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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作者：吴祚来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4 10:59:19 阅读量：6451次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月3日刊登《 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 》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蒙冤负屈，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薄熙来家便是其中之一。 　　薄一波被诬为“叛徒”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1908年生，原名薄书存，山西省定襄县人。1925年入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 财政部部长，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2007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的来龙去脉： 　　1931年6月，因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薄一波等人在北平被捕，被判八年徒刑，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薄一波曾任中共支部书记，坚持斗争。1935年，薄一波、殷鉴等十二名中共党员因拒绝反省，而被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处以死刑。但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且因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根据《何梅协定》南撤，这十二人才幸免于难。 　　据《党史纵览》2005年第1 期何立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记述，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交谈华北形势，柯庆施介绍，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将很难生还。 　　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他经过一番沉思后表示：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是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落实。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7月，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他们担心这是敌人的阴谋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不见回音。刘少奇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 　　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的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确认这是中央的指示后，经全体党员讨论，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1936年9月，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了出狱手续后，薄一波等54位同志分九批出狱。 　　柯庆施见到出狱的薄一波后，半开玩笑地说：“让你们办出狱手续，是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才通知你们。你们这些‘诸葛亮’，非要三请才肯出来。”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出狱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3年3月在延安，薄一波向毛泽东谈起此事。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中的英勇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在延安听取薄一波汇报时指出：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刘少奇也再次澄清：“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出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 　　直到1953年夏，当薄一波在财政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仍然加写了这样的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这里指的首先就是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 　　这充分说明，薄一波等人在狱中没有变节叛变行为，他们的出狱是党组织的营救。至于当时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的组织行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知道此事，而且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薄一波等人在狱中的英勇表现和斗争精神，不存在所谓的“叛徒”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党内大奸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周恩来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红卫兵提出要揪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中共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给西北局关于造反派要批斗刘澜涛的电报中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毛泽东也批准了。但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 　　1967年元旦，北京红卫兵组成 “抓叛徒战斗队”到广州将薄一波揪回北京 。2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大会。薄一波声辩不是叛徒，红卫兵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狂喊：“你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3月初，薄一波被关进监狱，被强加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 　　2012年春，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应《环球人物》杂志刘畅主笔之约回忆父亲薄一波文革遭遇时说：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当时，遭受这样非人折磨的并非薄一波一人。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人被折磨至死。 　　根据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印发的（1967）96号文件，转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六十一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 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薄一波一家被整得家破人亡 　　古语说：“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何况在整人的株连之风极为厉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薄一波被红卫兵从广州揪回北京批斗、关押后，他的夫人、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胡明在押解她回北京的火车上被迫害致死。薄一波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子女成了“黑五类”、“狗崽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 　　1968年1月，不足19岁的薄熙来“受株连，被关押”近五年之久， 1972年，薄熙来才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了工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16页）。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薄一波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薄熙来和兄弟姐妹才走出阴霾，卸去枷锁。 　　对家人的遭遇，薄小莹说：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 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当时，薄一波“总想到她（妻子胡明）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这就是薄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可谓名副其实的家破人亡！ 　　薄一波冤案的艰难平反 　　薄一波是坚强的。他在监禁中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 “不气馁”。 