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每年3月的“两会”报道是许多媒体的固定节目。过去十几年来，由于两会本身并无太大变化，媒体尺度亦无放开，因此大部分媒体的报道早已陷入固定的程式，乃至成为食之无味的鸡肋——市井小报，多绕着明星委员和雷人雷语打转转，宋祖英刘翔毛新宇，今年又多了个莫言；有点姿态和追求的媒体，则喜欢借此机会再次眉头紧锁，思考中国往何处去，找些学者空议论一番。 2013年的两会报道，虽有政府换届、大部制改革等看点，但内容上依旧显得沉闷。不过，报道形式上倒是有些亮点，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信息图（infographic）的大量使用。 在短短两周之中，信息图的这种大量涌现完全可以用“大爆炸”来形容。最重要的还不在于数量，而是在参与者的纷繁多样：既有平媒，又有电视，又有网媒；既有市场化媒体，又有党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及其微博是本次“大爆炸”的主力军之一。 一、为什么是信息图？ 2013年两会期间的信息图大爆炸，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从2012年年中开始，各媒体（尤其是网媒）已经开始了信息图的热潮。 有人曾把我称为国内媒体最早开始做信息图的人，因为我发起的“ 政见CNPolitics ”团队从2012年初连续推出了几张主题为“读图识政治”的信息图，传播非常广，其中两幅正是解读两会的。对于这种美誉，我是断然不敢接受的，因为实际上好几年前就有人开始做信息可视化了，抛开国外不说，国内也有EG365（它的创始人是给FT中文网写“媒体札记”的徐达内）这样的公司，甚至新华社也有播发图解的传统，虽然这些图解比较初级，很难称得上是信息图。 之所以2012年初在自己的小团队开始尝试信息图，的确是因为我预感到了这种趋势的来临。后来，门户网站以及一些纸媒纷纷涉足此领域，开设信息图栏目，我不敢说它们都受到了“政见”所做的系列信息图的启发，但这起码说明我们的尝试是领先一步的。 这里便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信息图在国内国外都不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物，为什么偏偏是从2012年开始大爆炸呢？ 大的背景当然是互联网的发展。纸媒时代的图表、制图可以算是很传统的工艺，只不过有的媒体做得好，大部分媒体做得糙，做得好的可能有人夸奖，做得糙的也没什么人介意。互联网时代发展至今，人们对读图的渴求一路攀升，网络的气氛越来越浮躁，有耐心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少，信息图这种用可视化的方式容纳和表达信息的形式自然会受到追捧。 在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微博的流行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长微博”这种中国特色的产品，助了信息图一臂之力。“政见”最初制作的几张信息图，每一张在微博的转发数保守估计都有几万。我们因循长微博的阅读方式制作的长条状信息图，后来也自然而然成为大多数网媒制作信息图的“行业标准”。 二、谁在做信息图？ 正如上文所言，2013年两会期间的信息图大爆炸，一大特色是参与者纷繁多样。 几大门户是主力。从2012年年中开始，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几大门户都已推出一个或多个信息图栏目，最勤快的能做到每天更新。经过几个月的运作，这些栏目都已经确定了自身的风格，进入了较为稳定的阶段。两会期间，有的门户在这些栏目推出了相关内容，有的则为两会专题制作了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网易虽然在两会专题中推出了“两会常识”、“政府机构改革”等信息图内容，但这些图并非网易自己制作，而是选用了EG365制作的图。网易自身的数读栏目并未制作两会相关内容。这或许也是网易的一种“态度”。 市场化媒体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尤其是每天将大量版面献给两会的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其中的代表。 但这一次，这些市场化媒体都比不过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开幕时，该报推出了好几个版面的两会调查数据；3月6日，该报又对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等做了可视化的处理。@人民日报 微博更是发力甚猛，这个拥有正处级编制的微博账号，专门制作了多张信息图用于微博传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3月10日上午9点9分，@人民日报 发出了“一张图看懂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信息图，领先于其他所有媒体——当时，这一方案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公布。显然，党报利用自身的优势占得了先机。 此外，参与者至少还包括：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和风格解读两会的《壹读》；以传统方式向全国各媒体播发图表通稿的新华社；图做得很漂亮的英文报纸《China Daily》。 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也参与了这一次的信息图热潮，不过选取的是比较特殊的方式，下文详述。 三、分类简评 1、网络传播的静态图 和此前大部分网媒制作信息图采取的“行业标准”一样，本次各家的两会信息图依然以适合微博传播的长条状为主。 在竞争媒体众多的情况下，此类制作门槛较低的信息图已经显现出同质化的趋势，成为“红海”。也许有不少人和我的感觉类似：两会期间看了很多图，但到最后没有一张记得住的。 不过，在同题竞争中，倒也能看出各家的信息可视化能力。首要的判断标准是：信息是否准确，逻辑是否清晰，是否能将文字尽可能减少；次要的判断标准是：设计是否美观，色彩、字体的使用是否考究等。 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几大门户中腾讯制作的静态图是质量最上乘的。但也必须承认：彼此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大。 2、平面媒体的静态图 平面媒体制作的图片略显尴尬，因为很难像文字一样“二次利用”在网上传播。平媒的信息图版式是根据报纸或杂志的版面设计的，要改为适合网络传播的版本，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大部分媒体基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证明大部分媒体嚷嚷了很多年的“报网互动”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它们直接把缩小的版面图扔到网上，没有任何传播价值。 单就平媒上的信息图制作而言，《China Daily》的图是我所观察的媒体中做得最好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英文做可视化比较容易，但我想汉字本身在设计上并无明显劣势。区别只在于：英文世界的报纸有很长时间的信息图制作传统，有很多好作品可以借鉴和参考。 