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老虎庙   此行陕北，我是带了大机器的。同时没有忘记永远把小机器也携带身边。大机器装在带拖轮的双肩背包里，小机器直接揣在兜里以防随时只需。我拖着包从满是污水的定边杀羊场走过，去了候老汉在县城里租赁的房户。 本没有打算就此歇息，因此只在候老汉的房子里坐了吃烟，一根接着一根，以解长途劳顿。万万没想到的是之后我竟在候老汉家坐了差不多一整天。 我对候老汉说这里不是我的目的地，该去乡里才是。所谓“乡里”就是姬圈村，距离县城八公里，途径全是沙漠。几年来，在那条没有形状的沙漠之路上我来回来去走过十一趟，至今没能识辨清楚。每回来接我的乡亲都似乎凭着嗅觉总能在最后一刻把我领到那十几户散落沙漠中的人家门前。后来我听从了候老汉的安排：电话打下去，民选村长沙启发接了话。候老汉传达沙队长的意思“沙队长说马上上来。” 自从那个谁也不想过问的悲剧小村的悲剧开演以来，20年里，村民们陆陆续续逃离了那个没有土地，有的只是限制性政策的鬼地方。候老汉就是在70岁高龄上被迫来的县城，在本该儿孙绕膝的晚年里做起了辛苦的麻将屋生意。姬圈村的村民在县城里星罗棋布着谋生，若是有人吆喝一下，足可以在县城里开一个姬圈村村民会。 又两个多小时，队长推开候老汉家门，来了。 沙队长和候老汉都被我请到过北京。那是三年前参加一次由NGO组织“守望家园”召开的水污染研讨会。我们希冀那次能为姬圈村找到援助律师。如今再见沙队，沙队和候老汉一样，都老了一截儿。这令我私底暗暗叫苦：冲锋在前的都老了，年轻的都在外谋生，维权事业后继乏人。 沙队长对我的这次造访明显表现信心不足，表现和候老汉截然不同。 后来，沙队长直接叫候老汉“出去一下”，让我感觉我似乎外人，有些意外。等到再进来的时候，沙队长对我说：“老张，我看是这样……你先在县城住下，我们回去，石占中（石生活的大儿子）去省城看病，顺便去了省信访办，也有三天了，说是今天就回来，我们看看结果再……” 姬圈村每年会有那么几次灾情。一是夏秋暴雨或者连阴雨的时节，再就是春天毒水湖冰面开化的时候。夏秋季的雨水对姬圈村的侵害是听得明白的事情。对春天里冰面开化其灾难结果，人们就有所不知。但这些年里无论水难如何肆虐，却很难惊动县府里的党干部。为此农民们多次造访，成效不大。所谓还有一点点成效的也只是“补裤裆”的措施。又往往借此补档，大搞轰轰烈烈宣传。等劲头一过，水照流，房照淹，人照愁。就此损失20年，是和国家的“退耕还林”“禁牧圈养”政策同一年生辰。期间的损失没有人过问，更难说谁会担责甚至赔偿。 此行前，我在电话里了解到的情况却有“新意”。政府见今年事态严重，在杨凤渠子村、姬圈村以及国道307和长城沿线的盐场堡乡所属地展开了筑临时土坝以疏导水向的行动。而疏导的结果不但没能“导流”，却更多的引发了所属地各乡、村以及盐场方面之间的矛盾纠葛…… 我对姬圈村的“古老灾情”是知道的，我曾就此“预言”：定边县的政府领导是要请大禹来做县长的！ 玩笑的话可以说说，“请个大禹当县长”也顶多是我的维权说辞不同而已，多少有点愤青，有点煽情。最终还是要看县府态度。县府态度又如何呢？20年如一日，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态度！ 沙队长话中有话，“前些天，村民们又去县上了……”我问是请愿还是其他。沙队长说递了封信，去了几十号人。做到县府不走，县里说县长书记不在。半小时后，盐场堡乡里来了人。说是十天后答复。我对沙队长说：“一定是乡县联合搞的‘维稳’预案，你们一定相信了，回来了，在等待……”沙队点点头。我还想说我的分析。沙队长打断我话，说：“是这样吧，既然县乡里答应说十天答复，我们就再相信他们一次。看看到十天了县里怎么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你就叫媒体来，你们就大搞一场。” 沙队长叫我在县里候老汉这里住下，先不要下乡看水，等待县里消息。 说罢，沙队长回了乡下。 候老汉在县里给我号了间50元一夜的旅馆，当夜住下。为防止好事不干，坏事不断的维稳公安骚扰，早早熄灯睡下…… 二天，我和候老汉没有按照沙队长所说去等。候老汉的侄子开着皮卡直接拉着我和机器，走了十多公里颠簸沙路，走进毛乌素沙漠。 在沙漠里的拍摄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原计划结束的时候，把车窗摇下，快速开车冲过姬圈村，透过单向贴膜窗拍摄村中水淹情况，车子却意外迷了路。侄子说，路子我熟悉就好像自己手纹。只是这水来得没规律，四处乱淌，一夜就变了样子,鬼都难开出去！ 我最终绝望地隔岸相望对面的“水村”姬圈。摇了一个大全景，告别了姬圈。 我和候老汉直接乘皮卡去了定边长途汽车站。花了八十元买了张去榆林的票，告别候老汉时我说，“今夜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原本是带点无奈何和哀怨的一句，却叫候老汉更是惆怅，“张师傅啥时候还来？”我想都没想，说：“当然要来，县里不是叫等答复吗？那咱们就等。日子不会太远……” 我和候老汉对政府不抱希望，沙队长所说的“等待答复”令人狐疑。但是我们得等，虽然这样的等待已有无数次，许多年。[写于洛阳/改于西安]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866?full=y 2013年04月10日 17:28 PM 媒体札记：“谣言”的盛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无脑的声音在喧哗和嘈杂中淹没了理性的声音，让智慧的声音在沉默的螺旋中被边缘化”——这种对网络多数派的叹息，还有另一篇冰点周刊封面评论作为应和。