心”撑天而著称的总理，在他的任期之内，中國房地产每创历史天价，中國股市低潮到20年之最，中國通胀更是放62年之天量，还有中國铁路的60几年之巨贪等等……只有齐天的“信心”，是无法完成中國“市场经济地位”的100年大业与全球主要美元、欧元等“法制国家”的兼容、共赢来共同前进。 　　2012年，中國将有以下重大国事变动：一、是3月15日前后，中國“两会”新总理人选的变动。届时即便是中國总理的“棋子”落定了，但中國黨政、政局的“程序”依然要等待中共新總書記和新中國国家主席的程序通过，通常中共總書記必须是国家主席（相当于国家的“法人代表”），中國“人大”通过的所有中國法规程序，需要由国家主席来签署后方能发布生效。二、是10月中旬的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会（这与中國所有公民无关，却最大限度的占有中國国家、一切最大的黨政军资源），要选出新的中共總書記，之后再由總書記兼任国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出笼”之后，这个国家的日常、重大决策才能够真正上路。更严峻的是：若是中國不能实施有效的自由市场调节的汇率机制，怕中國的人民币升值将没完没了，就是美元兑人民成为1：5或1：1了，若人民币不能实施有效的市场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那将一样要遭受美元、欧元“法制国家”连绵不断持续的制裁和刁难、打击。中國人民币连续五年来升值，是中國“出口创汇”经济至今60多年最大的变数，现在又到了风声鹤唳的变更时期。 　　堪比2008“金融海啸”更艰难 　　据南方都市报10月17日报道：“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比较大，光两个产品就将近9000万美金。汇率的变动对出口企业的压力是绝对很大的。目前我们国内倡导转型升级，我们企业实际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转型升级需要时间，如果汇率升值过快，会让很多出口企业休克。”宁波永发集团总经理徐普南向南都记者表示：“现在企业的经营环境比2008年还要艰辛。” 　　而这是一家国内最大的专业生产保险柜的企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销售增速不减反增，并收购了多家欧美的渠道公司，逆市扩张。但即便是这种具有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现在也感到寒冬即将来临，徐普南说：“今年业绩预计增长28%，但利润的增长只有勉强的3%，因为利润中最大的一块被汇率升值吃掉了，统差数据约为3.2%.此外，劳工费用和材料费用也都在翻成的增长，现在工厂的经营环境越来越恶化了”。 　　这正对欧元、美元两大财富集团的消费正在大幅萎缩的一片萧瑟景象。“欧美的银行现在不是惜贷，而是直接收贷，将贷款强制性收回，这让欧美的老百姓不得不捂紧口袋，国外消费受到巨大的抑制，国内出口生产的产品很自然产能过剩”。徐普南说，正是由于此前收购了欧美公司，所以他对这些情况比较了解。“目前我们国内倡导转型升级，我们企业实际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转型升级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我们每天上千万的研发投入，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我们企业自己赚出来的。如果让企业利润再削薄的话，更加无力去投研发，怎么谈转型升级？这是个一系列的问题”。 　　不单单是徐普南，在2011年秋季“广交会”现场了解到，不少企业家均认为汇率的长期五年来的大幅波动将可能导致企业一大批“休克”。一家大型从事纺织服装外贸的广州公司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汇率升值过快，对中國倚重的出口经济绝对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棉衣，最多只是有一张毛毯。迅速入冬，可能会冻死一堆人。当然，有些企业可能已经有毛衣了，有些企业可能毛毯厚一点，不至于被冻死，但亦不免被冻伤”。这是中國经济目前所反映的真实景象，也是中國式“出口创汇”体制所面临的最大冲击和矛盾。 　　汇率再升3%-5%怎样存活？ 　　在10月15日“广交会”开幕的第一天，尽管已是午餐时间，“广交会”多处参展商入口处依然排着数百米的长龙等待进入。在全球汇率暗战人民币的当下，“广交会”这种国际性规模的贸易平台的地位愈发凸显。对众多的外贸企业而言，这不仅仅是争取订单促进销售的平台，更是外贸企业彼此互通信息，观测外汇政策的窗口。 　　“为了能在这届‘广交会’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申请的企业超过了2000家，而最终只有66%的企业如愿”。“广交会”现场，宁波市外经贸局一位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这次共有1337家企业通过了“广交会”组委会的资格审核，这个规模在全部50个交易团中位居第六，在计划单列市中居第一位。他介绍说：“美元在宁波外贸企业对外结算币种金额中占97%以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直接影响到企业收汇利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快速升值，往往导致企业的出口订单时预计有利润，而实际收汇时却没有利润甚至亏损”。以上半年宁波出口额286.1亿美元和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3%静态计算，如无其他锁定汇率措施，折合人民币后的收入将减少43亿元。 　　事实上，早在2010年第107、108届和2011年上半年的109届“广交会”上，媒体记者就从众外贸出口企业获悉，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再升值5%，那么企业利润将消失殆尽。以每月出口货值3000万美元为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则意味着企业每月要承担净损失60万美元。“通过跟其他省份一些出口业务公司的交流，我们认为年底汇率会到6.2%左右，大约升值2%，一下子升值3%-5%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有重大事件发生”。徐普南说，汇率的升值对中國传统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不单单是企业利润的全流失，出口企业本身的利润都是微薄的，汇率升值超过3%-5%，就会把中國企业的利润全洗光。所以，实行市场自由的弹性汇率，对所有企业来讲是个利好的新课题。 　　尽管可能性不大，但这种忧虑的情绪正在蔓延。一个激发这种情绪的引火索是：10月13日，就在15日“广交会”开幕的前夕，美国联邦参议院以63比35的投票结果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对中國操控人民币汇率实施制裁。“国家允许汇率慢慢升值，让企业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转型，这是对的。现在中國强大了，也没有必要那么在乎外界施加的压力”。一家从山东赶来的参展商如此向媒体表达他的期望。 　　继续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熙熙攘攘的“广交会”上，中國外贸企业的展位上各种产品琳琅满目，这一切繁华的背后是参展商忐忑不安的心。“企业现在应该囤点粮，准备过冬”。徐普南向媒体表示：“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们把既有的业务做扎实，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中國汇率若大幅升值，中國外贸企业将如何应对？接短单、涨价成为诸多参展企业的选择，但这并非易事。“广交会”的参展商们普遍担心人民币升值步伐会因此再加速，由此也影响到了对产品出口价格的心理预期。事实上，不少参展商虽然打算上调价格，但他们亦承认，欧美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复苏缓慢，客户对价格也颇为敏感。 　　“我们打算把价格提升10%.因为这一年来，我们没对产品提过价，而人民币兑美元已大幅升值。不提价，利润都快没了”。野马电池公司销售经理严波意说，“从最近跟客人沟通的情况来看，客人允许我们提价，但幅度可能没那么高”。中國最大的冷柜出口商星星集团外贸公司总经理陈海明则称，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人民币汇率法案后，他已向美国主要的采购商提出，2012年一季度的订单价格要在目前基础上上涨3%，以冲抵未来6个月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这一提价要求还未完成，有待再次协商。 　　且不论提价能否成功，订单的减少更为迫切。中國海关总署10月13日公布中國9月份贸易情况显示，9月出口环比增长弱于历史同期，特别是中國对于欧盟出口增速同比从上月的22%回落到9月的9.7%，这表明8月以来欧债危机深化引发的欧盟经济下滑已经开始影响中國出口。中金证券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外需继续走弱，四季度出口面临更大挑战。中國PM I新出口订单指数虽然在9月出现季节性回升，但仍大幅低于历史均值，而OECD综合领先指标近期继续回落，预示未来及2012年出口增速可能继续下降。 　　中國可能即将给世人再上一课，让他们知道，当投机性热钱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2007年的美国，当借款人和投机客意识到房地产价格已达到峰值，次贷危机泡沫崩溃成一场巨大灾难，馀烬至今仍在闷烧。在2011年中國，包括所谓的“民间信贷”的投机性投资虽说不能肯定再次上演“温州危机”相同的一幕，但两者还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足以上演一曲“双簧”。一个可能的副作用是：最坏的情况是人民币兑美元汇价开始下跌。据美银美林驻香港策略师团队本月出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报告，道出其中机理：“投资者在中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流动性过剩和实际投资回报低下并存。持续的负利率已经导致了金融资产（包括房地产）炒作，而这些金融产品下面的基础‘硬资产’的回报正变得愈来愈差”这份报告的要害是写企业经营的利润已经没有了存活的空间。 　　“因此，投资者信心若骤然生变，可能会大幅拉低金融资产价格”。尽管通胀率居高不下，但存款利率很低，导致实质利率为负。当前中國流动性泛滥成灾，超发货币早已是60多年之最，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不过，比较一下一年期存款利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中國第三季度CPI依然在历史高位的6.1%运行，便可知道过去20个月储户一直在承受着负利率，等于说存钱每年还要向银行倒贴几个百分点的利息。 　　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已有海量资金流出银行体系，涌入信托账户和民间借贷市场。由富裕人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的民间借贷市场非常庞大，并且还在增长。在中國这个潜流、无序的资本市场上，贷款以非常高的利率私下进行，资金流向企业、房地产开发商，有些时候也会贷给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中的炒家。因之，包括民间放贷在内的替代投资，占中國家庭储蓄的份额已从2009年的2%上升至2011年的7%.据美银美林估算，中國民间借贷规模约相当于银行业信贷的五分之一，换句话说规模是相当大的。 　　高利率，高风险，高成本 　　由于正规的中國商业银行信贷市场受到控制，也无法可管，民间钱庄得可以收取高达36%的年息。中國央行8月份对温州民间信贷展开的调查显示，其中20%的民间信贷流向房地产，这帮助中國的房地产价格维持在历史最高的非常高位水准之上。 　　中國的要害问题在于：如果你收取25-30%的利息，借款人必定要大赚一笔，否则很快就会违约。就像次贷泡沫晚期，引发崩盘根本无须价格暴跌，只要价格升不上去就能造成崩盘，因为借款人这时已无力负担高利息，而欧元区是公共债务庞大。而与美国人、欧元区国家相比，中國借款人的首付款比例很高，他们或许不愿意将房产让与放贷人。下行态势已然开始，这在中國股市，尤其是金融类股的大幅下跌态势中就能看得出来。10月10日，国有最大的中國中央汇金公司之一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中國国有四大银行股票，此前这些股票已跌至历史最危机时的水准。 　　据美银美林的看法，还有其它系统性风险可能冲击中國的经济体系。除了房价下跌以外，比如说资金被框进纯粹的庞氏吸金骗局，或是亟需资金的民间企业遭遇困难以至于无法偿还借款。另一种可能是中國出口受到欧美糟糕经济形势的打击。这可能会引起中國金融市场的动荡，促使那些押注人民币升值的资本外逃。如果热钱抛售资产或收回贷款，那么房地产价格可能会下跌，打击银行业并固化这种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中國让人民币缓慢升值的政策将开倒车。透过在市场买股等行动，中國希望释出强力讯息，表明它不会坐视不管。这或许是最有有可能的情况，不过就象五年前的拉斯维加斯房地产市场，中國目前有太多的乱象暗流需要密切关注来加以把握。 　　中國领头羊冒险提价 　　欧债危机阴霾未散，生产成本上涨不已，本届广交会似乎开局不利。然而，有媒体从“广交会”现场采访了解到，冒着订单流失的风险，“珠三角”出口企业普遍将产品报价同比去年提高了20%-30%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这一场提价之战，很可能以海外采购商妥协而告一段落。家乐福全球采购总裁邬博业就表示，由于经济低迷，欧洲消费者更青睐质优价廉的产品，因此中國制造竞争力强劲，为此2011年不但不会缩减在中國地区的采购，相反还会增加，而且预测明年也会增加。不仅如此，从本届展品来看，“珠三角”企业更加重视设计研发，产品从低端转到高端，正努力向价值链上游提升。 　　“不提价怎么办？企业若吸收全部上升成本，根本没活路，只有亏死！”广东省佛山市新泰和卫浴有限公司出口部一位负责人的话颇具代表性。据悉，因成本上升，2011年该企业出口产品已经两次提高调价，但也因此流失了大批订单。至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其产品偏高端，销路也不大。“上半年的订单比往年少了一半！”该负责人告诉媒体，“下半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市场不景气，加上2011年以来生产成本上涨，今年的订单大幅缩减。“为了应对，我们将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做好品牌”。该负责人称，国内经济表现较好，中高端消费市场发展很快，该公司将逐步将重心转到国内，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我们也提高高价格，幸运的是客户接受了”。广州番禺宏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媒体，其产品主要出口到加拿大和荷兰两个国家，定位也属中高端，但这两个国家暂时没有欧债危机的较大牵连，经济相对稳定，因此订单也保持稳定。该负责人说，这是因为其产品较有特色，竞争力较强。该负责人预计，如果成本继续上扬，不排除会继续调价。尽管如此，该企业也未雨绸缪，希望通过“广交会”开拓更多客户，让销售渠道多元化。 　　中國仍是最佳采购地？ 　　