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虽然担任了50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但申纪兰没在全国人代会上投过一次反对票。 此前，网络上曾有调侃说，“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 “她是唯一连任5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之所以能连任，就因为她赞成”，这也成为新一代中国公众对人大制度不满的典型个案。 提起此事，申纪兰起初有些迟疑，而后她解释说，“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也不是每次都拥护，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我）就不投票”。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基层农民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此前几天网络微博客上传言称，她曾参与创办一个房地产公司和一个注册资金达5000万元的贸易公司，并出任贸易公司董事长，还持有公司股份。 申纪兰对此回应说，她的确曾办过公司，钱是由村集体出的，后来转让了，她未从中赚取钱。她强调自己是“清清白白、认认真真办事的老婆子”。 申纪兰不上网，但是对网络有些个人意见，对最近的时政新闻，她也有“见解”，比如，提到北韩的金正恩，她说,“这个人挺自强自立的，不到30岁就跟美国谈核问题”。 她说，“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她说，有些人在网上看了“不正当”的东西，就“毒害”青年了。“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申纪兰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想出答案。她认为在网络上，有些人会把正确的理解错了，“有些是透明度大好，有些不该透的也不能透”。 她举的例子是华西村，“华西村是最好的一个村，竟然有人说那都是假的，那么多东西在那里摆着怎么会是假的。”申纪兰说，还有人竟说华西村整个财产就是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了。 因为深忧网络会教坏人，今年，申纪兰准备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建议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是：“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 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年已82岁的申纪兰说，“社会中有不好的事和现象，那是个别人出了问题，不是党不好，要这么看。这一点，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是有感情。”

核心提示：中国政府直属的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2020年之前降至7%左右。无视潜在增长率、一味推高经济增速，导致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剧。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避免出现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 原文： 中国、高成長時代に幕　目標7.5％に下げ、労働力減少に対応   发表：2012年3月6日 作者：高橋哲史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主动为2位数的高增长时代拉下了帷幕。温家宝总理5日宣布，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由去年的8%下调至7.5%。时隔8年，中国终于放下了维持就业所必须的”8%增长”的大旗。在劳动人口面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由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高增长已无法维系，中国开始转向可持续的稳定增长路线。 温总理在5日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就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解释说，这是为了实现长期的、高质量的发展。 瞄准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掌控宏观政策的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张平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考虑到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势，实现7.5%的增长也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也是为欧债危机影响下经济可能出现的下滑留出余地。 中国从2005年开始连续7年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8%左右”。在此期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一直维持在9%～14%，远远超过了8%的目标。因此没有多少政府人士会担心，将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会降至7%～8%。 理解此举的关键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稳增长”。 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年1月曾刊文解释”稳增长”与”保增长”的区别。”保增长”是2008年秋天”雷曼冲击”后中国提出的口号。为保持8%的增长目标，共产党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公共投资、宽松的金融政策，提升了增长率。 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至2010年的33年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正好是10%。一般认为，10%左右的增速符合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8%左右”的目标也被定位在，是在承受外部冲击、经济急剧减速的情况下维持雇佣的”政治底线”。 虽然幅度甚小，但中国终于下决心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是，农村原本富余的劳动力开始枯竭，中国不再需要用高增长来创造就业。劳动人口（15至64岁）将急剧减少也是原因之一。 警惕通胀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劳动人口为10亿283万人，比上年增加了345万。