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文/候梅新 　　 　　昨天某杂志编辑打电话给我，约我写回忆与朱厚泽交往细节的文章，旋即又说接上级通知，不必写了。怀念老朋友的文章写还是要写的，有没有地方刊登无所谓。 　　在广东人文学会这些年，经常接触的几位老干部，任仲夷和于光远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力和听力已经退化，我只能倾听他们讲话，没有办法交流。朱部长才七十多岁，沟通起来顺畅很多。 　　忘了第一次见朱老的具体时间。那次他来广州，被安排住在珠江宾馆。…

2011年06月30日 23:52:00 　　刚看到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新京报的专访，虽然比之前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傲慢姿态强不少，但仍然是在为自己辩护。竟然说出“公众仇富仇贪，我们很冤屈”这样的屁话来，实在是脸皮太厚了！   　　尤其是看到下面这段对话，估计有人要忍不住开骂了。   　　 新京报：总会正在研发的”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信息管理系统”特点是什么？   　　 王汝鹏：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网络平台，过去我们能实现捐款人在线查询，查询捐款是否到账，但还很不够，捐款人更想知道钱用到什么地方，落实到什么项目上，这些即将在中国红十字会得到实现，我们争取在7月底前推出。   　　从郭美美事件爆发到王秘书长承诺的7月底，总共不到两月而已。也就是说60年来没做到的事情，两个月就可以完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事本来就很简单，可这帮家伙硬是拖着不办，收了爱心捐款，却不告诉人家钱用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公开？还不是为了方便行某事么？如此暗箱操作，还要说无腐败，简直是把人当三岁小孩或白痴了！   　　我在微博里痛斥他们“比衙门还衙门，可恶至极！”但显然这只是一时激愤之语，因为衙门毕竟是衙门，可恶起来那是红十字会所不能比的。   　　就拿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说吧，都是从老百姓头上“课税”过来的，一年动辄数万亿，今年据说要突破10万亿。照理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到今天，老百姓既没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到政府财政收入的照顾，更不清楚自己被收上去的钱用到哪里去了。   　　上周去沈阳录制凤凰大讲堂节目，我、北大教授夏业良以及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三人，对阵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所长刘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和刘尚希三人，虽然两派在关于财政收入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上有分歧，但都同意应该加强对政府财政开支的监督，确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监督，还是监督！中共打下江山前，黄炎培和毛泽东就曾在延安窑洞里有一番后来流传甚广的对话，主题就是“监督”，毛泽东当时说：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后来的事情演变，根本就是逆着毛泽东的话。众所目睹，不用多说。由于缺乏监督，政府越发“坏起来”：渎职严重，暗箱盛行，腐败丛生。由于无力监督，民众越发“不耐烦”：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怨气深重。   　　就连红十字会这样一个最应该公开透明的机构，竟然也玩起猫腻来。本来很容易建设的追查款项去向的平台，拖了几十年，直到郭美美事件引爆了民众的监督向其施加了巨大压力才开始行动，并且其实只要两月便可建成！   　　由此可见，没有监督，连善人也变成魔鬼，而有了监督，魔鬼会变回善人。明天就是中共90岁生日了，全国都在唱颂歌。本人五音不全，只能以此文献给中共了：你们实在太自由自在了，太欠管了，现在90岁年纪大了，再随心所欲下去会出大问题的！         上一篇： 红歌与红会 　 下一篇： 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阅读数(1388)　评论数( 4 ) 4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04日 20:56:20 　　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博友晚餐上，初次见面的杨佩昌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周后我在出差的飞机上就读完了，但随后杂务缠身，终不得整段时间来写读后感。   　　今天翻出书来重温了一遍，赶紧趁着还有空暇说点我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佩昌兄在德国生活多年，个性开朗的他交了不少德国朋友，对德国国民性有切身体会，且由于他原先为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服务，自然比一般人更关心和熟悉德国政府体制的运转。   　　因此，由他来写这本带有解剖德国奥妙性质的书，再合适不过了。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新华出版社审查过于严格的缘故，这本书较少涉猎德国政治体制部分。那本是中国读者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因此，诸君看到的这本书，主要聚焦在对德国经济制度设计的探讨上。