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河北魏县穷而乱，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假药案，该怎么办呢？我想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认为那就发展经济、加强法治吧。天才的魏县政府官员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德孝”，关键中的关键又在于“孝”。还是老办法，领导干部带头“孝”。 在魏县的干部任用规定中，无德无孝一律不予提拔。怎么证明德孝呢？让父母开“德孝证明”。除此之外，媒体还报道说，自“德孝治县”以来，当地开展了一系列德孝工程，如每年举办十佳孝亲敬老媳妇评选、建设高标准敬老院、五保老人吃“财政”等。由此可见，“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古言不谬也。不过，以“孝”打假，从而治乱，魏县的这个逻辑实在不好理解。据我所知，假冒伪劣商品，很多都是家庭作坊生产，父母兄弟此间的精诚合作，到底是孝还是不孝？ “孝治”被认为中华优秀治国传统的复兴，魏县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山西河津、甘肃金昌等地出台过类似规定，都实行一票否决制。没有看到媒体关于这两个地方“孝治”成效的报道，却记得“孝治”之后的河津发生过不止一起矿难瞒报事件，其中著名的王家岭矿难至今没有公布死难者名单。尽管不都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其“孝治”至少没有发挥威力。重庆市还推出过“放假尽孝”措施，每逢家中父母、岳父母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回家陪伴。如今此地大唱“红歌”，而在最红的年代里，“孝”被认为是封建糟粕，“大义灭亲”才是正道，这个矛盾不知道如何化解？ 也曾有全国政协委员， 在“两会”上呼吁将“孝”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全国官员“勤政为民”。我希望有人做一个统计，看看那些贪官中有多少人对父母不好，或者说有多少父母在他们升迁的时候，不会给他们开“德孝证明”？据说大贪官胡长青同时也是一个“大孝子”，总是让岳父睡床上自己睡地板。更多的官员根本无须如此劳神，权势之下，马屁精如云，“孝敬”其父母者，何止一家一姓？ 媒体报道说，魏县已经有十多个干部因为“不孝”而未获重用。我很想知道这些阻止子女仕途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铁面父母。然而，报道出来的只有两位女干部，其中一位“和妯娌、婆婆之间关系处理得不好”，“还有一个是因为不孝顺公婆”，因此没有得到“德孝证明”。再联想到在这场“德孝”运动中，该县“每年举办十佳孝亲敬老媳妇评选”，这不就是“三从四德”的借尸还魂吗？“孝治”成为打击女性独立发展的手段，其结果也只会进一步破坏婆媳关系。 有人会说，敬爱父母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而且这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但是，“孝”一旦成为制度，它既不讲道理，也不讲感情，而只是一种统治手腕。根据胡适的研究，“孝治”的历史自汉代始，是叔孙通为建立汉帝国的“无赖粗人”创制的一种“帝国宗教”。鲁迅在讨论“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时认为，“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 ? 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地方官员热衷于“孝治”，并不在于孝能打假治乱、反腐倡廉，而是想要推卸治理假乱和腐败的政府责任，还可以用“传统文化”来蛊惑人心。媒体曾经找出一些老人，他们得不到儿女的照顾，晚景凄凉。那些儿女的确负有责任，但是如此报道也极容易掩盖更重要的问题。假如社会保障健全，老人不靠儿女也能活得很好，他们还有这么凄凉吗？儿女还会那么厌恨老人吗？收起税来毫不手软的政府，怎么就不对社会保障负责呢？ 记者调查发现，魏县大多民众都拥护“孝治”。这不过是因为，他们面临的选项，只有“孝治”和“不孝治”。而且大家心中都没有安全感，靠不了社会保障，就只能牢牢地抓住亲人。这种心态往往会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保障健全的社会，在一个不以“孝治”而以“法治”的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平等的爱为基础，往往更好而不是更坏。