这一场提价之战，在出口企业和海外采购商之间，到底孰赢孰输呢？“20%-30%的提价很难一下子全部转嫁给消费者”。英中贸易协会总裁傅仲森10月16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而在全球化时代，采购商不会紧盯住一个市场，中國之外还有越南、印尼等亚洲市场，采购商肯定倾向于寻找价格较低的产品。这样一来，中國出口企业势必面临比以往较大的压力。 　　然而，在国际著名品牌、跨国企业家乐福全球采购总裁邬博业看来，中國仍是全球最佳的采购地：“事实上，不只中國，全球范围都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而对欧洲市场来说，中國产品是很具有竞争力的”。邬博业告诉媒体，跟其它国家相比，中國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并不算突出。他分析，作为买家来说，既会比较价格的差异，也会更注重质量，寻求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而在这方面，中國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虽然在一些比较低门槛类别的商品上，中國的竞争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强了，”邬博业说，“但是在高质量的产品上，中國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采购市场”。 　　“由于经济低迷，欧洲的消费者更加需要一些质优价廉的商品，所以，来自中國和亚洲的商品目前更能满足欧洲消费者的需求”。邬博业说，“而中國的出口企业也非常聪明，很会随时而动”。正因如此，相较于其它地区，中國制造似乎吸引着更多的海外采购商。邬博业透露，家乐福全球72%的采购都是来自中國。而且，今年来自欧洲和南美洲的买家数量上升明显，本届派出的买家数量超过了100人。“今年我们不但不会缩减在中國地区的采购，相反还会增加，”邬博业进一步说，“而且我预测2012年我们在中國地区的采购也会增加”。 　　向企业价值链深层迸发？ 　　在2011年秋季“广交会”上，不少企业坦言，现在确实不缺订单，但却不敢接单。“无法判断未来原材料的走势，不敢盲目报价签单，尽可能接短期、一次性的订单，尽可能规避签订大批量、长期的订单。”广东省中山市翰林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国芳说。在“广交会”开幕新闻发布会上，中國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刘建军也表示，由于汇率问题，参会企业不敢下长单、大单，而倾向于短单、小单，该趋势愈发凸显。对此，家乐福全球采购总裁邬博业建议，出口企业应加大和海外采购商的合作，研发新的生产方式，比如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过度的组装、过度的加工就可以减少生产成本。此外，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如果产品要向价值链更高端发展，就可以降低原材料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英中贸易协会总裁傅仲森亦建议，中國企业可加大与英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合作，改善生产，向价值链上游上升，从而抵消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中國在低端的产品上已经非常具有竞争力，但是低端产品的制造不应该是中國今后战略的重点，”邬博业说，在采访中，参展企业普遍表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必由之路，广州市番禺区宏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产品走高端路线，注重设计，上半年尽管提价，但并未流失订单。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洋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炎光表示：“今年研发出来新型咖啡机的配套产品，制作工艺难度大，国内只有我们能生产，因此保证了今年的订单水平。” 　　2011秋季“广交会”，也采取了措施更加注重企业产品的设计和创新。据悉，从这届开始，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PDC）将扩大规模，覆盖到广交会每一期。同时，将举办4场专题设计论坛和4个产品设计对接工作坊等。另悉，中國于11月9日-11日，还将举办首届绿色创新技术产品展，展出总面积预计达4万平方米。“广交会”之新变，能适应美元危机、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3—5年的全球大局吗？ 　　“中國制造”大趋势“内忧外患” 　　中國经济的进步“特色”中國制造，造成一定时期的贸易顺差，这招致了大多数国家的不满和担忧，针对中國的贸易保护主义愈发频繁。中國国务院总理溫家寶在“广交会”10月15日开幕式上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应携手合作，共同抵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以更加理性的办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除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外，“中國制造”目前还正面临着更多的“内忧外患”。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越演越烈、日本经济受到冲击等带来巨大变数，中國国内则遭遇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压力高企、汇率持续波动、融资等方面的困难。这种“内忧外患”已在本届“广交会”一期的成交数据上得到显示。据中國商务部统计，“广交会”前3天出口累计成交101.9亿美元，环比和同比仅增长4.2%和14.5%.成交订单中，3个月以内短单过半，3至6个月中单占了3成5，余下1成多是6个月以上长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特别是作为传统主要市场的欧美，当地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其在“广交会”上的订单和到会客商大幅缩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广交会”前两日，机电产品对美国成交下降高达54.9%.“广交会”首日入场9.5万人次，较去年的约12万人次锐减21%.有参展商称，本届“广交会”一期欧美客商的面孔明显少了。在欧美市场需求持续疲软的状况下，不少中國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但新兴市场能否替代欧美传统市场仍有待时间的证实，而且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度较高，中國本身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又有同质化竞争之嫌，这值得企业注意。 　　尽管不利因素突出显现，但当前“中國制造”仍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首先是“中國制造”产品质量基本接轨国际；其次是中國企业具有规模优势。美国零售商协会会长MATTHEW STAY就表示，美国零售企业在采购时会把目光投到中國以外的亚洲及南美市场，但“中國制造”依然优势明显。针对出口企业长期存在的劳动密集、利润微薄等现状，官方对该问题已有较深认识。“广交会”设立了“产品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并不遗余力地促进国际优质设计资源与中國外贸企业对接，有中國商务部的官员自信地说，“广交会”见证了“中國制造”崛起，也将见证“中國创造”的起步和剧变。2011年秋季“广交会”成交也证实，已经在技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创新上走出了第一步的企业，在这一轮多重经济寒流的袭击下，依然收获颇丰，显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势。 　　汇率“温水煮青蛙”后患无穷 　　2011年11月28日，中國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3290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87个基点，连破6.34、6.33两个关口，创汇改以来新高，也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日升幅。经计算可知、学者发现，201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涨势一直保持迅猛势头，至今涨幅已经超过4.5%.不过，这一涨势也让出口企业叫苦不迭，近期上市公司公布的三季报显示，多家出口型企业出现了汇兑损失。 　　中國上市公司，国投中鲁（深600962）是一家以浓缩果汁为主导产品的上市公司，其产品出口量约占国内总出口量的15%，在国际果汁市场的占有率达到10%，产品覆盖到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26日公布的三季报显示，汇率变动对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造成的损失大幅上涨了480%.同样出现汇兑损失大幅增加的还有中兴通讯（深000063）。其三季报显示，该公司当季度财务费用同比大涨1068%，主要原因就是本期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损失所致。导报记者随后发现，该公司前3季度受到汇率变动影响，仅现金资产就出现了2.66亿元的损失，而这一数据在去年同期仅为2600多万元，同比涨幅达到900%，这也直接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1%. 　　据深度资料统计，近半数以上涉及到出口的上市公司均出现了汇兑损失，上海医药（深601607）（601607）、兖州煤业（深600188）（601188）、美的电器（深000527）（000527）等均位列其中。同时，多家上市银行和保险公司也未能走出汇率陷阱，出现较大损失。如中國平安（沪601318）今年前3季度的汇兑损失总和是2.6亿元，但该公司报表显示，仅第三季度汇兑损失就高达2.53亿元；中國人寿（沪601628）在三季度也出现了1.6亿元的汇兑损失，而其前3季度汇兑损失的总和为4.42亿元；中國银行（沪601988）的三季报显示，由于汇率变动造成该行外汇敞口产生损失增加，其汇兑损失从去年同期的9.7亿元猛涨至129亿元，涨幅达到1230%. 　　中國五年多以来的汇改，远比“一步到位”成本更高昂，灾难更深重，其结果是“温水煮青蛙”的生态环境之巨变。这是中國的货币、汇率策略成全球、主要“法制国家”的众矢之的：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兼容更是难于上青天，中國货币、利率怎样与全球“共生态”“共赢”的走下去；另一方面使中國国内更是一片怨声载道、企业风险加大、生存的环境更是从源头难以平复而继续。 　　中國策略“错施”的风险 　　中國货币政策“松不是，紧不是”——这是2010年中國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之后“错施政策调控的直接后果”。2009年之所以贷款暴增，最主要的推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政府项目开工，银行岂敢不予贷款？说到底，中國“人治秉性”所谓“市场经济”的货币、贷款、资本投放等都是有“被动性”非“市场力量”的撬动，没有项目贷款有投给谁呐？所以，退出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也必须从积极财政政策一端开始，首先应当弱化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对应的紧缩货币也该从削减政府项目配套贷款开始。 　　但中國“错施”了宏观经济、货币、利率政策，导致了中國通胀62年来最尖端的置顶，导致中國股票资本市场20年来最低的凹地，还导致了中國房地产历史以来的最高价位……中國财政政策积极依然（有些退出也只针对消费政策，建设项目只是放慢审批，却没有削弱存量力度），而货币政策却拼命紧缩。说是稳健，其实是大规模收缩。结果，积极财政政策占用了绝大多数的贷款，而被收缩掉的却是民营经济的贷款需求。这就是中小企业贷款“过难”的根本原因，一如“温州危机”、“鄂尔多斯危机”、“东莞危机”等等等，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经济学家们必须意识到：中國中小企业不仅关乎就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稳定，更关乎中國经济的主动性增长。而当中小企业活力顿失之后，中國经济增长必然面临“失速”风险。“温州经济危机”正在中國蔓延。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國这样，一方面货币供给需要满足政府项目，另一方面因为担心经济失速、社会动荡，又不得不回过头去顾及民营经济的货币需求。连锁反应是，货币再度膨胀，恶性往复，来来去去……最近年末近两个月的货币市场，央行上万亿的资金净投放都未使“货币市场饥渴症”消除，各银行高息揽储，已经蔚然成风。货币还紧吗？紧吧。好端端的中國经济机遇没抓住，风险却被最大化，“紧”下去将直奔“危机”而去。 　　现在要“改革”，面向中小企业“定向宽松”也许是一个历史生态环境的必要，但可行性、持续性、建立生态环境却存在根源的致命问题。中國政府如何保证商业机构只对中小企业宽松？谁愿意做这件事？有这种短期、中期、长期实施的方略吗？如何才能实现？中國必须看到，这么多年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之所以总是“大打折扣”，核心问题就是“没人愿意”、没有这种环境生态来做这些事；就算有人愿意做，也找不到合理、合法、合利益的商业路径。现在一样如此。愿意从事微型企业贷款的公司，其资金来源是什么？是民间自有资金？那能有多大数量？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大型金融机构必须建立一套向小型金融公司“资金批发系统”，同时还需要这些“批发的贷款”可以在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等等等等。但这样的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型金融机构希望自己做，能够多赚钱，但又怕风险太大。 　　让货币供应量至少提高到16.5％，让央票余额回到３万亿元以下或让法定存准率回落到20％以下。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总量政策，央行没有办法保证贷款流向中小企业，但却可以为此创造条件。适度放松货币、走市场经济“宽松货币”之路，可以让市场利率回到正常、有生态环境的水平，否则在看看中國６月份的数据，外汇占款会大幅增加，从人民币升值再次加速的市况看，６月份外汇占款绝不是一个小数据，估计应当在4000亿元到5000亿元之间。因为，“套利热钱”利润丰厚。只有让市场利率回到正常水平，民间借贷利率才会真正回落，否则道德风险不大吗？“人治”的市场不危险吗？“民间金融风险”不大吗？如果“民间金融风险”爆发，刚刚走上正途、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改革”会不会倒退回去？