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0年11月29日 14:52:21 　　[内容摘要]：虽然1980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机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的远算不上成功。   　　陌生的外蒙古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本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是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一向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于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并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达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唯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伦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伦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伦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赢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人，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名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上一篇： 专访蒙古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达亚… 　 下一篇： 中国在蒙投资悖论 阅读数(1653)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0年12月07日 11:49:18 　　多年以来，中国早已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商。两国高层间互访不断，并相互表达出双方有更多投资合作的意愿。   　　随着蒙古一系列世界级矿产即将开采，蒙古在中国能源、矿石进口中所占的地位也将不断上升。   　　然而，目前中国对蒙古的投资显现出极为不利的整体局面。尽管也有所收获，实际投资效果远不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理想。中资投资蒙古所面临的政治、舆论压力远远超过其他投资国。   　　在投资双方的警惕和指责之中，中蒙各有不满。   　　 诱人的蒙古矿业   　　草原和骏马早已不再是这个游牧民族国家的骄傲，储量巨大无比的资源才是这个国家手中最强的王牌。   　　蒙古的国土上布满了储量惊人的资源。现已发现或探明有石油、煤、铜、钨、金、银、钼、铝、铁等80多种矿产。15个大型矿产被列为国家控股的战略矿点。其中额尔登特、宝日高勒、图木尔廷敖包等6个矿已投产，奥云陶勒盖、塔旺陶勒盖、图木尔泰等9个矿尚未完全开发利用。   　　这使得投资额和贸易额对中国而言都微不足道的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大。1998年，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1999年起，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始终保持着这一地位。对蒙投资中，矿业投资毫无疑义地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蒙投资中，矿业投资占中国对蒙古投资总额的59.5%。   　　蒙古外商投资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中国在蒙古投资企业4900多个，投资额超过23亿美元，占蒙古全部外国投资的六成，而这些投资大部分在矿产，尤其是煤炭、石油、金、铁、铀等方面。   　　不过蒙古国家科学院中蒙经贸专家旭日夫（D.SHURKHUU）教授对上述漂亮的数字表示怀疑，认为企业数字早已下降。旭日夫接触到的中资企业中，许多都在抱怨困难重重。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那拉图也证实，上述4000多家在蒙中资企业，很多已经撤走、停止运作或是联系不上。   　　