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胡泳 | 谣言止于微博?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134 谣言止于微博?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运安琦 2011-08-11 13:25:30       央视发问,谣言泛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然而,一个与微博谣言有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 打假第一人 ” 王海被打假了。 7 月 29 日,王海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称 “ 铁道部又一奇迹,殡仪馆大约零下 10℃ 的冷库里存放了 21 小时的男子,突然尖叫救命 ” ,并配了一张刊发此新闻的报纸版面图片。 王海是从编剧宁财神的微博看到这张图片的, “ 第一感觉非常气愤 ” 。不过,王海没有注意到的是,这则出自《南昌晚报》的新闻刊登在 “ 世界新闻 ” 版。虽然编辑模仿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语气制作了肩题 “ 这不是奇迹,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 ,但实际上,该新闻发生在南非。 几个小时后,新浪官方的 “ 微博辟谣 ” 账号针对此事发布辟谣消息,并宣布:王海及其他发布了此新闻的 4 名用户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其中,只有王海是被 “ 点名批评 ” ,其他 4 人的用户名没有公开。 “ 我们认为他本身从事打假工作,就应该更加负责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我们公布了他的 ID ,希望对他有警醒的作用。 ” 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王海本人对此处罚并不服气: “ 新浪不跟我沟通就直接处罚,这是对我的不尊重。而且这种处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 ” 他说自己考虑起诉新浪微博。 近日来,微博辟谣成为热门话题,一些民间 “ 辟谣联盟 ” 吸引了众多关注,相形之下,作为服务提供商的网站官方所作出的辟谣及相应处罚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讨论。比起前者,后者由于能够以禁言、删除账号等方式直接干预言论,甚至剥夺发言的权利,更应引起警惕。而王海所表达的不满,亦代表了不少被辟谣网民的意见:新浪有何权力进行处罚?处罚的规则又在何处? 上周,央视女主播曾在新闻中皱眉发问:谣言泛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然而,一个与微博谣言有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总编辑直管辟谣 自 2011 年 3 月日本大地震后,官方辟谣账号成为几大微博运营商的 “ 标配 ” 。 “ 当时,有关核泄漏、抢盐等方面的不靠谱消息很多,我们便通过翻译外电、咨询专家等方式了解真实情况,开通官方账号发布辟谣信息。 ” 网易探索频道的一名编辑说。 网易开通的账号名为 “ 微辟谣 ” ,而腾讯、搜狐开通的账号都叫 “ 谣言终结者 ” 。 与这几家网站不同,在微博方面具备先发优势的新浪进行官方辟谣活动也更早。 2010 年 11 月,辟谣小组组建,辟谣账号开通。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浪不仅发布澄清事实的信息,还会对发布不实信息的用户做出处罚。 2010 年 12 月 15 日,新浪微博辟谣账号公布了第一起处罚: “ 某认证用户发布图片微博,称 ‘ 上海东华大学食堂电风扇落下削死学生 ’ 。经查,图片所描述为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第二食堂,事情发生在 2009 年 9 月,二楼吊扇突然坠落,两人面部受伤。广州日报当时曾有报道。为此,对此用户做暂停被关注功能一周的处罚。 ” “ 我们每天处理的虚假信息很多,有的影响不大的可能就直接删除了,而转发量比较大、带来一定恶劣影响的谣言,我们才会公开澄清,作出处罚。 ” 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谭超所带领的小组现在共有 7 名成员,但在日本地震、动车追尾事故等 “ 特殊时期 ” ,人手会增加至二三十人。他们每天监控转发量大的微博,并接受用户举报,再进行核实、澄清。 在新浪,这个小组在组织架构上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它虽然从事微博辟谣工作,但并不属于微博事业部,而是隶属新闻中心,直接接受总编辑陈彤的领导。 “ 现在的大趋势是,加大服务提供商在内容管理方面的责任,它们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也会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 作为管理层中负责内容管理和微博信息安全等工作的成员,陈彤对辟谣小组的工作倾注了不少心力。谭超透露,凡是通过 “ 微博辟谣 ” 这个官方账号公开发出的澄清信息和处罚措施都需要经过陈彤把关, “ 向他请示汇报的肯定要多于真正发出来的。 ” 南方周末记者向陈彤询问具体的把关标准,但他通过新浪公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称 “ 不便进行更多的评论 ” 。 微博的权利 实际上,秘而不宣的处罚标准正是新浪微博官方辟谣账号面临争议的重要原因。 “ 新浪是一家商业公司,它提供微博服务,用户注册时有协议在先,如果要收回某个用户的账号,从法理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新媒体专家魏武挥说, “ 我感觉它也是有一些分寸的,并不是谁说了任何假话都删除账号 —— 这样做的话就会失去流量,所以他会进行一定的平衡。 ” 但魏同时指出,处罚必定会有人工的倾向性, “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规则作为依据。