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1年08月24日 19:31:14 　　最近一两个月，中国的媒体在热议一个话题。根据官方的审计结果，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7%。和美国的87%、英国的80%以及日本的210%相比，中国政府的负债比率看上去并不算高。不过也有人指出，如果把地方隐性债务算上，数字就可能非常庞大。到底有多大？暂时没人能做出精确的估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债务累积过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在将近三百年前就给我们上过深刻的一课。   　　任何一本金融史都不会绕开的话题是世界上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法国密西西比泡沫、英国南海泡沫、以及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对这三次泡沫成因的解释都十分一致而笼统：人们丧失理性，盲目投资，把大笔金钱砸向他们心中永不贬值的投资物。然而，泡沫终究是要破的。当泡沫灰飞烟灭，投资者的激情随之冷却，他们会发现自己手中的股票或者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已经贬得一文不值。经济史研究者查尔斯·马凯甚至干脆把金融泡沫的原因称为：惊人的幻觉与大众的疯狂。   　　这样的说法已经成了经济史中的老调常谈。不过，以英国1720年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为例，我们会发现其实政府债务才是股市泡沫和金融泡沫的真正源头。“南海”（South Sea Company）原本是一家1711年成立的股份公司，由辉格党议员，牛津伯爵罗伯特·哈莱（Robert Harley）和一些贵族创立，主要的经营业务是英国在南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南美洲有什么呢？南海公司向人们宣传说，那里有金、有银、有烟草，把南美洲的生意打理好了，就意味着金山银山滚滚而来。而牛津伯爵创建这个公司的最大目的，就是为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筹集资金。   　　就解决负债这一点，BBC的顾问马尔科姆·巴伦（Malcolm Balen）在《典型的英国式欺骗》一书中指出，当时的英国政府“每年需要花费5500万英镑，去支持部署在欧洲大陆的九万人的军队，以及四万人的海军部队。在1710年的时候，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了政府财政总收入的9%……政府的财政问题还在持续，因为在18世纪早期，英国政府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被它所需偿还的利息给消化了，到了1714至1717年，这个比例已经至少上升至50%。”英国政府因为战争而欠了一屁股债，为了多一个筹钱的渠道，于是同意成立了南海公司。因此，南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主管也都是由政府颁发和指派的。   　　在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下，英国自16世纪开始仿效荷兰等国成立了早期的“国有企业”，例如莫斯科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等负责殖民地贸易专营的国企。但问题在于，在缺乏严格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政治与商业的合谋，其结果就是无所忌惮地追逐利益，无视公正、道德和一切社会准则。坏商人和坏政客的结合，结果就是“坏”的最大化。于是，英国的议会也就在这帮“坏人”的兴风作浪之下，被搞得乌烟瘴气、黑幕重重。   　　南海公司是一家股份公司，因此它是对外公开发行股票的，并且，它又是一家英国国有的公司，所以它既得到政府支持、又是为政府服务的。南海公司内部的“坏人”们一起开动脑经，根据公司的这种特殊情况想出一个赚钱妙招，那就是利用公司的“国有”背景，将股票与国债进行交换。南海公司决定向英国议会提出一个名为“南海计划”（South Sea Scheme）的大型换股计划，让人们用手里的国债交换南海公司的股票。这样，股民们对南海公司股票的持有量就会在短时间内暴增，到时公司只要略施手段抬高股价，然后抛售，那么泡沫产生的收益就不仅可以偿还政府的公共债务，还能让公司轻松大赚一笔。   　　获得御准生效的最终认股方案中，南海公司用公司的股票作交换，以很低的利率购入市场总值高达3160万英镑的债券，并且“回报式”地支付政府数百万英镑现金。到1720年，南海公司承诺接收全部国债。当上下议院通过这项计划时，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暴涨：从1月的120英镑每股，到3月的200至300英镑每股，再到4月底的400英镑每股……当年8月南海公司向市场抛售12500股公司股份的时候，股价已涨到1000英镑每股。英国散户们纷纷跟进追涨。   　　1720年8月，作为大庄家的南海公司突然开始抛售股票，股价顿然失去了支撑，一泄千里，从最高点的一千英镑，跌至150英镑，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过程居然只花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中小股民们猝不及防，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手中的南海公司股票已变成草纸，甚至连草纸都不如。当时的伦敦证劵交易市场，不见了人们往日喜悦的神色，只见无数英国人投入股市、希望通过购买南海公司股票增值的血汗钱，突然人间蒸发，就像一听跑光了气的可乐，只剩下黑色的死水微澜。在书里，马尔科姆·巴伦却对在南海泡沫中蚀本的英国股民毫不同情：投资者们过于贪婪、轻信，而这一特点恰好被政府和股份公司利用。   　　这就是政府将债务压力转化到股票市场的恶劣结果。当政府需要利用股市来偿还公债的时候，股民们离遭殃就不远了。三百年后回看这个历史事件，中国人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A Very English Decei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South Sea Bubble and the First Great Financial Scandal   　　Fourth Estate (2009年9月)   　　  上一篇： 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56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3月28日 11:26:49 　　   　　张曙光   　　刚刚过去的“３．１５”着实让广大中国消费者扬眉吐气了一天，但这一天一过消费者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就矮了半截。