商那拉图了解的情况是，在蒙古真正运营的中资企业约1000多家，在蒙古投资成功的中国大企业屈指可数，包括中国有色、大庆油田、中金海、东胜油田等。   　　中华总商会平时接触的来自国内的投资者数不胜数，但投资效果大多惨不忍睹。一些投资者被绑架、抢劫或诈骗，更多投资失败者则是因为遇到了虚假勘探资料。一个共识是，1990年代以前，俄罗斯人制作的勘探资料80-90%都是真实的，而在此之后，80-90%的资料都是不可信的。   　　商那拉图分析，中国人走出国门较晚，不了解情况就急于向境外扩张，以为蒙古遍地是黄金就一拥而上。这一心态成为蒙古人赚钱的工具。   　　蒙古人对这样的投资者同样不满。“很多经营小公司的中国个体户素质很低。他们掌握很多矿产许可证，但管理水平低，走后门，破坏环境等，问题很多。蒙古人不满意，逼他们出去，这是投资质量问题。”旭日夫称。   　　由于受骗和投资失利者过多，中华总商会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都曾试图了解一些典型情况，进行宣传，以避免更多投资者不必要的损失。无奈中国人习惯“家丑不外扬”，受骗了也是悄悄回国，不愿说出来。   　　不过，这些个体商户和小型企业，无论对中国还是蒙古都并非真正的困扰。对中国而言，具备战略意义的只有大型国企及它们瞄准的蒙古大型矿产项目；而对蒙古而言，这些“中”字头的大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是让他们不安的“掠夺者”。   　　 “最大买家”的困境   　　2005年起，蒙古取代澳大利亚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焦煤进口来源国，并改变了中国煤炭进口的全球版图。与此同时，蒙古也是中国的第三大铜采购国。   　　毫无疑义的，中国成为蒙古资源的最大买家。根据旭日夫的说法，蒙古去年出口的所有煤炭全部卖给了中国，铜也几乎全卖给中国。蒙古煤炭工业协会的主席Luvsandagva Davaatsedev称，如果某些大型项目开通的话，未来5年蒙古国出口中国的煤炭将上涨6倍。   　　由于蒙古已经开发的诸多项目离中国北方各大能源、钢铁基地仅数百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是最大买家”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蒙古仅有两个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本身是资源出口大国，而中国则距蒙古最近、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大国。   　　然而，“最大买家”的身份，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大客户待遇，反而成为中国企业进军蒙古矿业的最大障碍。   　　中国投资者一直不满足于仅仅参与经营和销售，而是对矿权趋之若鹜，因为这样更能保证价格稳定和供给稳定，同时也更符合上市公司在融资方面的需要。而与中国人对控制权的渴求针锋相对的是，蒙古人做梦都想摆脱中国人的控制。有蒙古人在媒体上谈到，如果能够选择邻居的话，他们宁愿换掉南方的这个。   　　旭日夫称，中国的消耗量实在太大。如果中国全部使用蒙古的煤炭，即使是蒙古最大储量的焦煤矿，也只够中国使用2年。这令蒙古深感危机。大项目的开发为蒙古带来巨大的发展前景和自豪感，蒙古人并不希望到时候中国依然是独大的买家。   　　蒙古所有矿点中，目前最为耀眼的是两大“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的优质露天焦煤矿塔旺陶勒盖煤矿项目（Tavan Tolgoi，简称TT项目），以及与之毗邻的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铜矿奥云陶勒盖铜金矿（Oyu Tolgoi，简称OT项目）。   　　TT项目距中国边境最近距离为100多公里，储量高达64亿吨；OT项目距中国边境仅80公里，铜储量约2000多万吨，黄金700多吨，发现该矿巨大储量的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声称项目价值高达3500亿美元。   　　仅此两大矿产，就已经吸引了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美国矿业公司Peabody和中国神华等全球几十家矿业巨头旷日持久的争夺。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2002年，紫金矿业、中铝在内的六七家中国公司决定参与OT项目的开发竞标。这也是中国企业大举进军蒙古的肇始。最后由国家发改委出面协调，决定选中一家企业出面谈判。然而，在蒙古媒体大量民族主义的报道攻势下，这一投资最终造成了蒙古国内的反华政治事件。之后，随着OT项目的价值不断被发现扩大，中国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小，直至彻底出局。   　　