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老虎庙   关于侯树发的年龄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今年已过古稀。不得不佩服沙漠养人。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沙漠怎么就可以养人呢？ 侯树发用陕北的大唢呐为我吹了段“走西口”，近两尺长的木杆唢呐在他嘴下发出类似于呜呜啦啦地调调。吹罢，放下唢呐，侯脸上露出只有老人才会有的憨笑，“还行……气儿足，调没忘……”停了片刻又自嘲：“就是没人请咱啦。” 我说沙漠养人是指沙漠人须得一生挣命，为养活住自己，再为活得好些，最后还得有个好死。一辈辈挣命而活跃的人因此很难有工夫害病。也因此就怕停下，就好像有个惯性，支撑着他就看起来比城里人活泛许多。 侯树发被我请去过北京。是在沙漠毒水冲塌了他的土屋时分。侯树发说再也不能等待啦。侯树发是拿着一封致党的领导的信去的北京。信的抬头写着——亲人你好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9100861.html。 为侯树发老人在京四处奔走的人是苏雨桐。联系援助律师，组织各界联席会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52205465.html，在会议现场播放侯树发老家遭灾录像投影……侯老人说：“看起来那么时髦的女人，人家咋就能记挂咱乡下农民，不敢想象。”后来苏雨桐爆料《李~鹏日记》，触痛了一些阴暗人儿的神经，追其苏女士责任，导致她旅居国外至今。我给侯树发老人解释过此事，侯树发坚持“那是个难得的好女人，能够的话代我们乡下人问她个好。” 定边城里的北门有个“杀羊市场”，专事牲畜肉产品交易，不光有羊，还包括有猪、牛和其它。屠宰后就地交易，很是热闹，也很是重要。公元二千一十三年，羊这样物种在中国被炒到火爆。在三个月里，我走过甘肃永靖，走过宁夏固原，还走过西安的回民市场，直到来了定边，才知进了羊肉天堂。定边的羊肉最贱，充其量卖到42元，这在前几个地方来看，无异于痴人说梦。以至盛产“五香羊头”的固原因羊肉价贵至50元，羊头铺子纷纷关张改业；西安的烤串业界竟然多以猫鼠狗替之，叫人恶心；更有在永靖说涮羊肉吧那就意味着涮菜涮蘑涮韭菜，打死不涮肉，谁买得起？ “那倒卖羊肉去外地就可以把钱挣了吧？”我问侯树发，忽然意识到失口。老人说：“没啥，人老了得认服输。贩羊不在咱这把骨头。叫年轻人把钱美美地挣！” 话虽如是说，侯树发却不服输，侯树发开了个麻将馆，麻将馆就在杀羊市场里。不大间房房，置两张麻桌，一律电动。遇休息的日子，儿子们有回来的就给老两口收拾收拾麻桌电器部分，维系其正常运转。看起来，杀羊市场里的麻将馆像是一道福利，和那些走动着的，卖老玉米，卖烤红苕，卖香烟花生小酒葵花籽膨化食品的，都只是围着肉铺子做服务。 在麻将馆一守一天的侯树发的老伴会做一手好饭菜，顶顶好的又数猪肉哨子杂碎卤浇盖的白面条。侯树发不懂麻将，也没兴趣。侯树发的老伴也不懂麻将，也一样没兴趣。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上门来给造钱的，得小心侍候，百般应允。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问侯：“一天挣多少？”，侯说：“60来元。”“什么？”我大吃一惊。我原以为麻将馆日进百元，数百元，看那桌前情绪亢奋的将主儿，便愿意认定这里会有大流通！ 侯树发的陕北大唢呐一共吹了三首曲，最后一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不同意，说他“那是红歌。”老侯听不懂，“甚叫‘红歌’？”我没多解释，只说那歌子要吹得铿铿锵锵，至少隔壁羊市场要被颠覆。并不是你这吹法，软软款款，阴阴阳阳地，还好像只听见呜呜啦啦，没有一点腥风血雨。我明白我又失口，说起来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老侯听懂于否。老侯就说：“我们办出殡时就吹这个，红白事情也吹。没有考虑啥红不红的。” 在省城听狄马纵论陕北大唢呐，如今身就在陕北，亲耳聆听了唢呐，心底下就对狄马小得意一下。 休息的时候我给侯老汉儿播放由美国导演斯蒂夫拍摄的纪录片《High tech low life》。前些年，斯蒂夫跟踪拍摄到过侯老汉儿位于沙漠里的家。那座因县城排污20年污水泡塌半边墙的沙漠老屋和侯老汉彻底被水冲毁的羊圈等镜头在片中一一出现。我告诉侯老汉，这部片子里有你，片子正在国际上各国巡回展映，外边世界也有很多人关心你的处境……他们有问候你的，有说是否有援助渠道……又说该向中国中央级政府反映情况……还有定边老乡在外求学的孩子们在网端愤愤不平……我又说，明天我们就一块去下边，去二楼村，去姬圈小村，观察现状，记录现状，我还说很想念那里的乡亲石大伯啦，石占中啦，还有…… 侯老汉没吱声，我回头看他，侯老汉端坐床边，双眼紧闭。早已睡着。我不好意思地悄悄关掉机器……[写于陕北榆林] 采访候树发老人视频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30936624.html

http://www.tnc.com.cn/info/c-001001-d-3309325.html 21 世 纪 企 业间 的 竞 争是商 业 模式 间 的 竞 争   每 15 分钟都会有一个新兴品牌让人关注？   21 世纪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是产品与价格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你能想象出 2 年、 5 年甚至 10 年之后你公司的商业模式将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在主导者行列吗？ 不可否认，中国服装业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内需市场增速放缓，社会价值主流导向与消费行为的变化，生产、流通成本不断上涨 …… 不利的市场环境带来的不仅仅是放缓的增长速度，更多的是中国服装业从业者沉淀下来的理性思考，中国自主服装品牌行至寻求创新转变的时间节点，模式与价值再创的时代业已来临。 如何创新？很多企业家如今达成的大共识是：企业应围绕消费者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活方式升级需求，进行价值创新，提升客户价值，发现和开发新的市场空间。但如何实现这一过程是所有人都在求解的问题。 商业模式的新含义 采用全新商业模式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传统产业的掘墓人。如何在传统行业中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为什么每次弯道，往往是新兴企业赶超，而不是传统企业维持统治？ 