谁还会再度进入中國小额贷款领域？ 中國的中小型企业怎样生存、又怎样有生态环境的继续走下去？ 　　中國未来的政策转变很难了，必须注意一些关键的问题。第（1）是、弱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最佳时机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经济的主动性增长非常脆弱了，这时要是针对积极财政政策下手，那经济失速无疑。所以，财政政策不仅不能弱化，反而需要强化。最近的政策趋向已经证明了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在强化。比如，保障房建设和汽车政策等等；（2）是、中國通货膨胀（这里指的通胀是货币发多了，而非物价）仍处于62年来新高位，但必须有所容忍，只有主动性增长彻底恢复正常，撤掉市场经济的篱笆、高墙才能够平稳回落，政府项目基本建成之后，将缓慢回笼货币；（3）、必须高度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欧美债务危机的发展和危害要有充分、恰当的正确估计，一失足将是千古恨；（4）、中國没有进一步加息的理由，中國市场利率已是全球大国的之最经，中美货币利差依然是历史最低（美元0.25%的基准利率，欧元是1.5%的基准利率，略高于最低时期1%），中國货币不与美元、欧元国际主流货币同步，伤害的只能是自己。何况加息只能刺激“热钱”更希望多的流入中國，货币资本的流动性会越加息越大，而根本无法抑制中國62年至今最尖端的通胀，中國又没有国际货币的调节机制，流出流进缺乏源头、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法律机制。 　　中國年末及来年大局悬疑 　　中國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发布前三季国民经济资料显示，今年第三季GDP年增率为9.1%，创下2009年第四季以来新低。虽然数据表现不理想，但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中國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且具持续性，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非常小。中國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三季GDP年增率为 9.4%，但今年以来每季GDP出现逐季下滑情形，第一季GDP年增率9.7%、第二季年增9.5%、第三季年增9.1% . 　　同时公布的工业生产指数、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也均呈现逐季滑落的趋势。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 24.9%.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运来说，中國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比较强劲，具有持续性。2011年1至9月，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是34.2%，高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另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民间投资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59%，这说明投资的内生动力也在增强。 　　除此而外，目前中國民众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转型阶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持稳。因此，盛来运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趋向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小。相较统计局的乐观，中外专家学者持保守态度。中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今年第三季 GDP降幅超过预期，究其原因，除通膨外，更应关注货币信贷增速的变缓。按照这个局势，未来经济还会收缩，加上欧债问题等国际因素，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大陆出口下降，不排除第四季度GDP增速会在9%以下。虽然硬着陆警报短期内解除，但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加上国际经济不稳，未来国内经济仍旧不容乐观。 　　据中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陈道富分析指出，GDP增速放缓属正常现象，不会造成中國大陆经济硬着陆。但他建议说，央行可根据目前情况酌情加息（中國正处在加息、减息的十字路口）。这些经济先行指标预示经济基本走稳。从成长动力和先行指标来看，他个人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向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小，但美元、欧元的大势黯淡、持续乏力将影响中國经济的走向。而有着当代“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鲁里埃尔？罗比尼（Nouriel Roubini） 在10月17日赫尔辛基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则表示，中國促进经济成长的努力无助于避开可能会在2013年或2014年来临的硬着陆。中國经济实现软着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过度投资总是会引发硬伤、硬着陆。罗比尼指出，中國决策者将竭尽所能保持中國经济增幅达到百分之八以上。他形容中國的楼市房地产泡沫“比迪拜糟糕1000倍”，还表示中國经济“正站在通向地狱的跑步机上”。 　　罗比尼的理由还表示，在外国投资者能够自由买卖中國上市公司股票的香港，恒生中國企业指数（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 Index）自8月1日以来累计下跌25%，而空头与多头头寸之比达到两年半来的最高位。与此同时，离岸交易的中國主权债务信用违约互换（CDS）本月达到208个基点的两年高位，而两个月前只有大约70个基点。这种转变似乎并不是基于中國经济基本面因素的任何重大变化。与夏诺斯的断言相反，中國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政府引导的软着陆：增长放缓，通胀降温。 　　2012年，中國将有以下重大国是变动：一、是3月15日前后，中國“两会”新总理人选的变动。届时即便是中國总理的“棋子”落定了，但中國黨政、政局的“程序”依然要等待中共新總書記和新中國国家主席的程序通过，通常中共總書記必须是国家主席（相当于国家的“法人代表”），中國“人大”通过的所有中國法规程序，需要由国家主席来签署后方能发布生效；二、是10月中旬的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会（这与中國所有公民无关，却最大限度的占有中國国家、一切最大的黨政军资源），要选出新任中共總書記，之后再由總書記兼任国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出笼”之后，这个国家的日常、重大决策才能够真正上路。 　　但是，就连中國当届政府也承认，其由信贷和投资推动的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加剧了本来就在困扰国内经济的许多失衡，并且很可能最终造成大量资本配置不当、投资不具成效、国有银行受累于不良贷款。在常驻中國、成天分析研究中國形势的经济学家中，多数受尊敬的人士都倾向于对中國的短期前景感到相当乐观，但对长期而言将发生什么就远没那么有信心了。人们相信，中國通过放宽偏紧的货币政策、也许再实施一套规模较小的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拉动计划，很可能能够再一次提振国内经济增长。但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即将告终。即便出口需求随着欧美再次陷入衰退而剧减，中國目前的减速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是政府收紧措施的结果。2011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9.7%，降至第二季度的9.5%和第三季度的9.1%；2011年中國通货膨胀创62年来历史最高记录，整年CPI将平均在6%左右；中國资本股市市场再创历史之最低谷；中國房地产也创62年绝对高烧不退……这意味着，如果有必要的话，北京方面在未来几个月能够通过放宽货币政策和取消住房限购措施来提振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多数全球投资者不认同罗比尼的观点，视之为哗众取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现实是一个国家更难以估量，中國是当今全球大国中一个最典型的“人治国家”，2012年中國将面临确保先是国务院总理权力交班、接着是中共执政黨的换届，今日中國经济就在这历史之最的悬势之中……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0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广交会”的中国经济命脉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２１世纪初期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0) 闲论信贷违约掉期的是是非非 (0) 谁说我们中国是“优等生”经济 (0)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授予禽兽 (37) 警惕ＧＤＰ成贬义词 (0) 要刺激出健康的经济伦理 (0) 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 (1) 简述普通年金 (0) 把经济权力交给民众 (2) 我要用“有形的手”打败“无形的手” (0) 我看2009年 (0) 我看2001年的几件经济（或有关）事件 (0) 德国盼中国订单纾缓失业 (0) 张五常，你学者的良心何在 (2)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0) 小农经济与机会主义 (0) 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安全 (0) 对中国经济有害的毒药 (1) 婚姻包裹下的经济计算 (0) 如果你是总理，会给每个人发1000元来刺激消费吗？ (0) 基于美欧的中国经济“变局” (0) 厉以宁教授语录精粹 (20) 十位教授的“逆向思维” (0) 减少财经杠杆——一个不愉快过程 (0) 全球ＩＭＦ新悬机？ (0) 储备货币，全球情势有新变 (0) 假日经济：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0) 侵略改变了方式 (0) 令人茫然的结论 (1) 从迈克尔杰克逊突然去世话理财 (3) 从“朗讯事件”看中国的经济风险 (0) 从“三个和尚挑水吃”说起 (0) 人权与中国经济 (0) 中央已刹不住经济过热的飞轮 (0) 中国经济的隐忧 (0) 中国经济的基本模式面临挑战 (0)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0) 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低迷期 (0) 中国经济到了阶段性调整期 (3) 中国经济、市场新“变异” (0)

　　「核心提示」：自2008年9月15日以来，全球第一次金融危机几乎袭击了整个世界，从美元到欧元、再从日元到韩元、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卢布等等所有国家的货币，唯独中國人民币没有遭遇大些的金融危机，但这并不是人民币没有金融危机生成和爆发的条件，而是人民币是全球最为封闭的一种国家货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深，随着中國对外开放的大势所趋——“中國制造”的全球盛行、或超过30%的全球商品总量，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大势……那么，人民币的“金融危机”或大或小的也象所有的货币一样在逐渐长成、蔓延。 　　人民币，是全球大国中（或G20中）最不适应、最受阻隔“全球化”、最难于“市场经济地位”、最受“商品国际化”阻击、最不适应“国际化”运行、最受“国家对外开放”冲击等等的一种国家主权货币。60年多年以来，人民币长期积弊极其深渊，对新兴的人民币“国际化”，融于“市场经济地位”是远远胜于1949年10月1日《建国大业》还要难上百倍的宏大系统工程，是100年、1000年大业。 　　据路透社上海5月14日电：中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李稻葵当日表示，未来5-10年时间，世界经济将进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一个复杂的调整、质变的全面局面，发展中國家发生金融危机或不可避免。中國“财经网”引述李氏在一论坛上的发言并称，中國将在未来世界金融调整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独特作用，也正是这种“独特作用”，致使象中國与大部分发展中國家、发达国家的情况根源都不太相同，不会发生同样的危机，但却危机四伏，稍有处置不当就会陷入世界主流经济的洪流之中，需要象中國、巴西等新兴国家及时疏通中國货币因进入国际市场之后而产生的阻抗、利差、交换、储存、流通等种种审视度时、准确无误、毫厘之差的把握这次变革、新兴国家才能避险金融危机产生。 　　李稻葵表示，目前的一些主要发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等长期以来都面临着财政赤字、经常账户逆差的问题，未来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如同次贷危机是发达国家的危机一样，发展中國家也会因货币、产业等的不适应爆发一轮又一轮‘自己的危机’这几乎不可避免”。 　　李稻葵并称，在未来的世界金融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国家信用将下降，美元、欧元、日圆等货币中长期都将面临贬值风险，那么其它国家的货币将填补这些货币“贬值”的份额，那么本币与金融体系就面临着重新洗牌。 　　未来5-10年时间时期内，不管是全球第一货币美元也好、或是欧元、日圆也好，国际地位一定会逐步下降、调整。一定要提升其他新兴重要经济体的货币的国际地位，包括人民币，这是大趋势……国际社会需要中國成为国际货币，中國也需要成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值得历史永远汲取、借鉴的是：原苏联灭亡的理由有千千万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这就是其本质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赖以支撑苏联延续、存在、存活的国家资本、货币断炊、了无来源……没有资本、货币支撑的苏联轰然倒掉，这为今日、未来所有国家的兴起与覆没的最最关键的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了难得、唯一的历史经验。 　　