《假新闻前集体沦陷的闹剧别重复上演》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乞丐变富翁”假新闻的始作俑者江西信息日报，斥其恶劣程度与由“网民曝料”造成的虚假截然不同，而后更是鉴于人际传播时代的特点，宣告“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首先要正视的，是网络传播中一种普遍流行的心态，即一事当前，不问真假，先问对错。在这则假新闻中……许多人想当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土地财政’、‘开发商暴利’甚至‘财富分配不均’这样的社会敏感话题。在这种夹杂着社会撕裂与刻板偏见的情绪里，传播前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印证后者，而对于前者的相信往往来自于刻板印象甚至本能。” 而在作者林衍看来，更加令人难堪的是传媒工作者的表现：“几乎所有参与传播的官微都提炼出了猎奇的细节作为导语，并附上原文的链接。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既要吸引眼球，又要规避责任’的做法。与之相伴的迷思是，似乎人人都相信网络有自我纠错功能，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正因如此，不少媒体官微在发布其他信源文章的时候进行了把关责任的自我豁免，而大部分转发者也养成了某种心安理得的思维懒惰。于是乎，链条上的每一个组成者似乎都无需也不想为‘假’付出责任。结果就是，弄虚作假的是狗熊，拨乱反正的是英雄，其他人该干嘛干嘛，端起碗喝酒，放下碗骂娘。” 每一个人都有罪？就算事实上也信过谣传过谣，相信还是有人会不服气，要站出来，告诉这些如今仗着“真相大白”而谆谆教诲的先生们，你那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不谈这些远在千里外的传闻，长江日报今天就由评论员付小为以和出租车司机聊起本地市政规划为亲身体会，讲一讲《经验判断的来历》：“眼见为实，是一个普通市民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它是一种经验主义，却又不是全然基于事实的经验主义，因为事实、数据、真相，常常以神秘的面孔隐藏在深处。现在时常说不要信谣、传谣，我倒是觉得，谣言的基础比谣言的源头更值得关注。” 恰好，还有“微信被收费”的例子可以用来阐释，今天的 21 世纪经济报道分析的正是“谣言背后盘结的利益纠葛”。报道首先承认，当初这个消息就是“诡异地被一些大众类媒体及微博大号歪曲成了微信要向用户收钱”，而且“谣言最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不可控，任何人都可能出于各种目的来推波助澜”，但记者还是忍不住要提起人们的经验：“事实上，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打着用户旗号，打着消费者旗号’往往最终会沦为各大利益集团斗争的借口。之前的‘宽带反垄断’是如此，而‘微信收费’会不会也如此呢？” 没错，经验，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智慧，每个人都靠它规避风险、谋求利益，没有经验，终将寸步难行。对中国现状持有整体低劣评价的人们，就算也觉得有些事情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宁可信其有”总归没有损失，况且，“并非所有恶俗传言都只是想象”。 这个标题是新京报评论副主编于德清对“海天盛筵”——一扬在清明节期间火爆得要冲出电脑屏幕的富人聚会——的感想，发表于今晨成都商报：“这两天，海天盛筵被传得沸沸扬扬，舆论没有止息。郭美美小姐又出来‘捣乱’了。据报道，这两天郭美美在网上与对手隔空炫富并互掐，郭美美晒出 500 万赌场筹码，而一位北京超跑会员晒出银行卡内余额 37 亿，并称另一个账户还有余额 99 亿……回顾事件的缘起，海天盛筵激起的舆论风波，始于微信的朋友圈，然后被曝光于微博。有当事人的网络留言，有现场的照片，信息之丰富，难免会令人相信事件的真实性。尽管事后看来，这些信息并不全面，或许也不真实。但是这些料已足以让大众对富人的生活展开恶俗想象，而这些低俗生活，或许也并非全是想象……网友的恶俗想象，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高端生活方式展会，乃至炫富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丑化。海天盛筵即便能澄清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他的客户们洗干净。” 说起来，这段来自“屌丝媒体人”的感慨，已经有点晚了。 4 月 3 日下午，微博用户 @ 曹思阳发布多张微信对话截图，显示前一天刚在三亚落幕的海天盛筵活动涉嫌淫乱。虽然那些白衣低胸美女群体自拍、泳装聚会并不能直接说明“淫乱”，但“三天陪睡赚 60 万”“现场有 2100 个避孕套”、“我朋友被轮了”等说法，点燃了人们假日里加班上网的热情。 