著名金融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认为，企业进行创新通过五个举措来实现：一是调整战略定位，包括对产业领域的客户选择。很多优秀的服装企业之所以成功，最大的特点就是精准定位自己的客户和客户价值。二是创新产品服务。三是改善经营管理。四是善用金融策略，如资本市场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金融工具。 “ 如果以上四个都做了很多调整，依然没有效果的话，那要增加一个：重构升级商业模式。 什么是商业模式？有人说商业模式就是怎么挣钱，这个表达非常通俗。也有人一说模式就必提互联网。 “ 一讲商业模式就想到产品营销和传统商业的运行模式，现在的商业模式已经不是这么狭隘的概念了，而是一个产业在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持续发展的商机和机制。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服装协会名誉会长杜钰洲认为，商业模式很复杂，每个企业因为商业模式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的个性，也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的创造力。 “ 其实在基础产业里有很多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借助了 IT 技术之后。所以商业模式不仅仅是赚钱方法，我们把它定义成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 ” 朱武祥说，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包括了交易主体和交易内容，交易的媒介与交易方式，交易定价与交易风险的管理。而创新模式，无非就是从以上几个主体改变风险管理方法。 在朱武祥看来，创新商业模式有三个基本点：首先，一个新模式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提升到利益相关者，最终是要增加利益相关者价值，包括企业自己；其次，是不是降低成本，这包括搜索、库存、信用、资金还有监督等各种成本；第三是降低风险。 “ 服装企业可能需要借助 IT 技术，重购服装商业中客户、供应商和经销商等交易方式。当然，只有单个企业创新是没用的，还需要整个产业链创新。 ” 朱武祥强调说。 杜钰洲则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应围绕着三个基本的元素：价值成果，资源能力和决策。价值成果决定企业在形成商业模式时考虑企业的外部和内部价值，其中包括客户价值。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得到了产品，企业得到了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供应链整体也得到了提升。 第二个要素是资源和能力，形成企业对产品品质的控制力和供应链系统的配置能力和效率。第三是决策。决策生动的展示着企业生长的过程，从资源获取这个价值链，研发生产的价值链，销售流通的价值链。这三个 —— 价值成果、资源能力和决策构成商业模式的整体。 移动和自媒体改变了什么？ 移动性及连通性将成为未来商业环境的核心，年轻一代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科技的普及让他们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面对新的连接方式，管理范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移？ 在 2013 中国服装论坛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批评者胡泳为人们展现了未来移动世界的模样。 移动正在成为社交网络的发展方向，手机正在变化整个快速沟通和群体参与的工具。青少年们以更加赋有创造性的方式使用手机。 “ 如果有一天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被记录在案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理解真实的生活现象，这就是我所称为的大数据。 ” 胡泳说。 这些数据记录了人们的活动、决定以及生活本身，这将产生巨大的价值。在广告行业，位置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而当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比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见得高过你去一个地方的光顾次数。 “ 我们设想一下可不可以通过光顾次数而构造定制化的广告，那么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新模式，当然它的前提是隐私权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根据新技术在社会当中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知道人们常常为了方便有趣而牺牲一些权利。 ” 胡泳分析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将发生在人和机器及机器之间，这就是所谓的物联网。 对于营销者来讲，这些大数据至关重要，他不仅懂得消费者的过去，也知道他的现在，还能预测他的未来。 “ 将来我们遇到的一个世界，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坏的服务，或者讲最好的媒体就是最坏的媒体。 ” 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同步而来的，还有自媒体的兴盛。在自媒体时代，消费者的抱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大张旗鼓，品牌如何做出积极的反应和回应，修复甚至是塑造品牌声誉？如何在不利情况中寻找有利因素以扭转局面？ 在中国式市场传播理论倡导者、《逻辑思维》主讲人罗振宇看来，自媒体时代，魅力人格体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它可以是明星，可以是普通的个体，也可以是明星的组合，比如包含了吴伯凡和梁冬两个人格的冬吴相对论，比如包含了七个男孩的天天兄弟，包括谢娜、何炅这样一批人的快乐家族等，有时候它甚至不是人，如米老鼠、唐老鸭、 HELLO KITTY 等。 “ 因为在价值链当中，稀缺要素必然带来价值。 几乎所有的魅力人格体，都能兑换成市场价值。 不管你是谁，只要是被人记住，哪怕是邪恶的魅力都会收获相应的商业价值，这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互联网商业时代的吊诡之处。 ” 罗振宇认为，魅力人格体的产生自然就延伸出下一个逻辑：自媒体的出现。 “ 服装企业要改变自己的运营路径，不要再把做大做强挂在嘴上，我们将迎来一个小而美的公司时代，你的产品覆盖面未必要那么大，但是你可以将体验做到极致。 ” 罗振宇认为，小而美的时代，企业与自媒体结合的模式之一就是产业链自荐媒体，比如一些知名企业家频频在公共活动场合抛头露面，就是为自己的产业链获得一定的媒体性。 主流还是潮流？ 10 年前，赵俊浩拿着几条潮味十足的牛仔裤去国内一些主流商场做推介。它上面有曲折的线条，有很多不同的装饰和破洞，价格都在 2000 元以上。商场的招商人士觉得这小子疯了，这种又怪异又贵的裤子能有几个人会买？ “ 他们认为这样的裤子喜欢的人买不起，买得起的人不会喜欢。 ” 但是通过 7 年的努力，当赵俊浩离开这个品牌的时候，它的销售量和销售额都是中国市场里的中高端牛仔裤销售冠军。如今，赵俊浩已成为 EVISU 中国区总裁。 潮流瞬息万变，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小而美时代里，小众品牌也将拥有大市场。最近几年中， 时尚市场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品类，被人们称之为 “ 潮牌 ” 。 从国际市场来看，很多的主流品牌甚至奢侈品品牌，正在与潮流品牌进行互动，比如和一些潮流品牌设计师进行跨界合作等。 而在 5 年之前，很少有人提及潮牌或者个性化市场之类的概念。 “ 其实潮流市场对主流市场的冲击是永远存在的。我们现在所听的歌曲在 20 年前绝对是小众的潮流，今天的任何一个人回到 20 年前，都是当时最潮流的人，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它。 ” 赵俊浩认为，潮流市场是在潜移默化地侵入主流市场，对主流市场进行替换。但潮流市场对主流的进入也并不都是成功的。 “ 我们发觉成功率大概在 15% 到 20% 左右，一大部分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和淘汰了。 ” 赵俊浩说。 而现在，很多主流品牌也开始窥视潮流市场，并试图分得一杯羹，但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经营年轻族群的生意。他们感觉自己的品牌有些老化，于是大规模转型，请了一些非常出名的设计师，转而去做年轻人生意，国内有很多案例，但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 “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去理解潮流市场。 ” 赵俊浩认为，潮流市场看似庞大，但内里存在一些非常奥妙的事情。 “ 主流市场能统计集中的数据，潮流市场面对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不同的性格，很难去揣摩他们心中究竟在想什么。而且在潮流市场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善变。消费者对新生事物的接纳程度，远远超出经营者。 ”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下，赵俊浩发现，中国市场不缺少品牌，缺的是专业管理。 美国艺术家 Andy warhol 曾说，在未来的社会中，每 15 分钟都会有一个人成名。赵俊浩认为，在未来的中国服装界， 每 15 分钟都会有一个新兴品牌让人关注。 “ 随着潮流和主流的不断替换，我相信未来的品牌和商品会远远丰富于现在。很多人说，现在服装产能过剩，但潮流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市场。 ” ( 服装时报 )  

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30413/7902133.shtml 汪静：自媒体会成为“先烈”吗 2013 年 04 月 13 日 04:59 来源：中国经营报   “ 传统媒体人就像是 汽车 时代来临时，那些钉马掌的人。 ” 日前，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向传统媒体人发布警告，提醒传统媒体人要时刻关注变化，掌握变化，适应变化。 而与此同时，以移动媒体、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 “ 小宇宙 ” 仍在不断爆发。 新媒体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预测， 2013 年将成为移动新媒体最为关键的一年， “ 现在整个 中国移动 用户数量已接近 5 亿，微博用户超过 5 亿，基于移动终端的微博、微信、 APP( 微平台 ) 将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三驾马车。 ” 不可否认，当下基于移动平台打造的新媒体正层出不穷。他们以开放性、互动性见长；以时效性、即时性取胜；同时相对传统媒体而言，他们似乎更愿意放低姿态来倾听读者的需求。 过去 15 年，传统互联网平台更多只是作为媒介 ( 渠道 ) 存在，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是向传统媒体 ( 即报纸、杂志、电视等 ) 购买的。因此，传统媒体在早期互联网阶段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而以移动互联网兴起为始才真正将内容传播带入了 大众 消费时代。 “ 移动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其实就是两个：一是时效性更强，它比传统互联网的更新速度更快；二是内容的产生方式更丰富，比如微博和微信均可以自动生成内容。 ” 布丁移动创始人徐磊认为。 但这是否说明那些依靠移动互联网生长的自媒体到了发力的时候了？ “ 我的观点是，自媒体没有想像中那么强大，而且很有可能变成先烈。 ” 徐磊认为。 综合来看，自媒体目前普遍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内容充分性不足。一个写书的作者如果用 5 年甚至 10 年写一本书，那一定是一本有深度的书。