为了能够顺利进入这一领域，中国企业开始刻意保持低调，不惜迂回突破，但依然未能逃过蒙古人“雪亮的眼睛”。   　　2010年7月初，力拓证实，力拓最大股东中铝也有兴趣投资OT项目，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通过购入艾芬豪股权进行间接投资。但蒙古最大银行KhanBank的首席执行长J.Peter Morrow表示，中铝不大可能成为力拓OT项目的直接合作伙伴，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引发来自蒙古政府的政治阻力。“这会成为蒙古政府的眼中钉。出于政治原因，蒙古政府不希望与力拓的交易最终成为与中铝公司的交易。”   　　对自身经济安全的考量，再加上民间对中国的极度反感，即使仅仅为了政治正确，蒙古也要努力寻找中国以外的第三国买家。与此同时，蒙古还力图在交通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运输能力一直是蒙古资源出口的巨大瓶颈。由于OT、TT等项目全部位于靠近中国内蒙的边境地区，能够将这些资源运往哪里，决定了蒙古有可能向哪些国家出口。   　　蒙古政府面临两个选择：铁路是采用与中国接轨的国际标准轨道，还是采用与俄罗斯接轨的宽轨—前者直接通往中国，后者绕开了中国，却经由漫长曲折的路线通往俄罗斯的出海口。选择哪一个，成为全国多年大讨论的宏大政治话题。蒙古一些私营公司从商业利益和成本出发，试图修建直接通往中国的铁路，这最经济实惠。但他们遭遇了坚定的反对，甚至引发了政党之间以及企业与部长之间的激烈冲突。无休止的争论让铁路的建设似乎遥遥无期。   　　2010年4月4日，蒙古国政府终于宣布了未来5683公里的铁路建设计划。在铁路问题上停止争吵，被认为是今年蒙古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最新的计划中，蒙古选择与俄接轨的宽轨，没有向南通往中国，而是横跨蒙古东西，最终向北从俄罗斯出海。   　　旭日夫是宽轨的支持者。由于被前苏联控制了70年，蒙古已有的1800公里铁路都是宽轨，旭日夫认为，继续铺设宽轨铁路能避免将全国铁路分为两个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铁路的走向：现在选择的线路虽然绕远，但可以为蒙古争取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出海口，并带动蒙古国其他地区的发展。目前，蒙古的出海口主要是中国的天津以及计划中的锦州。   　　由于俄罗斯目前仍然拥有蒙古国国有铁路公司—乌兰巴托铁路公司大约50%的股权，这一选择还包含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4月4日宣布的新铁路计划分三个阶段。仅第一阶段即全长1100多公里，投资约需20亿美元。第二、第三阶段修建的线路将向南部和西部延伸，全长3000多公里。全部计划完成后，基本上可以形成连接蒙古国各地的铁路运输网。   　　新方案牺牲了中国的利益，令中国的投资者和舆论愤怒不已，认为是又一个刻意排挤中国的事实。   　　尽管这一方案政治正确，但绕道数千公里的新铁路不可避免要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高达20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投资，已相当于2009年蒙古GDP的一半。已有批评者质疑，如果没有巨额的外国投资，或是指望OT、TT项目尽快变现，蒙古政府根本没有修铁路的钱。甚至有蒙古国内政治家已经在等着看笑话。   　　另一问题是如此绕道将极大推高蒙古资源的出口价格。中国券商国泰君安研究报告中测算的数字显示，从TT项目矿区以最短距离进入中国，最后到达天津港的总运距1539公里，每吨运费约为185元；而绕道方案中总运距长达4784公里，每吨运费高达574元。   　　虽然蒙古要想拒斥所有的中国资本并非易事，毕竟蒙古自身没有任何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这些资源，中国企业也的确在蒙古铀矿、石油、铅锌矿领域有所斩获。不过，在失去了OT项目和TT项目这两颗最耀眼的明珠之后，其他屈指可数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   　　中蒙之间目前最大的合作项目是图木尔廷敖包的锌矿项目，该项目中方投资了4000多万美元，其中中国政府前期注入了2亿多启动资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柴文睿称，这也只能算是个中型项目。   　　此外，中石油大庆油田、中石化东胜油田、中金海三家中国企业垄断了目前蒙古的全部石油勘探和开采工作。但蒙古石油储量偏少，所有中资企业每年能够开采并运回国内的石油仅10万吨左右，不成规模。 上一篇： 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老大哥送来… 　 下一篇： 《救助基地？