再加上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早在 3 月 29 日就就发微博嘲笑“又到了一年一度暴发户和黑木耳欢聚三亚的时候了……祝你们找到真爱”， 3 月 17 日台湾女星小 S 丈夫许雅钧也曾在微博上“请大家多多支持 MC Club 在三亚举行的海天盛筵”，不少围观者已经深信不疑富人圈里的确上演着一场色情片里才有的乱交盛筵，用来形容那些一次性服务索价上万人民币的美女的名词——“脏模”、“外围”——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已经无需解释人人皆知。 虽然早就有人指出 @ 曹思阳的朋友 @ 辣笔小球、 @ 港怂萨沙在过往多起网络事件中涉嫌操纵舆论，并曾因为捏造虚假信息而被微博运营方处罚，但对海天盛筵现场细节已经如饥似渴的人们，又哪里听得进去？更有一些勇于响应人民群众需求的门户网站和都市报加入进来，最多是在标题里打上一个问号，向那些刚刚扫墓归来的人们普及最热门的色情传说。 甚至，直到今天，凤凰网还在用首页专题“图揭真实的海天盛筵”。信息来源于对南都娱乐周刊及一些网帖的汇总，虽然也根据主办方辟谣承认“海天盛筵是否存在淫乱，目前未有确切证据”，但更大的篇幅用来讲述那些被媒体和明星等多方证实“确实存在淫乱行为”的私人小派对：“知情人透露，三正亚最近半个月天天有小 party ，最乱的是 31 日的复活节趴”。 所以，这就是无风不起浪的道理，就是本能般不相信任何辟谣的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谣言和辟谣；被符合期待的信息所吸引，还是每次转发前都要自行审查？只要双方都不是无懈可击，这种争议就永远不会停止，拉锯的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交换阵地。 正如今天，当门户首页展示着《多地查处编造散布 H7N9 疫情谣言案件，十余人被拘》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头版赞赏着政府部门《用信息公开消除“禽流恐慌”》，并替上海交大发布《“捣鸟巢防禽流感”不实》的声明，南方都市报却也已经发现了官方通报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感慨“真相依旧是从‘谣言’开始”。 得获新浪以“上海检出 H7N9 后曾辟谣，推迟 12 天送检”在首页推荐，这篇《上海博弈 H7N9 》再提一个月前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和卫生局所发布的“网传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事件的真相”，声称当时的时间脉络是：“ 4 月 1 日，当内地媒体集体哀思张国荣十年祭时，港媒则大篇幅报道了上海的‘怪病’。刊载有吴亮亮死亡经过的报道迅速传播开来。上海市政府不再沉默，肯定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通报，公开应对 H7N9 ”。 下面这一连串反问，恐怕就是对“谣言倒逼真相”理论的最好注脚：“上海 3 月 4 日首次检出 H7N9 病毒，为何 3 月 8 日还辟谣‘排除了禽流感’？ 3 月 10 日左右，上海已通过两家 P3 级实验室检出 H7N9 禽流感病毒，为什么 3 月 22 日才送国家疾控中心复核确认？如果 3 月 10 日向北京送检， 3 月 19 日便会全国通报，感染和死亡者会否少一些？”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作者： 苗蛮子   广东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最近摊上事儿了。其被曝违规为儿子李宇锋谋取“位子”——2010年7月，在没有笔试，由民政局自行组织面试的情况下，学乐器工艺专业的李宇锋顺利地进了该局下属单位工作。对此，李思中声称是经市里主要领导表过态的“不成文规定”：“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 在一个官本位浓厚的社会，对于兴宁这种近亲繁殖的“不成文规定”，不必感到诧异。以人们的朴素认知来观察，类似兴宁这种事情，恐怕已如坊间所戏言的“早已烂大街了”。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所谓“不成文规定”，已然成为当前官场生态怪诞的风景，比如高规格的接待、涨价不严格遵守听证制度等等，莫不都是“不成文规定”。 这种语境下，违规招聘被曝光的，显然只是个别“保护措施”不到位或权力内讧的倒霉蛋——当然，即便被曝光，也未必就真的倒霉。看看近些年那些人神共愤的“萝卜招聘”、“火箭升迁”、“带病提拔”等等乱象，最终处理结果又有多少经得起检验？以兴宁此案而言，当地政府无法绕过的问题是：所谓“不成文规定”是经哪些市领导表态过的？李思中为儿子谋位子的申请又是谁同意的？既然李宇锋违规入职，相关招聘会否作无效处理？ 兴宁这种“不成文规定”，与近来屡被曝光的“萝卜招聘”、升迁堪比火箭的各色“神女神子”，并无本质性区别，它们共同揭示了权贵“世袭”回潮的症候。