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短短的15年内就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成功很大部分源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德国实现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国富民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显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如果说德国是后者的话，中国就是前者。现在中国政府宣称要从“国富民强”转向“民富国强”，但路途遥远。因为这是一次系统全盘的改革，可以预料阻力将有多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佩昌兄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也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保护私有财产。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际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骚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 上一篇： 监督，还是监督！ 　 下一篇： “目中无人”的快车 阅读数(1041)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29日 16:29:29 　　“甬温线7·23特大事故”的处理过程，充分暴露了“独立王国”—铁道部的“目中无人”。   　　铁道部门在事故发生后的傲慢态度令人愤怒，以其发言人王勇平的那句名言为证：不是想掩埋，事实上这个事情是无法掩埋的。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塘，施展开来很不方便，还要对其他的车体进行处理，所以他们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 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   　　说实话，我也不相信铁道部门掩埋车头是为了“毁灭证据”，因为车头不是尸体，铁做的东西没那么容易毁灭。我想这些人也不至于笨到那个地步。但他们的确笨的可以，因为他们不通人性，他们不懂得那个车头是一个象征，与这场灾难紧密相关，与那些死伤者紧密相关，牵动着死伤者亲属的心理情感。匆忙之间掩埋车头，即便是为了所谓的“救援方便”（其实完全可以运开而不必掩埋），也将给人心理上带去极大的不舒服。   　　而王勇平的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语气，更令人气不打一处来。态度傲慢不止于此。迄今铁道部长盛光祖除了在铁路内部电视电话会上表达过歉意外，尚未直接向死伤者以及他们的亲属道歉，这本是他最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一件事！   　　铁道部态度傲慢的结果，就是激发民意的更大不满，以至于划根火柴就要成熊熊大火了。最后还是要将病床上的温家宝总理从北京拖到温州去“灭火”。温总理说了一段话，我以为是说到点上了： 对几十位遇难者的家属，在处理当中，一定要人性化。我对他们说，谁都有父母、丈夫、妻子、儿女，谁都有亲人。亲人遇难，失去了生命，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因此一定要关爱，给他们合情合理的赔偿，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包括对遗物的处理，有人以为，它仅仅是财，我认为不，它实际上是亲人对死者的怀念。   　　此前有不少人就批评说，铁道部门对事故的处理让人感觉好像是在清扫垃圾。温总上段话应该是对他们的间接批评。   　　但是“目中无人”还不止于此，还不止于铁道部。短短3天后，7月26日出事地段就恢复通车了。高架桥上行进的快车与地面上的火车残骸构成强烈对比， 使观者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压抑心中的愤怒。香港某报章以“他妈的”大标题表达了大家的共同心声。   　　这愤怒不单是指向铁道部。很显然，此时作出恢复通车决定的绝非铁道部，应该是经过更高层的批准。 在死难者尸骨未寒、尤其是事故原因未明之际，是谁下令恢复通车的？谁敢担保不再出同样的事故？他（们）视人命为游戏的胆量从何而来？   　　这是非常令人不可理解的。这里的“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他们自己都有可能乘坐高铁，一样有遭遇事故的危险。但“他们”竟然“冷血”至此，只因为“他们”是体制中人！   　　半个世纪来，这个体制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目中无人”许久了。一次次冲刷高铁速度新纪录的“刘疯子”虽然因腐败翻车，但他是深谙这个体制嗜好的。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当年的大跃进，后来的“保八”，本质上都是一个样。“没有强拆，哪来新中国”，是了解国情后的大胆直言。   　　“目中无人”，意味着在这趟高速行进的列车上，效率就是最高准则，其他目标均要让位于它！任何企图阻挡列车行进之物，都将毫不留情地予以碾碎压平，任何拖累列车行进之物，都将毫无怜惜地抛下。   　　因此，拆迁自焚、小贩被打死固然已经司空见怪，就连厅官夫人上访被打、副市长之女遭强奸、反贪局长被刑讯逼供等也不再令我们感到吃惊了。面对这个“目中无人”的体制，任何人都是弱者，哪怕是那些自以为强者的人，也莫能例外！   　　这么多年来，这趟列车就是以这样的逻辑在高速行进着，已经很难减速、停下，更别说转换跑道了。从此点来看，你很难否认这个列车的驱动机制具有某种邪恶的本性，仿佛童话故事里的恶魔一样，黑暗占据着它的灵魂，使它不毁灭他人最终连带将自己也毁灭掉，不会罢手。   　　我这些天在看马勇先生的两本书——《1898年中国故事》和《1911年中国大革命》，今昔对比，对中国的前途又多了一层认识，也多了一层悲观。我发现，要想改变一个天生不合理的制度，实在是天底下最困难的一件事。修修补补根本无济于事，只是拖延时间而已。任何改良的愿望如果不懂适可而止，超过了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边界，那么就将遭遇“戊戌变法”一样的悲剧。   　　100年过去了，我在回顾清王朝覆亡的往事时，发现历史真得会重演，只不过换了道具而已！       