奴工地狱！》凤凰周… 阅读数(2922)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0年12月20日 16:57:06 　　 官办救助基地 还是奴工地狱   　　《凤凰周刊》记者袁凌  渠县独家报道   　　曾令全奴工事件爆发之后，万夫所指其利用流浪智障人群充当奴工牟利事件为灭绝人性，但更惊悚的是，就在渠县，在曾令全背后，有比“残疾人自强队”更黑暗十倍的黑影，因为，这是官方救助站创立经营的奴工基地，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之后，直到最近，一天也没有停止从外地运送流浪、智障人员来此劳动和输出劳务；因为，这个官办“救助基地”与曾令全签订了用工协议，互相交换奴工来源；因为，这个由最早的麻风病院、此后的收容遣送劳动基地继承而来的“救助基地”，从第一天起就对外输出奴工，远到新疆，近到渠县各乡镇的制砖、建筑工地，以及农田，挣钱上缴救助站和承包人；因为，在这个三面悬崖，无路可逃的奴工基地里，不断有人逃跑，也不断有人挨打，受冻受饿，坠崖，病死和饿死，包括不到两岁的数名孤儿，确切死亡数字已无从统计，并曾引起不忍目睹惨象的当地农民集体上访—-这就是渠县救助站太平寨救助基地，地处渠县水口乡坪花村3组太平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之后，中国大地上最黑暗的角落。   　　 从麻风病院而来的奴役基地   　　太平寨地处偏远，三面悬崖，地势险要，前身是麻风病院。根据当地村民和麻风病院医生介绍，“救助基地”占地140余亩，上世纪70年代由农地征用为麻风病院，筑起了高大石头围墙。随着麻风病人或死亡或治愈，2000年被当时的渠县收容遣送站租用为收容教育基地，实际是让被收容人员从事强迫性劳动和输出劳务，过去为隔断麻风病竖立的高墙成了县城的监狱大墙。2003年收容制度废除之后，这里停用了20多天。但不到一个月，这里重新开张，以“救助”为名，将本应在救助站接受救助和接送回乡的流浪人员、乞丐以及部分智障人士输送到这里，在狼狗、警棍和绳索威胁之下强行劳动，不但要种植寨内100余亩农地、果园，饲养牛羊猪等牲口，还组织“被救助”人员四出为周围农民打谷子，起房子，打谷子每亩收取几百斤谷子，起房子的工价则是30——50元每人每天，这些工价都被管理人员所得。更有甚者，救助基地直接管理人员杨军义更是在附近乡镇承包砖厂达两年之久，使用10多名有智障问题的被救助人员烧砖干活，赚得暴利。   　　根据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介绍，杨军义是渠县救助站护送股股长，是太平寨救助基地负责人。2005——2006年左右，杨军义的奴工事业达到高峰，日常的奴工人员达到60——70人。这些人员来源都是被救助的人员，一车车拉来，在铁棒、棍棒威胁之下强迫劳动，检验其有劳动能力否，有能力者留用，完全不能劳动的智障人员，则趁夜拉走抛弃。   　　虽然救助站起有高达数层的漂亮楼房，奴工们却住在潮湿的水泥地下室，睡的床是水泥墩，铺着稻草，上面一床薄薄的破旧床褥。这些床褥来自民政系统接收的社会捐献。奴工们吃的是红薯稀粥，米非常稀少，多数时候则是菜叶煮稀粥。一年只能见到几顿荤。因为太饥饿，奴工们外出在农家劳动时偷豆腐、生肉吃。四五个月以前，“三号”在太平寨因为偷吃生肉发病死去，后被鉴定为脑溢血。“三号”是一个50余岁的智障老人，被弄到太平寨已经几年。   　　由于被拉来的一些人员是智力正常的流浪者或临时求助人员，经常试图逃跑。虽然围墙高大丈余，上面秘密插满了碎玻璃片，仍经常有人成功。村民王某和父亲在2005年一个夜晚救助了一个这样的逃跑者。当时王某正在起房子，把砖堆在围墙脚下，逃跑者得以从高墙跳下借助砖堆逃脱。逃到王家，这个逃跑者请求王给了他一只手电，喝了一碗稀饭，并拒绝了王父亲给他的钱的资助，顺坡逃跑了。   　　今年不久前，另一位老年村民则在水口乡街上目睹了救助基地人员追捕逃亡者的情形。当时这位老人劝住了被雇佣骑摩托车的追逐者，使其得以逃脱。   　　逃跑者被抓住后，会受到严酷拷打。村民目睹了其中一人被用绳子绑住吊起打，而后坠落悬崖，山崖下农民报案，救助基地又把尸体弄回秘密埋葬。3社的村民们出于义愤，组织人员找到了埋葬之处，挖出死者的一只手，挖尸者之一70余岁的老人燕某对凤凰周刊记者讲述到了当时挖出尸体的情景。   　　2006年左右，由于杨军义在寨内办农家乐，引发命案，杨开始脱离直接操盘，将“救助基地”转手承包，先后有近10名老板承包过这里的奴工、果园和房屋，办过酒厂、猪场、果园，承包的价钱为每年2万余元，这些钱都给了杨军义。最新一轮的承包老板为李明华和何明联手，其中何明为渠县涂溪镇梅湾村支部书记，李明华说，杨军义经手的承包款都未给他打收条，钱款物资往来也没有任何票据。   　　杨军义和这些老板合作，继续利用救助之名向这里输送人员，从未间断，直到眼下仍有10多名智障人士长期在这里做奴工；李明华说救助站为每人下拨有救助资金，但又说从未有账目，也没有收据。2007年，杨军义安排燕桂芬带领智障人卢聪林等数人到新疆做劳工，从此再无消息。老板们继续强迫被救助人员、智障人士在四乡的工地和农田干活，其中包括在渠县县城附近的建筑工地搬砖。