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与新华社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三大传媒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报,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广泛影响力。

《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起发行,最初是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的机关报。该报内容代表中共官方立场。因此,《人民日报》成为国际媒体和国际政治了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风向标”之一(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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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 | 也说“既得利益阻碍改革”

2012年03月07日 18:40:09        时下两会,自然离不开“改革”话题。令不少人失望的是,相对2010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那句引发外界热议和联想的表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仅只提了“政治体制”四字。     因此,当看到有媒体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70次谈到改革”,我实在不免有些吃惊,有这么多?即便如此,像温家宝2010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会成功么?     不过,既然千里迢迢来参加两会,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总得谈得什么吧!于是,我看到不少代表委员又开始严肃讨论“既得利益”与“改革”的关系了。共识倒是有一个: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阻碍改革,要深化改革就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说实话, “深水区”的表述虽然看上去很形象:摸着石头过河,从浅水区一步一步趟到深水区。却也令人迷惑:摸了那么多年石头,明知前面水会越来越深,我们为啥不建座桥呢?为什么还要不顾危险地继续“摸下去”呢?     同样,“既得利益”的概念也存在问题,现在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靠近“非法所得”。但其实,“既得利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词,任何人、任何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谁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还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么?     可见问题不在“既得利益”本身,而在“既得利益”的获取是否合理合法。例如,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既得利益”,通过行政垄断获得“既得利益”,通过强买强卖获得“既得利益”,等等,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既得利益”。     “改革”,也是一个中性词,就是利益调整的过程。所谓“打破原有利益格局”。     那么如何打破呢?在中国,从百姓到学者,从代表到官员,都寄望于政府。因此,我们在意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了多少次“改革”,比往年多我们就振奋,比往年少我们就郁闷。     固然这种心理很正常,我们的政府多么强大,不指望它来推行改革还能指望谁?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政府不仅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府本身就是改革的最大对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限制权力作茧自缚,这些说的就是对政府的改革。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这次两会上就明确地说: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可见,靠政府来推行改革很不靠谱。 现在所谓阻碍改革深入的“既得利益”,主要就是权力寻租以及行政垄断打造的。     例如大家深恶痛绝的央企,打着经营国有资产的旗号,干着谋取个人私利的勾当,挨批多年,依然不为所动,已经成了改革深入的最大阻力之一。     那么,到底该怎么进行改革,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呢?其实,看看西方国家的做法便一目了然了。在西方国家,是很少提什么“改革”的,因为他们的社会一般不会出现“一方独大”、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现象。     而原因亦很简单,西方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亦有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行业协会、企业工会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博弈,议员在议会里为自己的支持者争取利益,媒体则监督、批评、揭露不当利益联盟。另外,民众还可以游行示威,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为了追求各自最大的利益,各种力量充分博弈,最后会达成诸方认可的“妥协|”。所谓的利益格局就在这样的妥协中保持着动态变化。 今天你争取到了多一点利益,明天就可能轮到别人了。总之,谁也甭想“好运常在”。     如果硬要说“改革”,那么你将发现“改革”在西方社会里是如此地频繁,成为生活常态,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这样的“改革”由于是社会上下都参与的,公平公开的原则使得所有参与者都不会因为利益的暂时受损而“揭竿而起”,顶多再举行几次游行表达抗议,或者督促他们的议员代表再提有利于他们的议案。     所有参与者深知,政府只是居中者,它出台的任何行业政策绝对不敢带有先天倾向性,只会反映此番博弈的结果。即便是国家元首意欲推行的“改革”,最后还得议会批准才行。