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如果说在“萝卜招聘”中，官方还有所顾忌，装模作样走走程序，或者弄个“绿色人才通道”什么的，总之多少得扯块幌子作遮羞布；然而在兴宁这里，当地官方干脆连遮羞布也不要，毫无顾忌地径直裸奔了。 违规招聘“裸奔”已显不堪，而官方的解释更令人齿冷。兴宁市人社局局长夏慧雄就大言不惭地说，此次招聘主要是考虑到地方领导事情多、压力大，“安排这些人的子女就业，也算补偿一下”，而李思中“快退休了，(这样做)给他个安慰，也是人之常情”。 如斯无耻论调，生动地照见了当下一些地方权力运行的种种病相：其一，所谓李思中“快退休了，给他个安慰”，所反映的是官场“权力过期论”下一些官员扭曲的权力变现心态；其二，所谓“补偿一下，给个安慰”，则是将公共资源当作权贵犒赏的“礼物”；其三，所谓“人之常情”，再次见证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特权和等级思维；最后，地方领导“事情多、压力大”，便以解决其子女就业问题来作“补偿”，无疑是“再穷不能穷干部”的翻版。正如有论者所说，“再穷不能穷干部”也是一个地区贫穷的根源，而实际上，兴宁属粤北贫困地区，是广东省有名的扶贫对象。 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对于此次招聘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这位掌管人事的官员表示有些拿不准，“文件界定得不是很严格，完全违反规定不是，完全符合规定也不是”。很显然，这并非说我们的官员是不懂法规条文的“法盲”，而实则是一种推脱责任的遁词。这也正是“不成文规定”的玄机所在：一方面，“不成文规定”作为一种潜规则，全凭长官意志行事，并被利益各方心照不宣地执行；而另一方面，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矢口否认，撇清自身干系。 显而易见，“不成文规定”的实质就是“以权压法”，它所延续的是“权力通吃”的强者逻辑，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潜规则往往比“成文规定”更具效力，也对社会更具破坏力。很清楚，权力通吃之下，即便如李宇锋者“现在干的和学的专业基本没关系”，但也丝毫不影响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杀猪匠去做医生，或者一个对教育一无所知的农妇去做教师……由此不禁联想到，时下我们老讲“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和衙门效率低下，从公招乱象中恐怕也能找到些许答案吧？ “不成文的规定”这种法外之地的利益规则，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执政伦理和执政方式？显而易见，作为一种由税收供养并行使公共权力的稀缺性资源，公共岗位不是权力内部“合理分配”的蛋糕，而应全面向社会开放，让不同身份的公民都来参与竞争、监督和管理。关起门来私相授受，只能不断拉大日益固化的阶层鸿沟，加深民众的被剥夺感。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成为刺眼的真切现实，那这样的社会还有多少希望可言呢？！

作者： 苗蛮子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再次起航。根据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精简至25个。此次改革的重点，是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 转换职能和减政放权，这是现行体制下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必由路径。然而，纸面上的蓝图从来都是美好的，但要将其变成现实并非易事。研判本轮改革的前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进行的6次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的教训无疑值得我们记取。 2008年启动的这场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媒体和公众短暂的狂欢之后，种种症状随即而来。首先最明显的莫过于：“副职”骤然增多，巡视员、调研员、××助理之类吃财政饭的闲人满天飞，比如佛山高明区市场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竟有14位副局长；而新成立的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曝有20个副职……这些闲人虽然“退居二线”，但工资、待遇一分不少。其次，由于内部关系没有理顺，一些地方的大部制不过是物理层面的简单拼接——部门之间表面上合在一起，但内部依然各自为政，部门之间“貌合神离”的现象突出。 在“正职减少、闲职扎堆”的情形下，很容易出现官场“帕金森定律”：面对稀缺的权力，各级官员在选人用人时，更加倾向于选择两个无能的助手，而不是能力相当的对手。