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1年09月01日 23:50:54 　　卡扎菲虽未被擒也未身亡，毕竟已成昨日黄花，他再怎么负隅顽抗，都无济于事了。等待他的将是上审判席，以反人类罪的罪名接受审判。   　　利比亚重建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今天（9月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上，中国也派员参加了会议，不过是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的。这被前中国驻利比亚大使秦鸿国阐释为“这正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利比亚新政权采取‘不主动’的外交立场”。   　　说的很对很好嘛。自年初利比亚战事肇始，中国政府一直就秉持着“不主动”的外交立场。中方从未向利比亚反对派表达过口头上的支持，更未提供实际上的援助。冷眼卡扎菲屠杀反对他的民众，旁观利比亚国内血流成河。   　　直到反对派攻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赶走卡扎菲后，中国政府以前对利比亚反对派的“冷脸”才开始挤出了一丝笑容，8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一贯 重视利“国家过渡委员会”在解决利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其保持着联系。 希望未来新政权采取有效措施 ，凝聚各派力量，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致力于开展政治经济重建，使利人民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比之前令人听了耳朵起茧的“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之类的空话，马朝旭的新表述显然更具实际意义，如同一根伸向利比亚反对派的橄榄枝。   　　不仅如此，现在中方又向前进一大步，派员参与了此前一直拒绝参与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利比亚之友”组织源自利比亚问题联络小组，该小组于今年3月29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上成立，目的在于对利比亚采取的国际行动进行政治协调，并与利比亚各派建立联系。但中国为避免给外界造成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印象，一直拒绝参与这些会议。   　　好比一个人在社会上，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很忌讳言行不一的。在对待利比亚反对派的问题上，相比法英等国的态度鲜明始终如一，中国随事态变化而改变自己态度的做法令人观感非常不好。   　　很显然，中方态度的转变是利益使然。此前网传利比亚反对派表示“将用石油惩罚中国、俄罗斯的不支持”。现在看来并非无穴之风。   　　不用考虑欧美因素，仅从利比亚反对派的角度出发，按照简单的人情世故，在石油合作上优待支持自己的国家而冷落甚至惩罚不支持者，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早些时候，利比亚反对派就打出横幅向中方传达了他们的意思：我们未来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关系。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难道那些旁观者还奢望获得同等待遇么？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外交部今天（9月1日）发表声明宣布，俄罗斯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现在利比亚行使权力的政权。俄方希望两国以前签署的条约和相互之间应该承担的义务继续有效并得到履行。   　　从俄罗斯的表态中，大约可以知道关键时刻北极熊又把中国龙卖了，而它的利益也因此可以得到保证，至少不会受损太多。   　　至此，联合国五常中只有中国尚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的政权地位。这令人莫名其妙，难以解释其背后的外交战略： 如果中国真的“卓尔不群”不愿“同流合污”，那么又何必与利比亚反对派组织“全国过渡委员会”接触，并派员参加“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如果中国还在讨价还价，那么随着俄罗斯的反水，孤身一人以抗国际社会还有何有力筹码？   　　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谢亚静日前指出，利比亚的政治局势一旦稳定，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将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商机。在我看来，谢司长的话固然不错，但应该是梦呓。因为，利比亚的战后重建不是非得中国不可，倒是中国真有点离不开利比亚的丰厚石油。   　　回顾这大半年来政府在对待利比亚问题上的表现，真是令人对中国的外交感到失望。法英是道义先锋，分享胜利成果时也理直气壮，而 中方呢，恰恰相反，既不斥责卡扎菲屠杀民众，不给反对派任何帮助，在参与利比亚重建问题上也吞吞吐吐，给人的感觉是干啥都不光明正大，都猥猥琐琐。   　　外交大失败，又一次把自己的阴暗面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身为一名中国人，被这样的政府代表着，我感到害燥，无奈！     