而议会正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场所。     另外,西方政府乃民选组成,民众对其内阁执政不满意可以通过选票赶它下台,不至于发生对抗与冲突。这里不存在什么“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在非民主国度,如果民众对政府“改革”不满,既不能游行表达抗议,又不能通过“选票”赶它下台,压抑太久必然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因此这里有“稳定压倒一切”的铁律。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呼吁“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话没错,但还是停留在口头动员上,未提供具体路径。在我看来,路径其实有现成的,就是我上面讲到的西方社会经验:放开管制,让社会各方面力量依照规则公开公平地充分博弈。 上一篇: “方韩大战”是民主演习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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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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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子文 | 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

(这是十年前我的毕业论文,至今看来,历史还真是一面镜子啊。) 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           柴子文(吴海刚)        在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中,英雄人物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刘胡兰、董存瑞等成为战斗的号角,1949年之后,雷锋、王杰、焦裕禄等又被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通过号召全民学习英雄事迹来凝聚和团结群众,无疑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尽管英雄人物在各自的年代里发挥过不同的功用,但是,他们应时而生,也应时而灭。然而,雷锋却是一个例外。时间的推移非但没有让人遗忘他,相反,学习雷锋在各个时期都成为紧扣时代主题的社会运动,并且呈现出多样的主题和要求。雷锋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模型。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人民日报》对雷锋的宣传,分析雷锋这一道德模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过程。 一 据官方的传记记载,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不满七岁就成了孤儿:父亲遭日寇毒打致死,哥哥做童工,由于劳累过度得肺病而死,母亲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悬梁自尽。之后雷锋被亲戚收养。1949年以后,雷锋有机会接受免费的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先后做过通信员、县委公务员、工人,1959年12月参军,并随军迁至辽宁省营口市,1960年11月入党。因为在1960年抗洪抢险中的积极表现,雷锋的事迹通过题为〈苦孩子好战士〉的文章在报刊发表而得到了传播。此后,雷锋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1961年9月被推举为抚顺市人大代表。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认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题词,全国性的学雷锋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毛泽东的题词,第二版则刊登了罗瑞卿的文章。罗当时在党政军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的题词和罗瑞卿的文章都是从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中转载过来的。罗文强调「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覆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为一个已故的烈士相继题词,这在建国后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单纯的号召向模范学习的运动,它跟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着密切联系。1958-61年,中国发生了二十世纪以来破坏性最大的饥荒,这大大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一方面,面对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务实派着手整顿经济,在各个经济领域公布通过调查研究制订的政策性文件。随着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政策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降低了;更重要的是,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消彭德怀的职务、毛泽东的政治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提出批评。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显得日益不安。毛大力支持由林彪提出的、旨在突出毛个人权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作为对刘少奇「右倾」的一种反击。随之,从军内到军外,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造神运动被全面推开。 学雷锋运动是造神运动的典型产物。跟当时很多其它英雄模范一样,雷锋来自于军队。自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发起军队政治化的运动后,人民解放军的地位急剧提升。军队的作用甚至进一步伸延至其它领域,军队的政治部制度开始在党和政府结构中推广,1963年起,中央各部委都设立了政治部。