3、视频 用视频的形式做信息可视化，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优势是：声画兼备，吸引力强，容易个性化，能够按照自己预先设定的逻辑和速度完整地传播信息；劣势则是：传播不如图片广泛（但视频时代的来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一劣势），受众完全是被动接受，制作成本很高。 在视频方面，《壹读》是成功的典范。虽然投入了不少，但它凭借视频打造了一本新刊的品牌，算起来还是相当划算的。在本次两会中，《壹读》推出的“ 新鲜的中央政府 ”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高水准——当然，为了这短短几分钟的视频，背后付出的人力成本也是巨大的，远比制作几张静态的信息图要复杂得多。 搜狐也制作了视频“小狐狸教你看懂两会”，但和《壹读》的视频一对比，高下立现。这也提醒我们：视频不是你想玩，想玩就能玩。若不是真的能狠下心来投钱，并且反反复复精雕细琢，那么视频是很容易流露出深深的山寨气息的。 值得一提的是，央视也制作了一些解读两会常识的视频，在新闻中播出，效果还算不错。 4、交互图 前面提及，《南方周末》这一次以较为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两会的信息图大爆炸。具体而言，这种方式便是交互信息图（interactive infographic）。 两会期间，《南方周末》在网站上推出了三件交互图作品：教你看两会、解读2003-2013财政收入和支出、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关键词（ 具体点此可见  ）。我本人可以算是这三件作品的策划，也做了信息的梳理和数据的统计，但大量的制作工作是我的同事们完成的。 为什么要做交互图？简单来说，三个原因。第一，静态图已成“红海”，陷入低水平的重复；第二，交互图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实现更多的可能性；第三，随着HTML5等技术的成熟，交互图是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网站上的诸多交互作品已是明证。 应该承认，初次尝试交互图的《南方周末》献出的三件作品都还不成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制作交互图的门槛颇高，不仅需要很强的信息梳理能力和呈现思维，还需要强大的程序员团队支持。这几件作品所引发的反响也没有想象中的热烈。不过，这不影响我对交互图未来的判断。 新浪和网易也已经悄悄开始尝试让信息图动起来、交互起来。新浪的“ 中国政要新阵容 ”和“ 现在开会 ”，以及网易的“ 新闻线 ”系列，都是颇不错的尝试，值得关注。 四、问题与思索 这一次的信息图大爆炸之后，留给我们的问题有不少。以下仅列举我本人有所感触的几个问题，欢迎发表你的看法。 1、信息来源匮乏 “政见”在做“读图识政治”系列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便是数据的匮乏。与已经开始拥抱大数据时代的美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公开的数据是极其有限的，这给信息图的选题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观察本次两会信息图便可发现，虽然作品数量很多，但选题却只能围绕着很少的几个打转转：两会常识、政府工作报告、机构改革方案。这也是静态图的竞争陷入“红海”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各家媒体能够拿到的信息和数据都是那些（而且党报比你早很多就能拿到），指望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便几乎是不可能了。 要解决信息来源匮乏的问题，不能光指望政府有一天突然开窍，公开大量数据。在目前的状况下，媒体仍然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这就是对编辑视野、知识储备和想象力的大考验了。 2、赶时髦与下苦功 今年两会期间的信息图大爆炸，不能排除一些媒体“赶时髦”的心态。实际上很多媒体的编辑记者对信息图并不了解，但看上去觉得挺酷，特别是看到别人都在做，于是便一哄而上。 对于这种踊跃的赶时髦，我觉得无可厚非——毕竟，谁都有一个从不懂到了解的阶段，没有尝试，可能更不会懂。再说了，国内谁是真正懂信息图的？可能根本找不出来一个完全够格的人选。 但比起赶时髦来说，更重要的是下苦功。如果在平日里有积累、有探索，关键时刻便能发挥自如。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家网站、一份报纸能够将常设的信息图栏目和版面坚持下去，并且不断提升，便是一件值得钦佩的事情。今年3月底，《南方都市报》颁发了内部的新闻奖，该报佛山读本“数读”版获得新创版面编辑奖金奖，便是一个的确值得嘉许的案例。 3、风格与灵魂 说到底，信息图也是一种新闻报道的技术。与文字报道一样，信息图的制作也是一个融合了采访（信息获取）、分析和写作（可视化）的过程。既然是一门技术，自然有高下之分，不同的媒体也可以形成各自的风格，甚至灵魂。有风格和灵魂，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留下来。 当然，在目前的初创阶段，谈风格和灵魂似乎还为时过早，单是技术方面就足够各家媒体慢慢修炼的了。这一次的竞争呈现出很有意思的态势：网媒大大领先于平媒，党媒丝毫不落后于市场化媒体。今后各类媒体、各家媒体之间会出逐渐现怎样的差异，值得关注。 另外，EG365在这场大爆炸中实际上成为了信息图领域的“新华社”，它的作品被各类媒体大量采用，估计所获颇丰。EG365所制作的作品本身也颇有通讯社的气质：出活快，用途广，能保证在及格线之上，但并不追求精致。 4、需要怎样的人才 不论是技术、风格，还是灵魂，最终都要落到一个问题：人才。 其实，很多媒体都已经面临这样的困惑：我知道要做信息图，也想做信息图，可是，能做图的人才从哪里找？ 传统的美编当然能承担一部分制图的工作，他们对工具的使用能力不在话下。但他们也有明显的弱项：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可视化的能力。 最理想的人才，当然是既熟悉各种政经知识，知道去哪里、用怎样的方法收集数据，又掌握数据处理的技能，最后还能用制图软件将它们用可视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能有2-3个人的小团队密切合作，每人分别承担一部分的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当交互图的时代越来越近的时候，团队中还需要有人能够担任前端工程师。在一个理想的团队中，扒数据、作分析、画图、写代码，一个都不能少。更不能缺少的，还有一个能够统领各项工作的、类似于“产品经理”的角色。 可以预见的是，信息图这种形式仍将火一阵子。但如果各家媒体固守已经稳定下来的形式，是很容易被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抛弃的。对于希望有所作为的媒体而言，必须盯着最新的发展趋势，有更多的创新活力。而所有的创新最终都必须归结于人才。 如果你还是大学生，对信息可视化感兴趣，那么不妨好好训练自己的各方面能力，未来你将成为各大媒体争抢的人才。如果你愿意，也欢迎与我联系，我们一起先尝试着做一些事情，一边学习，一边实验。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2013年3月30日中午，高州市委组织部宣布，免去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叶观瑞、副院长张奇东的职务。组织部并未说明免职原因，亦未任命替任者。