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1年08月12日 15:04:04 　　奥卡姆的剃刀     　　今天在办公室与编辑平台的诸位同事一起讨论中国周刊的版式调整。   　　根据此前讨论的内容方面的调整，编辑部也提出，内容调整的同时，在版式上也做相应的调整，以使内容与呈现形式接近。   　　俗称新瓶装新酒吧。   　　在讨论审定版式调整方案时，奥卡姆的剃刀，迅速闪过了我的脑子。   　　我不是版式专家，我对版式的理解，混杂了作为普通读者、作为传统的重度消费者以及总编辑等多重身份。   　　这多重身份常使我痛苦，也困扰着我的同事们。   　　不过，即便如此，我对版式的理解，一直坚持着一个台湾人的观点。   　　中国周刊创刊时，曾请了一位在上海的台湾朋友，对中国周刊的版式进行会诊。   　　虽然这位曾在媒体和广告公司服务过多年的设计师的诸多意见最后都被否定了，但他说的一句话，却一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中。   　　他告诉我们，版式设计的要义是做减法。   　　做减法，就是删繁就简。   　　这不就是奥卡姆剃刀定律的简化版么？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圣方济各会修道士英国奥卡姆的威廉，信奉思维经济原则，认为一切无必要的累赘都应该被剃掉，“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奥卡姆的威廉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奥卡姆的剃刀划向版式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做减法。   　　做减法的结果，就是版式的简洁明快。   　　这有现实意义。   　　比如服装。   　　这个时候，没有多少人再有心思去欣赏维多利亚时代复杂冗余的裙装，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穿大清宫女的套装。   　　哪怕它们最美。   　　这个时代流行的是简约，流畅，明快。   　　流行的就是一把剃刀，把那些恼人的烦丝统统剃掉，留下最后的必须与美。   　　版式也是。   　　互联网时代，围脖时代，信息碎片化，人人都被纷乱而快捷的信息搞得晕头转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版面上阻扰阅读和获取信息的东西，哪怕是很微小的，都有可能被读者厌弃，认为乱心。   　　没有多少人愿意花更多心思去抖开那些我们可以设置的“创新小包袱”。   　　这样的情况下，原本我们认为是点睛之笔的“包袱”，也许真的成了我们被读者厌烦的包袱了。   　　简约，流畅，明快，同样适用于平面媒体。   　　这也是我喜欢新京报**杂志等这样版式的重要理由。 上一篇： 总编的无奈 　 下一篇： 底色 阅读数(300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18日 13:54:33 　　底色     　　1，   　　任何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的底色。   　　前些日子，新浪围脖上有帖子赞扬某大报今年以来一些言论有明显进步，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空洞乏力，认为这种变化，让人看到了希望。   　　但我并不认可这种滥情的“希望”。   　　我以前也曾在文章中肯定过这样的变化。肯定的认识论基础在于个人认为，涉及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细微进步，我们都要为之鼓与呼，这样才有可能在社会领域积聚力量并发酵。   　　但是，具体到某一些媒体，这种肯定并不表示我认为变化会让那些媒体脱胎换骨，具体媒体的个别的、偶然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并不必然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温州动车事件之后，该报的表现，印证了这种变化的偶然性，以及这类报纸的底色。   　　因为它们的底色，决定了这种变化的偶然性，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的格局下，它们所服务并受供养的“东家”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报纸所谓耳目一新的改变，也就成了转瞬即逝的昙花。   　　相形之下的另一些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经等等，无论有无大事，无论遭逢多大困厄，只要在，他们的报道，虽然也会因现实的压力而致轻重深浅有变，但基调不会大变，读者依然是可期的。   　　一正一反，变与不变，都与媒体的底色有关。,   　　2，   　　何为媒体的底色？   　　底色即基本色，是媒体间定界区别的风格。比如，中国时报，曾被称许为台湾地区自由主义的堡垒，这就是中国时报的底色。   　　不同的媒体，各有各的底色。   　　或左中右，或保守激进，或严肃八卦，或严谨无矩，红黑白粉黄绿，杂色纷呈，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媒体的底色取决于媒体的宗旨和价值观，以及随之在较长时间内对自身价值观的坚持。这一坚持的过程，是媒体底色得到印证和传播的过程，意味着底色的最终底定。   　　媒体的底色，折射的是媒体从业者的尤其是核心从业者的立场和精神。志同道合者汇聚在同一媒体旗下，形成了这个媒体的底色。