一年３６５天只有一天是３．１５，时间太短不说，此次曝出的双汇瘦肉精、锦湖轮胎等事件还是那么让消费者心惊肉跳。中国企业还是那样不争气，消费者仍然处在无法预料的风险之中，这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国经济多而不优，大而不强，有规模少效益，有数量缺质量。虽然漫山遍野都是“中国制造”，但拿得出手的品牌产品，上得了台面的企业仍然乏善可陈。喊了二十年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依然步履维艰。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中国的市场环境始终没有把企业真正的对手――消费者培养起来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人理解企业竞争都认为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消费者的成长和成熟，特别是消费者法律地位的提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消费者一直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没有“消费者”这个概念的。所谓“消费者”只是配给产品的接受者。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计划供应。所有居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产品或服务。对一般居民（消费者）而言，这只能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至于产品和服务好不好是政府部门的事。消费者话语权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尽管中国在１９８４年就成立了消费者协会，１９８７年被接纳为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成员，１９９４年实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每年一度的“３．１５晚会”也搞了二十多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消费者的环境仍不乐观。所谓“年年有大案，环境难改善”。二十多年前餐饮业就存在地沟油，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山西大头娃娃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镉大米事件、瘦肉精事件等等还是那么触目惊心。   　　其实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摆脱了短缺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但政府主管部门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还是将自己定位在保证产品供应者的位置上，以保证生产为第一要义。这就使中国消费环境呈现出这样一种特性。   　　一是产品（服务）标准过低。主管部门生怕产品标准定高了企业达不到，影响了生产。总想等到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能够达到一定水平时再去提高标准。就形成了生产企业就低不就高的现象。好的企业活不好，赖的企业也能活。再加上监督检查不力，处罚畸轻。如此次瘦肉精事件发生后政府官员称“只要是抽检就可能漏洞”，这不但为行政部门的责任网开一面，也为生产企业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那受难的只有消费者了。   　　二是消费者的法律地位低下，维权成本过高。本来消费者在企业面前就是个弱势者，无论是经济实力与可动用社会资源个人都很难与企业抗衡。但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消费者给予特别的倾斜，所以消费者更显弱势。据报道，北京有位消费者在超市购买9元洁面乳受骗后，为按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一”打官司历时三个多月，为18元赔偿而付出的3000多元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最后也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而美国曾多次发生过消费者获得巨额索赔案例。如２００２年一位有４０年吸烟史的肺癌患者向烟草公司索赔２８０亿美元，最终获赔２８００万美元赔偿案例；１９９２年，一位在　当劳喝咖啡的老人因自己不小心被烫伤后向公司索赔，最后获赔１６万美元的案例等。这些消费者在国人眼中多少有些“刁民”的习气，但正是有这些“刁民”有存在，抓住了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漏洞，才使企业主不敢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可这些跨国公司一入中国，便趾高气昂，将中国消费者打入另类。曾有中国消费者因某著名电脑公司做假提出高额索赔，却被以“敲诈勒索罪”拘捕，这令中国的消费者不寒而栗。而“王海类刁民打假”更不可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在这种消费环境下，怎么能企望能有真正强大的企业出现？   　　中国企业不强是因为消费者不强，中国经济质量不高是因为消费环境太差。有什么样的土壤就生长什么样的植物。没有强大的消费者，没有强大的对立面，此中国企业所以不昌也。现在媒体总是在普及各种消费品的打假知识，商品鉴别方法，这对于改善消费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大力提高消费者的法律地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与消费观念，不怕消费者成为“刁民”，才能天天都是“３．１５”。（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分配制度改革从何入手？ 　 下一篇： 中国慈善的五大误区 阅读数(746)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5月04日 10:19:05 张曙光   近日，有关质疑中国“首善”陈光标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两为“挺陈派”与“倒陈派”。从两派的观点看，其实都有很大的误区。   中国慈善事业起步时间不长，至今还没有慈善法，慈善事业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还很不成熟。虽然近些年我国慈善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去年社会各界慈善捐款也只有５００多亿元，与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规模并不匹配。