而此前一天，央视《焦点访谈》播出《再问药品回扣》，对1月所揭高州人民医院医生收取回扣事件再次进行调查，声称其时涉及收受药品回扣的医生并不在调查组公布的10人名单中，并且涉事医院也不仅仅是高州市人民医院。 真相尚未完全揭示。但是，人们清楚，这些高州究竟有几家医院，究竟多少医生收受回扣的等等这些并非事件重点。真正的焦点在于，曾经引人瞩目的医改高州模式已经被证明解体，改革宣告失败。 何谓“高州模式”？按学者朱恒鹏先生概况，是指此前高州人民医院特殊的运营模式，“在高州市政府和高州人民医院达成默契之后，高州地方政府不再向医院提供财政补贴，同时给予医院经营、采购、用人和分配的自主权。高州人民医院前院长钟焕清因此获得经营、药品（耗材）采购、用人和收入分配自主权，并借此实现了“医院去行政化”。 概而言之，高州模式，就是在在公立医院用民营医院的方式做事，按照医院应该有的模式办事。 高州模式效果如何？在医院拥有充分自主权的之后的九年时间里，高州医院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粤西山区医院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县级医院，以医术高、服务好、收费低而美名远扬。作为县级二甲医院，该院医疗技术和规模实际已达到三甲医院水平，同种疾病费用却比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低一半。不但实现了当地和周边地区群众大病不出县，还吸引了28个省市的患者来这个粤西山区医院住院，在高州模式鼎盛时期，该院住院患者60%来自外地。这种改革的探索获广东卫生厅、卫生部和广东前后两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和汪洋的高度评价。 在三十余年的中国改革之路中，经历过的失败与挫折并不在少数。上世纪80年代，决策层下定决心，举全国之力欲实现“价格闯关”，依然未能实现目标，而其他如破除垄断，精简机构，政府放权等等这些，无论宏观，中观乃至微观，尝试中遭遇挫折亦不可谓不多。对比这些，理性而言，小小一个边缘地级市高州的医院的改革，即便失败，也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然而，这些理性观察丝毫不能让人们释怀，高州模式失败之所以让人扼腕叹息，是因为其已经被证明是成功，有效，甚至被两任广东省领导认可、推崇。如果这样的改革都要遭遇夭折之命运，其他探索，在承受怎样压力，会遭遇怎么的命运，状况不言而喻。 所以，面对高州模式失败，除了要追问改革究竟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发挥作用，更重要的追问是，为什么改革还是失败？为什么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模式，不但不能够推广，反而连自身生存都存在着危机？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改革探索最后化为乌有？ 可以说，在钟焕清“被离开”院长一职的时候，高州模式就已经注定了今日之结局。而之所以他要被以升一级走人的方式离开，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做得太好，把过去运作不畅，压力重重的如无数县级医院一样的高州人民医院，变成了创收几千万，拥有上亿资产的大产业。既然成了“大产业”，就难免被摘桃子的命运。 把国有优质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似乎是政府运行的固定逻辑，“唯有政府掌握优质资产，才能更好得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口号冠冕堂皇，至于背后是否另有潜规则，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于公于私，都有充分理由这样合作。而在这个口号之下，即便此举有摧毁改革标杆，也在所不惜。 自然，这种惯性来自于“所有制”。钟焕清之所以“成功”，概而言之，在于他在公立医院行私立医院之事，用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医院的效率，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到了尊重人的价值，让患者获得了性价比合适的医疗服务，让医生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不过，红帽子下搞改革，一旦探索成功，都难以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所去之行政化卷土重来，掌控一切的状况。这样的故事，发生在红塔与褚时健、健力宝与李经纬，联想与柳传志，格力与朱江洪之间。自然也发生在高州人民医院与钟焕清之间。 政府在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却又不能够放手让能做好这件事的人去把事情做好。多少问题，都卡在这个关口。多少“能人”企业家的悲剧，在这里产生。焦点访谈节目所披露的是，钟焕清被政府换掉后，这个重回政府控制之下的医院，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药品费用是如何急剧上升、回扣返利这一公立医院流行病是如何迅速泛滥开的。高州医院短短一年的巨大变化，以一种悲剧形式说明了公立医院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的后果。 事情还有更深一层，那就是，在以上级意图为最高意志的官僚系统中，为什么两任广东领导人的认可推崇，依然没有换得高州模式的别样命运？为什么在获得了成功之后，高州模式依然在一个已有先例的陷阱面前，结结实实陷了下去？领导认可为何失去了效力？ 这个才是高州模式失败最值得反思之处。在改革总设计师用自己的权威开疆拓土，开创了改革模式也划定了改革边界之后，三十几年过去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如果后来者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须突破过去的边界，获得新的领域。具体到医疗改革，钟焕清所作作为，打破旧的规矩，“违规操作”。以及他所提倡的“政府投入进入医保，医院之间展开竞争”，对比另一种坚持目前体制，纯由政府加大投入的模式，可谓真改革，但这种需要彻底打破格局的设想，即便被证明有效，即便被领导人认可，在今天告别了威权时期以后，也看不到破局的可能。 体制在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力，改革红利被用尽的时候，谁有能力真破旧规而立新章？没有了改革总设计师的魄力与能力，面对僵化的体制以及种种利益格局，谁又有能力和权威推动变革切实进行，不至于让改革仅仅在口号声中空转？ 在这个意义上，高州模式的遭遇具有普遍意义。 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3-04-04/129399.html

