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运行之后，应当尊重和珍惜企业फ...

中国的电动汽车补贴机制迅速滑入地方保护主义，与现行财税体制和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相关，但本质上还是政府无法遏制自己干预市场的冲动 春节长假后第一周，两件事引人思考。 一是习近平主席在俄接受采访时提出未来改革需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遂问：为什么九分在落实？ 二是伴随着特斯拉风暴卷至中国，上期财新《新世纪》周刊刊出封面报道：“什么在毁掉电动车”。遂想，为什么中国在电动汽车市场 “弯道超车”的计划，依旧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习近平说得有道理。在执行策略上，改革“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横跨经济、政治和生态文明等多领域改革，典型地折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称“以小带大、小中见大”的一项改革任务。所以，中国电动汽车发展的蹉跎局面需要反思。   阅读全文

要重视短期之功，更要注重长效机制，确保各族群和谐共存，形成国家认同 发生在昆明火车站广场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遇难、143人受伤。事发后40个小时，公安部宣布事件告破；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制造了这一事件；在施暴现场，发现了“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旗帜。此次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令人发指，国际社会纷纷给予谴责。 半年前，“东突”分子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制造了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3名恐怖分子驾车撞击金水桥护栏，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 分析这两起由新疆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制造的袭击事件，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袭击地点都选择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而   阅读全文