2011年08月03日 21:41:01 　　穆里·罗斯巴德对失控的经济通胀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最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而且随后的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暂时的。这是因为通胀的发作常常是以一次超常的支出为机会，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会增加。然后，通胀进入了第二阶段，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开始下降，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货币扩张速度，人们反而会感到货币短缺。最后，通胀迎来了第三阶段，公众的心理已经不是早一些购买，而是立即从货币逃向实物或任何商品，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几乎为零。这一阶段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货币崩溃。   　　罗斯巴德的这番描述，主要是针对二战前的德国而言，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可能不那么合适。有专家会反驳说，首先，中国没有通胀只有通胀预期；再者，中国即使有通胀，也将很快被抑制，理由是：只要我们政府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   　　意愿是好的，但实际的效果还得看具体行动。政府目前所做的，归纳起来无非是一条，紧缩货币政策。货币紧缩，换言之，就是新印出来的钞票少了，银行不向中小企业放贷了，以前过热的经济增长，现在应该缓一缓了。如果这就是某些人眼里拯救通胀的灵丹妙药，我认为，这无异于把老鼠药当成泻停封。表面上看，对于拉肚子的人来说，老鼠药和泻停封的止泻效果是相同的。但吃过泻停封的人，不再拉肚子是因为腹泻治愈了，吃过老鼠药的人也不会腹泻，那是因为死人是不会腹泻的。   　　紧缩货币政策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但那种作用也仅限于表面文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又是一大堆，比如，请问货币收紧后，工人要求涨工资的钱从哪里来？信贷收紧后，提供工人就业的中小企业又如何生存？货币收紧，反过来又助长了地下信贷、金融黑市的滋长，那又是一个更大、更看不见摸不着的泡沫。那么，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做呢？继续前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滥发钞票、政府继续烧钱并陶醉于经济数据的奇迹般增长？显然也不是。并且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所遭受的通胀之苦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当初的这种政策所累。   　　这样看来，无论政府是左是右，货币是松是紧，对于通胀来说都无济于事。事实也的确如此，翻阅经济史就不难明白，面对通胀，尤其是恶性通胀，政府无论做什么，效果都是极为有限的。最终通胀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经济的方法，而往往是使用强力的政治手腕。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在过去的“烧钱式经济”中一条道走到黑，倒还不如把增长的脚步放缓，搞搞民生工程。因此，在8月2日，我们看到央行对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作的定调是：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矛盾：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收紧，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这一系列做法，看似保护了工人，但实际上会让融资渠道更小、需支付更多工资的中小企业难以喘息。如果制造业扛不住，结果就只能是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的到来。而一旦形成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情况，通胀就转变为滞涨，那是经济萧条的初期形态。当然，专家们并不承认中国存在滞涨，理由是中国的失业率并不高。这个观点倒是很难驳倒，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份可靠的失业率统计数据。失业率很低，至于你信不信，反正专家们信了。   　　不愿直面问题，或许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你和他谈滞涨，他和你谈通胀；你和他谈通胀，他和你谈增长；等你和他谈增长的时候，他又和你谈起了人生理想，谈得遍地泉涌、羚羊挂角，但就是不谈正题。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没辙，升斗小民最后只能退避三舍、选择闭嘴，回家琢磨着拿自己那点既不够买房、又不够买古董的积蓄怎么办？眼看着手头那点钱一天天贬值也不是办法，于是只好胡乱买些不靠谱的股票和基金，至于是赚是赔，除了拼人品就是拼投资眼光了。要想对抗中国式通胀，从政府到春哥，你最好谁也别信，你只能信自己。   　　  上一篇： 彪悍的账单不需要解释 　 下一篇： 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阅读数(3604)　评论数( 5 ) 5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09日 21:20:48 　　美国有一位叫麦克尔·帕伦蒂的愤青学者，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他却总是爱挑资本主义的毛病——尤其是美国。