通过有选择地安置退伍军人和设置新的政治部,解放军已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的网络。毛泽东在为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寻求办法的过程中,把军队视为最重要的后盾。而主要由农村新兵构成的人民解放军,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经过简单化和教条化的思想,也更利于造神运动全面而有效地展开。 学雷锋运动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印记。学雷锋只是一种形式,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是要学习毛主席。然而,这一点却使雷锋能够逐步转变成为一种维护政治权威的道德模型。因为从政权继承性上讲,不管实行的政策倾向如何,政权最终的合法性始终是来自于革命,而谁也不能否认的是,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也因此,作为造神运动产物的「雷锋」,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仅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中其它造神运动的产物那样受到严厉的批判,反而成了一项缩小改革前后政治合法性鸿沟的最现成也是最有效的政治遗产。 二 在学雷锋活动中,「发扬雷锋精神」是一个被不断强调的主题。所谓「雷锋精神」,就是在学雷锋活动中某种能够有效地推动、强化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思想和品质。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内(1963-99年),雷锋精神随着时代的变革一直在不停变换主题。共有五个宣传高潮:1973年、1977年、1983年、1990年、1993年。以这五次高潮为分界点,可以将雷锋宣传分为六个阶段:1973年以前为第一期,1973-76为第二期,1977-82为第三期,1983-89年为第四期,1990-93为第五期,1993年以后为第六期。第二、第六期的宣传是无序的,其它各期则呈现出曲线的分布。第二、五期的宣传在两个高潮之间呈下降趋势,第三、四期的宣传则在两个高潮之间呈上升趋势。本文将这六个时期作为分析雷锋精神的基本框架。 雷锋宣传的第一个时期(1973年以前)属于文革初期,学雷锋的主要立足点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中「爱」的层面。第一期的雷锋宣传在《人民日报》的幅度并不大,但是却体现了最重要的政治信息。雷锋是忠于毛泽东的典范,作为个人的雷锋,其所有的成绩和贡献来源于毛主席的思想。 第二期的雷锋宣传(1973-76年)的重点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中「憎」的一面。这一转变主要是由党的历史上一起严重政治事故造成的。1971年9月,突然有报导说林彪在外蒙古的一次坠机事件中身亡,事实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林彪密谋篡权,甚至暗杀毛泽东,而当他卑怯的阴谋败露时又试图逃跑。 1973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全面概括雷锋精神的文章,在署名为「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党支部」的通讯中,雷锋值得学习的地方被总结为三个方面:「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第二期雷锋宣传中,「钉子」精神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宣传中出现。「钉子」精神的实质被阐释为一种刻苦而认真的态度,被用来鼓励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这在1973年和1975年的宣传中都有所表现。 雷锋精神在第三期的雷锋宣传(1977-82年)中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1977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雷锋宣传第一次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社论中,周恩来的题词成为对雷锋精神的「精辟概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当时的情形下,学雷锋体现的最主要的方面依然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这篇社论号召:「我们学雷锋,就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大破大立……就要永远怀念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就要仇恨代表着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利益的『四人帮』」。 到了1980年,雷锋精神的定位出现了转变。《人民日报》转摘《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指出「新长征需要有雷锋那样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精神,也需要有雷锋那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钉子」精神得到了新的阐发,被定义为「勤奋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的精神。而取代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成为学雷锋又一主要内容的是「维护社会公德,培养文明行为,注意品德修养」。这些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即将逐步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期的雷锋宣传(1983-89年)中,改革的需要被进一步融入雷锋精神,「傻子」精神和「螺丝钉」精神被概括出来。1985年,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精简整编中,《人民日报》号召学习和发扬雷锋先人后己的「傻子」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另外一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党把他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的「螺丝钉」精神被认为是在面对「是听从党的安排,还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考验时,需要学习的榜样。 