金融货币是一个国家存活、发展、强大的唯一重要之源。从经济学——金融、货币、财富意义上来讲，苏联又是僵死“计划经济”害死的，当年苏联这架全球无与伦比、堪称超级超速运转的庞大国家机器，完全没有了货币、财富资源的支撑，若是换成现代法治国家的那种“宽松货币”和“大举国债”资本、股票市场策略，苏联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覆没。正是如此，全球存在的政治学、经济学的这两大根源关联研究、实践的不及时，苏联才只存活了70多年，也正是70年时间，另一个超级大国却当然、一步一个脚印的当然崛起了…… 　　还有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所有转轨国家都遭遇过国际大环境的“金融”“货币”膨胀或收缩、变值的的危机，中國几乎是难脱金融危机的干系。 　　自所以盛行全球700年的英国，也随着英镑风靡400年后而败落飘零……现代哲人说“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这是一种历史无法阻挡的潮流。 　　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败落其本质就是与金融、货币至关重要，特别是近100年的历史陶冶、流水风化、岁月捶练等更能显示出其人类的本色。殊不知今日美国至今已有235年（自1776年7月4日到2011年7月4日），其实美国真正崛起、开始强大是近70年内才开始发生逆转的事情。1940年前后，整个美国只有1.3亿人口，美国这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14亿美元；而70年后、到2010年最后一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46241.8亿美元（见《201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美国条目），自第二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以来，美元一直占据全球整个人类市场总量超过60%（见2011年4月15日 巩胜利 《储备货币，全球情势有新变》一文）。如今，人类历史整整70年过去，今日美国3亿多人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70年间增加了140多倍……而苏联却永远退出了人类、历史舞台。这归根归到底，都是金融、货币是唯一的宗源。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人民币危机正向中国走来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金融海啸，中元变值箭在弦上 (0) 逼人民币升值，是对中国的出口主导型经济说不 (0) 论宋鸿兵与《货币战争》 (9) 西方正在复制中国的“广场协议” (0) 被低估了的中国 (2)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汇改 (0) 美元贬值不回头，我们对世界的补贴应该到头了 (4) 美元“阳谋” (1) 港币的尴尬 (0) 浅议外汇汇率 (0) 汇率问题正在以讹传讹 (0) 汇率之战——顺差大、外储超量是根源 (0) 欧元，不是中国的朋友或敌人？ (1) 日本美国为什么要鼓吹人民币升值？ (0) 我国针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可供选择的对策 (1) 守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0) 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才能够恢复股市，恢复经济稳定 (7) 加息不是好消息 (0)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探讨 (0) 全球宽松货币下的中国核聚变 (0) 保持货币的稳定是中央银行的唯一目标 (0) 你钱包里的纸钱 (0) 从人民币升值说起 (0) 什么样的汇率有利于中国？ (0) 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0) 人民币降息——一个愚蠢而又荒唐的政策 (0) 人民币贬值对股市，房市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4) 人民币该升值了？ (0) 人民币玩得过美金吗？ (4) 人民币汇率应为国际谈判筹码 (0) 人民币汇率——争议的话题 (0) 人民币急速贬值更像一个陷阱 (4) 人民币大升值？ (0) 人民币可否改为“中国元”？ (0) 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和拉美化的中国 (17) 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的稻草 (0) 人民币升值遏制了通胀输入 (2) 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 (0) 人民币升值犹如掌中刺猬 (5) 人民币升值将造成房地产泡沫出现 (0)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进入专题 ： 进口奢侈品降税    ● 李光辉       黑格尔曾经说过，重大事件在历史上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说，一次是正剧，一次是闹剧。2011年6月至9月间，尽管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围绕对“进口奢侈品减税”（主要是关税兼顾其他相关税种）问题的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事件不是特别重大事件，但似乎依然遵循着上述“正剧–闹剧循环”的逻辑，值得关注和讨论。     2011年6月以来，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即将成为世界之最”[1]步伐的加快，围绕“进口奢侈品税负”问题的争论也持续升温。问题缘起于年初以来，国内外个别学者和媒体以少量同类国外奢侈品（及国产普通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尤其是与美国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国税负过高所致”的结论。此番舆论迅速演化为“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是因为奢侈品税负高于国外，从而导致‘消费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贸易平衡’，因此，进口奢侈品税负应该下降”等等观点，此观点及其政策建议也迅速得到国家商务部官方的积极响应。     2011年6月15日，商务部新闻人姚坚公开表示，我国将进一步降低“中高档商品的关税”，并强调这是“大势所趋，各个部门对此已有共识”。6月24日，商务部官网文章认为，应降低进口关税，不仅是奢侈品，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更应该下调。然而，华夏时报记者就此通过财政部新闻办联系关税司相关负责人试图采访，被采访人却选择沉默。几天后，财政部官员针对商务部所谓的“共识”通过媒体采访表示“没有听说此事”。6月24日，财政部网站挂出最新税收调整方案：从7月1日开始，大幅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然而，在其商品名录中并没有涉及到进口奢侈品种类——“共识”显然并不存在，分歧却已针锋相对。6月30日，财政部网站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甚至应该提高奢侈品税负，加大征管力度，以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2]。     公共政策在相关中央部委之间意见相左、并公诸于社会，这进一步刺激着国民的神经，引起学术、媒体和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层级也不断上升。比如，201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1/2012)首发式上表示，对奢侈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国内消费。即使奢侈品关税不下调，消费者也照样可以在国外买奢侈品，这样调节不了收入分配，而下调奢侈品关税则可以促进国内消费，“这是好事”[3]。不仅如此，争论的范围也由进口关税扩大到与进口奢侈品相关的进口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税方面来。     其实，商务部为奢侈品减税的主张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也早已付诸了行动。在此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将解决部分奢侈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高于海外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也称，适当降低化妆品、高档手表等商品的税率，有助于将部分境外消费转化为境内购买，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据此，商务部从去年开始就着手研究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相关事宜，一年前，商务部有关司局已将草拟的“关于奢侈品进口关税调整议案”，上呈国务院审批，议案涉及的奢侈品种类主要包括化妆品、珠宝、服装、包、高档手表等进口商品，但由于涉及商品种类过多，牵涉部门太广，所以该议案一直在各部委之间辗转，调整的品类和幅度也因此迟迟没有最终定论。但据消息人士透露，按照商务部的调研结果，部分行业希望能够将调整一步到位直接归零，但这种方案可能不会被采纳，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将最终调整幅度定在2%~15%之间……[4]。     然而，“方案”毕竟不是“共识”。何况进口产品关税的调整，并非由某一个部委就可以决定。我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需要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由财政部部长兼任，组成人员来自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11个部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承办日常工作。因此，商务部并无权实施这一行为。从行政角度来看，财政部对于关税问题无疑有着更大的权威性。     因此，第一轮商务部的“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财政部的“被共识及其否认”以财政部6月末的实际行动和网站文章暂时画上了停顿号。而商务部则于1个月后自己出面为此画上了句号：在7月15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称，对于中高档消费品的关税调整，其根本出发点是扩大国内消费及需求。而对于降低中高档商品关税的时间表，姚坚则表示，调整奢侈品关税的时间表需要财政部来表态[5]。     然而，到2011年9月9日，第二轮的“共识”又“形成了”。据《中国经营报》报导称，9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奢侈品」论坛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官员达成调降奢侈品关税共识，初步结论是「分层调整税负」。所谓“分层调税”是指，奢侈品关税调整不能一刀切，要对奢侈品进行界定和细分，分层调整税负：对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奢侈品，比如化妆品、香水，应该适当降低进口税和消费税；而对于城市居民遥不可及的顶级奢侈品，如贵重名表、珠宝等高档商品，不但不减税，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进口关税。     但是，时隔几天，9月13日，财政部相关部门官员表示，“财政部对奢侈品进口税的态度较此前并没有发生变化”。“税收政策的调整一般以财政部为主，奢侈品进口税是否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很大，如果有所调整，财政部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但目前财政部的态度较此前没有改变”[6]。显然，这一轮“被共识及其否认”的过程及其短暂，但余音未了。     其实，社会公共政策出现分歧，进行讨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本案中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双向戏剧过程中所蕴涵的某种迫不及待、强词夺理以及借助舆论操作手段轮番误导、施压手段的运用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和消费税这类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消费者利益、并间接影响大众利益的政策主张以中央部委层面的这种公开分歧直接面向社会，实属罕见，但却典型集中地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矛盾、大众社会心理的尖锐冲突以及利益分化时代的共识缺失。     那么，商务部执意要为进口奢侈品减税，不惜一再在媒体上公布其并不成型、甚至有越权之嫌的减税政策主张，并自称已经与其他相关部委“达成共识”，广造舆论，形成压力，这种极不严肃甚至近乎闹剧的做法到底意欲何为？其背后的运作值得关注，其表面的主张值得商榷。     本文综合、概括了目前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税负”（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负和国内经营环节税负）观点的若干理由和具体政策主张[7]，认为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通过‘扩大奢侈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正确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在奢侈品税收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正确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生产与消费，提升生产消费层次，改善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一、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          第一，从价格构成要素看，商品价格一般是由原产地价格，加上运费、过路费、仓储搬运等物流费用，店家租金、装修、工资等经营费用、经营利润和国内各种税收组成；进口奢侈品价格除了上述一般商品价格组成外，还包括垄断经营、授权经营所产生的额外经营费用和超额利润，以及进口环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组成。