这样，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 再一个问题在于，现行体制下的大部制改革，在权力的划分配置和制约方面，大致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大部制改革本身就具有权力集中的内在运行逻辑，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监督难题——尽管大部制改革中提倡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分立，但在一个封闭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内，这种“三权分立”显然不过是自娱自乐。这种大部制改革，政府部门的权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益膨胀，形成新的权力垄断格局。在权力缺乏外部有效约束的语境下，这样的超级政府部门，也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条件。 以现代政治而论，政府是由民众让渡部分权力而实现的，它是公共利益的“守夜人”。这一性质既决定了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角色，应当是公共服务提供者，也决定了政府的能力和权力都是有限的。显然，在法治和市场的状态下，政府既不是想管多少就能管好多少，也不是自己想要多大就有多大。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大包大揽、自由意志不受约束的政府，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极易滋生腐败，最终祸害民生。而一个政府倘若不能保护公民权利和增进民生福祉，也就无可避免地面临合法性危机。 因此，本轮改革的实质绝非简单的数量增减和职能的重新组合，而是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核心位置，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严格界定政府和社会、市场的边界，大幅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政府只要重点做好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公共服务及监督管理工作，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即可。至于其他一切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则应当放手交予市场。政府唯有将角色定位于公共服务者，脱离了繁杂且不必要的束缚和干预，市场才能够更加灵活，社会才能更加开放。 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裁人，不是将一部分人的利益无偿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零和游戏”，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不对其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最大限度上有利于大多数人，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然而基于我国政府人事臃肿、效率低下的现实，无论是转变职能还是精简机构，无可避免地要触碰到“减人”和“削权”这两块硬骨头。 显然，这里所谓的“减人”，既不是部门之间人员简单的合并和裁撤，也不是改出一堆“闲人”和“临时工”，更不是将冗员甩给其他部门或下属单位，而是根据部门整合后的职能来进行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对于政府冗员则该裁则裁、该退则退。倘若经过一番折腾后，吃财政饭的闲人有增无减，或者仅仅是“坑位”的挪动，那这样的改革并无实质意义，而不过是“新瓶旧酒”罢了。 然而在一个“官饭”约等于“一切”的体制下，要真正做到“减人削权”，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恐怕“比触及灵魂还难”。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所谓“留口饭吃”是底线，“不降待遇”是原则，总之“不让一个人的利益受损”，已然成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惯性思维。可见，大部制改革之难，既不在于改革理念的认知，更不在于机构数量的增减，而在于利益的调整和博弈。 本轮改革之所以难在利益调整，端在于一个“官”字，所谓“改革到官为止”的病态逻辑也正在于此——当改革涉及民众利益时，改革的阻力最小，雷厉风行说改就改；而一旦改革改到官员头上，就阻力重重，如蜗牛一般走一步退大半步。比如国企改革中，当改革无权可依、博弈力量极为弱小的工人时，工人很容易就下岗了，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了改革的牺牲品；而当改革国企高管薪酬、约束国企领导公款吃喝时，就改不下去了。