虽然有小幅增加，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却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为74.4%。原因是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增长超过年轻人口增长。 中国社科院人口・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认为，中国劳动人口的数量将在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将减少。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个体生产能力不提高，潜在增长率必然降低。 中国政府直属的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2020年之前降至7%左右。无视潜在增长率、一味推高经济增速，导致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剧。 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避免出现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不过胡锦涛政府内部仍有很多人坚持要”保增长”。有人认为，7.5%这一不干脆的数字就是”稳增长”派和”保增长”派妥协的结果。 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最大的瓶颈就是经济结构改革的迟滞。得以优先扩大生产的国企和政府系企业顺风顺水，承担消费和服务的民企却增长缓慢。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政府、国企以及政府系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公有经济很容易从金融机构贷款，然后对房地产等利润丰厚的产业进行投资。不过虽达成了高增长，但同时也为过剩生产、泡沫等副作用所苦。 与此相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流通、医疗、娱乐等新产业未得扶持，这使得国民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实际好处。在消费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中，民企被看好为火车头，但实际上民企至今仍苦于融资，面临经营困境。此次人大会议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提出应扩大民间金融的范围，要求放开、搞活民间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 2010年中国政府对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服务等一直由国企执掌的公共领域降低了门槛，推出了鼓励民间企业进入投资的政策。但某中国民营企业董事长却表示，其实什么也没兑现。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只有提高生产能力，这就必然要求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中国今后似乎必须拿出具体措施。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和” 中国经济 “相关的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原文： Learning How to Argue: Interview Ran Yunfei 发表：2012年3月2日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摄影：张彦（Ian Johnson）】 冉云飞是中国最敢于直言不讳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去年他在呼吁中国效法席卷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被拘留。没有任何审讯，他被扣押了半年，直到去年8月。有趣的是，公诉人驳回了警方正式起诉冉云飞的要求，要求警方提供更多证据。而警方拿不出更多证据，直到今年二月初，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冉云飞就职于政府经营的《四川文学》出版社，他常写一些关于中国古文的文章。他也是一位写了十多本学术著作的作家，其中包括《古蜀之肺——大慈寺》，关于一座地方寺庙的详细历史。这本书在他去年被拘留后就发表了。但在他的博客里——在那儿他常常打擦边球，文字幽默而夸张——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冉云飞在中国海外流亡网站上匿名呼吁中国进行“茉莉花革命”，并写道中国需要改革，否则只会落得和北非国家一样的下场——陷入无尽的混乱。（他的推特账号（@ranyunfei）已有57000粉丝，在中国只能用虚拟个人网络或代理上推特。而他的另一个博客——中国允许开放的新浪微博，已有7万粉丝。） 最近，47岁的冉云飞一直在关注言论自由和中国需要变革的道德教育。他生于一个农村小镇——现在属于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他是一名土家族，土家族是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在他四川省西南部成都的家中和他聊天。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去成都学习文学开始，他就一直住在那里。 ——————————————————————————– 伊恩・约翰逊 ： 自从你去年被拘留，一直有传言说警方认为你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有关系。当然这儿根本就没什么革命，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效仿北非的抗议活动都没有。那么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 冉云飞 ： 他们担心的是网络。但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常与人交往的人。他们问我是不是和王军涛（音）（著名的天安门动乱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异议分子领导）保持着联系。我说，没有。我真的没和任何人联系。我只是持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国保（国家安全局）最后还是相信我了，只是刚开始不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串通起来的。 你在监狱里做了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在阅读。像《圣经》一类的书是禁书，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反政府的。但他们允许我阅读所有我想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们不知道古文里也有些（颠覆性）思想。