这就像悬在微博用户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砍下来。 ” 谭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辟谣小组内部是存在判断标准的。 “ 根据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根据事情的不同性质来决定。有的可能就是开一个玩笑,不造成严重误导,处罚就比较轻,但有的可能转发量很大,或者构成对某一个群体、机构非常恶劣的影响,且有意为之,就会处罚较重。 ” 谭超所说的 “ 有意为之 ” 包括利用谣言骗取广告,或者注册账号后专门针对某一件事发言等情况。 辟谣小组也会根据传谣者身份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处罚,本文开头提到的王海被 “ 点名批评 ” 但其他用户未被点名即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某媒体官方微博发 布了一张伪造的《时代》杂志封面图片,结果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谭超的解释是: “ 作为一个媒体账号,更应该严谨。媒体的公信力比较高,发布的不实信息可能误导更多人,所以我们对它严厉处罚。 ” 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判断尽管有道理,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 “ 我们其实也考虑过公开处罚标准,但是目前看来暂时还不会。 ” 谭超说。 正因为无法得知明确的规则,不少用户对具体的处罚措施心存异议:为什么有的用户是被禁言一周,有的被禁言两周,有的则是一个月内都不能发布信息?为什么有的用户名被公布,有的却没有? 在一条对某传谣用户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周的辟谣信息后,有网民评论: “ 新浪核实后应注销造谣者 ID ,只暂停使用太过温柔了。 ” 但在另一条对某用户予以删除 ID 处罚的辟谣信息后,又有网民留言: “ 有这么严重么?还取消 ID ?呵呵,真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 王海建议,应当设定 “ 准听证程序 ” 给当事人以申辩的机会。胡泳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 操作者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程序是否透明?是否允许申诉?用户 所犯的错误与得到的处罚之间是否匹配?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说法。他对你监督,你对他却不能反监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 ” 只辟 “ 民谣 ” ,不辟 “ 官谣 ” ? 微博官方辟谣账号所遭遇的非议还不止于此。浏览相关的微博评论即可发现,不少网民在质疑:是否有选择性辟谣的嫌疑?有人干脆直接批评说: “ 为何只辟 ‘ 民谣 ’ ,不辟 ‘ 官谣 ’ ? ” “ 其实我们在内部从来没有说要替谁说话,我们都以单条信息为主,判断单条信息是否属实。 ” 谭超说。在他看来,网民对 “ 选择性辟谣 ” 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 把现实中的情绪带到微博中来了 ” 。 “ 有的网民甚至希望我们去辟现实中的谣,这不太可能。 ” 南方周末记者问: “ 是否曾有政府下令要你们具体辟某条谣言? ” 谭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尽管争议颇多,但新浪官方的微博辟谣小组正发展壮大,近期即将扩充团队。与此同时,新浪也在计划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辟谣,其中包括:给确定为谣言的微博贴上 “ 不实信息 ” 的标签,以警示用户,并给所有参与过转发的人都自动发送一则通知。辟谣小组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起到辟除谣言、澄清事实的效果。 但这种以技术手段干预信息传播的做法依然将面临 “ 界限 ” 的拷问:是谁赋予了新浪给我发布的言论标注为 “ 谣言 ” 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又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接受怎样的监督? 对于面对众多竞争对手的新浪微博而言,最害怕的是失去用户黏性。 “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新浪微博掺杂了很多虚假信息,觉得这上面大部分信息是不靠谱的,那么大家对新浪微博的信任程度,对这个平台的依赖性就会减弱。 ” 谭超说。 不过,过于严格的内容控制也可能令用户离开。 “ 如果用户不愿被动挨打,就只能选择用脚投票。 ” 胡泳说, “ 但中国互联网用户面临的困境是,从 A 网站换到 B 网站之后,其实是差不多的。没有明晰的规则,或者不按规则行事,是中国网络服务提供商普遍存在的问题。 ” 另一个难题是:当用户已经在一个网站建立了圈子之后,离开便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一位网民的话或许能代表很多人的心声: “ 如果你的女友在用新浪微博,你根本没法不去用。 ” 迄今为止,宣布退出新浪微博的知名用户包括贾葭、宋石男、麦田,但无一例外,他们发在新浪微博的退出声明都被禁止转发。 “ 新浪的全部行为都是基于商业考虑,为了从产品获取利益,至于后果是好是坏,是不是要捍卫言论的自由市场,这不是他们考虑的内容。 ” 魏武挥说。 但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言论平台,微博所牵涉的利益已经不仅仅与运营它的几家公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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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苹果市值超美孚全球登顶 富可敌国超165国GDP