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达几千亿美元，占ＧＤＰ的２～３％左右，中国每年慈善捐款只有几百亿人民币，占ＧＤＰ零点几。我国的慈善机构只有１００多家，美国的各种慈善机构有１００多万家，我国香港特区获得政府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就有４０００多家。这还仅仅是数量上的不成熟，而观念上的不成熟更要命。   一、每年的慈善榜好比龙王比宝，就看谁捐得多。媒体此次所质疑的主要是陈光标先生所披露的“成绩单”与事实有较大出入。中国每年都有一些机构排出慈善榜。其依据就是捐款机构或个人所捐的数额多少。捐款数额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所表现出的诚意和善意。一个平民捐一万元钱要比一个富豪捐１００万元少得多。但其付出的真诚与努力同样可贵。如果按收入与捐款的比例，美国低收入人群所捐比例竟然高收入人群还要高。这其实更显示社会的成熟。所以说，捐款数额的多少并非诚意的唯一标准。慈善榜还应顾及其它标准。   二、不能把慈善盯在富人与名人身上。慈善不仅是富豪和明星的事，更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事情。在美国每年慈善捐款总额中，其中８５％是普通民众所捐。中国要达到美国的慈善事业水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现在富豪与明星成了社会慈善的焦点，名人行善当然是开了个好头，但是要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其中，慈善事业才能有真正的动力。有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我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不到２万人，而美国有从事慈善事业９００多万人，英国也有６０多万人。我国只有１０％的捐款来自普通百姓，而美国有７０％的家庭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我国香港特区民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程度更是超过美国，被誉为慈善之都。这其中的差距不仅是经济实力上的，更有观念上的。老百姓不能只当慈善事业的旁观者。   三、搞慈善不是要当完人。中国有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佛家也说，火坑中有青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人们是在搞慈善事业，做对慈善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应予以肯定。至于有些行善者有些功利之心，但只要动此善念，有此善行，不管是诚心行善，还是功利行善，哪怕是赎罪行善，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大善还是小善，只要善行本身是真实的，都应褒奖和宽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也经常搞些慈善事业。人们对其恶行揭露批判，但对其搞慈善本身并不做非议。西方国家一些有黑社会背景组织往往是慈善事业的主力。只要能有向善之心，皆可鼓励。当然，如果是假借慈善之名搞其它勾当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可现在人们动不动就将慈善家奉为“道德楷模”，这只能给行善者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慈善行为不是民政救济。慈善是民间的事，民政救济是政府的事。现在人们常常将两者搞混。老百姓不清楚，行政部门也不清楚。所以有了要求将民间捐款划归政府分配之事。有调查表明，我国慈善捐赠中只有１０％来自普通民众。这与我国民间慈善机构太少有关。目前民间成立慈善组织太难，如影星李连杰的壹基金遇到的“身份不明”问题就非常有代表性。而为数不多慈善机构也基本是官办为主。而官办机构又时常陷于天价吃喝，捐款用途不明，捐款数字无法核实等丑闻的困扰。这使得一些行善者疑窦丛生。而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都是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慈善机构来进行。所以要想让中国的慈善环境更宽松，就应该广开社会慈善之门，大力发展各种民间的慈善机构，政府起到法律监督及制定优惠税收政策之责即可。   五、诈捐与诈骗不可同日而语。慈善本来就是一个自觉自愿的事情。只要有此诚心，即使有时做事有些夸张，只要不是假借慈善搞违法之事，就不应将有瑕疵的行善者归于大奸大恶之人。现在舆论动辄给一些捐款未能兑现的人冠以“诈捐”之名。其实所谓“诈捐”与“诈骗”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后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且即使是捐款人承诺后未能兑现也应区别具体原因。有时是当事人有某种场合下头脑一热说了过头话，事后又力不从心；有时是企业经营或是个人财力发生变化无法兑现等等。如果双方有具体捐赠协议的，则可以按债权债务来处理。只要不是恶意的欺骗，都不可妄加“诈捐”之名。（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别怕消费者当“刁民” 　 下一篇： 坚持改革才能走出“三不困境” 阅读数(344)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07日 09:57:22 本报评论员张曙光   中共中央政治局３０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我国处在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突显期。为什么说目前是社会矛盾突显期呢？主要是长期以来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手段积存了诸多问题和矛盾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形成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今年又逢多事之秋，如长江中下游出现五十年不遇大旱；不期而至的电荒；通胀压力未有缓解而经济却有下行之虞等等。遇此复杂情况，政策措施难免顾此失彼，相互掣肘，管理难度增大。但从总体上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   所谓“不平衡”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指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如今除了城乡差别依旧外，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加上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的出现。