他认为，美国的政治是肮脏的，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美国的选举是钱买的，美国人民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说实话，西方的知识分子批评民主制度的时候，最激动的往往是中国的所谓左派们：你看，连美国的学者都在痛批美国不好，足见水深火热，资本主义兔子尾巴长不了。   　　每当我听到此类言论时，好笑之余，总觉得说话的人弄拧了一些基本概念。批评与全盘否定原本就是两回事。打个比方，前者是向病人提出建议，该如何如何对症吃药；后者则是大手一挥说，药不必吃了，人直接送火葬场。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此病非彼病。人家在激烈批评的、反省的东西，我们通常还欲求之而不可得。比如社会的和谐稳定，美国就拥有一个非常和谐稳定的社会。   　　帕伦蒂属“美左”学者，对于美国的和谐与稳定自然持一种批判态度。他写过一本书，把美国社会的这种稳定描述为其“精英式民主”的土壤。他认为，自开国以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一直崇尚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不少人将其奉为民主的圭臬。但帕伦蒂提出相反意见说：自由主义者们先别急着表态，因为这种自由与多元化，其实不仅没有真正把民主普及到美国的普罗大众手里，反而成为了社会精英们垄断政治权利的一种手段。他借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之口说：“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里，人们的想法不可能完全趋于一致，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帕伦蒂认为，精英最希望社会稳定，因为只有在稳定的社会中，精英们所惧怕的“多数人的暴政”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帕伦蒂的结论，这里不作评论，不过，他道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一个社会的真正稳定，前提是民众意见的多元化，人们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渠道。但帕伦蒂之所以为学者，并不在于他把多元社会与和谐社会画上等号，而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在人们意见的多元化背后，实质上是人们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是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越是多元，那么某一个群体在国内成为稳定的多数就变得难上加难。   　　美国的卡通网站有副漫画，画中两位中年妇女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盛怒之下用手提包互相殴击。漫画起的标题是：看吧，低偏中的中产阶级和高偏中的中产阶级掐起来了！（Now the lower-middle-middle classes have fallen out with the upper-middle-middle classes）这是美国人的幽默。漫画家看到美国中产阶级内部的意见和小算盘太多，难以达成统一，最后除了互掐之外什么大事也干不成。这大概就是帕伦蒂批评的没有效率的所谓多元化社会。   　　帕伦蒂没想过的是，多元化固然存在这种或那种问题，但它总好过连多元化都没有吧。最近和一位朋友讨论微博上人们的意见为何总是呈现某种“对立”的态势，对方把它归结于中国人在思维上的“惰性”。我倒是觉得，社会结构趋于单一化的社会，其意见也必然单一。中国过去的农业社会就是如此，现在依旧变化不大。因为，在那个表示社会结构的大M字形上，原本应该处在中间地带的人们不断地被经济压力朝着两个高耸的尖端分流、挤压，而中间阶层却几乎陷于真空。M的两个尖端，一端代表权贵和财富，另一端代表底层，两端各不相靠，除了都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就没有什么共同点了。这不是多元化，这应该叫对立化。   　　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而多元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多样。举一个相反的例子：7月22日挪威爆炸案的凶手布雷维克。这位老兄就是多元化的反对者、对立化的崇尚者。在他心目中，除了伟大光荣的“圣殿骑士团”，其余人的意见和立场都不配叫意见和立场，而是应该被消灭的“有害思想”。他以为，把它们人为“清除”之后，社会自然就稳定和谐了。但哪知“清除”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社会的稳定和谐，而是炸弹洞穿我们耳膜的一声巨响。   　　  上一篇： 对抗中国式通胀，你信谁 　 下一篇： 飞机票的价格因素 阅读数(152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12日 22:43:59 　　最近铁道部网站发布消息，截至7月31日，京沪高铁运营一个月以来，动车组列车平均上座率为107%。这个数字显然和乘客的普遍感受大相径庭。铁道部运输局解释说，铁路列车上座率是购票上车的旅客人数与列车定员的比率，反映列车席位利用率。也就是说，这种上座率是把沿途每一站上车的旅客数累积起来再除以座位数而得出的一个数字。