第五期和第六期的雷锋宣传中,雷锋精神在经过新一轮的道德整合之后,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继1977年关于雷锋的社论在《人民日报》3月5日的宣传中第一次出现之后,1990年再次出现。雷锋精神被定义为: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其核心是共产主义精神。1991年《人民日报》刊登江泽民会见「雷锋团」的讲话,强调指出「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由此而出现了学雷锋活动指导思想上的变化,「要求今后学雷锋活动要在坚持开展好公益服务活动的同时,把活动的重点转向立足本职工作,在岗位上体现出奉献精神」,「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成为学雷锋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1993年纪念为雷锋题词三十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的讲话再一次全面总结雷锋精神在新形势下所要求的表现形式。「钉子」精神被概括为「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螺丝钉」精神被提炼为「立足本职,忠于职守」;雷锋精神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精神中所包含的传统美德,被总结为爱国主义精神,它在新形式下的要求就是「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三 由上分析,随着时代的变革,雷锋精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雷锋因此而成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模型。其主要的功能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运动的风向标;第二,构建或者维护政治权威的工具;第三,社会风气的调节杠杆。 在雷锋宣传的早期阶段,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被突出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学雷锋活动跟批判阶级敌人紧密结合起来。刘少奇被称为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他的罪状之一便是「肆意歪曲雷锋同志的高大形象,把雷锋同志说成是『和平时期』的典型,抽调其阶级斗争的灵魂」,其目的被解释为「妄图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号召要「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满怀无产阶级义愤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而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雷锋又同样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四人帮」的罪行之一就是「污蔑学雷锋是不分阶级、不讲路线、不抓大事」、「竭力破坏毛主席倡导的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甚至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公然砍掉周总理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学雷锋活动能够跟中国的政治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雷锋的阶级出身。雷锋是旧社会的孤儿,是共产党的贫民政策使他「翻身」成了「主人」,这种感恩情结凝聚成为一种坚定的忠诚。因此,雷锋精神很容易就被强化为对毛泽东和以他为灵魂的共产党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忠诚。毛泽东时代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或者极力支持的,只要从阶级感情的立场出发,一切的支持都应该是无条件和高热情的。同时,在后毛时代只要牵涉到党的合法性问题,同样的理由,就可以从雷锋精神中提炼出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来增加道德砝码。 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同时也起到了构建或者维护政治权威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雷锋宣传的高潮年份。1973年、1983年、1993年是毛泽东题词发表逢十周年,这三次都试图通过雷锋宣传来巩固和维护现存政治权威。1973年通过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批判反对毛泽东的修正主义者,重新确立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而维护和修复因为「九.一三」林彪事件和经济混乱而严重受损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绝对政治权威。1983年的情况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掌权之后,试图通过雷锋宣传对其领导的经济改革进行道德合法性的补充和确认。雷锋成为从革命政府继承下来一项有力的政治遗产。1993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二年,经济改革在中国掀起了新的高潮,而改革的各种弊端也开始显现,经济过热和道德滑坡同样需要用传统革命资源来整合民间道德和价值观,使之在最大程度上为政治权威提供支持。 1977年和1990年的雷锋宣传则带有明显的构建新政治权威的倾向。1977年的社论总结道:雷锋的一生是坚持反修防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一生。社论宣称,「我们学习雷锋,……就要永远怀念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1990年的雷锋宣传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这一年的社论指出:雷锋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在1989年以后的几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再次成为焦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阻力,就需要有新的价值和道德支持来弥补「精神文明」的真空,雷锋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道德符号获得了空前的宣传。