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乙肝歧视从娃娃抓起？ 文/魏英杰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乙肝宝宝”在入幼儿园时受到的阻碍仍很普遍，全国超过六成幼儿园在儿童入园体检时违反规定查验乙肝，超三成幼儿园拒收乙肝病毒携带儿童。 上述数据可谓触目惊心。这让人看到，乙肝歧视在现实中仍如此广泛存在。去年2月，国务院曾下发相关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检测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其中明确包括，禁止幼儿园违规查乙肝、拒收乙肝儿童。如今看来，这份文件要得到真正落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人们对乙肝人群避之唯恐不及，主要是受科学知识有限以及政策性歧视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顽固的社会心态。而实际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都已宣布：“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身体无临床症状，肝功能正常，不是病人，可以正常学习、就业和生活，不会因共同学习、工作等对周围人群构成威胁。”可见，幼儿园查乙肝项目不仅违反相关政策，也不具有任何卫生科学含量，纯粹是受过去残留的歧视意识所影响。 “乙肝宝宝”遭遇违规查验，孩子自己也许不懂，大人却一定很受伤。如果孩子们因此被拒入园，这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势必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等于是把小孩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加以不平等对待。从小就经受如此不公正对待，难免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阴影。而这样的阴影，很可能对他们的人生造成灾难性后果。却不知，那些违反规定者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点。 过去，数量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乙肝”曾经是这一群体的共同伤口，轻易不能触碰，而这个伤口却是由外来因素加诸他们身上的。接触过一些“美羊羊”和“小山羊”（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昵称”），虽说现今政策已经调整，可他们中许多人依旧活得很不开心。有人说，现在一听到单位体检，心里还习惯性犯怵。以前只要碰到体检，有的人要么千方百计躲避，要么干脆辞职走人。由于常年工作不稳定，有人因此陷入生活困顿状态。 这个社会曾经深深伤害过乙肝人群。如今，政策已经扭转过来了，为何还有人要继续伤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对相关政策至今仍采取阳奉阴违态度，拿别的理由将乙肝人群拒之门外。必须说，如果任由相关机构这么去伤害孩子们，不仅是在侵犯“乙肝宝宝”的合法权利，还等于是在人为地制造一个“弱势群体”。 不能再让孩子们在人生开头就遭遇如此不平等对待了。既然理性告诉我们这么做是错的，相关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伤害行为。相关部门也不能光让政策停留于文件，而应加大监管力度，不要在让类似悲剧发生。 2011年9月2日

穿T恤听古典乐，看上去挺美 文/魏英杰 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田艺苗在微博上发起“穿着T恤听古典音乐”活动，受到不少人追捧。最近，她把活动复制到线下，在若干城市开办古典音乐讲座，也引起了一些关注。 这个活动的理念是，让古典音乐走向市民，让高雅艺术不再显得高不可攀。穿T恤听古典乐，看上去挺美。不过，要降低古典音乐、歌剧等通常所谓高雅艺术的门槛，让普罗大众消费得起，恐怕没这么简单。这个活动或可增加人们对古典音乐的亲近感，但当走近剧院大门口，有些人会发现还有一道坎挡住前路——这就是票价。 报道称，票价虚高让文艺演出成了“奢侈品”。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中低收入人群、无独立经济来源的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所有人都认为目前文艺演出票价太高，75%的人认为“票价高”是阻碍自费购票观看演出的主要原因。该调查也许不尽详尽客观，但文艺演出票价高却是人尽皆知。在国内，看一场话剧、听一场交响乐，票价少则两三百元，多则数千元，这是普遍现象。 相关报道分析，演员出场费、政府税费、演出经营方利润的层层虚高，令一场场本应惠及大众、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演出变成了百姓眼中的“奢侈品”。这些因素确实存在，有的情况甚至让人啼笑皆非。在一些演出方眼里，赠票太多也是高票价的直接推手。而日前有报道曝光，获悉张学友要到当地开演唱会，内蒙古某公益事业联合会居然发出“红头文件”索要200多张门票。