这篇小文，是我的研究生同学撰写的。她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家庭中的一则故事。这是今日中国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小小切片。在“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这则故事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也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故事中的一点点起伏都足以牵动人心——我们的国家无非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组成的。 我舅舅的“上访”故事 文/猫姑娘 我舅舅在湖北老家，让所有亲戚都羡慕的，就是他有一所临汉江边的大房子。夏天傍晚的时候打开窗户，带有江水温润气息的风穿屋而过，整个家里都浸着湿腥的凉意。与汉江天然的恩赐相比，原本是南方家庭夏日必备品的空调或电扇，在这所房子里都显得多余。7年前，就在这所房子里，舅舅舅妈的女儿小婷出生了。到12年冬天我回家过年的时候，这所房子里挂满了上小学的小婷画的小猫小狗的画儿。 然而也就是这所房子，让我舅舅这个没怎么上过学的、做小买卖为生的人，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却长达七年的官司。我自04年起便北上求学，对舅舅家的官司的细节所知不多，只在每每年节回家时，或是电话里，零星听亲戚们提起过，一会儿说官司打输了，一会儿说官司打赢了，一会儿说中止诉讼了，一会儿又说不知为什么又发回重审了。我要问起来这事儿，母亲总叮嘱我，你好好上你的学，这事儿你舅舅占着理呢，怎么着都不会吃亏，不用你操心。加之官司归官司，每年给舅舅拜年时，总还在这屋里聚会，所以我心里总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而事儿。直到上个月，母亲急急打来一个电话，说是舅舅月底要来趟北京，可能要在我家里暂住，是因为官司的事儿，舅舅的房产证被法院撤消了。电话里母亲再三嘱咐，我在北京工作辛苦，不要因为舅舅的事情太过操劳分心，安排好他的食宿即可，其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办吧。电话里母亲没有说明，但是我已大概猜到，舅舅这次访京，恐怕就是传说中的“上访”了。 这就不能不担心了。舅舅还未确定具体行程之时，我便先给几个学法律的或是现在从事法律工作的同学去了电话。尽管母亲已有叮嘱，但我却不能不担心，舅舅此行，会不会冤还未申，就先进了传说中的“黑监狱”呢？朋友的朋友刚好有在法院信访处工作的，他告诉我，简单的财产纠纷，没什么敏感事件，来了正常反映问题的，应该不至于就进了“黑监狱”。这样的解释稍稍宽慰了我心里的不安，接着我上最高法院的网站一看，“办事服务”一栏里列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申诉立案大厅地址”，还附上了详细的交通路线。有了申诉立案大厅的地址，虽然大厅位于稍显偏僻的南四环，但是，好歹知道了舅舅来了该去那里。 3月底，我在火车站接到了自湖北来的舅舅舅妈，把他们带到家里安顿下，我还是忍不住，跟舅舅要了法院给他的判决书来看。最后一份判决书的日期是12年的年底，但不知为何，家乡的法院把这份判决一直押到13年3月才给舅舅。看了判决书的第一行，我就觉得哭笑不得，这份由法院出具，有着正式法律效力的判决书，第一行就把我舅舅的名字写成了错的。不到3000字的判决书，十几处出现舅舅名字的地方，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简直难以理解。舅舅对此却不以为然，说，“可能是笔误吧。”我反问，“这是法院的判决书，不是小学生作文啊？”舅舅回答，“我也不懂，笔误挺正常的吧，你看我们这个房子的单元号，写的也不对，前面是错的，后面是对的。”我一看，果然，判决书里同一套房子，一会儿是一单元，一会儿是二单元。舅舅还是坚持这不是重点，我却感动异常的愤怒。随便一个初中学生的600字的作文里，都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误，我实在想不通，该是怎样的奇葩法官，才能好意思在这样一份错误百出的判决书里，署上自己的名字。不过，气愤归气愤，判决书里这些让人没法忽略的错误倒给了我不少希望，觉得舅舅的上访应该会有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 舅舅抵京的第二天一早，我便约好了一辆出租车，送舅舅舅妈由北五环，去位于南四环的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大厅。我的心里对“上访”，或者说是对未知的上访地点，还是有隐隐的恐惧，所以我订车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师傅详细的地址，只说去宋家庄地铁站附近，放下亲戚，就回北大。当车子由南四环主路下来，拐进乡村小路，果然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氛围。从车窗里，我首先看到了一些平房围成一个的小院里，里面停着“冀”、“鲁”等各地车牌的警车。舅舅焦急的问，是不是这里？司机师傅也担心起来，问，你们到底要去哪儿？我赶忙解释，应该还没到，前面应该有最高法院再审立案大厅，他们那儿下，然后您送我回北大。车子再往前开了几十米，平房中终于出现了一幢明显高出普通平房的建筑，像是一般法院的建筑风格，门口已经有不少的人了。“应该就是那里。”我说，“到了，舅舅你们下车吧。”舅舅舅妈打开车门下车，我压住内心的害怕，抬眼看了一眼，大厅大门未开，旁边的小门口，站了十几名穿着制服带着口罩的人，在查每一个进门的人的证件。舅舅刚下车，就有一个人递给他一张名片，我没看清名片上写的啥，就乘车离开了那里。 上午九点多，早高峰之后，我终于到了单位，放不下心来，又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还好，舅舅接了！（说实话，我心里之前还担心，会不会里面不允许接电话）舅舅电话里说，去的人不少，他们正在排队等候进大厅。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想，进了大厅，交了材料，应该就可以回来了。 舅舅舅妈当天下午4点多钟回到了家，虽然满脸疲惫，但还是忍不住给我讲起在大厅里的见闻。舅舅说，大厅的安检挺严格，带了水的人都得先当着安检人员的面喝一口才让进去。但还是有一个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偷偷带了一瓶药进去，进去了后也没怎么着，就威胁说要自杀，然后被救护车送医院了。舅舅还说，去的人里操着各种口音的人都有，接访的法官态度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各地乡音难辨，基本上不会在口头上交流很多，而是工作人员会先看来访人员带来的判决书，给他们发不同颜色的表格，表格中会记录每份判决书的卷宗号。 舅舅说，接访的工作人员看了他们带来的材料，舅舅是在襄阳市中院判决后，直接来到最高法院，跳过了湖北省高院，所以接访人员给舅舅发了粉色的单子，然后带他们去了大厅后面，各个省高院的接待处。从这点来看，最高法院还是挺人性化的，对待越级来访的人，不会置之不理，而是安排了各省高院的人接待。在湖北省高院接待处，舅妈原本想陈述一遍她的案情，但接访的法官表示，具体的案情，等到我们督促地方法院重审的时候你在法庭上讲吧。这句话带给了舅舅舅妈很大的希望。他们说，能够理解，因为每一个去的人心里都有好多话想说，如果接访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听着说完，估计一天也处理不了几单，所以不让多说是对的。舅舅觉得，省高院接访的工作人员提到会督促地方法院重审，就已经给了他希望。因为之前他们请了很多律师，都说他们买房交了全款、交了契税，合同真实，在房子里住了7年，房产证都办下来了，而纠纷方持的是假合同，房款也没有交全，从来没有在这个房子住过，也没有过房产证。这样的情况，只要遇到公正的法官，一定是可以还他公正的。有省高院的监督，地方法院应该就会换一个公正的法官，审理他的案子了。即使省高院的监督不能还他公正，最高法院接访的工作人员说，三个月后，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还可以再来。 那天吃晚饭时，舅舅舅妈的心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不再愁眉苦脸了。我默默地在心里想，最高法院的存在，且不说到底能不能将所有地方的冤假错案纠正，好歹给了各地的老百姓一点希望。舅舅舅妈转天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带着能够守护自己房子的希望，回乡了。希望在等候期的这三个月里，他们的希望不会落空；希望他们下次再来北京，能够不那么匆忙，能够有时间，逛逛北京的胡同茶馆，看看宏伟的鸟巢故宫。 2013年4月2日