而作为自媒体，你需要每天更新内容，这将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与此相对，传统媒体则是靠一批编辑和记者团队来完成内容制作的。 第二，传播性不足。微信、微博平台的影响力是否足以承载自媒体的传播需求？目前来看仍显不足。而像虎嗅、 36 氪等平台，严格上讲，只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适应的一种过渡形态。 第三，精准传播的转化率不足。 精准不是一个新词汇，比如 亚马逊 ，通过后台的计算和识别，它可以了解用户买过什么书，喜欢什么书，与其有相同喜好的人在关注什么书？但这些精准是嫁接在用户给出了明确信息的基础上的。而在用户没有提出明确需求的情况下，比如对于内容的需求，做精准推荐就不如做主流推荐。 举个例子，将广告信息精准推送给 10 万人，或者广泛推送给 1 亿人，哪个现金转换率更高？可能是后者。这一方面是源于品牌影响力扩大，带来的从众效应；另一方面，则源于一些用户并不明确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在目前信息过载严重的前况下， “ 精准 ” 的内容反而有可能被忽略掉。 “ 精准的目的是为让人消费，即有人愿意为此买单。以我们目前的广告形式来看，主流推荐仍是现金转化率最高的。 ” 徐磊说。 而事实上，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主流推荐在嫁接了新的传播渠道和互动功能之后，同样也在准备着迎接新一轮的发展机会。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间一场双向改造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谁能最终胜出，取决于谁能更加秉持 “ 用户为王 ” 的 理念 ，并运用新技术落实到行动中。  

  模特、男女明星、企业家、高富帅第二代齐聚三亚海天盛筵。这些人凑在一起，你猜，会发生什么？ 这些元素如一块块色斑铺点在白色画布上，随后，围观者用想象力把画作完成。即便始终没找到核心证据，妨碍人们狂飙飞扬的想象力，各种道听途说添油加醋之下，勾勒出一副末世图景：礼崩乐坏，人如禽兽。在这幅画作上，一切意义均被消解，最后存在的，仅仅是肉体极度病态刺激和赤裸裸的炫富物欲。这个一再强调自己“高端”的商务活动，从此将与一系列奇异的语词联系在一起：“外围”、“ 脏蜜”、 “绿茶婊”……。 主办方的辩解有理却无力。即使有知情人宣布“海天盛筵”本身并非淫乱派对，甚至那个被认定为具有最重大嫌疑的“ MC 白色派对”也非人们所想那般混乱，即便有问题的仅是一些不公开私人派对，在媒体笔下，这些都巧妙被嵌入到”淫秽盛筵“的专题之中，成为让想象之火燃烧的更为炽热的燃料。甚至一篇回忆此前两年受邀采访活动的记者手记，也被冠以“ 亲历者回忆淫荡派对盛况”的标题，疯狂传播。 坦率说，我并不关心在一个不公开的空间里一群男女究竟会做出什么。对人性有所了解之后，自然得承认踹测人性的复杂与界限都有难度。这种行径，无论是中国本土魏晋时期的贵族子弟，还是今天其他国家的败家富豪，都不算鲜见。在公共意义上，这次事件的真正问题在于，对于这些行径，民众的想象力与愤怒机制对比其他国家，是否来得过分猛烈和兴奋？ 如果说别墅、跑车，游艇，香槟，私家飞机等等被视为中国富豪阶层的显性的，被宣扬的标配，，那么淫乱，女明星，野模乃至其他更非匪夷所思挑战底线之举自然而然被视为这一阶层隐形的状态。对，他们就是如此生活：无聊，苍白，空洞，低级，他们类似爬虫和其他的低等动物一样，只会体会口腔与交媾的快感。面对“这是否就是事件真相”的诘问，似乎可以理直气壮这般回答：如果不是像动物一样罪恶，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在这个国家又是如何获得财富？——就在这篇文章写作之时，著名的郭美美与另一位富二代在微博客上炫富互掐，一个炫耀着 500 的万赌场筹码，另一方则回以银行卡余额 37 亿，又晒另一个 99 亿账户。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那个陪睡三夜入手几十万的神话，又如何被证伪？ 在那篇被标题党为亲历者回顾涉淫盛筵的文章里面，我喜欢这段文字：“我似乎从未在中国见到一个比三亚更加割裂的城市。这里有五块钱一碗的抱罗粉，也有几百块的奢华酒店午宴。著名的第一市场周围卖着各种劣质纪念品，而几千块一晚的文华东方美高梅悦榕庄洲际们有极尽精致的细节。这里有数不清的穿着难以蔽体的礼服的 40 吋长腿美女举着昂贵的巴黎之花香槟，也有烫着俗艳卷发的中年妇女，抱着五块钱一个的椰子。这里有人买下几十万的宝石项链，买下全世界限量十件的一百五十万的马爹利酒柜，买下 50 米 长的超级游艇，装下全三亚最年轻貌美的姑娘。这里也有很多人穿着睡衣逛市场，在灼热的街头叫卖廉价的凉粉，像在全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的街头，在呛人的白烟里吃着来路不明的烤串。” 这段民谣节奏的文字，勾勒出了一个经典的镀金时代。起码在那个夜晚，这个城市一定是中国当代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不知道那位到手几十万的女子，有没有走出来，到街边品尝一碗三亚美味的抱罗粉。如果没有，还真是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是什么激发着镀金时代的想象力？是巨大的财富差异，是迅速聚拢的财富始终擦不掉的灰色暧昧，是强调平等的意识形态传统，是富豪阶层对公共实物刻意的沉默与肆意的财富炫耀，是浸透在社会几乎每一寸机体中的腐败气息，是没有现实的政治自由与权力导致的纵欲狂欢，是伦理想象力被掐死之后吃喝拉撒被视为唯一真实的面向。 还有，面对汹涌而来的财富，无论是拥有者还是旁观者，都没有做好准备，更缺乏真正的想象力。 文革结束，有老农愤怒声讨江青是个懒婆娘，她的床前放着两个罐子，一个是红糖，一个是白糖。早上起来，先吃一口白的，再吃一口红的。今天中国社会，有人在想象吃糖，有人拥有财富了，于是真的就去吃了。更可悲的地方在于，我们都知道吃糖不是一种正确的生活，但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呢？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让人们感觉到存在价值的生活呢？这个问题，没人能说得清。 在经历过镀金时代之后，美国终于迎来了他的进步时代。这块土地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故事吗？

