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苗蛮子   “车马费”，这一堪称中国大陆媒体圈的“行规”，最近因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之间波澜迭起、火药十足的PK，而再次引发社会热议——5月6日下午，农夫山泉新闻发布会现场给媒体记者派500元车马费，参加发布会的知名网友五岳散人当即退还，随后发长微博将矛头直指昔日的媒体同行，质疑他们将收取车马费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态。一时间，质疑农夫山泉500元“收买”记者的声音四起，记者再一次悲催地被批评为“妓者”。 车马费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并在诸如“车马费范围”、“车马费标准”以及“哪些车马费可拿”等问题上，似乎已然有规律可循：一般认为，凡是商业性活动，以及少数官方会议或活动，一般都会有车马费；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地方形象，往往由当地宣传部门邀请外埠媒体前来报道，这种情形下，车马费是少不了的。至于车马费标准，则根据媒体影响力和媒体级别大小而不同。比如中央级媒体记者的出场费可以高达数千元，而一些地方媒体的记者，三五百元就可以搞定。 尽管传媒学者陈婉莹说“车马费对中国新闻业来说很尴尬”，但对于许多中国媒体人来说，除了对有偿新闻稍嫌不妥，以及对负面事件中的“封口费”有所顾忌之外，对于商业活动和正面性会议中的“车马费”，非但不觉得尴尬，反而拿得理所当然，乃至多多益善。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围绕“车马费”，各种丑态尽显：冒名顶替混车马费者有之；嫌红包少或混红包不如愿而耍大牌闹事者有之；甚至于，同一媒体因事先沟通不到位致使多位记者参会抢红包也有之。一些记者参加活动，在与同行交流时，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红包”、“给了多少”这类庸俗的问题。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拿了人家的好处费，那就意味着要给人家见见光，但很多商业性活动，本身就没有新闻价值。倘若将这种稿子堆上编辑的版面，到时领导批评的不是记者而是编辑。记者得了好处，编辑却要遭罪，恐怕还没有哪个编辑傻到这个份上。于是，一些老道的公关公司，通常会绞尽脑汁使会议的主题跟当前热点拐弯抹角挂起钩来，同时还得准备两三份礼物，分别孝敬记者、编辑，以及报社某个领导，于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同盟之下，一些打擦边球的软新闻，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报纸版面。 较之中国大陆记者拿得心安理得，英、美、日等国的记者则被严令禁止，记者如果私自收受红包是要丢饭碗的。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老牌财经媒体就明确规定，记者及其亲属不能接受采访对象提供的价值25美元以上的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如果收了则要上交报社，并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拍卖捐赠给慈善组织；并且，采访过程中，不得接受对方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而在日本，早在1946年就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两年后又发布“编辑权声明”，对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明确规范；此后，日本的电视、广播、出版等业界以及《朝日新闻》等大媒体，也陆续推出行业伦理纲领、基准或内部报道指针，对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 值得一说的是，对于采访对象“提供的住宿及往返交通帮助”，往往被中国的一些记者拿来解释拿车马费的“正当理由”，因为中国很多报社并没有相关的采访经费预算，记者如前往采访，只能自掏腰包。这样收支相抵，互不相欠，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其实西方媒体也很少有采访预算，有些时候也会接受采访对象的邀约，但他们是如何处理的呢？《远东经济评论》北京分社负责人介绍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新闻报道文后注明：本次采访的全部交通及住宿费用由xx公司提供，以利于读者对文章价值的独立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车马费并非只是中国大陆所独有的东西，其实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类似费用也颇为普遍，许多编辑和记者因为较低的薪资水平，也难抵一些公关公司的金钱诱惑；而即便在日本这类发达国家，一些不入流的所谓媒体也曾爆出类似丑闻。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也有极少数珍惜自己羽毛、颇有声望的媒体，如《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是明令禁止记者收钱的。 如此看来，人性在金钱面前，并没有什么中西之别。无论是西方媒体记者还是中国内地记者，在新闻理想的认知上，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即媒体应当志在成为社会之公器。但理想还需要物质来支撑，否则便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只是新闻之路上的孤独者。事实上，“车马费”之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几近绝迹，关键就在于：媒体在设定严格的报道伦理的同时，通过高薪保证了记者的衣食无忧。在英、美、日这些媒体成熟的国家，记者属于偏高收入阶层。比如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工资，虽然比投行职员略差，但和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比肩；而据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报社记者平均年薪为680万日元(42万元人民币)，若是规模超过1000人的大报社，记者人均年薪高达55万元人民币，即便是中小媒体的记者，年薪也至少有20万元人民币。 反观中国内地记者，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一则流传甚广的段子不无戏谑地这样概括：每月拿8000块，和一帮月拿数十万的老总们高屋建瓴地谈产业规划，是财经记者；每月拿着7000块，留着哈喇子说着年薪百万以上的人怎么吃穿玩乐，是时尚记者；每月拿6000块，两眼放光地写“中国向何处去”之类，是时政记者；每月拿5000块，全国各地追查真相常常被赶出门偶尔被追打，是调查记者。 然而，实际情形比段子所描述的更为糟糕：数据显示，除了极少数有影响力、市场效益较好的报社记者年薪有10万元之外，中国内地媒体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仅为4万元左右——既然说的是“平均数”，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年薪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值。收入水平低，而工作压力又高，使得媒体从业者成为当下中国最为辛苦，令人感到可怜的群体之一，也难怪乎中国媒体人往往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种双重压力之下，“车马费”也就成为中国媒体人保持一个有尊严生活的来源之一，甚至成为部分记者收入的大头。当然，除车马费之外，收“封口费”、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甚至通过某个负面事件要挟曝光，也是中国媒体人创收途径。只不过车马费较之其他途径，较为“光明正大”一些。但显然，这种表面风光的“有尊严生活”，恰恰是以践踏自己尊严换来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段子说，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在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问题是，你还有尊严么？ 中西方媒体的待遇为何如此之大？原因无疑有多种，比如相较于西方媒体专心于新闻业务，相关预算向新闻采集倾斜，中国大多数媒体则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而西方媒体之所以更专心于新闻业务，乃是因为它们不像中国媒体那样，有那么多的宣传任务，以及通过摊派而拥有固定的用户——正因如此，中国媒体即使缺乏质量与公信力也能够获得收益，何况有的党报还有不少财政拨款，于是也就用不着太过关注于读者的脸色与自身的约束。 如果说，西方媒体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那么中国媒体最大的压力来自政治权力，其次才是市场。由此不难看出，市场与竞争，正是中西媒体的分野所在。而熟悉媒介与政治关系的人都知道，媒体的市场化水平，往往取决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干预程度。而这，正是中国媒体人生存境况的制度性总根源。 然而，制度有病，并不意味着媒体人就可以无所作为，更不应该成为记者收取红包的理由。我们除了期待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体更好一点，媒体人也应该自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媒体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倘若媒体利用本该属于公众所有的资源牟取私利，不仅有损职业道德操守，也是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犯。最终带来的不仅仅是媒体公信力危机，更是社会信任危机。而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发展呢？