众声喧哗的时代到来了 胡泳 《新闻爱好者》2012年12月上半月刊 　　一种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的出现 　　关于《众声喧哗》这本书，首先要从两个我在写书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谈起。 　　2006年，我在央视财经频道打造的一档全新真人秀节目任总编辑，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节目组中。 　　《赢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2006年推出的一档创业选拔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对创业者进行海选，经过层层考核脱颖而出的5名优胜者，最终将获得由风险投资商提供的创业资本。 　　2006年8月3日零时05分，《赢在中国》一名入围3000名的选手在栏目雅虎官方网站（http://win.cn.yahoo.com）留下“生命中最后的博客”后失去联系。这位来自新疆的选手名叫谭曼生，他在这篇题为《一个赢在中国选手的没落》的博客中说： 　　“今天是8月2日，农历的七月初九，牛郎与织女在前晚已经相会过了。而此际的我坐在陌生的城市，坐在陌生的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写我可能是人生最后的博客。因为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捱到明天，我的人生的火焰将在今夜的黎明前坠灭。我的口袋里在缴了10块钱的网费之后还只有9块钱了，我想在走向黎明前用它来做自己最后的早餐。” 　　这篇博客立刻引起了众多关注，栏目组联合湖南（谭的家乡）、新疆（谭此前工作所在地）和陕西（谭上网写博客的地方）媒体以及一些网友开始联合寻人行动，以挽救一个可能绝望的生命。 　　经历了60多个小时的苦苦期待与寻找，8月5日18时29分，谭曼生终于在《赢在中国》官方网站现身，他在题为“谢谢！谢谢！！谢谢！！！”的博客中说：“面对死亡，我不知道怎么去感谢关心我的人！面对活者，面对劫后余生，我要向你们鞠躬致谢！” 　　《华商报》记者在事后采访中追问谭曼生写博客的情形时，他的回答饶有兴味：“博客是写给自己的，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看。” 　　第二个故事，来自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就读博士时，系主任张鸣教授同院长李景治教授的一场“笔墨官司”。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新浪博客上称，因两次触怒院长李景治也许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3月13日，他补充说，之所以把自己的事在博客上登出来，“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说明“现在的大学，其行政化和衙门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3月14日，他发表“我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称大学与官场没有区别。 　　从3月16日到3月20日，国际关系学院网站在显著位置刊登四封公开信，回应张鸣言论。其中说，“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肆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先河。”张鸣教授“到处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由于他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和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的跟帖，学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不少无辜的老师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张鸣教授才是真正侵害别人的人”。 　　3月16日，张鸣被撤职。3月30日，张鸣在致“各位网友”的信中说：“‘张鸣事件’已经落幕，希望大家不要纠缠此事本身，把视线放远一点，参加‘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的讨论，分析其病状、危害，找出解决之道。” 　　谭曼生把写给自己的东西贴在一个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公共网站上，接着对人们看到了以后的反应和行动持完全惊讶的态度；“张鸣事件”中，一个当事人把单位的具体事件放在公共大平台上进行讨论，就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问题向公众寻找解决问题的资源，而另一个当事人则利用学院的官方网站来回应，这典型地说明了在互联网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混淆与交叉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一种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的出现，在我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改写我们的生活体验。 　　博客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由此，我开始思考博客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特性问题。自2005年，博客开始在中国兴起。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博客日志是最接近万维网原初的读/写设想的网络工具,它也是使网络出版真正得以实现的第一种工具。博客日志构成了网页/BBS/电子邮件的一种组合体，既可用作单向也可用作双向的传播，博客读者的互动程度也可因其意愿而定。他们可以只是阅读帖子，也可以探索链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分析和意见连同额外的信息发给原帖的作者，还可以同这个作者以及更多的读者展开对话。博客日志的编辑过程在博客之间发生，它是公开的、实时的，经由链接、评论和引用联系为一体。 　　一位资深博主说：“个性和有趣的链接是博客日志成为好的读物的两个条件。”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Blogger写作软件的发明者之一，认为“博客的概念包含三点：经常性、简洁性和个性”。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个性对博客的重要性。博客日志提供了一种流动的和鲜活的自我表现形式，从而给博客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妇女记录她们初为人母的心情，癌症患者和得了其他不治之症的人叙述自己与病魔斗争的经历，通过对自己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的日常记录，博主们给自己的生活阶段和生命周期赋予了形式与意义。 　　