此举被微博网友称为“史上最强索票公函”。 当然，这只是针对一些热门的明星商业演出，像交响乐这种文艺演出，除了票价贵，也还存在着普及推广等问题。国家大剧院为纪念马勒逝世一百周年，从今年7月开始（到11月）举办数场马勒作品音乐会。前些天，著名作家肖复兴却撰文指出，同样是马勒作品音乐会，他在美国费城欣赏时只花10美元，而在国家大剧院最便宜的也要180元，算起来票价是那里的3倍。他不由感慨：再伟大的音乐，和普通百姓也应该是贴近的，而不能仅仅沦为少数人的专利或附庸风雅的点缀。 高雅艺术并不意味着只能提供给高收入人群享受。所以，穿T恤听古典乐固然挺美，但还得让穿T恤的人有消费能力走进剧院，亲耳聆听，这才堪称完美。如果说前者是为了让人们亲近艺术，后者则却可让人们亲身感受和享受艺术。目前，在古典音乐、歌剧欣赏等方面，国内尚处于启蒙与推广阶段，因此二者都有必要得到重视。遗憾的是，有些城市平时“重视艺术”的口号喊得震天地响，真正在文化投入上却又显得十分寒酸。 普及和提高艺术欣赏水平，途径不外乎依赖市场推广、政府扶持和企业资助。实际上，在欧美等国，虽说国民欣赏音乐会、歌剧的风气较为普遍，但剧院、交响乐团等文艺组织的生存发展也更多依赖于政府扶持或企业资助。在美国费城欣赏一场音乐会只花10美元，在欧洲欣赏一出歌剧最低也只需10欧元左右，这从当地收入水平来看，价格确实十分低廉。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就是得益于政府扶持或私人捐赠这一套运作机制。 有人曾这么总结欧洲大陆和美国歌剧的运作机制：“在欧洲，歌剧及其资金在议会上讨论，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而在美国，你总是会受制于某位女士异想天开的念头。”（引自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专栏文章）从这或可看出，要让艺术走向大众，发挥市场化机制自然很重要，同时却也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在古典音乐欣赏尚未成为气候的国内，如果政府能够更加重视文化发展，企业乐于“附庸风雅”，当可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这方面，倒有个现成例子。于8月中旬落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邀请了包括波格莱里奇、巴伦波伊姆、李云迪以及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等诸多名家名团登台亮相。据介绍，这场音乐节以轻松、亲民的氛围，力求拉近普通人与古典乐的距离。个中的明显特征是，音乐节所有演出门票价格控制在30元至300元。就此，本届音乐节总监余隆称：“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要给上海市民带来不一样的古典音乐。”据称，连旁边卖饮料的茶铺小妹，也觉得“听着觉得蛮好听的”。如此高水准的艺术演出及其追求大众化的努力，效果显而易见。 普罗大众也有欣赏高雅艺术的权利。表面看，似乎问题主要出在票价虚高，而实际上，这还和政府（当然也包括企业和大众）对待文化的理念有着莫大关系。如果哪个城市重视文化艺术，并从政策、税收和资金上予以大力扶持，那时候公众便可享受穿着T恤听古典音乐的乐趣，而一贯被认为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们，想必也乐于脱下正装，走进大众。有句话说：“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让人纳闷，为何这一理念在国内许多地方始终停留于纸面？ 2011年9月5日 发于《中国青年报》

一女多嫁，宋基会何以独善其身 文/魏英杰 继红十字会、青基会陷入丑闻风波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至此，中国三大公益基金会无一躲过2011年这个“慈善问责年”。 一手操办慈善事业，一手（涉嫌）介入商业经营，这是三大公益基金会身陷公众危机的同一根导火索。在刚被曝光的“宋基会”事件中，河南宋基会将大量资金用于放贷生利和商业地产开发，再度引燃了公众对官方慈善机构的集体讨伐。此前，在“郭美美”、“卢美美”风波中，相关慈善机构与商业公司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也令人疑窦丛生，直接导致人们对公益机构投出了不信任票。 面对公众质疑，三大公益机构的表现也颇有共同之处，就是极力撇清与问题机构的关系。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很快就声明它和红商会只是业务指导关系。青基会在“卢美美”事件发生后，也立即澄清双方只有公益合作而不存在商业合作。9月3日，中国宋基会在官网发布声明，称与地方宋庆龄基金会“无上下隶属关系”。许多人这才知道，中国红会并不是各地红会的“亲娘”，而河南宋基会的“爸爸”也不是中国宋基会。 尽管这些说法并非臆造，却也受到广泛质疑。人们很难相信，这些戴着统一标识，唱着“同一首歌”的公益机构，表面上虽有总会、分会之分（或给人这种暗示），原来却互不统属，而是各有各的“恩主”。再者，等到丑闻曝光了，这些机构才站出来澄清，这也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何况这些机构和同名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确实也不是光一句“业务指导关系”所能概括。