但他们不懂得古文，所以他们允许阅读这个。 有趣的是，经历了所有这些麻烦事之后你还能保住在国营出版社的饭碗。怎么可能呢？难道政府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贿赂你的方式？ 不，钱对于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况且我几乎不去工作。这是一种管理技术。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不用直接和你接触；他们借你的个人关系和职责向你施压。比如你有一个好老板，你也欣赏他，那么你就可能连累到他。他们会让老板来处置你，然后老板又来问你……总之，你能怎么办？他们会说：“喂，冉云飞出什么事了？”然后他们来询问你，告诉你你所做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会害了你的老板，然后你会觉得，好吧，我怎么能害了他？ 不能辞职吗？ 不能！他们会一直付你工资并告诉你你是体制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除了北京以外，四川是全中国政治异议分子最多的地区。四川并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不是最穷的；四川也不像广州那样靠近香港而有更自由的媒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说来话长了。四川有一种茶馆文化——这些地方适合政治性集会。在中国并非许多城市都像这样。这里几乎处处都有茶馆，人们在里边见面聊天。茶馆里边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袍哥文化（一种类似黑帮的组织，以前代替政府法律法规管理日常事务）。人们习惯了独立思考，不受政府左右。同样，我们离北京很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甚至这里的国保都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你不久前刚写了一本关于一座寺庙的书，寺庙就在街上。大慈寺有一个人声鼎沸的茶馆。发表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冉云飞 著】 我在去年被拘留前就完成了那本书的写作，然后就开始印刷。但当时我被拘留之后出版社拒绝发表这本书。我就把这事和国保说了，他们说：“你虽然被拘留了，但还没定罪，你可以出版书籍。你现在还不是罪犯，你有权利出书。”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和出版社说说？”他们说：“不行。我们又不是你的经纪人什么的，不能给出版社打电话。而且，那会把他们吓个半死！但你可以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书就出版了。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网上出售。我们印了5000本，我已经卖掉了2000本。他们在一个寺庙里面卖书，但除非你自己问他们要，否则你买不到。书可以买到但没有途径。 那是一本做工精制的关于寺庙历史的书，包括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事。 是的，我描述了解放后那些僧人是怎么被攻击然后划成右派的。一个僧人是右派！简直是胡扯。但那就是事实。就说了这些，我也不会偏激到非要揭政府的伤疤。只是陈述事实。这就是我写书的风格：真实，清晰。 为什么你选择写一座佛教寺庙？你是信徒吗，佛教还是基督教？ 不，不，不，但我确实和基督教有些渊源。我妻子是个基督教徒。因为我的妻子和一个地方教堂的牧师朋友，我受过一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自己不是信徒，也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我懂得灵性的价值。这点我并不否认。但共产主义者确实毁了宗教。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看看西藏。我告诉过国保：”你们想太多了。你们不让他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你们没有信仰所以你们不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愤怒和悲伤。你们跑去寺庙挂上毛泽东、江泽民或胡锦涛的画像，这就过分了。这是不对的。想想吧。难怪他们要自焚。” 那么你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你却很尊重宗教。 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更好地发展，那么一定需要信仰。也需要非政府组织。我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他们认为那是“好人做的好事”。但这不对。非政府组织和教堂一样有必要性。那些没登机的教堂都是公共空间。现在在中国可能只有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了。 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新书。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材料都是些如何爱党的东西——当然只会导致精神危机了。 为什么？ 他们教你崇敬的东西都是假的。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他们的那些模范英雄都是假的：王杰，刘文学，赖宁：假，假，假。所以当他们教人道德的时候，用的工具却是捏造的，完全的虚假。之后学生们知道了雷锋是假的。他这个人的确存在，但那些事迹都是编造的。这是毁灭性的——毁灭了所有你所教的东西。人们会感觉没有事情是真的了。这样他们还怎么教道德？不可能。问题是他们没有底线。社会也没有底线。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则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而那些骗你的人就是统治你的人。 你是如何与之斗争的？ 你必须学会如何争论。中国很少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逻辑清晰地争论。他们不知道如何争论，通常都以咒骂对方作为结束。 像艾未未那样？ 老艾表现得过火了。就像那个《环球时报》（一家批评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中国报纸）的家伙。那个编辑辱骂艾未未，艾未未就把那人的电话录音放到了网上。那是不对的。你可以辱骂我，但我也没有权利公开你的私人谈话。这个国家令你愤怒，但你应该对政府或制度愤怒。不要毁掉自己的原则，你不能用毁掉自由的方式保卫自由。中国许多讨论的重点都是怎么让对方愤怒至极：“哈哈哈，你死定了，等着瞧吧！”“（我）拧你的鼻子，吐你一脸口水。呸呸呸呸呸！”这是辩论吗？不是。 那么你的新书是如何写这一点的？ 我正在收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这两个黑木头柜子里装满了教育材料。这些东西有的是清朝的，有的是民国时期的，还有建国后的。我从大学、小学、军队、佛教徒学校、监狱、农民扫盲运动中都收集过材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写的书会分为两卷。