笔者很难理解，这个所谓的“利用率”到底能反映什么现实问题。众所周知，实际的情况却是，京沪高铁相较开通初期“座票售罄现象”，如今“每趟都有大量余票”，二等座、一等座都出现超过70%的剩票，商务座则基本都是空凳子。   　　就在铁道部公布上座率的同时，自8月1日起，国航、东航、南航、深航等11家航空公司上调国内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每航段比原来增收人民币10元。换句话说，飞机票比以前更贵了。与国内相反，不少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价格却在下调。   　　经济学家许小年对国内燃油费上调表示不理解：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之际，航空燃油附加费却在上涨，他认为国家发改委应该给个明确的说法。和许小年一样，很多人对国内的航空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调燃油费表示疑问，甚至有人怀疑，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各大航空公司如此步调一致地上调燃油费，这是不是在利用现在人们对于铁路安全的不信任，变相涨价？据媒体报道，动车事故之后，很多乘客纷纷退票，尤其是华东沿线，飞机票的价格暴涨，有些航线的票甚至卖出全价，但是乘客并没有机票涨价而改坐火车。这让问题变得有趣起来：为什么人们一边抱怨涨价，一边又主动购买高价飞机票呢？   　　高铁刚投入运营时，航空与高铁为争夺客流而博弈，铁路无疑占据着价格与时间性价比的绝对优势。然而，动车事故之后，至少在短期来看，市场优势倒向了航空这一边。这个绝对的优势就是安全。因此，有一种理论诞生了：人们弃高铁不坐而改坐飞机，这是出于消费的理性选择，因为铁路虽便宜，但是安全性明显比不上飞机。因此，机票对消费者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价格上涨，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   　　但是，对于交通运输来说，安全与否这件事本身并不够成消费者选择交通工具的标准。选择乘坐飞机还是火车，唯一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价格和时间的性价比。至于安全，那原本是保险公司应该操心的事儿。而高铁撞车之后的中国，生命安全居然超越了价格与时间的性价比，能成为飞机票的价格因素之一，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商品价格不仅决定于成本，更要受到消费者主观效用的影响。即是说，消费者对商品迫切需要的程度，决定着商品的价值。   　　作为众多商品之一的机票和火车票当然也服从于此规律。但是，经济学规律也在提醒我们，如果消费者的选择受到某种强制，那么交换也就不再是公平交换，而成了掠夺。对于掠夺，哈耶克举过一个例子：如果干旱地区的人们原先在一个价格合理，而且可以获得水源的地方居住下来，而后其他水源枯竭，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服从水源所有者的任何价格要求，这就是掠夺。同理，当旅客因为生命得不到高铁的保障而只好购买飞机票时，这无疑也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强制掠夺。   　　在《自由宪章》里，哈耶克把“强制”定义为“自身环境为他人所掌控，为了避免发生更糟的结果，只得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自主的目的。”当然，哈耶克没有言明的一个前提是，强制行为并不包括市场交换的自由行为。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拥有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吗？通过价格垄断把生命和掠夺捆绑起来，再把掠夺等同于公平的交换，这无疑是违背自由与常识的做法。生命需要的是敬畏，决定飞机票的价格因素里不应该有它的身影。   　　  上一篇： 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下一篇： 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 阅读数(7525)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18日 19:56:27 　　8月14日，央视记者柴静采访了“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和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有人看了这段采访觉得很感动，劝我也看一看。我直接拒绝。因为我想起了今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原判时，在法院外等待消息的群众居然燃放起了鞭炮。此举让我感到后脊发凉。当时放鞭炮庆祝杀头的人，未必不是如今在电视跟前潸然泪下的人。如此随意而廉价的残忍或感动，赤裸裸地传递出一种令人恶心的野蛮。   　　在伦理价值上，我无法认同那些三个月前高喊“杀无赦”，现在却又用和谐的眼泪来装扮自己的人。但是从情理上我可以尝试着理解为什么普通人对死刑的期望如此之高，以至于谁主张废除死刑好像谁就和他们过不去一样。不光是中国，最近英国的许多民众也通过网络征集签名，以此向英国议会请愿，恢复在英国已被废除的死刑。