上一篇： 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下一篇： 叫你们晓得“铁”有多硬！ 阅读数(7983)　评论数( 12 ) 1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0年09月08日 18:08:42 　　一提到美国的建国大业，我们总是想起莱克星顿清脆的枪声。但是美国之特色，不在于“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是“笔杆子里出政权”（或者说“嘴皮子里出政权”）。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1776年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成为开国十三州；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八年抗战”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海晏河清的景象却没有立即出现。《独立宣言》宣告十三州独立于英国之外，但十三州各自为政，还是紧密团结在中央政权周围，成为新的问题。《邦联条例》决定设立邦联国会，可是邦联国会的权力遭到重重限制，没有军队，不能征税，十三州保持相对独立。   　　独立自主的美国，一度比在大不列颠统治之下还要混乱。1787年，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旧址召开了制宪会议，最初准备修订《邦联条例》，后来发现仅仅修订《邦联条例》已经是杯水车薪，开始起草宪法，一边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一边以三权分立避免过度的中央集权，构建一个联邦制、总统制的共和国。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也就是说，美国宣告独立之后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没有总统。   　　没有1787年的制宪会议，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国崛起。如今看来，制宪会议是胜利的大会，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但当时看去，制宪会议绝不是团结的大会，围绕建国大业中的种种棘手问题，代表们从五月争论到九月。在《如彗星划过夜空》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里，林达和易中天向中国读者普及了制宪会议的过程。   　　如果说制宪会议是“嘴皮子里出政权”，制宪会议之后报纸上对联邦制的激烈争论，可以称作“笔杆子里出政权”。制宪会议发起人之一麦迪逊在百忙之中记下会议过程，结集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在报纸上力挺联邦制的文章，结集为《联邦论》（又名《联邦党人文集》）——尹宣先生先后翻译了这两本书，前者2003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先后被林达和易中天在写作时参考，后者刚刚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借用我们熟悉的框架，《联邦论》主要讨论美国应该统一还是分裂，但是统一/分裂的框架不足以描述双方的分歧。如果认为联邦论者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反联邦论者坚持分裂、反对统一，就把双方的观点极端化、简单化了。联邦论者主张建立一个拥有一定权力的联邦政府，反联邦论者更为强调各州的独立性，但是前者并不否认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后者也不否认需要存一个中央政府。   　　一个专制国家，经常放大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为自己的暴力统治寻求合法性，这种宣传特别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反联邦论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于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警惕，政府会以行善为由谋求最大权力，一旦获得不加限制的权力，作恶的可能性远远超出行善。反联邦论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反对政府的存在，只是对无所不能的政府表示恐惧。在一个稳定得几乎停滞的国家，公民可能像动物一样，只有生存权，没有其他公民权，暴力维护的太平盛世，不见得比乱世更好好。所以，联邦论者不仅要正面论述建立联邦政府的必要性，还要向对方辩友说明联邦政府如何与中央集权划清界限。双方拥有一定的共识，既要避免一个独裁君主式的中央政府，又要避免一盘散沙式的无政府状态。   　　联邦论者和反联邦论者不是在“太平犬”和“乱世人”里二选一，不是以“乱世人”的命运恐吓公众安于“太平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存在巨大分歧，但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障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是，它保障公民权利不被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随意侵犯。   　　英美政治体制常被并称为“英美模式”，可是从《联邦论》来看，美国的建国大业不是一边山寨、一边排外，而是坚持本国国情和学习他国模式并存。虽然英美刚刚交战，但以此为由彻底否定英国宪政的观点，几乎看不到。历史也足以说明，如果因此否定宪政，那不是跟敌国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原载《新民周刊》2010年8月9日   　　  上一篇： “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 　 下一篇： “清纯”的政治学 阅读数(943)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