所以，一般商品都具有“销售地价格高于原产地价格”的特点，是由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这也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至于进口奢侈品就更是如此，“外贱内贵”同样是由上述综合因素所致；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进口奢侈品价格不仅是由上述复杂因素决定，而且也是由国际贸易中各国劳动力价格、供求关系，商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求关系等动态综合决定，与各国利率、汇率、税率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直接间接相关。何以统统简单归结成税负问题所致而要“降税”呢？     第二，从奢侈品属性看，作为特殊商品的奢侈品，“价格高昂”是其固有特性，“维持高价、垄断经营，抬高消费门槛”是其通行营销策略，满足极少数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是其服务理念，其价格弹性和税收弹性都很小，即价格对销量和税收均不敏感。可以说，当预期消费人群极少时，即使降价也不能引起销量的大幅提升，自然就会选择高定价。中国由于总收入水平低，富人相对较少，对高档品缺乏价格弹性，厂商自然会选择高定价。奢侈品利润率极高，绝不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正所谓“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所以，税收调节作用有限。即使降低关税、取消消费税，商家也不会降价，甚至会把减税形成的让利通过再提高价格收归己有。纵观奢侈品市场，鲜有“降价促销”的情况。前两年我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同其他商品一样，也降低了香水、手表等奢侈品的关税，但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并未因此而下调，一些奢侈品价格反而因商家的销售策略而屡创新高。这就很能说明减税对促进奢侈品销售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从需求方来看，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如果价格降低，反倒不会去购买了，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正所谓“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早在百年前，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奢侈消费进行过深刻分析，“任何贵重品，要引起我们的美感，就必须能同时适应美感和高价两种要求”，“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他进一步论证，高价因素把消费区分为“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荣誉消费范围”，成为所谓的身份的标志和荣誉，进而界定了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8]。     第三，所谓奢侈品“消费外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从实际看，产品质量以及消费者对原产地购物品质保障的信任是基本因素。比如购买外国奶粉，即使不是奢侈品，因为国产的质量总是出现问题，也导致人们到境外购买。更何况国际奢侈品大牌在国内被假冒屡禁不止，被仿制屡打不绝呢；从价格看，国外购买价如果再加上出国交通、住宿、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机会成本，所购奢侈品的综合成本也会大大高于国内价格（除非保持一定的购买量，使之达到某个“盈亏临界点”之上，但那已经超出了纯粹消费的范畴），所以“内贵外贱”也肯定不是所谓“外流”的主要原因，更是与税负关系不大；从常识看，由于近年来出国旅游人员日益增多，万里迢迢、机会较少，归国顺路购买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原产地消费品带回自用或馈赠亲友，也是极正常的消费现象。而且，除高档手表和化妆品外，人们从国外购买的大多数奢侈品，如高档名牌服装、鞋、箱包、电器、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等等，并没有纳入我国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似乎也不能归结到国内税负较高上来。     其实，近年来的“外流现象”又何止于“奢侈品消费”呢？移民潮、资本外流、三公消费、贪官外逃等等，哪一幅“外流”图画不构成巍巍大观的凝重图景？哪一股“外流”洪流不浊起奢侈品消费的浪花或泡沫？而这些，又怎能统统归结为税收负担所致呢？           二、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和扩大进口’，进而促进‘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开始消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奢侈品行业主要增长区域。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未来一年内，由于日本地震海啸的影响，中国有望提前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进口国和消费国。目前，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品牌中有80%以上已进入中国市场，征收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等并没有让我国奢侈品市场萎缩，销售额一直在高速增长。早在2009年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有60%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国内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大于在国外消费的增长[9]。可见，目前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更不需要减税。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恰恰是进口奢侈品大量充斥国内市场，的的确确影响了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发展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培育，这倒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通过加强对进口奢侈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征收管理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手段，进一步保护和扶持本土中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生产与消费，满足人民多彩生活需求，这才正是我们努力的主旨和方向，而不是相反。     就“扩大内需”而言，即使在凯恩斯“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体系框架中，“需求”也决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上的批发零售，而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统一体，其背后的实质意义在于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统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强调“内需”则尤其是指向的国内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而不是国外产品的进口和消费。如果扩大对进口产品的消费需求，恰恰是拉动“外国的内需”（即外国的出口），促进的是外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我国消费者无论是身在国外还是身在国内，所购买的外国奢侈品都是增加了国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科学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更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无关。“把消费者在国外的奢侈品消费转移到国内，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观点，即便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无知愚民，也起码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这种扩大内需”带来的只是数字游戏，增大的也只有国内贸易和GDP的苍白数目字而已，无助于国内生产技术升级和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所形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景象必将迷惑形势判断，所增长的漂亮内贸数字也必将误导政策走向，贻害无穷。     另外，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且只能是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生活品质。“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不能为扩内需而扩内需，更不能为拉动外国经济增长而损害本国根本利益。再进一步而言，“内需说”作为凯恩斯学说及其话语体系中核心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本质把握到底有何适用性，其实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直是有重大分歧的，早在上个世纪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围绕到底“是内需不足，还是分配不公”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今中国而言，哪个问题更真，哪个判断更贴近本质，其实也是愈来愈明显了。     就“平衡贸易”而言，有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顺差压力大，面临一个“调结构、压规模、扩内需”的问题，因此，“扩大奢侈品进口有利于平衡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双顺差”问题（即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就已经出现。尤其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十几年来，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低于进口价格指数，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呈现出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出模式。弥补并维持这一模式持续下去的是，除了有限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之外，大部分是亿万工农的低收入、土地低价格、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以及长期冻结的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红利，相当部分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得来的血汗钱。     尽管我们的GDP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在金融危机时代仍然一枝独秀”，但是，从GDP的统计学意义上看[10]，这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非主体性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主体是外资企业，那么，他只是由于占用了我国的地域空间而增加了我国的GDP数字，我们除了获得土地收益、工人工资和国家税收等收益之外，其他巨额利润收益均与我们无关，更不参与分配。由于目前将近60%的出口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其中的80%是高新技术产业），一半左右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形成的，还由于我们对这些出口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如果说这种GDP和贸易顺差能带来利益，那么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外来投资者，补贴给了外部经济及其消费者[11]。     更为关键的是，顺差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截止2011年6月底已高达近3.2万亿美元，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宏观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纠正。只有长期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改善法治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本国经济技术层次和经济效率，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真正提高消费能力，彻底屏弃靠让利政策和恶性竞争引进外资的战略，根本扭转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的局面。     那么从短期看，如何通过扩大进口来进行贸易平衡呢？现实是：当我们购买实在的矿产资源时，却屡遭价格讹诈（比如澳洲铁矿石问题）；当我们投资紧缺的石油资源时，则又逢外交、军事干扰（比如中东、北非石油问题）；当我们引进真正的高新技术时，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让我们迎接不暇；当我们购买先进的防御武器时，则又面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华武器禁运……     由此看来，巨额贸易盈余没有更多更好的出路，也只有退而求次“投资”美国国债一求保值增值喽。