因此，所谓媒体底色，也即是该媒体业者在媒体生产传播过程中价值观上的同心同德，甚至包括在选题操作等技术层面志趣的高度一致性。   　　媒体的底色，不是口号，也不是偶尔形成的。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媒体自我宣扬的宗旨和口号。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媒体标榜自己为国为民，行的却是祸国殃民之实。   　　底色的形成，在于业者对宗旨价值观的坚守，是由一期期的报纸杂志节目，一篇篇一条条的报道，经滴水穿石之功累积而成的。几乎每篇每条报道每期报刊节目都坚守同一立场，日积月累，才会形成媒体的真正底色。   　　底色一旦鼎定，虽遇特殊情况，呈现的色彩也会有调和，但底色却再也难有大的变化。   　　底色决定着媒体的表现。比如前述某大报，在民意汹涌的情况下也有顺应时代顺应民心之作，其少见的暖色，让人耳目一新。   　　但须知，这样的表现，就像偶尔的出轨偷欢，有时也能留下一些佳话，却并未触及某些人的核心利益，有时甚至更像不同利益之间借机的较量。   　　常说危难彰本色，在关键时刻，在重大事件面前，媒体的表现，才真正显露真容。这本色，这真容，就是它的底色。   　　即如某些媒体，在动车事故之后的表现，其结果并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因为它们的底色，已经决定了他们的选择。   　　但另一些媒体则相反。   　　他们也时常遭遇人员流动之困，遭遇现实政治和商业的压力，媒体和业者也时常需要并会妥协，会隐忍，但他们绝不放纵，绝不模糊底色。   　　色清尘不染。他们选择了在困厄中坚持自己的底线，有可以不说的真话，却不能容忍红口白牙地胡说。   　　支撑他们的，是从业者的职业荣誉、职业操守和专业技能以及他们的济世情怀或悲悯之心。   　　这是媒体底色与从业者的情怀操守交互辉映的结果。   　　底色清雅的媒体，自能找到趣味相投之人。而人久受此底色熏陶，耳濡目染，行为举止也渐渐趋同，即逢大变，断不会变得你不认识。   　　3，   　　当下中国的媒体，基本都脱胎于体制。但在浩荡的时代大潮中，一些面向市场化的媒体，如同孙猴子，受天地精华孕育破石而出。   　　这天地精华，既有传统体制的优势，也有市场大潮的激荡，更有文明进步的浸染，它们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性品质，已远远的超越了最初孕育的母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底色，这个底色，契合了时代变化，契合了真正的主流文明和普世的价值。   　　虽然当下依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依然带着紧箍咒，但它们的进步，与传统媒体相比，此去已十万里。一些传统媒体虽有进步，但却脱不了传统体制的底色，体制的底色不变，其媒体的底色也不会有变化。哪怕进步中是改进型2.0版，其基调依然是传统的。   　　在承认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前提下，我们对于应该坚守什么样的底色，还是有明确立场的。   　　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其价值判断应与时代潮流文明进步的相契合，尊重关怀基本的人性，而非其他。   　　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因为政治或商业情感的压力，会有妥协，会有难言之痛，但却不能玷污自身的底色，突破底线。   　　不作恶，起码应是所有被称为媒体的底色中的基本色，无论你是左中右，还是保守或激进，严肃或八卦。       　　 上一篇： 奥卡姆的剃刀 　 下一篇： 脱敏 阅读数(396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3日 10:56:50 　　脱敏   　　（中国周刊办公室故事系列）     　　送走了封面报道，我心里有些忐忑，担心。   　　压抑的情绪要释放。   　　于是，在办公室里，我又把哥几个批了一顿。   　　当然，态度不像那次恶劣。   　　顺带着，就选题报道的问题教育了他们一下。   　　我说，每次做这样的选题，我就担心。因为这样的主题词本身就敏感。   　　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敏感题材怎么脱敏？   　　第一，是讲故事。   　　人人都爱故事。   　　通过故事的形式，把要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一来比直截了当的方式传播得更广更久远；   　　二来，个体故事，表面上不涉及敏感的观点，属于骨头隐藏在故事里，绵里藏针一派，容易通过。   　　第二，从选题结构来说，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故事开讲，既是选题节奏掌控的需要，也能缓冲释放目标指向的敏感话题的压力。   　　我顺口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美女，如果一下子脱光了站在你面前，多美的女人也会让你毫无情趣，而且，这属于敏感的“黄”。   　　但美女穿着薄衫，感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把核心话题和观点直接呈现，就是那个脱光了美女，容易招惹是非。   　　通过非敏感话题铺垫，再夹杂敏感题材，就是薄衫美女，人人都会喜欢，包括那些挑刺的人。   　　众皆瞪大了双眼，在眼镜后面盯着我。   　　“朱老师，原来你也好这一口啊！”   　　