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基本上不算什么问题了，取而代之的是贫富差别、官民差别、地区经济之间的差别、第一、二、三产业间的差别、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差别等等。   而“不协调”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思路混乱，各个群体利益不一致，各个部门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政出多门，甚至同一部门前后推出的政策也不一致，政策互相打架。比如，个人自主就业本是解决失业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但城管执法人员与个体商贩间却屡出命案，势同水火；刚刚还为菜价上涨担忧，可转眼又要为菜价下跌，菜农自杀发愁。所谓“菜贵伤民，菜贱伤农”；为对抗通胀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提至历史最高点，可通胀压力未减而中小企业已经是哀鸿遍野；去年底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用行政手段拉闸限电，结果今年初产能集中释放造成严重的电荒；一方面在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却是血腥强拆事件不已。   这一系列现象突显经济发展与行政体制改革脱节，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不配套这一整体的不协调。   而“不可持续”就是受制于资源、环境和社会矛盾紧张程度，原来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再延续。过去是只要把饼做大则人人皆有饭吃。以用速度来缓解社会矛盾，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可如今环境污染加剧、资源能源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贸环境恶化等制约因素越来越大。特别是以投入土地要素为主的发展方式不再是人人皆可受惠的非零和博弈。过去说老百姓是“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现在则是拿起筷子骂，放下筷子也骂。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在这种发展方式中利益受损。   所以，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发展与改革这两大社会主题的关系。没有改革的发展是无效的发展，不能促进发展的改革是无效的改革。仅仅为了完成某项指标或显示所谓“政绩”的“改革”或“发展”最终将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将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因此，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应该重新审视改革思路，以全面均衡的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首先是要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改革理论。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样没有改革的理论，也就不会有可持续的改革。三十年多前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而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改革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后来虽然不断有一些理念和概念提出，可惜未能更统系化，理论化。   其次要有行政体制的支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改革成果颇为丰盛的时期。这除了有理论准备外，与当时有一个超脱于各部门利益之上的，专门制定改革措施的部门有很大关系。当时每年都是国家体改委先开会，然后才是计委、经委开会。现在则是各部门根据自身利益关系制定各种措施、政策。不统一，不协调的问题自然难以避免。   再有，改革目标的设定应更长远，更综合，更全面。现在出台的各种政策措施过于短期化，功利化。如为节能减排而拉闸限电，为控制物价上涨而约谈企业。虽然能见一时之功效，但对市场机制的伤害却是长期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是十几年前或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所谓“房改、医改、教育改革”，当时是为了拉动经济，政府卸包袱的一时举措，但现则演变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过去我们说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是遗祸子孙，但实际情况是当前发展方式已经危及我们自身的安全。如环境问题，卫生部数据显示，现在农村地区40%的饮用水不安全。1/4的地表水无法利用，3/5的地表水无法养鱼。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中国的婴儿出生缺陷率也超出全球平均水平。。计划经济时代虽然诸多弊端，但其留下的农田水利设施我们至今仍能受其恩惠。因此，深化改革必须为之计深远。   总之，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只用深化改革才能真正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破解“三不困境”，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中国慈善的五大误区 　 下一篇： 构建理论基础　　寻求改革共识 阅读数(73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04日 12:50:31 本报评论员　张曙光   ６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二审“个税修改法草案”。个税起征点由一审时的３０００元调整为３５００元，税率也有所调整。而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公布后，虽然有不少专家解释３０００元的起征点是合适的，但仍有８５％的网民要求修改或反对定为３０００元，此次调整可以说是决策层对民意的一种回应。   在一些社会重大问题上公众意见与政府部门、专家意见相左，近些年来在我国社会上已经出现多次。