上一篇： 以平常心迎骆家辉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9月02日 00:01:42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发表了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人们在参与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向下看”的心理效应。   　　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   　　但问题是，试验里“倒数第二穷的人”在现实中是谁？这个问题太难准确回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和月收入三千的人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是望房心叹，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入上万的人在这十年中敢于购买稍贵一些的衣服，进稍高档一些的饭馆，多看几场国产电影。如此而已。有舍得花钱的人兴许会动用这笔存款买辆车，但买车并不代表脱离了贫穷。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此理放之中美皆准。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次贫穷阶层”的收入范围或许会非常大。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一帮整天抱怨自己收入太少而同时又需要缴纳个税的人，大概就相当于试验中那个最不愿为穷人慷慨解囊的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姑且信这个数字吧。然而，2400万人中，又有多少是属于本文所说的“次贫穷人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月收入3500至20000元的人群中，新个税法为他们减少的缴税从105元到480元不等，相当于他们每个月能多下一到两次不太高档的馆子。这笔钱，聊胜于无而已。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中国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通盘考虑，目前的个税改革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最贫穷阶层是否因此受惠还是个未知数；压力很大的次贫穷阶层依然是缴税的冤大头；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纷纷避税；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在减少。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国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   　　  上一篇： 愈加陌生的日本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官网近日发出公告，悬赏百万追查对其“不断进行攻击”的“幕后黑手”。公告称中非希望工程被质疑事件发展轨迹十分蹊跷，对中国未来慈善事业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8月18日华商协会六周年庆典上的两轮劝募都颗粒无收。华商协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聘请律师团专门受理举报。 不妨来看看华商协会此前劝募的“辉煌成绩”：据南方都市报披露，该协会4月21日认捐2.479亿元，6月19日又认捐1.765亿元，而卢星宇方面在8月2日称首批募捐超过4亿元。但在8月18日，其欲借六周年庆典日“套捐”的计划终成泡影。此前认捐硕果累累，而今却颗粒无收，俨然从云端直坠地面。如此冰火两重天，华商协会方面岂不出离愤怒？ 华商协会出现如今这种局面，与媒体对慈善黑幕的“穷追猛打”不无关系。正是随着一个个慈善黑幕被曝光，慈善机构尤其是官方慈善组织，陷入了一场深重的信任危机。这种尴尬处境显然削弱了社会公众的慈善热情。公众要么用脚投票有选择性地释放爱心，要么处于观望状态，要么干脆不再相信任何慈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华商协会的“零募捐”，还是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捐赠降到了冰点，都是民意审判的结果。 但民众用脚投票只是“果”，而慈善机构本身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才是慈善组织失信于民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比如，由信息不透明、操作不规范所导致的种种慈善腐败；甚至，有的慈善项目实质就是一种借慈善名义敛财的骗术。显然，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而媒体的曝光，只不过是将“慈善伤疤”公之于众而已。如果真要说有“幕后黑手”，那么最大的黑手其实就是失信的慈善组织本身。正是这些“不慈善”的慈善机构，将自己推上了绝境。 媒体报道事件真相，是其职责本分；公众用脚投票，是对权利的伸张和对爱心的呵护。相反，面对慈善黑幕，如果媒体不“穷追猛打”，则是在助纣为虐、同流合污；而公众对问题慈善机构依然爱之深，无疑是慈善更大的悲哀。