他们认为，这会对该国越来越严重的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英国人的想法，其实可以代表大多数民众的见解：死刑对犯罪有杀一儆百的威慑力，因此不能废除。   　　乍看之下，这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所谓“乱世用重典”，越是乱象丛生的社会，越是需要严刑峻法来维持社会的公正。但是，有了死刑的社会就一定公正吗？仅仅从基本的伦理学意义来说，我也认为，“不废除死刑”的说法难逃来自“公正”的诘难。换言之，死刑的存在并不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所谓的“公正”。   　　无论中外，一般人对于刑罚的概念可归结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八个字。某甲非法夺取某乙的财产，那么某甲所应受的惩罚至少应该是归还价值相等的财产，而如果某甲夺取的是对方的生命，同理，他所应该受的惩罚就是被剥夺自己的生命。   　　这种“罪犯在剥夺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也丧失对等的权利”的逻辑，也就是自然法理论中所谓的“罪行均衡”。但是，这个看似符合人们思维习惯的逻辑却有一个野蛮的起源。在古代，人们对于“罪行均衡”的遵守可以说远比现在严格，这种原则被广泛运用于肉刑之上，原始社会的割鼻、膑足、剖心、割舌等等刑罚均在此例，总之是罪犯施行了何种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对等地施加于罪犯身上。以色列谚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罪行均衡”的原则，其实就是起源于古代部族的复仇习俗和因果报应的理论。   　　“罪行均衡”不仅有一个野蛮的历史起源，而且逻辑上也无法符合现代人的一般道德。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就此提出疑问说，人们如果对于惩罚犯罪，承认“以牙还牙”的合理性，那么会导致明显的荒谬，“因为人们并不能用盗窃惩罚盗窃，用诽谤惩罚诽谤，用伪造惩罚伪造，用通奸惩罚通奸。”就药家鑫案来说，如果依照“罪行均衡”原则，那么真正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惩罚并不是死刑，而是一五一十依照药家鑫的作案手法，让行刑者在行刑过程中往他身上连捅八刀。如此，受害人就鸣冤昭雪、得到公正的对待了吗？我想，不至于有人回答是吧。   　　当然，有些死刑的捍卫者还不死心说，如果死刑存在，即使不执行，那么它也有震慑犯罪的效果，因此不应该废除。说实话，这是我听过关于死刑不宜废除的一个最可笑的理由。“震慑”犯罪固然是个冠冕堂皇的说辞，但有人想过被“震慑”的对象是谁吗？是所有潜在的犯罪者们，换言之，也就是包括写这篇文章和看这篇文章在内的每一个人。但是，真正能对大众起到威慑作用的惩罚，并不应该针对谋杀这类较少人会触犯的罪行，而恰恰应该针对例如偷窃、欺骗、贿赂等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触犯的罪行，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岂不是回到“窃钩者诛”的时代了？另外，如果你认为所谓的威慑力仅限于谋杀等情节严重的罪行，那么这种想法就错得更离谱。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杀人犯在杀人之前会如此计算自己行凶的成本：因为考虑到有死刑的存在而拒绝杀人，或者因为没有死刑的存在而随意杀人。   　　还有人说，挪威的恐怖分子布雷维克一次性杀了这么多人，居然判不了死刑，足见外国的法律不保护弱者，中国的法条中保有死刑，老百姓因此会得到更多的保护。的确，布雷维克无论死多少次都换不回被他杀害的生命，药家鑫无论被人捅多少刀，被害人张妙也不会活过来。然而，请诸位不要只盯着这一两个案例而对中国的整个死刑情况熟视无睹。中国每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常年居世界第一。最高法院向人大做的最近一次报告说，以五年为单位，期间全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共有76万人。但死者的具体数字，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这是很让人担忧的信号：数量如此庞大的人每年在“合法”地被杀，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一个司法并不独立的国家。   　　那么，居住于此的每个人难道不担心使用这种“极刑”的权力会由于司法受到干扰而被滥用吗？在司法未独立的情况下使用严刑峻法，最终的受害者只可能是社会大众。我过去看过一部以真实事件改编的英国电影，名叫《因父之名》。影片讲的是1974年伦敦警方通过刑讯逼供、编造为证而让四名无辜的爱尔兰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策划一桩爆炸案的北爱恐怖分子。所幸，当时法庭没有判处他们死刑，否则，这几位年轻人连在牢狱里等待平冤昭雪的机会也没有了，整部电影也就不再是悲剧，而成了荒诞剧。我可不希望这种荒诞在生活中上演。   　　最后，借C.S.刘易斯《人道主义刑法理论》的一句话作结：“所有的暴政中，为了受害者利益而实施的暴政是最具压迫性的。”   　　  上一篇： 飞机票的价格因素 　 下一篇： 当政府用股票还债 阅读数(1736)　评论数( 8 ) 8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