你会从中知道（教育的方式）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有哪些变化，哪些没变。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数据和定性分析上的——比如说，在教育材料中一个字究竟有什么变化。 你观察到了什么？ 让我先给你看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现在政府说是30万人（被杀害）而日本人说远远不到这个数字。一些日本人甚至不认为那是一场屠杀。他们说：“好吧，如果那是一次屠杀，请拿出死者的名单。你们30万死者的名单在哪儿？”政府没有什么名单，甚至3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重视个体的生命。这是事实。70年后也他们只有1万人的名单。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 就在前几天外交部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上写着不能够讨论南京大屠杀；它已经发生了，你却不能讨论它！简直太荒谬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根据东京战争罪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已经宣布为一场犯罪。从法律上说已经讨论过，它已经存在。所以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性。你可以从学术上讨论，但法律认定它是事实。”这才是他们反击日本人抵赖应该采取的方式。他们应该说：“你们的官员不应该否认国际论坛法定成立的事实。”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显得克制却坚定。而他们却说，不要讨论它。禁止讨论。但是你应该去讨论死了多少人吧。他们不在乎。 这和教育有什么关系？ 在那些教育材料中这些处处可见。你会看见共产党是怎么利用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国民党也这样。两党都喜欢夸大国家的重要性，都不谈个人或权利，每个人都是为国家而生的。在上个世纪，绝大多数教科书里充斥着民族主义。但两党之中，共产党把历史歪曲得更严重。他们一边教你爱国主义，一边描述外国人如何毁灭和侵略了中国。这是为了让人产生愤怒感和羞耻感，认为只有党才能拯救你。 人们在说今年可能是改革之年。高层领导将在秋季换届，似乎这些官员认可了改革的需要。上周《人民日报》上有大篇幅社论都在呼吁更多改革。 我也看见了，但你要明白《人民日报》上总是会有些这种文章给知识分子们虚假希望。他们在谈论改革。甚至《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他们是看见了问题所在，但我怀疑这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可能会有更多经济改革。 但好消息是博客和网络冲破了共产党的信息垄断。所以改变的确在从草根阶层慢慢发生，但多年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一个老外，你可以住在这里，学会使用筷子，学会流畅的中文，但你可能不会明白中国人在想什么，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地区。如果你向一个普通人询问敏感事件，他们的反应可和你的反应大不相同。你很难想像他们的恐惧感。你可能被驱逐出境，但这儿的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中国的话语系统需要被仔细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假话的）平行语言系统，这和真话有同等的地位。你必须学会分析在这种不自由的国家长大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唯一途径。 教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可以改变两件事，我会选言论自由和教育中立。如果做到了这两件事，中国会有巨大改变。1949年以前我们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和更完善的教育。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是因为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控制比共产党要松得多。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更优秀——即是专家也是公知。而现在学者专家发表的都是垃圾，公知也不公共了。 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都看不起学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叫做“教兽”。你仔细想想，日本人可以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只为政府服务。他们是御用的。真相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标准工作都是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做的，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发表过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价值的文章吗？我昨天在微博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连日本人都为南京大屠杀做了他们唯一做的好事，你们还敢说你们爱国？” 然后每个人都骂你吗？ 没错！他们说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但我只是我自己的走狗。 ——伊恩・约翰逊之前在NYR博客采访了长平、廖亦武和杨继绳。 2012年3月2日，上午11：15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作者： 应学俊  |  评论(0)  | 标签: 三八节有感 , 丁玲 , 延安整风 俗称之“三八妇女节”全称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争取“男女平等”游行集会以来，至今已走过了100年的历程。我国妇女自然和世界各国妇女一样，为国家独立、解放、革命、建设与发展，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笔者并非女士，然每至此节，却都会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和一篇文章——那就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写作与1942年3月8日清晨的《三八节有感》。谁曾想过，一篇小小的随笔竟如挥之不去的鬼魅阴影伴随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来到延安的丁玲一生，给她带来无穷厄运，而令人扼腕唏嘘之余也着实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哦，这害人的文字，这害人的文章！