媒体揭黑与民意审判，固然令慈善事业出现暂时性的危机，但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 可在华商协会那里，这一切却被描写成“幕后黑手”。逻辑荒谬之极的背后，实质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之技。劝募（或可称之为“敛财”）不成，不但无视自身问题，不去修复信任疤痕，反而归咎于媒体报道。如此态度，让人看到的并非“慈善”二字，而是一个“骗子”在极力狡辩。骗子当然最忌恨媒体的“穷追猛打”。因为媒体不曝光，用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指责媒体的话来说就是，骗子才能更好地“编造谎言，欺骗大众，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真正做慈善事业的人，是用“心”去做，而非看着来钱少，便恼羞成怒，横加指责。显然，劝募不成而百万追查“幕后黑手”，无异于自扇耳光。这既是个怪诞十足的笑话，更是华商协会给自身开出的一副错药。对于已深陷信任泥潭的华商协会而言，这副药不仅毫无助益，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令其在失信之路上越走越远。这从网友主动“自首”，“欢迎卢俊卿主席‘跨省我’”来看，就是最好的明证。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睢宁式“网络问政”实乃温柔陷阱 / 2011-09-01 23:50 / 评论数( 0 ) 双重压力下的写字教育如何突围 / 2011-08-30 23:26 / 评论数( 2 ) 国家机密不是特权私秘的挡箭牌 / 2011-08-28 10:47 / 评论数( 1 ) 政府采购不是特权的狂欢盛宴 / 2011-08-25 10:11 / 评论数( 1 ) 农村食品沉疴不只是监管缺失 / 2011-08-25 10:11 / 评论数( 0 )

有文化含量的政绩才值得追求 文/魏英杰 齐齐哈尔10年前将省级文保单位黑龙江将军府迁出市区，最近又准备花巨资把这座“庙”请回来。原来，当地政府决定这么做，是为了争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事情搁在谁眼里，都是瞎折腾的搞法。但是，当地政府恐怕自有一番逻辑。在这背后，其实都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思维在起作用。当年决定搬迁将军府，社会反响强烈，省文物部门还提出严肃批评，可都没法阻止政府创造政绩的步伐。其中除了所谓的拓宽马路，奥秘就在于，当地准备在将军府新址明月岛大搞旅游开发。 到如今，当地难道就觉得文物值钱了吗？这也未必。个中主要原因是，当地争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将军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说白了，这还是为了政绩。可这么一来二去，当年搬迁花了数千万元，现在要想迁回来至少还要花上亿元，这笔帐谁埋单？如果这也算创造GDP，那也罢了。问题是，迁出去、搬回来不仅涉及资金，还牵涉土地征用和居民搬迁等复杂问题，这还真让人伤不起。更何况，将军府一迁回，明月岛便沦为空岛，谈何旅游开发？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搬出去的将军府不复旧日模样，而迁回来的将军府，更不是原来的文物。从中值得反思的不仅是官员的政绩思维，还有政府对文物的态度。这种不善待文物、不具有文化含量的决策，也是导致文物蒙难的重要原因。当年，哪怕相关决策者有丁点儿文化敬畏感，也决不会把刚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的将军府迁走。即便是为拓宽马路，让这座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物矗立路边，岂不也是一道美丽的人文景观？ 遗憾的是，类似悲剧在国内各地一直在上演。前些日子，河南省内唯一的一座鲁班庙半夜遭强拆，相关部门却不闻不问。这座鲁班庙虽为市级文保单位，可从照片看却是残破不堪，俨然已被政府部门所遗忘。而实际上，整修保护这处文物所费不多，这样不仅不会影响附近医院建设，还可为城市增添文化含量。再早些时候，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面临拆迁命运，也是典型没文化的做法。其实，如果开发商把这处闻名中外“太太客厅”就地保护起来，不仅可赢得美名，甚至还可提升开发项目的文化品位。 把迁出去搬回来，把拆掉的再建起来，这确实让人哭笑不得。可放眼看去，许多地方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拆掉真正的文物，用钢筋水泥建造垃圾仿古建筑，还美其名曰“文化一条街”，这种做法在国内随处可见。追求政绩其实不是坏事情，这也是让官员做事的动力。但在眼下，政绩却使人冲动，冲动又使人疯狂。不经科学决策的政绩工程，最终就可能演化成为地方发展的灾难。齐齐哈尔来回搬迁将军府，受伤害的不止文物本身，连带当地老百姓也跟着受累，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失去便不可重生。因此，各地大兴土木之际，政府官员实有必要具备一定历史文化意识。那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今天被毁坏了，你就是历史的罪人。追求政绩不是错，但不能赤裸裸地追逐自我利益，完全不把文化和民生放在眼里。说到底，既要对得起历史，也要为当下和将来负责，这样的政绩和决策思维，才符合老百姓的真正意愿。如果连这点文化含量和责任意识都没有，政府官员再怎么追求政绩，也都和老百姓无关。 201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