由此来看，博客作为日志，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媒体。这在实证研究上也被证实。大部分私人日记都相当孤立，也只有很少的人阅读，但它们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博客日志的主体。赫林等人2004年的抽样调查发现，70.4%的博客日志是私人日记形式的，“作者在其中报告他们的生活以及内心的想法和感情”。 　　调查还发现，样本中平均每篇博客日志只有0.3条评论，1/3的博客日志没有任何链接。这和人们通常认定的博客圈的互联性和对话性都相反。赫林等人指出：“常见的叙述夸大了博客链接、互动和关注外部事件的程度，低估了博客日志作为一种个性化、私密化的个人表达形式的重要性。” 　　2003年10月，网络咨询公司Perseus的另一项调查发现，“典型的博客日志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书写的，一个月更新两次，向她的朋友和同学报告她生活中的种种”。调查还指出，92.4％的博客日志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创建的。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写日志，在托管日志中，女性作者的比例为56％，男性为44％。不过，对博客的性别差异尚未取得定论，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研究者调查的博客人群不同。 　　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工作委员会博客研究组在2006年9月发布《中国博客调查报告2006》，其中发现：从网民建博客的目的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网民（83.5％）建博客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从这个角度看，博客的“私人日记”身份更为明显；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超过60％的用户同时提到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虽然是个人日志，照理说大多数人应该不会愿意与他人分享，而更愿意个人保存，而调查却显示：只有17.8％的用户表示“不希望太多的人看自己的博客”，而“非常关注点击量”的博客则达到了30％。由此来看，博客的内容虽然是个人生活与心路的记录，但是从记录的目的看，更多的是在传播个人的观点，而不是纯粹地为记录而记录。 　　总的来说，尽管反馈机制是存在的，但博客对自己的读者所知甚少。他们只能通过三种办法了解读者：阅读对帖子的评论，检查谁登录了自己的博客，检查引用情况。然而，一个人写博客时间的长短，与其是否了解谁在读他的博客之间不存在关系。换言之，即使是那些写了很长时间博客的人，也照样不清楚自己的读者。对博客作者而言，存在着核心读者和边缘读者的区分。他们通常熟悉自己的核心读者，但这些人只占读者总体的很小一部分，然而，作者却往往会从这一小部分读者的角度来考虑更广泛的读者。这在隐私方面具有重大含义，即作者很可能在和亲密朋友交流的时候，忘记了很多圈外的人，因此看到了他们不应该看到的内容。 　　与此同时，博客上出现一个愈来愈常见的现象：许多人在个人日志中批评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所看不惯的人或事，或抨击某些自己亲身遭遇的不公不义的体制。 　　2005年5月至9月，湖北黄石民警吴幼明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诸多讲述他作为基层民警亲身经历的文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网上用真名公开公安机关领导给基层民警下达罚款任务的警察”。他的《死去的人下不了户口，活着的人上不了户口》被《南方周末》部分转载；2007年3月，他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更发出题为《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的公开信。 　　媒体称其为“另类警察”，吴幼明自称为“叛徒警察”。3月16日晚，吴在博客中公布，当天上午他已被黄石市公安局正式辞退。整个过程中，吴强调的话有两点：一是这是一场个人与体制之争；二是他和领导并没有私人恩怨，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讲真话”。“全国有180万民警，最少有90万在基层，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我说出的事实吗？我为我说了真话而自豪。” 　　无独有偶，张鸣在他的博客中称：“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一个博士生导师，一个没有读过正规大学的普通民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博客实名揭露所在单位的弊端，并坚持他们讨论的是普遍性问题而非局部性问题。博客的公共性质于此暴露无遗。 　　我们看到，博客提供信息的方式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例如，博客抢先报道传统媒体没有报道的事情，使新闻得到持续的关注，提供其他信息源的链接，并展开深入而有见地的评论和分析。博主们承认自己并不客观，其所做的一切是传统媒体的守门人无法加以过滤和审查的。 　　许多人阅读博客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或不喜欢传统媒体。他们并不完全回避传统媒体，但对那些充满偏见的、肤浅的新闻反感至极。他们把博客当作传统媒体的替代物，因为他们认为博客能够刊发传统媒体忽略或掩饰的东西，而对媒体报道的东西，博客可以提供批判性的审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博客的定义要看它不是什么，而不只是看它是什么：它不是传统媒体。我们清晰地看到，博客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媒体，它具有公共性。博客可以动员公民集结在一个事业下，引发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例如，在华南虎事件中，“拍虎英雄周正龙”的行为被网民揭穿，众多博客的矛头由“正龙造假”直指“官员护假”，网络打假风起云涌，官员“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开始来临。 　　“共有媒体”：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 　　十分明显，博客提供了一个与传统形式极为不同的表达的论坛。它是个人化的，但它同时又能到达广大的受众。它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有专业化的守门人把关，而是依赖于个人用户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产生内容。它能够形成很强的自我感，这是在线日记的书写特性所决定的；然而，所书写的信息又是公开的，能够在大范围内传播，这使得博客又可以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 　　博客显示了一种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的矛盾性组合，因而，它挑战了我们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传统理解。