薄小莹说：“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1977年，薄一波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自己“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古往今来，任何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都是艰难、曲折的。平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规律。作为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29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万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其纠正平反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左”的阴霾依然存在，“两个凡是”一度盛行。大批冤假错案仍被压着、捂着，得不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挺身而出，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列举了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薄一波等同志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签字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一石激起千重浪，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会议代表的强烈反响。但仍有些手握重权的人打出“两个凡是”的招牌，坚持“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他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冲破重重的束缚和阻挠，力主纠正平反冤假错案，并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书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好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批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 　　1978年夏，中组部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研究，胡耀邦特意交代他们要先去看望薄一波。当贾素萍四人见到薄一波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时，薄一波十二年来的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非常激动。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贾素萍等人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对薄一波等人的卑鄙诬陷。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这个调查报告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薄一波等有幸活过来的同志终于推倒了康生、江青一伙强加于人的莫须有罪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被迫害致死的廖鲁言、胡锡奎、徐子荣、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告慰忠魂。 　　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家破人亡的悲剧并非薄氏一家，而是比比皆是。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并不是哪一家一户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十年动乱，殷鉴不远，我们必须牢记这惨痛的教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作者：赵进斌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2 0:48:27 阅读量：282次 　　薄熙来不在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国内外又是高度关注，连日来网络上一派云山雾罩、雾里看花，情势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针对重庆市党政军连日高调表态的报道，网络上形容是“树倒猢狲散”。此情此景，我在想，那几个在唱红运动如火如荼时，不惜在报刊电视上以身说法，口口声声印证唱红治好了他家人不孕不育之症，极力声言唱红治好了他家人身患不治之症的典型呢?家人不会怀孕流产或癌症复发吧?这个民族最悲哀的就是数百年来一直盛产这样的墙头草，这样的同胞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在汪伪政权自治治下时，肯定就是“良民”、“维持会长”。孔庆东在骂对唱红持不同意见的同胞是“汉奸”时，不知他是否想起了那些和他一同助纣为虐的无脊椎奴才。设若外乱入侵，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 　　在重庆市薄熙来亲自指挥的唱红打黑席卷中华大地时，我也和众多对唱红打黑质疑的时评作者一样，连写了几篇评论，表达了我的质疑和反对的一得之见，这几篇评论都被港台一些网站选载，引起一点反响。 　　如今面对网络一片倒薄声，看看那些连篇累牍充斥幸灾乐祸的文字，我到是时时提醒自己：要独立思考，反思根源所在。盲目跟风倒薄，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做人处事，都不厚道。 　　诚然，薄熙来在重庆，亲自指挥和部署唱红，一度导致唱红席卷中华大地，去年我所在的这个沿海三线城市，政府各系统、各单位都一度也红头文件指示乐此不疲，甚至连中小学校也都跃跃欲试。至今，我有几个做中小学校长的朋友谈起当时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学生要唱红，被他们用各种方式抵御时的情景时，还用“荒唐之极”来形容。现在回过头来看，唱红就是一出文革式的闹剧的定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由李庄案引起举国轰动的打黑运动，虽然内幕还有待披露，但从民意观点看，目前人民贬多于褒。在法治不彰，人治氛围浓厚的中国，采用类似严打运动式的办法，已经被历史证明，这正是造成历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根源。 　　但薄熙来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执掌重庆这几年中，敢于亮出自己的施政观点，敢于树立重庆模式(虽然这个提法值得商榷)高调宣传推广自己的施政观点，这一点不但是他是区别于其他高层领导的鲜明个性，也是目前执政党团体中十分欠缺并亟待倡导的施政风格。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执政党高层热衷于歌功颂德，中华大地已陷入一贯伟光正的汪洋大海，各级官员不唯实，只唯上已成盛行于党内外的潜规则。在这种潜规则指导下，信奉上级领导上级指示一贯正确，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人处事低调、不事张扬成为执政党内做官做人处事的准则。时至今日，官场台阶上，座位、排位一级比一级森严壁垒，党八股一言九鼎，会场内外万马齐喑，“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看一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哪一个不是这种典范?有这些“主旋律”经年累月喋喋不休地示范，真个是歌功颂德人人醉，直把神州当汴州。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由于官风沉疴积重难返，中华万马齐喑。所谓改革顶层设计，我认为，与其在小圈子内所谓的票决，不如首要要从顶层设计制定出破除党八股模式的官风痼疾，能否从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选举开始，进行公开竞争性施政观点演讲，让电视向全国人民直播，让竞选者公开亮明自己施政观点、政策，上任后的基本承诺，甚至可以搞俩人或三人公开当场辩论答辩。这样做至少让全国人民知道他是黑的白的，胜者胜得理所当然，退者也心服口服。至少让目前盛行于党内的“台上一团和气，台下互相沤气、斗气”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改观。想想薄在商务部长位上干得好好的，忽然被莫明其妙地弄到重庆市(这难道不是他唱红打黑，以求一搏搞得全国文革遗毒风生水起的根源所在)彻底破除几十年来由党内几个大佬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在指定圈子内，矬子里面选将军的弊端，如果在政治局常委选举中也逐步试行推行这样的做法，选出的“核心”、“周围”才名符其实，才能让那些表面低调，实际上玩潜规则如鱼得水者、闷声大发财者无机可乘，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唱红打黑”类似事件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薄熙重庆模式，还是汪洋的广东模式，都是目前中共执政党亟待扩大试点推行的执政模式。只有各地方官员都敢于高调试点、宣传、推广这样的执政模式，改革开放大业才能显现出千帆竞渡，万舸争先的局面，由这种在实践中检验让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执政为民的竞争胜出者的执政“核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薄熙来在重庆的经验和作法，既有令人感到厌恶可怕之处，也有可圈可点的亮点。眼下最不该抹杀，最应该提倡的是他和汪洋俩人敢于公开亮相自己施政观点执政的风格。中国虽一向有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习俗，但我还是要说“盲目跟风倒薄不厚道”。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