祸从口出，此话看来确实不假，然丁玲为此付出几近一生的代价也就太过沉重了。 哦，丁玲，一个怎样的人呢？她与她的那篇《三八节有感》有着怎样的传奇呢？ 丁玲(1904—1986),青年时文学显露才华，思想进步，参加中共，曾被捕，后投奔延安，受到当时中共高层热情礼遇，受到毛泽东热情赞扬，称其为“文小姐，武将军”，可抵“三千毛瑟”。但此后，丁玲在革命队伍中却始终坎坎坷坷，一会儿顶峰一会儿低谷。50后一代人大抵都知其革命题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曾获斯大林文学奖，此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令人炫目的文学荣誉。然丁玲命运多舛，几近传奇，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获得安宁；而她的《三八节有感》是一直如影随形紧跟着她并不断为其增添厄运的。为何如此？ 其实，丁玲和毛泽东之间，除同乡之谊，还有更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均亲自赴会。 来到延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多次去毛泽东窑洞，与毛畅谈。丁玲当属热血青年，她要求去前线后（当然主要是采访报道）。而毛泽东则为丁玲唯一一次用电报发送私人文字——为丁玲赋诗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纤笔”指女人纤纤细指握笔；“毛瑟”指军队士兵）。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一女作家，丁玲当荣宠莫甚。丁玲所受礼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下图为毛泽东赋诗赠丁玲手迹） 但自从丁玲因故未能赴毛泽东与江青不明不白（未说明是婚宴）的婚宴后,毛、丁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毛以为丁不赞成他与江结婚。而丁玲的一篇随笔散文《三八节有感》（其实真的写得不错）更加剧了她的厄运到来的速度。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批判。但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一句话保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时，毛泽东问道：“丁玲在哪里？照相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哟。”说完毛泽东见丁玲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才满意地自己坐下。毛放了丁玲一马，这也不能说与毛、丁曾经的私交毫无关系。而王实味后来则被处死抛尸荒野（一说在部队转移时抛入井中）。 新中国建国后，丁玲也曾官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但好景不长，几年后，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反右”时，丁玲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和“丁陈反党小集团”头目、叛徒，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毛泽东这次没有再保她了。这20年间丁玲所受的屈辱、痛苦真可谓一言难尽，也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几乎每一次批斗会上，她的那篇《三八节有感》都成为她早就“反党”的铁证。可丁玲一直认为毛泽东总有糊涂的时候，毛搞错了，总有一天毛会清醒过来，给她一个公平的。所以当毛去世的噩耗传来，丁玲大哭，她绝望了…… 毛在世时没有给丁玲一个“公平”，倒是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哦，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牢，再坐共产党的牢，且时间更久遭罪更多——按理，如果丁玲对她的遭遇无论怎样心怀怨恨和强烈的不满，那是顺理成章且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 粉碎四人帮，1979年7月，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她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前言中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好友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和这样的所谓“称颂”毛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此言似乎让她的好友一头雾水大惑不解,丁玲也为此而遭到一些人的不屑。 重新“翻身出山”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怎样的“成熟”呢？毛、共终于把丁玲真的打造成一个很懂“政治”亦即“顺从、逢迎”的“革命作家”。 在文革刚结束，为能重新回到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这或许就是她在“政治”上的“成熟”吧，她真的懂了……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丁玲最后一位丈夫）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40年沉冤，这次大白了！”——看来，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应当是在她发表《三八节有感》之时算起的…… 我国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没有多少区别，对于历史细节常常是有选择性的忽略或有选择地浓墨重彩，所以常常引导后人进入历史迷雾而不知所踪，心存许多“？”。有学者说：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义务。每个时代，只有在重读历史时，才能读懂自己，并且在重读历史时，站到新的台阶上。即使仅仅联系到女作家丁玲的一生来看，这话也是不错的。 而《三八节有感》那究竟是一篇怎样的东东呢？为何成为中共长期以来不能容忍的东东呢？有兴趣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附录】便知。□ 2012年3月6日 【相关链接】 视频：“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文小姐 武将军（丁玲） http://www.yxjedu.com/piaoyi_film20/li_shi/2012_sp/ding_ling.html ————————————————————————- 【附录】 丁玲：三八节有感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２５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 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