而这种改革合法性的重塑跟树立新的政治领导权威是紧密结合一起的。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日益广泛流行,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又被作为调节社会风气的杠杆。在《人民日报》报导学雷锋事迹的消息中,有几则报导的标题非常形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群众来信表明)群众需要雷锋精神,雷锋活在人民心中」(1987年)、「改革开放年代仍需发扬雷锋精神」(1988年)、「雷锋又回到了群众中间」(1990年)。「需要」、「仍需」、「又回到」这些关键词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介入。雷锋精神中帮助他人、立足本职、服务社会的思想,成为克服经济建设带来的种种不良现象的手段。90年代初开始的「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活动除了鼓励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还达到了鼓励积极生产的目的。 概言之,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在塑造雷锋这个道德模型的毛泽东时代,雷锋更多地是像它的塑造者所希望的那样,担当着乌托邦运动的形象设计师的角色,学雷锋实际上意味着紧跟频繁而严酷的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文革结束以后,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具有了更广阔的扩展空间。首先,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政治遗产,雷锋被毛泽东的继承者用作证明其合法性的补充工具。其次,除了强烈的阶级性之外,雷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质被开发出来,具有了普遍学习的意义和价值,雷锋精神因此有了一种道德整合的力量。并且,随着时代的变革,在政治符号和道德符号之间,雷锋的价值逐渐偏向后者,但是,只要需要,雷锋作为政治符号的力量随时可以复苏起来。  * 本文部分内容承蒙高华、张凤阳、李永刚、安替、王强诸位师友的共同讨论,多有启发,在此谨致谢意。不过,若有错误之处,仍由笔者负责。另外,也要感谢丘城晓、张也雷、谌程明等诸位学友在资料整理和程序设计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 吴海刚 1979年生,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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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关于真相、常识、逻辑的启示(1)

关于真相、常识、逻辑的启示( 1 ) ——熊飞骏 1 、中华大国民不仅缺少真相,而且缺少常识和逻辑。谎言通常经不住常识和逻辑的质证,在民众无知情权的背景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相都可以用常识和逻辑推导出来,所以没有常识逻辑比没有真相更可怕 …   2 、中国最早的 “ 汉奸卖国贼 ” 是袁崇焕,当众千刀万剐后首都市民还把他的肉争吃了。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英雄!诬他为 “ 汉奸 ” 者最后多投降了满清。中国 “ 用汉奸帽子迫害真爱国志士 ” 的文化自此发扬光大,在特色中国则达登峰造极境界,把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的“裸官”居然在国内批量抛售 “ 汉奸卖国贼 ” 帽子 ……   3 、一说到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左就不由分说断言那是造谣,还信誓旦旦说他们认识的人没有哪家在那年代有饿死人现象?那么飞骏告诉这些人:我的叔祖奶奶是 1960 年逃荒过来的,她老家河南息县小王庄 120 人饿死了 100 多人。这次去深圳,朋友 CEO 总裁告诉我:他家 11 人在那年月活活饿死了 8 个 ……   4 、毛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并非只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才挨饿。三年大饥荒是大批饿死人时期,其余年份一样有饿死人现象,没饿死者也很少吃饱过肚子。毛中国多数农民长年生活在饥寒交煎之中,饥饿是永无休止的折磨,能吃饱穿暖者只限于少数特权村干部及其亲属 ……   5 、这次去广西有一个意外发现:原以为共和国只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才发生批量饿死人现象,没想到广西某些县早在 1956 年合作化时期就饿死了不少人?如宾阳县那一年就饿死了近 2000 人?大跃进时期中国最大的高产卫星是广西环江县,人民日报报道亩产中稻 13 万斤,代价是大饥荒时期活活饿死了 4 万多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饿死人比率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   6 、把大饥荒归咎于 “ 三年自然灾害 ” 是最侮辱中国人智商的谎言! 1988 年的旱灾百年未遇; 1998 年的洪灾百年未遇;西南五省连续三年发生百年未遇的旱灾,可没听说过有饿死人的现象?别忘了现在的总人口可是五十年前的两倍。若说世界科技进步了,普遍提高了人类的抗灾能力,可北朝鲜依旧在大批饿死人 ……   7 、常听身边人说按中国当前的发展速度,不出几年就可一人一辆小汽车?我回答说中国如果不进行急需的民主变革,十年以后别说家家户户买小汽车,能够吃饱肚子就万千之幸了?得到的回答多是 “ 怎么可能呢?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 ”“ 社会向前发展 ” 是一个伪命题,唐帝国在开元时期 “ 小邑犹藏万家室 ” ,安史之乱后就哀鸿遍野了。伊拉克在萨达姆执政前期人均月收入 2000 美元以上,后期就剧降到 300 美元。   8 、现在不少家庭重新挂起了毛主席画像,理由是毛主席能惩治贪污腐败?其实现在的贪官都是 “ 毛主席的好学生 ” ,是 “ 毛思想 ” 的忠实继承人:天文数字不明资产学毛的(毛是共和国首富);包二奶 N 奶学毛的;多处房产学毛的(全国拥有 61 座豪华行宫); “ 车轮腐败 ” 学毛的(毛专列能随意改变铁路调度);文物豪藏学毛的;出行的豪华派头学毛的(出行路线戒严);金钱外交学毛的,连“特供”也是学毛的 ……   9 、雷锋大年初一初二在抚顺市工人区捡了 600 斤人粪的 “ 先进事迹 ” 不但极端反常识反逻辑,且极为卑鄙地污蔑工人阶级。