李明华家中代耕了别人家缺劳力耕种的土地20多亩，也让这些智障人士耕种。其中一名60余岁的智障人王福能更是长期为其做长工，记者到太平寨时，他仍在李明华的地里劳动。   　　村民们描述，这些流浪者和智障者的劳动极其辛苦，三伏天酷热之时，上午要一直干到下午一两点，汗流浃背，连草帽也没有；晚上10点才收工。看到这些不人道的场景，他们都感到不合法而且不合人伦。当地村长和几名社长、麻风病院医生均向记者证实了这些奴役行径。村民们为反映寨内的不人道行径曾经到县、市省集体上访，却没能告倒杨军义。   　　救助站还把一些理应得到更好人道救助的被遗弃婴儿送到这里，这些婴孩大多只有一两岁，到这里后条件恶劣，很快死去，“只有养死的，没有养活的”，麻风病院医生雍朝彬描述。   　　记者于12月19号来到太平寨时，寨内的智障人等已临时被转移走，大门紧锁，狼狗嗷叫，救助基地的牌子已经消失。村民说，这些人前两天还在劳动。进入寨内后，记者发现大片刚刚铲掉了草皮的农地，待人喂养的牛羊，刚刚种的菜。一个孤零零的儿童“5号”站在山坡上，身后是他喂的牛，他来到这里已有5年，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   　　晚上，渠县救助站长刘定明承认，在曾令全和杨军义之间存在着用工协议，杨军义称他从曾令全处弄人到太平寨补充人数。他说，杨军义在下面的行为，他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他每年会去寨上视察一两次。   　　这个邪恶的“基地”能否被铲除？杨义军及其身后的内幕有多深？正义能否得到伸张？相关人员是否能得到惩处？《凤凰周刊》记者将在渠县继续为你报道。   　　  上一篇： 中国在蒙投资悖论 　 下一篇： 越南对华爱恨交织 阅读数(1830)　评论数( 10 ) 1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21日 21:38:40 　　[内容摘要]：   　　本文意图绝非谴责越南，而是提供一个换位思考，理解领国心态、利益和心里诉求的窗口。毕竟，中国的实力超过了俄罗斯外的所有领国实力的总和。周边的小兄弟们不担心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最近网上舆论，大家似乎都特别兴奋又在邻国中揪出了一个敌人，急吼吼地想去胖揍一顿。回想一下周边国家其实网友们想揍的多了去了，几乎各个都有开打的理由。我倒觉得找敌人不如找朋友。   　　领土争端如何处理，双方的文官政府自有互相沟通、处理的渠道和默契。通常都不会过激，以最大可能地保证和平安宁，双方都能接受。   　　而军人干政、民间军国主义情绪则令双方政府都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只剩下最极端的解决方式。这绝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   　　3月13日，越南一艘编号996的军舰上举行了祭奠仪式，祭奠23年前在与中国的海上战斗中阵亡的越南海军官兵。   　　1988年的同一日，中越在南沙群岛发生海战，约60名越南海军阵亡。这一天的祭奠活动中，十多名僧侣排列在甲板上的祭台两边举行法事，祭台上摆着越南常见的糕点礼盒，插着香，横幅上写着“长沙海上牺牲烈士追思会”。互联网上的越南青年联合会论坛以《长沙海上的花圈》为题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与此同时，越南一些博客、论坛亦有文章讨论和纪念。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及陆上分界线划界完成之后，两国关系、经贸关系均稳步发展，1月中旬的越共十一大，第一个发来贺电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经贸、旅游、投资的越来越频繁令越南各大城市到处可见能说简单汉语的越南人。但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中，中越关系尚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南海问题。一系列事件使得北方的邻国时常被描述为侵略成性、骄傲自大的危险角色。除此之外，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和误解，也令民间对中国的警惕难以放松。   　　2010年底，大陆《环球时报》刊登了访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的文章《越南专家：中越应像美英那样特别》。   　　这篇报道被翻译后，在越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2011年1月份，阮辉贵不得不就此发表声明，声称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受到了诱导式访问。对采访内容细致反驳之后，提醒越南读者保持警惕。   　　 