徐一龙终于喷薄而出。众皆大乐。   　　“你可以发围脖啊？”我笑着说。   　　“真的可以发？你说的，真的？”一龙追问。   　　“怕什么。”我回。   　　“算了，我可不想损害领导形象。”   　　过了几分钟，一龙说。 上一篇： 底色 　 下一篇： 幸存者的游戏 阅读数(15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6日 17:26:55 　　幸存者的游戏     　　1，   　　8月19日晚，广州番禺长隆酒店会展中心。   　　新周刊创刊15年的庆典正热烈进行中。   　　在现场，我用手机发了条围脖：   　　“媒体就是一场幸存者的游戏。恭喜新周刊创刊十五年，祝福新周刊，祝福所有在夹缝中挣扎向上的媒体同行，幸存着，才有希望看到改变，看到努力的结果。”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慨，而且，我有足够的理由，表达这种感慨。   　　曾经，我呕心沥血打造的平台，才刚开出花，便拱手让人，自己则壮士断腕，再不回望。   　　曾经，我也曾留下印记的旧东家南风窗，此刻，正在进入多事之秋，正遭遇中国式的阵痛很动荡。   　　谁又能保证，正在热烈庆祝的新周刊就不会有此阵痛呢？   　　所以，我在致辞时，特别不恰当地在新周刊的庆典上，表达了不希望新周刊未来也会遭遇某些媒体的那种痛。   　　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一个随意性掌控的现实社会，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谁又敢保证呢？   　　结局唯有天知道。   　　但，我们总得尽人事。     　　2，   　　媒体是一场幸存者的游戏。   　　这一发现，并非自今日始。   　　2004年8月，当时我还在一本叫《传媒》的行业杂志。   　　适逢新周刊创办8周年，我与新周刊执行主编一起策划组织了一期关于新周刊夹缝中成长的报道。   　　成稿时，文章和杂志封面大标题，用的就是“幸存者的游戏。”   　　我毫无愧色地说，这真是一种彻骨的洞察。   　　不幸的是，很多从业者不明白。   　　记者编辑不明白也就罢了，媒体运营者不明白，却是致命的。   　　可惜，在媒体业界最早发现和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比如我朱学东，却曾在这个问题上败走麦城。   　　2003年，在一些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下，我对《传媒》施重手改造，致力于把传媒杂志打造成一本为中国媒体业市场化鼓与呼的专业杂志。这一过程，它也给我带来了荣耀。   　　然而，因为个性狷介，我忽视了（更确切地说内心不屑）一些关系处理上的问题，最终，在2004年做完十月刊后，放弃了自己曾经视若亲生儿子的杂志平台。   　　（当然，我后来明白，把一个媒体视若亲生儿子，这个观点本身就入了歧途，在中国，哪怕你赋予了这个媒体生命和灵魂，它也都是党国的，你只是看守钥匙的丫鬟，最多只是奶妈，永远属于过客。）   　　从此，目睹它一步步背离自己最初为它设定的目标。   　　也只有在失去之后，才能明白失去的滋味；只有眼睁睁看着它沉没，才知道什么叫痛入骨髓。   　　我在8月做幸存者游戏这组报道时，提醒别人，却忘了自我告诫。   　　这是身在庐山的结果吧。   　　但事后诸葛亮，一切悔之晚矣。   　　3，   　　拿破仑说过，一个人不要总是和一个敌人去战斗，那样的话，即便最笨蛋的敌人，也能摸清你的底细，等于你教会了你的敌人。   　　一个明智而有抱负的人，就是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汲取养分，不再轻易重蹈旧辙。   　　我以惨痛的失败，明白了这个浅显的道理。   　　所以，当我到南风窗履新时，便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为了长远目标，要学会妥协。   　　这个长远目标，就是做好南风窗。   　　就是在南风窗，我学会了各种妥协。   　　与同事妥协，与有司妥协，与经营妥协。。。。。。   　　以至于一年以后，我总结在南风窗的收获，我说，最大一点，就是学会了妥协。   　　当然，这不是为妥协而妥协，而是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妥协，是为了这个目标能够行稳致远，而宁可牺牲自己的个性，面子，身段以及承受牺牲若干选题的压力。。。   　　妥协的表征，就是用时代所允许的表达方式，来呈现杂志对社会的思考。   　　结果是，这种妥协和表达，并没有伤害杂志的品质。   　　如今我做的中国周刊，环境与此前做过的传媒、南风窗又大不相同，我却依然坚持用时代和环境允许的表达方式，来呈现这本杂志对于中国社会的思考。   　　自然，妥协就会有取舍，就会有牺牲。   　　但我自传媒之后，认识到，妥协过程，各方支付的成本最低。   　　妥协才是一种伟大的艺术，也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品质。   　　政治就是一门坚持下的妥协。   　　平衡就是各方的坚持与妥协。   　　学会妥协，才能存活，也才保存了希望的火种。   　　未来和改变，就存活在了妥协中。   　　4，   　　中国传媒业的幸存者，与其他生物种类和行业的幸存者有明显的不同。   　　和谐相处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但现实是，丛林法则依然是这个社会的铁律。   　　所以，活着，才有机会。   　　丛林法则是一套明确的规则，优胜劣汰。   　　在此规则之下，存活下来的，一定是强者。   　　