今天想起这篇访问，是因为看到邮件组里有朋友在谈维园。建议中国内地人，无论你怎样看六四，都一定要去。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 【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长平：正义 2010-06-28 23:51:13 来自: 毛姆舅舅(以后要对丸大妈好些) 自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报纸就与时事评论密不可分。这一个传统一直维续到1949年，想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代表了过去那一些多元而批判的声音的消失。直到2003年时事评论才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上卷土重来，一时间涌现了各有见地、各有所长的众多健笔，长平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亦最富争议的一个名字。  长平曾经在多个媒体担任不同的职责，十几年来，曾经三度遭到降职及其他形式的处分。在中国的媒体工作者之中，这种经历算不上太特别，亦不可说是平平无奇，因此长平的媒体生涯是一个有标本意义的个案。2008年3月14日，全球华人掀起了一股反对「西方媒体丑化中国」的浪潮，很多在西方留学的学生举起了国旗，在街头抗议传媒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使得曾经有留学经验的长辈及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吃一惊。  在这股浪潮之中，长平发表了一篇呼吁大家冷静的文章，风格是一贯的自省、理性，力求持平，但又不失批判的力度。这篇文章结果为他带来巨大的压力，有些评论家质疑他是「西方的走狗」，有些网民直斥他是汉奸，比较激动的甚至发动人肉搜索，誓要揪出长平的背景和家人住处。非但如此，这件事还牵连了《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等一向以敢言和独立见称的媒体。  一年过后，经历另一次降职处分的长平带着他的太太来到香港产子，时间是敏感的五月尾六月初，许多人以为他来香港是别有目的，但是他心底盼望的是女儿能够生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而且香港的医疗比较有保障」，他说。在访问的前一天，他的太太经历了一早预知的生产困难，终于平安带来长平40岁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梁�梁文道  长� 长平  梁：去年三一四的时候你太太还没怀上孩子吧？  长� 还没有。  梁：你原来在《南都周刊》的职位是副总编辑。一下子就是因为发了西藏的文章，被人攻击了，然后就要把你撤下来。  长� 最后处理实际有两个。第一，就是你不能在新闻一线工作，我原来都在一线，负责采编。现在我在南都传播研究院，隶属于南都的行政系统。但第二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出任行政职务，所以我的职位叫做首席研究员。虽然像是闲职，但是我力图把它变成一个有实际事情的一个职位。在宣传部门眼里，如果你说我是要去挣钱，那是最让人放心的事。但我想去做研究，写文章。  梁�恰好在这个时候发表机会少了，薪水也减少了，你却发现自己有了小孩。  长� 是有些压力。当时有网友人肉搜索我的材料，从我的文章判断我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在某一个县城。在这之前网上就只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所以他们也要寻找照片，因为照片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现在你在网上会查到一张叫「长平的糜烂私生活」的相片，他们把我的照片和日本的AV女星放在一起。当然你一看就知道是 Photoshop整的。  梁�可见时事评论的作者，要小心透露关于自己个人的信息。  长� 是得自我保护。一方面，对于公权力或者是宣传部门，我们也许不要写得太过份。另一面要提防网络的红卫兵，所以我确实比较少提供个人信息。写文章有时难免写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家庭，但如果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会有所节制。  梁：你也经历过好几次类似的打击了，比如说，当年你在《成都商报》的时候。  长� 是的，我在《成都商报》的时候听说崔健有一张新碟叫《时代的晚上》，我让北京一位记者去采访他，他也谈到一些问题。在报上的领导看来这是很敏感的问题，当时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种批评甚至可以说是羞辱性的。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怎么样，你不算甚么，不要利用公器来达到你个人的目的等等。他们把黑白颠倒，把尖锐的评论和报道看成是你想出风头。  梁�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一个人的评论要是特别尖锐，一个人的报道要是特别敏感，他们不会认为他是为了公理和社会而冒险，反而会说那是他自己想出风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整份报章。  长� 我们在《南方都市报》也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对报社来说，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能赢得声誉，同时通过这个声誉引来广告。但也总有人不断证明你赢得的是负面的声誉。以前就有个广告公司对我们说：「你们好像专跟政府唱反调，不敢给你做广告哪。」某些来自报社内部的一些攻击也是这个路子。  梁：你后来就离开四川，去了《南方周末》。  长� 我刚去的时候想做记者，但是他们让我做编辑，做了三个月的编辑就遇上中央点名批评了鄢烈山、沈灏、曹西弘三人的事情。当时沈灏是新闻部主任，上头决定让他引退，所以就让我接新闻部副主任，一年多后再出任新闻部主任，然后很快就发生了「张君案」。张君是黑社会头目，干了很多很典型的坏事─抢银行，杀人，此外还有情妇等艳情故事。对媒体来说，那是集合了几种元素的好题材。而且当时警方破了案，上面都说是一个很正面很值得谈的事情。于是传媒纷纷采访张君的心路历程，谈他的爱情，谈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场媒体的狂欢。  当时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长背景。