由此再推及其他改革，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公车改革、三公消费等等，莫不呈现同样的改革面目。 显而易见，敢不敢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这是本轮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问题是，本轮改革敢于触碰既得利益者吗？是蜻蜓点水呢，还是动真来硬？对此，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这只是一个决心和勇气的问题。然而，基于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惯性以及官僚利益集团的庞大，本轮机构改革恐怕也会和历次机构改革一样，难免流于“改革到官为止”的结局。 动辄寄望于高层权力的决心和勇气，这是当下中国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不可否认，在一个尚由领导说了算的体制中，高层权力意志往往决定着改革的走向及进度；而且，我们也从来不会怀疑高层对改革的态度。但时至今日，由于权力内部利益的多元且相互交织，那个“一句顶万句”、英雄创造历史的强人威权时代已然远去，技术型官僚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即便偶有充满人格魅力的政治精英出现，即便其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革勇气和历史担当，但面对一个日益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恐怕也难免力不从心，而黯然离去。无须多言，这样的情景，已为我们所熟悉。 这样，当某项改革在被利益集团劫持的同时，而又无权予以有效抗衡，那么结果只能是：要么改革迟滞不前，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一切动作，不过是无伤大雅的花拳绣腿；要么偏离改革的初衷，而此时所谓的“改革”，实质上已成为既得利益者新一轮利益攫取的幌子和挡箭牌。此种情形下。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稳中求进”、“渐进改革”等论调，也就带有更多的欺骗意味，而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继续分赃”的代名词罢了！ 问题显而易见，考究大部制改革的根本病灶，又要回到一个已然说滥了的权力监督问题上来。无须赘言，不改变现有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政府机构缺乏角色转变，不切实增强社会监督权力的有效性，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改革。倘若仅仅仰赖于“左手打右手”的内部监督，于是，陷入“精简—膨胀”反复的恶性怪圈也就在所难免。

作者： 苗蛮子   对于自家的价值不菲的宝贝，该如何防止被别人“拿走”？有人的做法是：把这些宝贝“锁”起来，然后再发个通知广而告之——相信诸君看到这里，已经嗅出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来了。 没错，我说的是国家文物局。近期，这个专司文化遗产保护之职的部门发布了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第二批名单，吴冠中、关山月、陈逸飞等20余位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被限制出境。加上2001年颁发的第一批名单140人，目前被限制出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达到160余人。 应当说，国家文物局此举与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崛起不无关系。来自国际权威艺术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全球总成交额所占份额高达41.3%，连续3年保持艺术品交易全球第一的排名。其中，2011年秋拍中，吴冠中《长江万里图》以1.495亿元拔得全场头筹，并打破了华人油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火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形势下，可以想见国家文物局“保护文化遗产”的压力山大，出台相关禁令自在情理之中，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也都希望有民族代表性的作品留在国内。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时至今日，国际艺术品的交流和收藏趋势，早已突破了传统国界限制。因此，限制艺术品的自由流通不仅毫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将原本合法的交易逼入地下市场，刺激相关艺术品的走私。