从房价调控到保障房建设，从暴力强拆到城管街头执法，从国企业改革到垄断行业形成，从食品卫生标准到一些刑事案件的判决，不但有民众与专家的分歧，还有政府部门与民众的分歧，甚至民众与民众之间，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专家与专家之间，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一个社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社会各阶层意见总是南辕北辙，那么想要取得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困难。   回顾中国３０多年来改革历程，在前半段还是比较有效率的。这除了改革的起点低外，改革前期全社会达成了几次社会共识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十年动乱给人们造成了重大创伤，除了大是大非的拨乱反正外，但如果人们总是纠缠于十年浩劫中的是是非非，将会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所以在“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人们很快达成了“向前看”的社会共识，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尔后诸如农村承包制、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制的推广、价格改革闯关时提出的“长痛不如短痛”、九十年代初的“不争论”，都是在经过争论后取得比较广泛社会共识基础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任何社会共识的形成，或是基于共同利益，或是基于共同信念。但我们应该承认，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在一些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要形成共识要比改革初期难得多。这除了各阶层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匮乏外，改革理论基础薄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人认为三十年来我国改革理论基本是实用主义的，这种认识并不全面。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构想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既包括政企关系，也包括党政关系；既涉及物质文明建设，也涉及精神文明建设。而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种设计结合具体实践理论化，系统化，用以指导改革实践。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要求。中国改革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发展。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看，马克思主义是以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活动；西方经济学则是以如何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活动；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尊重自然，提倡仁爱，强调和谐的哲学思想又为改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所以，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伟大实践完全有可能创造出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体系。其实早在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写成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实践有了巨大的发展，小平同志当初许多改革设想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行政权力不受制约、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的问题等等。面对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人们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解释，解决。   所以要全面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设想。邓小平同志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时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只有两条，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二是经济是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它领域改革。”对于改革的原则和目标，他在另一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致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就是要消灭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革总体设计下，改革理论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能解释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现象，并以此制定改革的原则、方针、政策和策略，指出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一个组织的成熟不仅在于其历史的悠久，更在于其理论指导实践的娴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已近百年，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能够持续地为中国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观点和方法。有了思想理论，人们就容易达成社会共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就有了前进的基础。（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坚持改革才能走出“三不困境” 　 下一篇： “发展”不可跨跃生命 阅读数(51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