    http://finance.qq.com/a/20110812/002955.htm 苹果市值超美孚全球登顶 富可敌国超 165 国 GDP 2011 年 08 月 12 日 10:07 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讯记者林曦、实习生刘冠莹报道: 苹果 股价连涨 8 年之后,终于攀上全球市值之巅。截至北京时间 8 月 11 日 美股 收盘,苹果正式超越 埃克森美孚 ,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市值跃居全球第一   受近期 股市 大跌影响,两家公司的股价均有所下降,但埃克森美孚降幅更大。周三,苹果下跌 2.76% ,报收于 363.69 美元 ;埃克森美孚下跌 4.41% ,报收于 68.03 美元。以收盘价计算,苹果公司市值约 3372 亿美元,超过埃克森美孚的 3333 亿美元,正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   其实本周二,苹果在盘中交易时曾一度超越埃克森美孚,成全球市值最大公司,但随后埃克森收复失地。周三苹果再次超越埃克森,成功守住全球第一宝座。   自 2005 年超过 通用电气 以来,埃克森美孚就一直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除了 2007 年 中石油 发行 A 股 时,市值曾一度高出埃克森美孚。但随着中石油股价的下跌,美孚重回市值冠军宝座。此次苹果击败美孚距离取代 中石油 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公司,还不到一年。而在今年年初,美孚市值还高出苹果近 750 亿美元。苹果火箭式的发展速度实在让人咋舌。   富可敌国势不可挡?   据苹果最新一季财报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25 日,其现金及有价证券达到 761 亿美元。而截止到 7 月 27 日,美国财政部的总运作现金余额为 737.7 亿美元。也就是说,苹果已到达了富可敌国的境地。   不仅如此,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越了许多国家的 GDP 。目前,世界上共有 224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 193 个,地区为 31 个。按照世界 银行 2010 年全球各国及地区 GDP 的数据排名,苹果目前 3372 亿美元的市值,可位列全球 GDP 第 29 名。因此,苹果目前的市值至少比 165 个国家的 GDP ( 2010 年世界银行数据)要高。   近几年,苹果的发展势头简直无人可挡。 2008 年 8 月,苹果超 谷歌 ,跃居科技企业市值第三位,仅次于 微软 和 IBM ; 2010 年 5 月又超微软,成为全球最大科技公司; 2010 年 9 月,苹果超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公司。如今,苹果挤掉埃克森美孚这最后一块拦路石,稳居全球市值之巅。有评论认为,现年 35 岁的苹果公司, “ 发展起来就像是一家新创企业 ” 。   但 10 多年前,苹果还一度濒临破产边缘。 1997 年乔布斯回归时,苹果已连续两年亏损 18.6 亿美元,面临破产窘境。之后,乔布斯实施了一系列复兴计划, “ 良好的用户体验是苹果的根基。 ” 甲骨文 亚太区产品管理总监李国东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苹果推出的 iPod 、 iPhone 和 iPad 等无一不将 “ 简洁 ” 进行到底。毋庸置疑的是, iphone4 已经成为史上最贵的 “ 街机 ” 。   苹果登顶不应过度解读   在外界对苹果的 “ 登顶 ” 议论纷纷之际,有学者表示其实市值冠军的更替是正常现象,外界不要过度解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谷歌、 IBM 和微软这些企业,都是各领风骚若干年,这个行业的创新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掌握先机的人就能获得成功。   此外,苹果的成功使得大家很诧异,为什么在硬件利润越来越低的趋势下,苹果还能依靠卖硬件赚钱?在胡泳看来,苹果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做硬件的企业,其最大的成功在于颠覆了这个行业原有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规则,它已经成为行业的龙头和规则的制造者,当然能从中获利。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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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Control, the soil that nurtures rumor

http://cmp.hku.hk/2011/08/15/14870/ Content » News and analysis Control, the soil that nurtures rumor By Hu Yong | Posted on 2011-08-15 [ EDITOR’S NOTE: After a second round of propaganda directives on July 29 effectively brought an end to a week of feverish discussion of government negligence in the handling of the July 23 train collision in Wenzhou, much attention in China turned to the issue of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information on China's social media. This debate seemed to cap a summer