新的媒介技术使个人拥有了把个性化的体验向广大公众传播的力量，在其不断以各种形式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私人空间变成了公共性的，而部分公共空间又被私人化了。 　　这些事例反映出新媒体的某种根本特性：由于数字媒体兼具印刷、视听媒体的功能，并且还能发挥人际传播的功能（这却是过去印刷、视听等大众媒体做不到的），它构成了一种单向交流和多向交流同时发生的媒体。传统上人们会把公共交流和私人交流区分开来：你可以在酒吧间里说些你永远也不会在电视上说的话。然而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私人之间传递讯息的通道，而且也是一个公共空间。打个比方，客厅和卧室现在似乎并为一处了。 　　在以博客为代表的新媒体中，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上，私人的界限都尚未清晰地建立起来，新的公共规范也尚未形成，致使个人在遇到公私纠缠的情况时，采取的是一种模糊的态度和随机应变的方法。这种模糊性和随机性构成了本书研究问题的起点，即网络空间是公域还是私域、公域与私域又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在这种新的信息流动空间中，公众不仅没有形体，甚至也没有空间位置；与此同时，“私人的”也变得模糊难辨，一方面个人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另一方面，新媒体又成为人们重构自我的工具。我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它具有超文本、多媒体与互动性三大特征，具体种类包括电子邮件列表、讨论组、聊天、博客、播客、维基系统、社会性软件与虚拟社区、协同出版、XML联合、对等传播、视频分享、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等。 　　在旧的媒体系统中，媒体是一种国家和公司所有物，个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媒体中。让媒体从幕后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区别公众与受众的不同。受众是被动的；而公众则富于参与性。我们需要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 　　“共有媒体”正是这样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我们不应该再把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成不同的角色来谈论，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作依照新规则彼此互动的参与者。超文本、多媒体与互动性三大特征都要从这三方面来理解。 　　超文本能制造出不同文本间的联系，比事物间联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联系；网络多媒体的娱乐价值不能仅用网民们的所看所听来衡量，也要把握他们在网上从事的活动，观察这些活动对发展网民自己的个人叙事有哪些直接影响。而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概念。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20世纪的商业性大众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的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远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可能，个人自己能够选择的项目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如果过去的媒体消费者被假定为被动的，共有媒体的消费者是主动的。如果过去的消费者是可以预期的，停留在媒体机构指定他们停留的地方，共有媒体的消费者是迁移性的，对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的忠诚度日益下降。如果过去的消费者是彼此分开的个人，共有媒体的消费者具有更多的社交关系；如果过去的消费者是寂静和不可见的，共有媒体的消费者现在公开发出了很多声音。 　　网络上的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在“共有媒体”这一新概念下，本书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共有媒体对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影响；在共有媒体中，公与私的区分如何充满了流动性和多变性；共有媒体在帮助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的重大作用。 　　本书使用公民共和主义框架，来分析在新的共有媒体中，传统的公私两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如何在社会变化和政治辩驳的双重压力下被重构。所谓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就是把公共生活的核心看作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的”也就是“政治的”。但此一框架下的政治含义指的并不是国家的行政管理，而是意味着一个讨论、争辩、协商、集体决策并一致行动的世界。公共领域首先是一个参与性的自我决定、审慎选择和自觉合作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在同等的人中间进行的，其逻辑同市场和国家都判然有别。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都是循着这样的理路提出来的。他们划出了一个公民的活跃地带，就像“公共的”（也就是政治的）不能被仅仅限于国家一样，在国家以外的社会生活也不能简单地被归属于“私人的”，还存在第三种中间性的空间。 　　我们关于单纯的、统一的公共领域的习惯认识，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理念，如典型的公众舆论、人人称许的共同善和鲜明的公私区分，全部都变得过时了。公共生活被“重新封建化”，但不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而是打破了旧有的单一性，不同的“亚领域”的混合，组成了“一幅大小有异、互叠互联的公共领域的复杂的镶嵌图”。互联网以其超链接的联系和多个既重叠又互联的论坛，构成了这种新的结构的完美典范。这种情形又被新旧媒体间的交叉参照和互相丰富所补充。 　　那么，在共有媒体中，这些不同的“亚领域”，是会继续碎片化，还是会走向统一？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共同利益是不是能够形成，一直是值得存疑的问题，而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互联网似乎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互联网鼓励异议，然而这些异议很难达成共识。 　　