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国内的媒体来说已经很普遍，但2000年的时候还算新鲜。我们发现他曾经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农村青年，只是没有出路。我们因此报道了农村青年没有出路的问题、农村政策的问题。而且我们又发现他每次进派出所一次，出来就更坏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进去一次，出来就更加仇恨社会。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湖南省委非常生气，他们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是要求我们这边整顿，钱钢离开了，我离开了，再过几个月江艺平老师也离开了。  梁：因为你们这样报道，就等于说农村少年的出路出了问题，也就是批评政府政策出了问题。  长� 对。他们生气的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我们无视他们这么多年来对农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绩；第二，破了这个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劳，我们反而不管这一方面。  我出来之后，程益中他们就邀请我去《南方都市报》。但是我当时受的打击是挺严重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们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时候也很意外，我们是那么的理想主义，那么投入，以致于我老是觉得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整天都在想未来《南方周末》到底是甚么样子。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后有一小段时间先去中央电视台看看，后来又去了美国柏克莱加大当访问学人，还去过《外滩画报》，最后才到了《南方都市报》。  梁 �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受压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压力；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 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其实随时都被「阅评」( 梁注：「阅评」意指宣传部门针对性地审阅某份犯了问题的报刊 )，再过一段时间肯定要有非常严厉的整顿。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在线，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青。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甚么。  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官方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首先，我们的教育其实是被权力操纵的。第二，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权力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甚么甚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的。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  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甚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政治发展到令人恐惧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跟主要的权力系统有关系。  梁�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了洗脑的效果，那为甚么从前没有呢？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八九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和压抑。首先走了相当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  八九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包括坐在媒体上头执行命令，不准我们在敏感时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当时在广场上的人。更不用说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门，有些人到了宣传部门。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活得很难受。于是你看很多人都转过来了，找了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由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信念。  其实整个社会，甚至执政党，也在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怎样去面对过去。过去共产党执政是讲正义原则的，他的逻辑是全世界我最正义。资本主义很坏；其他人还在落后的状态，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后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就瓦解了。它现在不再试图证明全世界我最正义，他现在要证明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正义。比如说美国出一本中国人权报告书，我们不反驳，不去证明我多有人权，而是反过来弄一份美国人权报告书证明你也没有人权，你也很坏。