in which platforms like Sina Microblog and QQ Microblog have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such stories as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Guo Meimei”) scandal and problems facing China's high-speed rail network. But much of the doubting about the ethics of social media angered Chinese internet users, who saw attempts to broad-brush platforms like Sina Microblog as rumor mills as just the latest action to control information. Som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writing on the issue of “rumor,” “truth” and social media has been that of CMP fellow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Hu Yong ( 胡泳 ), who has drawn a clear line between official press control policies, the crisis of credibility facing official news, and the general appeal of hearsay. The following is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an essay by Hu Yong that appeared in the August 12 edition of the Economic Observer . The points Hu makes ar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the prevailing silence now over protests yesterday in the city of 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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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Microblogs challenge China’s ‘rumour buster’

    http://www.ft.com/intl/cms/s/0/a02331a2-c64c-11e0-bb50-00144feabdc0.html August 16, 2011 10:19 am Microblogs challenge China’s ‘rumour buster’ By Kathrin Hille in Beijing A self-appointed internet ‘rumour buster’ has triggered a public debate over the way China distributes and controls information, in the latest episode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complex engagement with the country’s wildly popular microblogs . Dou Hanzhang, a former journalist at the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has been bombarded with criticism over the past week over his attempts to “unmask” news spread by microblogs as false via a “Rumour-busting League” set up earlier this year. The league claims to have exposed more than 100 rumours on its microblog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May. But it gained prominence only after it denounced as a rumour the news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burying evidence at the site of a rail crash which killed at least 40 people last month. Other bloggers have since been attacking Mr Dou’s campaign as an attempt to discredit microblogs in general and to salvage the government’s image. “The league is selective in its rumour-busting,” said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 reform-oriented newspaper, in an editorial las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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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社会性媒介何辜