笔者强调，在观察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时，我们应该将其同受到结构性局限的大众媒体的公共领域相比较。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世界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共有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批评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有人指出在互联网的爆炸成长中，获得注意力将和在大众媒体语境下一样困难。因此，如同大众媒体，金钱最终也会决定谁在网上能被听到。有人担心个人从定制化的窗口中观看世界，政治话语和行动因此丧失了共同的基础，而这种碎片化最终会导致群体极化。还有人从分析网络特性中发现，只有少数网站被大量链接，互联网、万维网、博客圈，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互联网在复制大众媒体的模式，虽然增加了更多的声音，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此种观点被率先开展这类研究的阿尔伯托－拉齐奥?巴拉巴西表达得最为清楚：“我们的网络图绘计划的最引人入胜的结果是，网上完全缺少民主、公平和平等的价值。”有人担心网络造就了一代暴民，使得“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民意表达的空间，现在却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建设性意见传达的窗口，现在却成为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过于混乱或者过于集中，以至于在民主对话方面很难比大众媒体做得更好。网络拓扑学的确显示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肥皂箱上演讲的想法的虚幻，因为你固然可以讲，但有没有人听是另外一回事。网络不平等性的发现确实让很多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作用产生怀疑，但必须指出的是，怀疑者使用了错误的基线。在复杂的、大型的民主政体中，从来就不可能出现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每个人又都能被听到的状况。拿来比较的基线应该是传统大众媒体的单向结构。如果说网络公共领域能够吸纳更多的观点，能够颠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能够提供难以收买的意见平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网络公共领域在结构上对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具有优越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 老虎庙   四年前，我在北京双井附近的一间小旅社里面见了来京上访的吴满有后人，孙子吴志名。并为他制作了录像。之后又撰写数篇文字，试图为其发声，这几篇文字分别是《吴满有＂叛敌＂之谜》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3364403.html《不给个说法算了，你把粮食还给我们！》http://24-hour.blog.163.com/blog/static/60826754200811311191549。并且为他们制作了李锐http://baike.baidu.com/view/48279.htm关于吴满有事件的访谈视频(附后)。 三年前，我骑单车走黄河，途径陕西靖边县时又专程访问了在靖边县城做小买卖的吴满有之孙吴志名。令我吃惊的是，此行定边考察沙漠水污染再次试图寻觅吴志名的时候，方知吴志名的小买卖因无法维系已经关张，如今一家人只剩老伴在靖边县里打临工外，儿子、女儿和吴志名自己都被迫分散陕北各地求学的求学，谋生的谋生，一年里很难家人团圆一次。 我上QQ给吴志名的儿子留言并留电话，到夜半接到来电，说是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村官，现正在陕北某县某乡里当村长。说起吴满有的孙子吴志名就更不堪言。自打生意结束后，他就去了吴旗县的中石化油井上做临时工。我把电话打过去，说想见一见，想约在七八月份。吴志名说临时工的命运，朝不保夕，到七八月时再说吧，也许已经不在这里。 夜里，风起，正是陕北多风季节。我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羊杂碎、两瓣蒜，独自了吃。 2009年，在北京木樨地李锐先生的家里，吴志名信心满满地对李锐老人说：我们照了相（录像），找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报纸报道，还筹划建立吴满有纪念馆……李锐则说：要出一本书，汇集这些文章也好。我理解那意思是，这一世即使难能解决吴满有的“投敌变节”问题，也要有所痕迹留下，让后人去解…… 天很晚了，我才踽踽独行走回旅馆。想起六十年来，有多少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却最终不得结果，混沌着默默离世。活着的人越来越少，关心这些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不禁心寒! 中组部有个奇怪的也许不是规定的规定：历史问题倘若没有明证又存在争议，可以搁置，不做追究，先恢复工作。也就是这个看似合理，甚至言曰人道，治病救人的“规定”，使得多少跟着毛打天下的老干部到死前不解冤情，窝囊离世。相似的“规定”还有如：某某人原任某某某副部长（正部级待遇）；某某某副局长（正局长待遇）……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在这个号称先进党的旗帜上分分明明地写着，代表人们的利益，是人民的公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却如何在死后待遇上要计较到如此分明，以至不顾措辞滑稽。有党内的朋友对此有过解释：那可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那可是政治待遇的严肃问题。有了政治解决，还用愁经济问题不解决吗？ 吴满有的儿子吴志名显然深谙党内此道。他之所以穷追不舍，多少年来为父亲平反冤案上下求索，想必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难免顾忌经济因素。这大概是他的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的爷爷吴满有当年却是因为先有了经济，为共产党捐送了100石小米、钱815元、公草1000斤、牛4头、羊40只，才获得了半生的政治荣耀。但是政治的不正确，却要将他前功尽弃，毁掉一生，到死后弄得尸骨无存。这个吴志名想过没有呢？ 我也因此理解李锐这样的耄耋老人的肺腑之言——这是没有希望的! 后夜，我电话又打给吴志名，我说：你看来已经不抱希望，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必须发声，子子孙孙要一直发声下去。 我又想打电话给吴志名的儿子，吴满有的曾孙，如今的村官……想了想，我却没再去拨。他们亲热地叫我叔叔。而在我眼底，孩子们对曾祖父的冤屈似乎已经很淡。我因此没有勇气去和孩子们说道这半世纪前的事情……[写于定边] 李锐访谈视频在此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307962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