最近似乎为“分散风险”，又“投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垃圾）债券[1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欧美（主要是美国）之间的一个魔术出现了：     对中国而言，国内商品流出，美元流入，然后美元再流出（购买美国国债借给美国），但却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流通，于是，国内商品减少，流通货币增加，最终物价上涨；对美国而言，中国商品流入，美元流出，然后再发债收回（发行国债卖给中国），于是，国内商品增加，流通货币减少，最终物价下降——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与美元“对内升值、对外贬值”的奇妙对称平衡格局[13]。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不仅损失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而且连流通的货币财富也遭受贬值损失；而美国等则恰恰相反。而且，由于中国对出口商品还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外国消费者进行额外补贴，也导致国外物价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前述同类国产商品“外贱内贵”的基本原因。     游戏的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依稀的崩盘也在步步临近。     终于，“平衡贸易”的机遇和利好来了，讽刺而又吊诡：一直以来，几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项进步，都无不如影随形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指责或困惑，但是2011年6月，“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王冠将于2012年戴到中国头上”的消息和现实，却受到西方“一致而又热烈的欢呼”。无论是被超越的日本，还是“受益无穷”的欧美都一起“喊好”。世界奢侈品协会称，日本庆幸“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这一王冠将被中国“抢”去，日本《读卖新闻》称有两大好处：一是日本人重新捡起原有的勤劳节俭意识；二是处于经济不断上升的中国国民对奢侈品的向往，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商机。德国《柏林日报》6月11日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德国财经网称，德国经济直接获益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热情。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德国人均采购金额为454欧元，大大超过欧洲最富有的瑞士人的127欧元。六月里，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扎堆出现。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与胡润百富14日共同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旅游者的购物花费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国消费的17%。英国《卫报》日前引述研究机构的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名牌时装购买能力预料将占到世界的44%。英国“市场观察”网站称，众多西方奢侈品牌对此“欢欣鼓舞”，普拉达、巴宝丽、新秀丽等西方奢侈品牌争相谋划在香港上市融资[14]……     背后的故事既简单、又直观：中国内地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比简单直观的故事更严酷的现实是：“人前挎LV，回家吃泡面”的畸形消费和“未富先老”、“未富先奢”已经在中国大地呈现。中国整体GDP与美国还有相当长距离，中国人均GDP落后很多国家，甚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从2000年的62%已经跌破50%以内，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破到35%以内，而奢侈消费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有海外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15]”，也有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奢侈鸦片贸易[16]”。     难道，这是我们需要的“贸易平衡”吗？难道我们的贸易政策、财税政策要配合、支持的就是这种“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吗？           三、全面历史地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发展，提升生产消费层次，促进技术经济发展，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桑巴特），但在奢侈品经营业内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定义：“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奢华性、非必需性和价格高昂”等特性。目前，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皮具、珠宝、首饰、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等。     奢侈品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却是一贯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17]中，基于大量史料，精辟地分析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之著名论断。     早在l3、4世纪，西欧各国出现财富迅速增长、并且由封建地产向资本财富转化的过程中，西方上流社会的消费观念开始向奢侈转化。无论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还是没落的旧贵族，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额财富。奢侈之风的盛行引发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社会结构重组和阶层阶级分化。奢侈，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引导出资本主义崛起的经济基础与精神因素，奢侈消费还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农业、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海外市场有限，国内市场狭小，普通民众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拉动作用极小，而唯有奢侈品附加值较高，能够刺激富人需求，从而为资本主义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支撑。          在纺织品、装饰品等奢侈工业的巨大利润吸引下，欧洲及殖民地农业都为了满足奢侈工业品的需求而向大规模、精细化方向发展，由此催生18世纪欧洲农业组织形式变革。     奢侈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市场经济整体状况看，“即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由于大规模的大众消费市场还未出现，只有奢侈品才成为投资增值的载体；从奢侈品生产的特殊工序来看，来自远方的贵重原料，繁琐的生产工序、严格的管理、高昂的费用、管理者广博的见识、卓越的才能，专业分工和联合作业的互补结合，这一切都只有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从奢侈品市场状况看，由于奢侈品价格高昂，金额巨大，且需求经常受到“时尚”和市场波动的更大影响，这种波动风险只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能有效积极应对。正是基于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桑巴特甚至得出如下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爱情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的确，“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井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产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18]”。现代战略家拉茨勒也直言：“奢侈品对于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们明显刺激社会取向效益和成果。奢侈品能提高主观能动性，刺激产生新想法。”他还相信：“奢侈对于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作用。奢侈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而后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19]”。     随着工业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奢侈品生产的效率提高使得成本下降，产量提高，消费得到普及，原来的奢侈品变为大众产品，实现了消费的逐步升级，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于是，一个更高起点的奢侈品创新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便又开始了。     可见，奢侈品以及中高档消费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具有积极功能和正面作用，因此，我们应通过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相应的财税政策，积极鼓励扶持国内中高档民族品牌发展，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以此吸引国人消费国产奢侈品和中高档消费品，吸引消费回流，拉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同时，对进口奢侈品及中高档消费品也应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适量进口，丰富国内市场，同时起到“鲶鱼效应”，逼迫国内企业提高质量和档次。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精神经历了一个由节俭向奢侈、由世俗禁欲精神向消费主义的流变过程，消费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成为不断为经济扩张提供驱动力的神话，其经济功能具有正面意义，但也具有道德风险，其经济主义的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超越收入分配水平，过分刺激奢侈品消费，过度张扬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功用起负面效果尤其不可忽视。     比如，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消费差距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存在一个伦理限度问题，即这种差距应当是能够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容忍或接受的程度；这种差距的存在，必须能够使所有人得利，尤其是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获益（其中，让奢侈品消费者承担更多的税负，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正是一种这样的有效机制）。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成员是认可这种消费差距的，对公平的看法较以往理性和全面得多了，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通过不当、不法方式获取消费资料却又在大肆挥霍、渲染自己高消费方式的行为，或者自己过着所谓的高贵的奢侈生活方式，却对大多数穷困者的生活境遇报以冷漠甚至鄙夷，不耻与之为伍，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社会“仇富”情结。过大的消费差距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是对守法敬业、诚实劳动、勤俭致富等传统美德的讽刺，伤害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带动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助长了投机、浮躁、奢侈、冷漠的不良心态，甚至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和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因此，消费是个人权利，奢侈品消费追求个性自由，既是个体获得自尊与自信、激发个体创造性的前提，也是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标志。然而，每个人的消费自由却不是绝对任性和纯粹自我的，个人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必须使自己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公平范围之内：要考虑到消费差距的合理限度，尊重和维护甚至关心他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生存权利，不放任欲望驱使，更不能任性妄为。全社会培育形成这样一个社会风尚，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体制予以保障则尤其显得紧迫而又重要。           