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就是在传播一种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理论。扩散出去，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喜欢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国品牌也有毒，可见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没有人不自私，我们并不算太过份。  梁 �如果让那些参与过八九、当年还很年青的人回看那段经历，并且要他否定过去的话，他往往会说我当年太幼稚、太蠢了，容易被人鼓动。所以现在要鼓励大家「理性」、「客观」地反省过去。这其实是要适应现在的政局和社会的需要，好好活下来。于是我们原来常常说的那种道德感和正义的原则都消失了，让给了一个更功利的生存法则。这种说法在现代中国史上已经成了一个套路。文革有那么多的红卫兵都参与打砸抢，后来他们怎么回看这个经历呢？他们很容易地安慰自己说那都是四人帮害的、我是被鼓动的，然后自己的责任就不见了。由于这种轻度的后悔在现代中国史上是有先例的，所以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良心过失或者急剧转变。分别只在红卫兵回顾过去的时候是在推卸一种罪疚感，八九这一代人帮自己推卸的则是过去的热情与正义感。  长� 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有些红卫兵和知青不只是后悔，还会慢慢的从反省变成肯定自己的青春。当他们掌握社会资源之后，曾经发起一场很大的「青春无悔」运动，把个体生命的经历和社会正义体系的颠覆混杂在一起，如果要否定那段社会的灾难好像就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走出来说「青春无悔」，用一种感性的、激情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和理论变相肯定了青春，甚至变相肯定了那段社会经历。  说到六四那晚，我在维多利亚公园。之前我在部落格上说六四那几天我就不写东西了，尽量不谈那件事，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加了一个标题叫「罢工」。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甚么时候开工呀？从6月2日到现在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五六年来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罢工」本来只打算罢一天，但接下来这几天不是我想罢工，而是我根本有点失语，甚么都写不出来。《南方周末》周四出刊，我到了周三早上才告诉编辑不行，还是不行。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意见，完全不曾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真觉得我那20年太过荒谬，我今天都还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事情……太荒谬了！  梁�这就是那一天晚上之后的感觉？  长� 那晚的言语和场面本来是正常的，起码是在公开讨论一件发生过的事。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适应了。如果站在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本来这才是最真实的，但反而变得太不真实了。我以前从没来过，尽管我知道它，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它会从感情上震撼我。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定下神来。最终，我还是肯定要写，我并没有看到不写的可能性。也许这只是个小小的障碍，也许它有很大的改变，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梁�换个话题吧。大家都说，最近几年大陆有时评热。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从晚清到民国，时事评论一直是报纸很重要的一部分，难道时事评论在大陆中断过吗？  长� 当然中断过。49年之后评论变成了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社评，另一种是副刊上的杂文。后者还好，因为鲁迅写杂文，所以它的路线受到肯定。不能想象如果杂文路线没受到肯定，时评传统会怎么样。在时评重新流行之前，它的功能主要都由随笔承担，随时可写，也很务实。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很著名的随笔栏目叫「周末茶座」，就在头版。但我编头版时就把它去掉了，原因是我想把它带回正常的呼吸。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时事快论」的栏目，虽然短，但尽可能平直地评论一些事情，绝不指桑骂槐。  然后《南方都市报》接着在时评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之前很多刊物也开始有时评，不过没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二版、三版。而且他们想推动一种真正的时评，而不是那种性质不太明确的杂文和随笔。我们当时还找来香港《信报》林行止的社论，把它当成一个样本。那几年《信报》的社论每一篇我们都剪下来，把它发给很多编辑传阅；同时也把民国报刊的一些文章传给大家读，就是想恢复那样的传统。这种做法很快就赢得了很大的市场认同，然后网络也发现了它，而且声音很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种时评热。  梁：你是怎样开始想到要写时事评论的呢？我记得你以前是写诗的吧？  长� 写诗，也写过小说。最早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想做时事评论，只是自然想发一些议论。于是92年我就在《成都商报》开了一个专栏，是杂文性质的时事评论。  当时可能还是一个文人的那种心态吧。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做探访报道，就没有再写了。2003年，到了《南方都市报》才开始每周固定在专栏写现在的时评。  