一个人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天气下两天能捡 600 斤人粪且运到郊区生产队的城市会脏成什么样子?还能住人吗?今天中国居然重新掀起学雷锋高潮?这是什么智商什么精神啊?不会操控导弹原子弹,难道就该重新拾起早就淘汰的手榴弹吗?   10 、民主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势均力敌的反对党而不是名目繁多在野党。无竞争力的在野党数量再多,也容易迎合执政党分一杯权力羹,只能起做秀作用,这是俄罗斯民主的主要悲剧。台湾马英九胜选连任后主动向民进党递出橄榄枝,邀请民进党魁们共商国是,可败选的民进党却不予理睬,这样的反对党才能成为政府的强有力监督力量 …   11 、有人说中国来个二次文革也不是什么坏事,起码能让死不睁眼的愚昧国民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擦亮眼睛 … 点评:企图利用专制疯狂来唤醒民众是白日做梦。重庆四川是毛体制重灾区,大饥荒时期饿死了 1300 万人,饿死人比例远高于其它省市,可如今两地官民却在为复辟毛体制狂热造势?长期文革的朝鲜民众也没有醒过来……   12 、今天的网络 “ 敏感词 ” 已达如此地步:有人就算为 “ 权力 ” 帮腔,只不过改变了一下说话的语气,不是假大空的惯用套路,也极有可能被 “ 权力 ” 和谐掉。就如文革时期不少人高呼 “ 毛主席万岁 ” ,也常被 “ 毛主席的好学生 ” 挑出毛病,莫名其妙被打成 “ 现行反革命 ” 绑赴刑场一样。   13 、一提到毛中国的恐怖,毛左就认定你是在为邓中国歌功颂德?并列举当今登峰造极的腐败不公来反驳。当你陈述海洛英的危害时,难道是在为鸦片唱赞歌?粮仓里的硕鼠固然可恶,但引进大蛇来对付硕鼠不是更危险吗?猫一样可以有效对付老鼠嘛?大蛇吃老鼠也吃人,猫只吃老鼠不吃人。干吗要妖魔化“民主猫”同时对“独裁大蛇”情有独钟呢?   ………… 二0一二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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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15分:两会新闻中心的负责人开始报采访名单,只允许十几家预先提出过采访申请的媒体记者进入。大多是美国记者,还有3家日本媒体。   9日上午9点56分:会场外许多记者仍被拒入场,有关部门派出了六个工作人员,在二楼楼梯口形成人墙,被挡在二楼的记者拒绝散去。大会工作人员否认今天是小组开放日,并称由于申请采访个别重庆人大代表的媒体太多,所以今天才安排提出申请的媒体“集体采访”,到目前为止,重庆是唯一还没举行开放团组活动的小组。   9日上午9点48分:据悉进入会场的几十名记者大部分是重庆随团记者,持有两会驻地证。也有人透露在采访中重庆代表团会安排环球日报、太阳报、联合早报、凤凰卫视等几家媒体进行采访。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35分:重庆代表团成员继续介绍重庆成就,侧重点依旧是重庆如何改革开放建设西部开放开发高地的路径。人大会上这种开放式的代表团讨论,各团都会精心准备的,自然也包括处于风口浪尖的重庆团。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25分:黄奇帆讲话结束,介绍“五个重庆”成果以及重庆在危房改造等方面的成就,并表示目前重庆商品楼价均价6,000人民币的价位是全国大城市中最低。   重庆代表团开放日突然改口说只有提交过申请的记者才能进去,而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有申请的需要,其它省份开放日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现场非常混乱,大批记者们被堵在门外,情绪异常激动。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20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入场,小组讨论准时开始,黄奇帆先发言。(图片说明: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昨天上午薄熙来(右一)昨早缺席全国人大全会后,下午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左一)出席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参加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10分:重庆市长黄奇帆等代表已进场,按照往年惯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晚到,现在众多记者被堵在门外,情绪异常激动。   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于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点正式开始,上百记者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场,但被10多名工作人员挡在二楼,根本无法接近四楼的采访厅。工作人员以记者们没有提前在网上申请为由,不予放行。   今年两会的人大小组的开放团组活动,记者都不需事先申请,而新闻重庆的新闻发言人直到昨天仍称今天小组开放。   最新消息,重庆团工作人员表示今日非该团开放日,只安排事先预约记者集体采访,重庆团本次会议期间是否有开放日,需关注人大新闻中心网站。 薄熙来、黄奇帆答记者问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25分:重庆律师代表谈刑诉法,正在提建议。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0点28分:提问环节开始,第一个得到提问机会的是官方媒体CCTV,是围绕政务公开的话题。薄熙来首先欢迎记者,称重庆是开放的城市,欢迎大家。并表示听说有四五百记者来,但重庆厅小,所以不能都进来。薄熙来回答央视记者提问称民主法制是为了监督权力,随后黄奇帆就如何政务公开表达看法,称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解决问题是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制度安排。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不要把各种大事小事、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身上,应该让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政府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民主法治建设环节。