四、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有利于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          在中国税收制度体系中，并没有单独设置针对“奢侈品”的税种，奢侈品作为普通商品大家庭中的一员，负担与其他商品同样的税种，理应承担在进口环节统一交纳的进口商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并承担在国内经营过程中的国内相关税收，这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当然，国家根据国情需要，会在统一税收体系框架下，通过不同商品适用的税率高低、征收环节和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调整体现对不同商品的奖、限意图、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税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标志，更是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象征。     第一、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还需要保护，还需要提高资本积累，遏制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此，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进口税收，就是要保护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基本原则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使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发展壮大。这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国外奢侈品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价格或在其母国的价格是由于进口环节关税过高”的话，那也恰恰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及关税政策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不合理消费的作用。     对此，有人视而不见，反而以“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接轨”“拉动内需”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不断降低关税等政策主张，尤其提出要降低奢侈品关税，甚至取消消费税，无疑是要敞开大门，让国外产品直接冲击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以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型鸦片贸易”以极不对等的方式掠夺中国财富[20]，这正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了，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很多，其中，正确发挥关税等进口环节和国内环节税收的作用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不能忘记，当最早把“全球化”理念和手段付诸实践的英国人“为自由贸易而战”时，英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30%以上[21]，而当时满清政府的主要进口商品的官方关税率多在5%以下，实征也在20%以下[22]，但是，即使这般“门户开放”，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仍然招致了列强卑劣的鸦片贸易、血腥的坚船利炮和屈辱的割地赔款；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这些发达的经济富国无不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靠贸易保护政策（还有屠杀、掠夺）暴发的，而现在却高唱着自由贸易至上（还有“新干涉主义”）的滥调，其实只不过是以过河拆桥的方法来扼杀新的竞争对手；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面对英国兜售“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时，恰恰是德国、法国、美国等诸后进国家没有盲目与“国际接轨”，美国总统林肯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23]”。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24]。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关税为核心手段的一系列保障屏障，就没有美、德、法诸强国在19世纪的崛起。直到20世纪，法国对丝绸征收的进口关税还高达80％[25]；在号称实行了自由贸易以后(1850年以后)的英国，对丝绸制品的关税仍高达15％[26]；在整个l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一般都在20％以上[27]。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垮掉了。其原因：一是鸦片，二是战争赔款，三是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导致人民经济收入减少、税赋加重、内乱滋生和国家贫弱。中国文明的衰败并非自由贸易之过，而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之过[28]……百年沧桑，开放的中国更加坚定地认同了全球协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也应坚定地确认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包括税收关系，绝不能违背全球公正原则。     第二、从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角度看。目前国际奢侈品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一般采用垄断直营的方式，贸易路径一般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进入大陆市场，赢利模式一般是利用香港的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靠避税和垄断利润获得多重高额利润。由于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避税港”，“税种少、税制简[29]”，特别是香港税收对商品及服务的依赖程度很低，没有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而这恰恰是国内的几大主力税种），而且税率较低，企业利得税率仅16.5%，为内地的66%，在这种税制结构下，奢侈品跨国集团按照“纳税筹划、合理避税”的要求，大都在香港成立完全控股的贸易公司，专司进口奢侈品业务，并出口内地，与内地所设垄断直营的奢侈品卖场（公司）之间表面是独立企业，其实形成关联公司，通过价格操纵手段，即大大高于一般交易价格的关联交易价格出口内地，并以极低税负在港完税，从而将高额利润锁定并在香港公司财务报表上实现，以规避税收。显然，这种经营模式下，奢侈品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国内同类企业，极大地损害了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了国内厂商和消费者的多种权益，理应通过加强反避税举措和正常税收管理予以矫正，更不应该对其进行减税优惠。同时，对于国内消费者个人通过国际旅游形式、网络邮购等方式等规避了正式贸易渠道下的关税和消费税，获得了奢侈品的低价格，削弱了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也应该好好研究堵塞这些漏洞。     第三，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节收入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基本上是由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30]，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是现实利益分配状况的直接表现。因此，消费中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分配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其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在自然资源享有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富人与穷人在消费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某些杜会成员非法掠夺或过多占用消费资料问题。其中，奢侈品消费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奢侈品的特征是奢华性、非必需性和高昂的价格，“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就是对富人征税”，是对两极分化问题的有效矫正，也是对不合理消费需求的有效抑制，不但不应降低，相反应该提高。同样，这也与税收固有职能高度吻合：从财政职能看，奢侈品附加值高、含税量大，以奢侈品为载体或税基，把富人过高的收入通过奢侈品消费环节征收一部分，税收执行成本较低，社会总体效用较高；从调节职能看，税收体系的调节作用除了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之外，还在消费环节对高收入者的奢侈性消费进行征税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矫正性机制，这种机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差距征税来逆向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把从那些花得起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才是真正合乎民意的选择。所以，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对进口奢侈品保持较高税负（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加强税收管理，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进口奢侈品纳入到奢侈品消费税征收范围来，充分发挥奢侈品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五、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          在2011年7月1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他表示，“前一阶段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评论，我想各方的评论都有他的出发点。”姚坚解释，但还是要以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且“降税有利扩大中产消费”等等[31]。问题在于，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扩大内需应该着眼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评价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终极价值尺度。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的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制定消费经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就是要尊重人们的消费意愿，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样适用奢侈品消费政策。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消费之间的内在紧张和潜在风险，比如，生态方面的主体权能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自由方面的个性自由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人性方面的人自身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在奢侈品消费问题上要把积极促进与合理引导相结合，彻底屏弃单纯的经济功利观，通过财税政策、消费政策等手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辨证统一”理论方法为根本指导，借鉴凯恩斯“三架马车”理论方法的有益成分，科学地区别表象和本质，分清主要和次要，弄清手段和目的，辨别真问题和伪问题，最终抓住影响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中最为突出的分配问题，从而把握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有的放矢。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以少数权贵阶层的局部利益为本。其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协调发展。     然而，以此观照“奢侈品减税”等政策主张，从决策依据看，能以极少数富人阶层的奢侈消费价格代表中国总体物价水平吗？显然不能，因此也就不能以偏盖全地认为奢侈品消费能影响到“拉动内需”，现阶段奢侈品无论是消费总量和消费者占比都不是中国整体消费的主流，更不是目前中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关注面。只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增长的提升，才能带来可循环的内需增长，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驱动力。然而，我国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对大众的倍数更多，话语权更重，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少数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较高税费的抱怨被误读夸大为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少数人的意愿歪曲为大众民意，从而使有利于公众和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舆论压力。     