但是，传媒业，尤其传统传媒业的幸存者，却不一定是强者。   　　对于传媒业，尤其是传统平面媒体而言，游戏规则除了有丛林法则外，还有更加复杂的规则体系。   　　相较于丛林法则，这套复杂的规则体系，更像是上位法，其权威性重要性高于丛林法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媒体业更是如此。   　　所以，媒体，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不仅要遵守丛林法则，还有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规制它，而且某些时候，更具致命性。   　　（那些非市场的媒体（其实已经失去了媒体的灵魂了），本身就是这套复杂的规则体系的产物，于他们而言，这并不复杂，而且，这套体系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规则体系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这套规则体系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还体现在解释者构成体系的多样性和管理弹性。   　　规则体系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能够让丛林中最强大的王者无所适从。   　　只有敏感且熟悉并且能够严格遵守这套复杂游戏规则的媒体，才有可能存活。   　　所以，真正能在不完全市场中存活的，虽未必是强者，但一定不是弱者。   　　须知，这种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韧性和生命力，是消耗战的幸存者，他们同样在造成体系的损耗，弱化体系的权威性影响力。   　　5，   　　“幸存者才是建设者。”   　　这是19号晚上，我的朋友陈朝华对我那条围脖的回答。   　　是的，只有幸存者，才是真正的牺牲者。   　　这个社会会有烈士，但不能人人都争当烈士，都成了烈士，谁去建设？   　　况且，社会已经过了当烈士的时代。   　　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鼓噪他人做烈士的，绝非好人。   　　我常常把那些鼓吹人做烈士的当成是体系的卧底。   　　因为有媒体成了烈士，固然对体系有冲击，可自损尤大。   　　有限的阵地，轻易地丢失易手，在战场上，会是什么结果？   　　这不是壮大自己力量的做法。   　　事实上，对于媒体而言，在恶劣的环境下，用时代所允许的表达方式，并非不能促进社会的改变。   　　幸存者的价值，就是只有活着，才能传播，才有希望，才有改变，哪怕是微小的点滴的传播，也能够为人接受并更广泛地传播，才可能改变未来。   　　死了，失去了平台，什么传播，什么影响，一切就是烟消云散。   　　所以，首先是要能存活下来，成为幸存者，才有机会成为参与者，甚至挑战者。   　　活着的意义，就在此。   　　活下来，一定不需要许褚的赤膊上阵。   　　勇猛如虎侯将军，赤膊上阵，寸功未立，于大局无补，徒留笑柄。   　　所以，这是莽夫所为。   　　而且，很有可能带来无穷后患。传媒业已有殷殷明鉴。   　　所以，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坚持长远价值的判断，用时代所允许的表述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判断思考和情感。   　　当然，这个时候，屠龙之技倒是有了用武之地，虽然有些可悲，但却是现实的选择。   　　这一过程中，媒体更需要的是慢功，是滴水穿石的功夫，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阵地一个堡垒的攻克与稳固——正面不行，边缘突破也无妨，迂回前行也可以。   　　中国改革的启示，其实就是边缘突破朝向核心的过程。   　　这个，就是坚持了媒体的根据地主义。   　　有了根据地，才有行稳致远。   　　但活着，如鲁迅所言，却不是苟活。   　　活着要有尊严，并不是只有作为反对派激进派才有尊严，也不是只有顶雷才有尊严。   　　媒体真正的尊严，在于前行路上，时刻不忘心中目标。既不能死，同样也不能为稳而忘了要去的方向。   　　当然，不作恶，不谀辞，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不能说假话，懂得自守之道，这是起码的要求。   　　个人英雄主义，坚决的不要。 上一篇： 脱敏 　 下一篇：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阅读数(804)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9日 10:29:44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   　　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   　　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的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作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落实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原载中国周刊2011年9月号） 上一篇： 幸存者的游戏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