当社会性媒介在今年早些时候帮助抗议者组织起来推翻阿拉伯世界的腐败政权时,当它在主流媒体噤声的情况下提供大量公民新闻时,它被赞誉为一种民主工具。 然而,同样是这些媒介,在英国骚乱中,却被视为抢劫、放火等暴行的煽动者。英国警方称,一些年轻人的小团体使用手机短信、黑莓上的即时通信以及 Twitter 、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协调他们的袭击行为。骚乱早期的一些讯息的确听上去像是赤裸裸地对社会宣战。一人在推特上写道:“每个人都起来去揍警察吧。我希望有人今晚死掉。”还有一些讯息告知抢劫者袭击的目标——那些昂贵的电子产品店、时装专卖店、酒庄和自行车店。 社会性媒介的这种双重功用,导致了英国政客的双重标准。在议会演讲时,英国首相卡梅伦说:“所有目睹这些可怕行径的人都将对社会性媒介如何被用来组织行动感到震惊。信息的自由流动可以用来做有益的事情,但亦可用以作恶。如果有人把社会性媒介用于暴力,那我们就必须阻止他们。”他说,为了防止骚乱,英国政府开始考虑限制对 Facebook 、 Twitter 和“黑莓信使”(可免费发送较难追踪的加密信息)的使用。社交平台被控煽动暴力,而“黑莓信使”提供了让骚乱得以持续的管道。 对网上的言论自由欲加以限制的强烈暗示,暴露了卡梅伦虚伪的一面。因为就在半年前,他还在科威特发表演讲,对社会性媒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大加赞扬:“这样的技术,是公民手中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专制的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不会保证稳定,而是恰恰相反。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坚持和平抗议的权利、言论和网络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法治,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然而它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众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还是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 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当然同伦敦的愚蠢暴行天差地别。如英国首相前顾问丹尼•克鲁格所言:“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在抗议中有所失(他们的生命),也有所得(民主和自由)。我们的年轻人既无所失也无所得(刺激和新跑鞋除外)。他们只是以尽可能可耻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可耻。”然而,卡梅伦对社会性媒介的看法的惊人转变,与其说代表着他在经历伦敦骚乱之后的成熟,不如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退步:对社会性媒介反应过度,并企图以牺牲公民自由来换取安定。 卡梅伦的错误在于:首先, Facebook 、 Twitter 和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技术。以手机为例,英国全国人口 6100 万,但却拥有 6250 万部手机。平均每个用户有 1.8 部手机,而且这个数字很快就会突破到 2 部。这表明,这些工具的使用已经成为基本的生活现实,以及主流媒体的另类替代,不管它们被用来行善还是作恶。用户习惯于实时的相互交流,对此的任何限制,都会像断水、断电一样引发巨大的不便,因而会招致强烈的反弹。 其次,把骚乱归咎于社会性媒介,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也是一种逃避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的借口。这样做旨在避免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的何种政策导致年轻人积聚了如此的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骚乱和阿拉伯抗议是同源的:它们都根源于经济的慢性病,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年轻人的失业和绝望,加上国家机器的冷酷。社会性媒介在此仅仅起到推手的作用。拿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来说,它们绝非什么“推特革命”。即便没有技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也会起来采取行动。技术只不过增强了他们挑战政府的能力而已。而在英国,无论年轻人是否使用“黑莓信使”,骚乱都注定会发生。 第三,社会性媒介固然被一些骚乱者用来实施暴力,但同样的工具也被民众用来反对暴力。在骚乱中推波助澜的社交网络,事后又成为英国网民“人肉搜索”骚乱者的主要阵地。公民的照相机甚至比警方还记录了更多的抢劫场面。可以说,智能手机就是新的纸和笔。利用这些材料,加上警方提供的监控摄像,网民们在社交网站和图片上传网站 Flickr 上都开始积极帮助锁定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伦敦警方的 Flickr 主页,在发出通告的 5 个小时之内,就收到了 3000 万点击。网民也利用社交网站发起清扫骚乱现场的活动。在 Twitter 上, #riotcleanup 标签下的推送已超过 10 万条。人们还通过社会性媒介表达他们的震惊、愤怒和悲伤。 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意味着一定有人会滥用自由,然而如果压制自由,则会使一个社会成为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受到破坏。通常,在出现令人恐慌的事情时,人们对严厉审查的措施的容忍度会升高。然而,越是在这样混乱和不稳定的时分,越需要关注政府和执法部门的举动,以保证它们的措施不会让珍视自由的公民在日后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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