http://cgcsblog.asc.upenn.edu/2013/03/26/privacy-implications-of-the-chinese-network-real-name-system/ Privacy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Network Real Name System // Dr. Hu Yong critiques legislation in China that requires Internet users to utilize their full names and obligate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o report on any illegal actions by an individual online. On December 28 th   2012, the 30th Standing Committee session of China’s El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Decision on Improving Network Information Protection.

行政审批改革不仅需要在现有决定基础上的坚定性和执行力，还需要修法并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才能减少反复 行政审批改革声声急。 众所周知，行政审批改革属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根本性改革，在当前更显出特别的迫切性。政府换届不足两月，国务院即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13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坚决放权再度成为会议主题。李克强总理还在会上坦承：“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经济形势严峻，行政审批改革有标本兼治之效但不易，如何动真格？ 行政审批曾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   阅读全文

    相见不如怀念，见面不如闻名，唯有失去的时候，才能深深感受到她珍贵和美妙。人生遭遇常常就是如此。 这里说的不是江湖或者爱情，而是著名的“抗日神剧”。在取得据说全歼过百甲种师团，让日军前后补充兵员达 70 次之多，伤亡过亿的横店大捷之后，让不少人咬牙忍受，引来板砖无数的抗日神剧，终于要被灭掉了。不过这次动手的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万恶的帝国主义，也不是觊觎咱们钓鱼岛、阴谋复辟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势力，却是咱们自己的主管部门：两会后拥有一块长长牌子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据报道称，鉴于目前神剧越来越神奇，已经严重挑战了公众认知的智商和对于抗日的严肃性理解。总局将要颁布 22 条军令始规范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播出。据悉，规定特别要求：抗日传奇剧、戏说历史题材、雷人历史剧禁止播出，尤其所有抗战剧都需要重新审查，抗战黄金档播出也将被审查，播出数量也将被调控。现实题材剧本必须占卫视播出比例的 50% ，古装、宫斗、涉案剧目的限制沿用去年规定。 这几年，广电部门颁布的规定可谓不少，但估计没有一条像神剧屠杀令这般获得网络民意的认同。毕竟，在今天，打开电视就得看到无数违背规律的史事实，同时违背人类社会常识和自然规律的镜头、故事，对于民智已开，被美剧英剧塑造出新品味的这些民众而言，实在是件很难忍受的事情——除非，你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幽默感，能够从这些腐烂到极致的奇葩电视剧中看到些隐藏的绮丽。这样的人还真不是没有，比如有一回，半夜下班后我去宵夜，在一家小店里，电视上正在放着一部神剧，里面的鬼子兵照例智商堪忧，行动笨拙如猪狗，被中国大侠们整得团团转，最后抱头鼠窜狼狈而去。这种东西，中国人都看烦了难有笑容，孰料，旁边桌子上坐着的几个日本人，喝啤酒吃烧烤，看得性意盎然，边笑边用日语交流，全无被冒犯之感，更看不出因为自己的先辈被丑化而感到受伤害。 看来，“神剧纯属中国人自娱自乐，与日本无关”，这一点，不管咱们观众清不清楚，起码那几个日本人心里是清楚的。所以，当以后看到更加离谱的“手撕鬼子”，、“被奸女兵起身杀敌数人”，再到“美女裸体与八路军战士相互敬礼”的画面，看到神剧不仅局限在丑化粗制滥造，而更加融合了科幻、武侠、悬疑、时尚、性感等等多种因素，我总在想，那几位日本老兄，除了娱乐，会不会到了最后，对中国人的山寨创造力肃然起敬？ 最近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中国电视剧和文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 30 多年来，中国文化没有获得跟经济一样的成就，反而因经济的快速运动和教育的严重缺失，而呈现为严重衰退的景象。并表现在主体认知、核心价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历史传承、原创能力、基础美感、人际交往、个人教养、民族语言、国际传播、文化产业等十二个主要方面。这种危机状况引发了公众的普遍焦虑。而要培养出中国原创的优秀文化作品，就必须在行政体制、司法系、教育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朱大可对于中国反智电视剧的批评和阐释可谓到位，不过，我想补充的是，从神剧现象看，咱们中国人一点儿都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可这想象力和创造性，为什么只能挥洒在山寨节目和抗神剧上面，搞得天怒人怨，成为国际笑点？这问题，值得咱们中国人认真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