南海问题难以跨越   　　记者今年年初在越南采访时，多位河内政治观察人士就表示，南海问题成为当前对越共执政威胁最大的问题。民族主义盛行的前提下，到底哪个党执政并不重要，但一旦被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妥协让步，将对越共执政合法性产生巨大挑战。   　　越南青年阮英俊称，越南学生从小就被教育：黄沙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是越南的固有领土，这一点在越南已成为普遍常识。平日里，除了天气预报会预报两地的天气，逢年过节为岛上越南守军送温暖活动，越南还展开长期的知识竞赛，增强民众的认知。   　　上述群岛在越南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有学者称其“是越南生存空间，成为大国的必备条件”，甚至有言论称“失东海将亡国”，必须誓死捍卫。   　　2009年3月17日，越南外交学院东海研究课题组举办主题是“东海主权争议：历史、地缘政治和国际法”的研讨会。越南各大学、研究机构、、独立研究者海外越裔知名学者等近100人参加，讨论越南东海主权斗争问题。   　　与中国的观点不同，多数越南学者认为，有证据证明越南自阮朝起即对黄沙、长沙群岛享有主权，不承认中国公布的“九段线”。有学者分析，东海主权争议的各国中，只有中国有能力以武力强占全部东海。近来，中国的学者、军队将领多次提到使用武力或军事行动，对东海有关国家施加压力，“以实现对东海的贪望之心”。   　　学者们认为美国不会放任中国独霸东海，使用武力独占东海应不是中国的选择，却又提出要警惕中国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   　　研讨会最终提出了一些对策，其中包括：“保卫越南对黄沙群岛、长沙群岛和东海主权的斗争必须紧密依靠两种力量”；民族（指越南国内外的民族大团结）和时代（国际法）；“四化”东海争议（社会化、公开化、国际化和非敏感化）；加强研究和青少年教育等。   　　而在越南民间，互联网上有大量有关南海问题的激进博客、论坛。出现与南海有关的事件，有时会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门前出现抗议人群。   　　2007年12月9日，因为中国宣布升级县级市海南省三沙市（下辖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近200名越南大学生在中国驻越大使馆门前挥舞国旗抗议，一周后，胡志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2009年9月，因刊登的一篇报道在用字上有认可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之嫌，《越南共产党电子报》主编陶维括被处罚金3000万越南盾（1700美元）。这篇转自中国的文章引用中国海军军官的话称，在西沙群岛进行演练是为了“保卫祖国南海边疆”。   　　报道引来越南众多博客作者的批评。有博主写道:“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党的电子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有多危险。”《越共电子报》后来撤回报道，并发表了声明，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会造成不良后果”。   　　研究越南媒体的广西大学副教授易文观察到，中越两国媒体对两国南海问题争端的报道是不对等的。这也体现了两国对南海问题的重视程度的差别。越南的报道数量上明显超过中国，经常有长篇报道，并引用专家的话进行论述。易文曾经查阅到的提到南沙、黄沙争端和表示抗议的博客有6千多篇，言辞较为激烈。   　　在曾经留学中国的阮英俊看来，除了南海问题，中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被认为是一场误会。阮英俊还引用胡志明的话，论述中越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磕磕碰碰很正常”。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则称，南海问题上越南的态度是誓死捍卫。如果中国不妥协，中越关系难以变得更好。   　　 越官方态度屡被批评   　　尽管民间和学界存在希望政府对华强硬的呼声，越南官方的态度却相对平静和理性。这令其被民间批评为对华软弱。   　　就在陶维括被罚款的几乎同时，越南逮捕了3名参与策划、印制就西原铝矿、南海等问题反对中国的T恤衫的博客作者。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的报道《越南对它的记者说：不要碰中国》，他们是在“写了质疑中国领土要求的挑衅性报道”之后被政府逮捕的。