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出境，还有可能影响中国艺术的输出，不利于中外文化交流。事实上，鉴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目前国际上对于中国书画了解很少。虽然近年许多中国书画家受到海外买家青睐，但这些买家实际上以中国人居多。以吴冠中来说，尽管其作品因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而容易让西方人感到亲切，但其藏家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少量藏家在东南亚一带——而这也是华人聚集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华人捧红了中国艺术品市场。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地位仍显疲软。很显然，中国艺术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应有这样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即不能搞文化闭关主义，应有文化输出的长远眼光和世界胸怀。一个简单常识是：文化领域里一切有价值的杰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艺术品的生命与价值，不在于封锁和限制，而是在自由流通中体现的。也惟其如此，才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艺术。以大文化视野的角度来审视国家文物局此举，与其说是保护文化遗产，不如说是一种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极度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西方国家的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对于艺术珍品，不少西方国家虽然也为其出境“设卡”，但艺术品的去留最终还是交由市场决定。比如英国规定，任何一件有100年以上历史、价值在8000英镑以上的艺术品出境时，均须取得政府颁发的出境许可证。不过，该禁令只是暂时的，体现的只是一种尊重文化的导向，目的是为国内有关机构争取筹集资金的时间。一旦暂缓时限到期，国内仍无买家，那么政府就必须给海外买家签发出境许可证，且不能对交易进行干涉。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艺术强国，法国对于艺术品出境也有诸多限制，但规定“一律不准出境”的仅限于具备国宝资格的艺术品，其余珍品则以暂缓发布出境许可、减免艺术品交易税、募集公益捐款等多项措施加以挽留。即便是国宝级艺术品，如果买卖双方不能达成一致，三年后仍可自由离境。 在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上，英法等文化大国更多以市场的方式调节。比如英国对于民族精品采取优先购买权——在拍卖后，英国的博物馆、企业、个人可以用相同的价格优先购得。另外，西方国家还出台艺术品抵税政策，策鼓励藏家将珍藏文物回归大众机构。在英国，纳税人如果将艺术品捐赠给国内的博物馆，所捐赠的艺术品市值可以直接冲抵遗产税。该方案实施以来，英国政府成功地收回了许多艺术珍品。反观中国，现有的政策仍然对艺术品还实行高关税，这显然对艺术产业的发展和艺术品的回流不利。 相较于西方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则是我国糟糕的文化保护面目。必须看到，且不说早些年文革破四旧，也不必提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运动中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单说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也令人堪忧。据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显示，我国现有270多万件馆藏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占全国馆藏物总数的25%，而且这一状况仍在继续恶化。 因此，对于中国的文物部门来说，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动用行政手段干预艺术品的自由流通，而是创新文物管理模式，完善文化保护法制体系，建立文物保护经费的科学投入机制。倘若国内堪忧的文物保护现状得不到根本改观，文物被损毁背后的权力黑手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所谓的限制艺术品出境，非但难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而将有可能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