梁：大陆最近有时事评论作者群的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定位吗？既不是文人杂文，也不是学者研究，是一种新型的模式。  长� 起码是在恢复正常的舆论，因为过去的社论和评论被官方垄断了。但大家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官方在发评论的时候一直持续使用笔名，而且这个笔名还是虚的，可能是个写作班子。而现在网络和报纸的时事评论员那发言者的身份就更被突显了。譬如说「长平」是个笔名，但是它已经代表了一个大家清楚的真实个人。  写久了，读者和你自己都会要求一旦某些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应该去评说一番。这种延续性跟那些一般在报上写杂文的有一个直接的区别。  梁：要对当下的一些事情发言是一种责任感。那你觉得在中国写时事评论的作用是甚么呢？ 长� 这个问题的确是常常被人讨论。在我看来，写东西出来就是一个意义，我不是那么功利的想去看到它的社会效果。如果一个评论可以帮助弱者、带来一些改变，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事。但我从来不追求这些，我觉得把话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因为能说话，在中国就很重要了。如果过份去追求它的功能效果，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心态。  以前的《南方周末》会强调它的社会功能，当年如果你报道了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现在老有人说舆论干预司法。其实在中国，舆论不是干预了司法，而是干预了领导。当领导看了报道就觉得某事很重要，然后也许就会干预司法。所以每当我的报道起到作用，我都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对于这种现实，我是感到悲哀的。我并不完全像一些记者能够那么高兴地说我帮助了一个人。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时特别强调做记者的「报道」就可以了。  我们的上一辈不是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而是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中国文人正义良心的传统；另一个还是所谓的宣传，他们还是接受那一套。现在内地还有很多记者是这么想，我帮你报道一件事情，给你承诺会去帮手解决。于是记者在报道以外就有很多工作，这样的工作有时候确实是很好的，例如去找一个官员，说我都把事情报道了，你非帮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不可。  梁：新闻记者都变成了社会工作者。  长� 对，而且它也成了权力系统的一个部分。这种记者在那个权力系统也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所以这个官员和他之间也有一种公务关系。我则追求一种更独立的关系。如果这个社会正常，可能会有另外的社会功能组织去解决我们报道评论的事。  梁：还有一些时事评论者追求的是做策士，给国家建议，希望写的东西影响上头领导，带来改变。  长� 你说得很对，我也很清楚策士确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能够替政府出谋献策，解决问题，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种危险，就是你始终站在政府的那一边去考虑问题，容易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有人看了我的文章会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其实我只想把事情讲清楚，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于这个道理会怎样……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建议，但我写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跟你献策。  梁：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我发现中国许多媒体彼此之间会互相照顾，甚至团结在一起。香港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想象，像你这样的人被《南方周末》退了下来，居然还可以到央视去干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 如果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整体的话，知识分子也好，新闻界也好，都容易有一种共同的关系，站在一起去承受。这一点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感觉非常强烈。我当时常讲，我们是中国的媒体人，而不只是《南方》的员工；我们不分网络、电视、收音机，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家哪家的。当时《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是因为它是全国媒体共同办的一个刊物。  梁：那是甚么意思？  长� 那时候很多媒体会主动支持《南方》，会把一些自己发不出的稿件寄到《南方》。我们的记者到哪里去采访也好，你会觉得当地的所有媒体都在帮助你。人家报纸的老总会跟你说，你要甚么我可以给你。因为当地有些事，它可能报不出来。  梁：香港做媒体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种情况，虽然今天大陆的媒体已经那么市场化，竞争激烈。但我也常常遇到一篇评论某家报纸不敢用不能用，它会帮我传到其他报馆，有时就这样传遍全国一圈。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家好像有一种共同感。  长� 在中国，我们会觉得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在线。就好像警察会有一种兄弟感，穿上制服就要对抗站在另外一边的敌人，比方说黑社会。我们媒体人也必须有一种兄弟般的认同感，以及一种共同的正义感，我们手挽手地站在一条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