此前约5个月，越南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刊物《旅游报》因为连续的反华报道而被政府处罚停刊三个月。   　　中越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保持了默契。2009年，中越战争30周年期间，两国都几乎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两国官方似乎都希望民间彻底忘掉这场战争。有越南老兵写文章呼吁不要忘记埋在深山里的大批阵亡者，至少要给他们上一炷香。   　　今年4月8日，两名越南人因为在未向政府报批的情况下向中国大陆发射法轮功内容的广播信号，在河内开庭受审。有报道称，两人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而被逮捕。   　　1990年，中越成都秘密会议之后，关系迅速实现正常化。此后，关系日渐紧密。1999年初，中越两党总书记确定了新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的关系框架。2000年，两国签署《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   　　2003年4月，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期间，两国又提出“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方针”。   　　但上述方针在越南国内都受到了一些批评。2009年9月初，原越南劳动报总编辑宋文公（TongVanCong）文章《改革党，避免垮台危险》的长篇文章在越南互联网上广为传播。文章批评“16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指责政府“错将阶段性同盟当作战略性同盟，而北京却始终坚持大汉族主义扩张意图”。宋文公还将“错误地与中国结盟”称为是越南共产党三大弱点中的第一个。   　　“由于‘愚忠’于意识形态，越南共产党不能从乱选同盟者之错误中吸取教训，于1990年成都会晤时，向北京求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此，这两个敌人带着‘同志’的面具，假模假样地以‘16字方针’再结交！1954年之前犯错误情有可原，但自从北京连续不断地挑起与印度、苏联、越南的边界战争之后，仍然认为‘同是社会主义毕竟更好’，则真是青光瞎眼！”   　　宋文公分析，南海主权争夺之中，越南没有同盟国，陷于被动。“因为世人早已看到，越南将自己排在与中国亲密同盟的那一边了。”宋文公称：“祖国紧迫地要求越南共产党必须在如下两条道路上作出抉择：是为民族利益寻找同盟国，还是为党保持‘同志’？如果不尽快并且决断地回答上述问题，则越南共产党必将日益丧失民族信任，日益陷于被动。”   　　越南著名军队作家、高级记者范庭重（Pham Dinh Trong）也批评，通过一些边界领土争议案例，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北方侵略领土的方法是：分散、零星、静悄悄侵占”。“国家高层尽管高谈友好，高谈‘友谊十六金字’，而地方则尽管侵占，静悄悄地侵占，只要不大张旗鼓酿成国际事件就行！”   　　在对华关系上，越共显然与知识界产生了分裂。吴远富分析，越南学者有愿望与美国结盟，迫使越南政府实现民主化。把中国说得很危险，迫使政府淡化与中国的关系，是越南民主人士的梦想。   　　越共中央被认为还有浓重的社会主义情节。此次越共十一大，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贺电和嘉宾令其仿佛回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而来自西方的人权压力，以及国内的民主化呼声，令其对西方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民间截然不同的是，这样的警惕才是越共的心腹大患。此次越共十一大，再次明确提出防范和平演变，坚决不搞多党制。   　　经济上关联的不断紧密，也令越南自然选择与中国走近。尽管越南经济界一直担心产生对华经济上的依赖，但依赖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2004年起，中国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国。自1991年以来两国贸易一直表现为中国顺差，越南逆差，而且差额不断扩大。中国顺差从1991年的1057万美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49.8亿美元，占两国进出口总额的50%。 上一篇： 《救助基地？奴工地狱！》凤凰周… 　 下一篇： 缅北战火波及中方十亿投资 交战方… 阅读数(4128)　评论数( 6 ) 6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