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选择时机看，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今年春天“济南菜农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而北京等大城市菜价畸高，低收入群众为吃不起菜而发愁，最近海南蕉农“成本八毛只卖两毛，无奈之下香蕉喂猪”等报道令人揪心；另一方面，“郭美美炫富”事件刺激公众神经，挑战公众忍耐底线，富人挎着名包、戴着名表、开着豪车甚至私人飞机到处跑；再一方面，群众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样的氛围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应该干什么，应该缓干什么，应该不干什么，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有关部门和人士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众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上，而是研究如何满足极少数富人的奢侈需求，甚至利用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帮助跨国集团在中国推销奢侈品，不啻是天方夜谈，然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进一步引申而言，应高度重视国际奢侈品巨头背后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早已不是开放初期的散兵游勇了，而是演变为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势力及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大学、研究机构，成为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实现更彻底的垄断、控制和暴利的利益集团。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媒体、强力公关、利益输送、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跨国垄断资本结盟、借助与培养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等手段侵蚀中国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严重危害是：影响重大决策乃至立法，损害法律尊严、损害政府威信，谋求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掠夺巨额利益。跨国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思想领域放弃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自我麻痹，自我缴械，轻易放弃思想舆论文化阵地，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畅行无阻；某些无良学者和买办充当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有意误导决策和舆论，唯外资马首是瞻；某些政府部门“不当决策”和“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其中的某些个人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甚至丧失原则立场，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与不顾，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近年来查处的诸多涉外案件无不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上述场景。     ……在这些场景的映衬下，透视近期我国“奢侈品税负过高”、“痛苦指数世界之最”、“税负过高导致中国物价高于国外”、“降低奢侈品关税拉动内需”等诸多争鸣，发现有的早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政策辩论范畴，不乏逻辑混乱、流言蜚语、漫骂攻击和恶意诽谤等等，其中徘徊着一股不良倾向，就是“税收原罪论”倾向，很多人把税负问题当成了空筐，把一切问题，比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收入不高等都看做是税负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国家税收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所致。在这股舆论冲击中，撇开正常的解疑释惑、学术争鸣以及宣传不够和财税缺陷等因素之外，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作祟的魅影了。     基于对我们已成功进行60多年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认识，基于对已经开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伟大社会建设工程的现实认识，基于对税收所固有的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物质基础本质特征的理性把握，更基于对古今中外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久演不衰的“税能载舟，亦能覆舟”鸿篇巨制的了然于胸，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意识：税收问题不简单，事关商品价格，影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我国进出口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宏观经济问题，而且还与收入分配、社会风尚、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紧密相关，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结合部。对于目前围绕我国“税收负担”所展现的正常学术争鸣之外的、似乎有步骤、有组织、有重点地聒噪、纷扰和步步紧避，其背后的真正指向和用意的确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占领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坚决有效地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     注释：     [1]《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2]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载于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载于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载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3] 参见《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0%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 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4]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5]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6]《多 部 委 就 奢 侈 品 税 分 层 调 整 达 成 共 识 高 档 品 或 增 税 》2011年09月10日 〈中国经营报〉作者：徐聪；《财政部否认奢侈品分层调税说 称态度未变》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4日 10:11 财经网；《消息称各部门就奢侈品降税达共识 最快年底明确》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7]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 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本文中所列观点和数据，除特别标明的之外，均引自上文。     [8]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9]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10]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12]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 》作者博客，2011-7-1     [13]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聂辉华赴美研究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关于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的问题，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参阅《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29日报道《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     [14]本段落中西方各国报纸消息和数据，均引自《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15]张琪：《黄亚生：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经济观察网，2011年07月04日     [16]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17]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19]沃夫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20]如今，中国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年的收入尚不足以买一个奢侈品的手袋。其实，在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不对等的“交换”，或者就是一种剥夺。“奢侈品是精神鸦片。”财经作家叶楚华在09年时就如是指出。“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是国际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有媒体做出的反思更为犀利：“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志’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不仅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其毒害麻痹程度更为显著。“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志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参见《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21] 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3]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4]这种学说宣称，工业发展后进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参见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5]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出版社l982年版，第59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6]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中卷，l986年版，上卷，第613页；中卷，第l5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7]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8]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31页。     [29] 没有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而且是唯一没有征收一般消费税的经济发达体，只有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印花税、博彩税、酒店房租税，其中，利得税占税收总额的50%以上。另外，豁免征收香港境外交易收入或利润的税项。     [30]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分配，如果物质生产的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3页。     [31]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参考文献：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余永定：《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载《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年6月三联书店第一版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李光辉：《税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税务》2000年第4期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载于2011年7月1日《国际先驱导报》     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本文删节版本发于《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9/10期合编本，作者授权爱思想网站首发全文版本。    进入专题： 进口奢侈品降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国际贸易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2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