譬如，《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就明确指出，地方各级红会和行业红会是中国红会的分会，下级红会向上级红会报告重要事项。 当然，中国宋基会和为数不多的地方宋基会之间，并不像红会的总会和分会那么关系紧密。它们之间不仅没有隶属关系，而且不存在业务指导关系，只是在一些项目中存在合作。即便如此，中国宋基会也难以独善其身。很简单，这些宋基会打着同样的招牌向社会“化缘”，这在平时可能有利于开展工作，可一旦发生信任危机，势必会让公众产生混淆。这种做法就像“一女多嫁”，到头来只能是玷污了自己的清白。再加上，不论哪家宋基会的公开透明程度都很低，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总的来看，三大公益机构乱象丛生，病根就在于自身性质不明、定位不清。官不官、民不民、商不商，本身就“四不像”，遑论让公众有清晰认识。目前，各地官办慈善机构俨然成为地方政府的吸金机器，其作用就在于换种方式从“善男善女”口袋里掏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像中国宋基会和地方宋基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类问题，其实并不会有多少人真正关注或在意。 据悉，在媒体曝光之前，河南宋基会即已引起国家审计署的注意，并开始对其进行审计。此外，河南省相关部门也已介入事件调查。调查结果如何另说，有一点很清楚：宋基会也好，红十字会、青基会也罢，要想摆脱当下信任危机，重建公众信心，必须脱下身上的“官服”，杜绝参与商业经营，回归公益本分。只有这样，上述公益机构才能以公开、透明、规范的运作，挽回丧失殆尽的公众形象。 2011年9月5日

500万元办张假证是谁的教训 文/魏英杰 河北唐山两名企业家花了500多万元，结果办出一张假探矿权证。但据报道，这张假证却是当事人从国土资源部政务大厅“领”来的。此前，他们在河北省国土厅官网信息公开栏上分明看到了国土部的调查函，而网站显示的信息是已办结。 这里头究竟有什么玄机？据相关部门调查，这件事和国土部并无关系，“就是有关人员利用国土资源部政务大厅这个平台，达成他们的目的”。虽说涉案部分人员已被批捕，但这一纸假证所牵出的代办矿产资源权证利益链条，仍然折射出不少问题。 两名企业家是通过一个号称在当地“手眼通天”的人物代办探矿权证，而他们之所以轻信这位神秘女性，又是因为听说她老公是省国土厅领导，很“吃得开”。 虽说这和当事人过于迷信权钱关系有关，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办理相关证件的手续十分复杂、门槛很高，所以企业宁愿花费高昂代价来打通关节。如果在这方面有章可循，基本不存在寻租空间，企业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办理（或放弃办理），当事人想必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骗子公司之所以能够让企业上钩，还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国土部的政务平台以及省国土厅的人脉资源，让这一切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证件是假的，可政务平台却是真的，骗子带他们宴请的省国土厅官员也未必全假，虚虚实实，确实让人防不胜防。正如事发后当事人所质问：政务大厅工作人员为何随便帮别人转交东西？这至少表明，国土部政务平台的工作机制以及省厅各处室的办事流程存在漏洞，让人有空可钻。 促使当事人汇出巨额手续费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他们在省国土厅网站上看到了相关办理信息。这却是涉案人员丁某找省国土厅工作人员“帮忙”发布的虚假登记信息。可见，如果没有国土部门人员的参与，这起大案就不可能做得那么“天衣无缝”。这也暴露了，省国土厅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内部监督存在重大缺陷。据悉，同样从国土部领出“假证”的至少有5家河北企业，而相关伪造文件均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省国土厅。针对上述案件，光批捕丁某一人并不足以对相关违法活动产生威慑作用，更难以堵住制度的漏洞。 抓住一两个骗子相对容易，可如果相关部门不能借此举一反三，认真反思和纠正相关环节漏洞，对内部涉案人员依法进行惩处，这一桩案件就谈不上已经完结。只要漏洞还在，就会有人禁不住巨大的利益诱惑，试图通过制度后门来达成目的。在这一案件中，表面看只是受骗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可实际上，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及其内部管理监督能力却不能不让人有所质疑。说穿了，当事人上当受骗仅是该案的一个结果，之所以造成这个后果，根源却在于手握公权力的相关部门。 2011年9月5日 发于《京华时报》

从我知道在深圳讲座的具体日期之后，就有一种死期临近的感觉，每天都像倒计时。我提前一天到深圳，因为要先上刘洋老师的节目。每次来深圳上刘洋老师的节目已经成了一个传统项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