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33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农民日报》第二个进行提问,采访黄奇帆关于农民进城的问题。黄奇帆称该记者的提问有歧视农民的嫌疑。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0点39分:《人民日报》提问“如何继续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落实胡锦涛“314”总体部署指示”,仍然是黄奇帆作答。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0点50分:第四个问题由《光明日报》提问,关于留守儿童问题,薄熙来首次作答。   一家媒体问重庆卫视不播广告的效果,《大公报》追问王为何是孤立事件,新华社问基尼系数考核以及房产税等问题。   北京时间3月9上午11点11分:有香港媒体提问薄熙来有关王立军的问题,以及薄熙来如何看待自己的前程。薄熙来说王立军只是打黑中的负责部门中的一部分,英雄的头衔不是媒体给的;他个人很痛心,用人不察;但不能否定打黑,他个人不考虑十八大问题。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1点19分:《经济日报》询问重庆“三号文件”执行情况,再次将有关王立军以及与薄熙来个人前途有关的话题绕开。   香港亚视继续更进询问王立军,问薄熙来将如何反思。薄熙来称自己会总结经验,但鉴于现在调查没有结束,无法谈这个事件太多。   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11:30分:德新社提问薄熙来,你和王立军如此熟悉,他现在出事,你是否会感觉难受。薄熙来重申,打黑是重庆市委市府的整体工作,王立军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王立军在前线,所以被议论的多。随后薄熙来强调,涉及重案,要上报上级。 薄熙来:重庆上下领导都遵循约束 (联合早报,2012-03-08)   早报重庆特派员顾功垒、北京特派员黄慧敏报道: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今天上午9时准时开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介绍了重庆的发展以后,人大代表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现在开始接受记者提问。   据记者现场观察,现场气氛轻松自然。   薄熙来首先讲话,感谢媒体,并表示山城可以被客观报道。   他也表示,重庆有民主,也有法制,上下领导都遵循约束。   黄奇帆:政府公开政务有利公众监督   黄奇帆回复记者提问时则表示,政府公开政务,有利于公众监督。他指出,当局已解决了320多万名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现在每年转户的农民工有五六十万,到2020年重庆城市人口将达2000万左右。这些人将能够在城市里实现就业。   第一个提问的是央视,接着是《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到目前为止,尚未谈及敏感问题。 今天是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重庆市人大代表团将于北京时间3月9日上午9时对媒体开放,重庆方面高调宣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会参加重庆团开放日活动。重庆发言人更表示,重庆团9日将会非常开放地面对大家,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预计有关王立军的问题将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同时由于薄熙来8日突然缺席全体会议,所以他9日的面见记者和发言可能又会成为社会热点。   依惯例,人大各代表团在会期中,都会以开放媒体采访分组会议形式举行记者会,供媒体询问。从薄熙来到任重庆,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都很被媒体追从,不同的是以往媒体关注的是重庆的唱红打黑、重庆模式,而2012年,媒体对重庆的关注则聚焦在进入美国领事馆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目前的处境,以及他的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上。   3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中国国内法案,中共高层及全体代表又齐聚人民大会堂,当媒体摄影机一一捕捉台上第一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特写时,才发现薄熙来缺席该会议。   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肯定“五个重庆”的建设成绩,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显示,薄熙来也在座参加了这次审议。薄熙来8日下午的亮相,显示他9日应该会如期会见媒体。   自薄熙来任职重庆以来,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都是媒体追从的焦点之一。重庆代表团也一贯以高调的行事风格在媒体面前亮相。之前的4年,重庆代表团依次入住过国二招宾馆、西直门宾馆、远望楼宾馆、新大都饭店。在这些宾馆,重庆代表团可以自由接见有预约的媒体或者个人。而今年(2012年)重庆团的下榻地点,一反常态地安排在以前从未接待过两会代表团的人民大会堂宾馆,该宾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内,毗邻人民大会堂。当局还特别调派一个中队的武警戒备保卫,闲人一律免进。因此,重庆团除在大会堂内的开放会议外,几乎与外界隔绝。   全国人大会议从5日开幕到7日的2天半中,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已有27个代表团(不含香港、澳门团)开放中外媒体采访,并举行记者会,重庆团则是仅余4个未举行记者会的代表团之一。这也是5年来,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最晚的一次,从2008年到2011年,重庆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从未迟于3月7日。   即使如此,2012年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依然在媒体开放日前一天,高姿态地宣布“9日早上9时薄熙来会参加重庆团开放日活动”且“将会非常开放地面对大家,开放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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