（ 本文首发于腾讯 ） 旧秩序正在加速瓦解，新世界如腹中胎儿尚未定型；许多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已经开启，更多虎视眈眈的旧势力从未离场。2013年是中国新闻业的混沌年代，新媒体与旧媒体的更替仍在进行，新闻与观点的界限日渐模糊，作为一种专业的新闻遭受严重侵蚀，媒体与权力、资本继续纠缠。虽然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嗅到未来的趋势，但具体情势远未明朗。 “混沌”一词的灵感，来自经典著作《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2010年，他们再次联袂，出版了一本《Blur》（混沌）。这个词恰到好处地捕捉了变革年代新闻业的模样：往昔确定的模式、例行的步骤、惯常的规律都烟消云散了，虽然砸碎了许多锁链，但伴随而来的是混沌之中深深的茫然，甚至新的镣铐。 反思2013年的中国媒体，可以看到混沌之中的诸多现象及其背后的问题。   反思一：严肃新闻生产面临萎缩 2013年开年的第一件大事——《南方周末》事件激起了公众短暂而热烈的共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证明了一家传统媒体依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共鸣昙花一现，2013年的中国新闻业很快就回到了持续下跌的姿势，不得不直面内外交困的现实。《好运Money+》、《新闻晚报》、《风尚周报》……纸媒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 最显见的困难，当然是钱。读者不爱看报了，电视观众直接开电脑或者在iPad上搜韩剧和娱乐节目了，而传统媒体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又是臭名昭著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广告商也已经随之用脚投票，媒体的经典“二次销售”模式成了“二次滞销”模式。 钱不好挣了，“紧箍咒”却从来没松。新媒体的捷报频传依靠的不仅是移动阅读的便利性，更有言论尺度上的相对优势。在例行的年度传媒总结中，《南方周末》道出了传统媒体的心声：“就新闻而言，2013年本应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狂欢之年……但对传统媒体而言，2013年的新闻盛宴中收获更多的是苦涩。” 苦涩的现实中，不少媒体疲于应付，有的还屡走弯路，这些都极大地分散了原本应该用于提升新闻品质的精力——而这才是对传统媒体最致命的打击。2013年初，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传媒报告指出，有将近1/3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抛弃一份传统媒体，原因并不是在iPhone上看新闻更时髦，而是这些媒体不再能够提供与此前品质相当的新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原因抛弃传统媒体的人又以高教育水平、高收入、“重度读者”为多。这表明，有经验的读者已经察觉：厨房缺粮的媒体供应大餐的频率在下降，品质亦多少受损。地球另一端已经发生的，或许即将（甚至已经）在中国上演。 下半年的《新快报》陈永洲事件更是给传统媒体的伤口上撒了把盐。有关程序正义、央视审判的话题自然重要，但更多读者看到的却是又一个足以抵消许多位优秀记者形象的“无良记者”。与喉舌媒体不同，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读者的选择和信赖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失去读者的信赖则是最深刻的危机。推而广之，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业而言，探索与彰显专业主义的道路上也一直是与读者的选择如影随形。但是今天，这个专业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受到空前的侵蚀。 传统媒体的危机不仅仅意味着一些机构的死亡和一些新模式的诞生，真正的问题是：在新旧交替的混沌之中，可靠、严肃的新闻生产面临萎缩，耗时耗力、风险性大的高品质新闻生产正在衰退。而新闻的赤字最终将导致民主的赤字。   反思二：“自媒体”难以填补严肃新闻的空白 2013年中国新闻业最火的词莫过于“自媒体”。百度搜索指数画出了清晰的折线：从3月初开始，这个词的搜索量突增，全年高烧不退，至年底达到最高峰。 暂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成立、是否准确，即便用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理解“自媒体”——即活跃在各类新兴平台、持续发布内容的个人或机构账号，也难以将填补新闻赤字的希望寄托于它们身上。 一些人欢呼新媒体的低门槛带来的内容多样化。仅从数字上说，这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一家平台上有几百万账号丝毫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仔细考察那些流行的自媒体平台上活跃的账号，你会发现大部分不过是泡沫——只需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自媒体们，你们这么牛，可是你们的内容是从哪来？ 大部分还是传统媒体生产的，自媒体们只不过进行了挑选、编辑、标题党。自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的再包装和再传播，的确充满了智慧，但这却建立在系统性地侵犯著作权的基础上。我个人的判断是：假如中国有一套严格的版权法规，大部分的自媒体或许会因为没有内容可发而自然死亡。 戳破那些美丽的数字泡沫，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是：真正的内容多样性从未实现。细究几百万账号的内容来源，不过还是那么少得可怜的几个。放下了纸质版的《读者》，捧起移动版的“每天一点正能量”，手机上煲的心灵鸡汤真的更好喝吗？ 自媒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事实更少了，观点更多了——想想那几个在去年暴得大名的自媒体，哪个不是在贩卖观点？比起挖掘事实，生产观点的成本更低，只要设置好了噱头，收益就会更大。可是，真正的靠谱观点需要建立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之上，这同样是费时费力的事情，精明的自媒体们愿意做吗？ 幸好，还是有凤毛麟角的几家自媒体真正在生产和传播原创、可靠的内容，比如智谷趋势、大象公会、拇指阅读、 政见 ，甚至包括知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的创办者大多是传统媒体人，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做的事情大多是此前在传统媒体未能实现的。对于他们而言，新媒体带来的是解放，而不是一个复制粘贴的平台。 当然，细究起来，这些自媒体生产的内容依然以观点为主。真正在事实报道方面进行探索的，是以刘建锋为代表的新闻人开始的“众筹”式实验——依赖公众的力量或许是一条出路，但在中国，这注定艰难而充满风险。 自媒体带来的传播生态变化自然不乏积极的一面。只是，在资本若隐若现的一片喧哗中，太多隐藏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反思三：权力与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 “新媒体赋权”是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说法，它的宾语一般是无权力的普通人。然而，新媒体也能成为放大镜，给原本就手握权力者赋予更大的权力。 2013年，依靠新的传播技术和平台，权力和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账号将“政务微博”再次推向一个高潮——当然，“政务微博”的最高潮必然是薄案的庭审“直播”。 同是在2013年，Instagram上还出现了一个“习 · 近平官方账号”，尽管无法证实，但每一张照片都获赞无数。这番景象不得不让人觉得：假如“习大大”真的开了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账号，必定会遭遇热捧，民望再上一个台阶。 表面上看，拆掉中介与民众直接建立“被粉”关系，拉近了权力和底层之间的距离。然而，这却是值得警惕的一步。中介的作用是代表民众观察、提问、质疑、监督，而不是将对方想表达的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传递。抛掉中介，权力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议程设置、观点说服能力。 制作视频《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的复兴路上工作室，最早传出“习大大”光临庆丰包子铺的@四海微传播，都说明权力对新媒体的掌握已经日趋纯熟和精巧。当然，作为喉舌的党报党刊也许还不会被抛弃，不过，没看到中央党报也已经在微博上旧貌换新颜，粉丝众多了吗？   结语： 2014年，中国，乃至全球新闻业都会继续经历这一混沌年代。新旧交替间，高品质的新闻生产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观点与事实之间的界限继续消融，且呈现出前者繁荣、后者歉收的局面；政治和资本的权力都将试图营造于己有利的新传播生态——当然，也有许多新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网络世界的政治哲学   周濂（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立法者、解释者与服从者是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才具有正当性，而自由民主制的反对者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想非常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幻想   我来之前跟超群说，我是互联网行业的围观者，所以今天的点评注定是外行爱热闹式的。段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我自觉需要做更多的消化，否则很难把握其精要，我就针对赵汀阳老师和王俊秀老师的发言简单说几句。   赵老师和王老师的思路与观点初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天马行空式的演绎推理，一个是贴地飞行式的经验归纳，一个向我们展示了面向未来的、由网络技术导致的新专制，一个向我们展示了面向过去的、由网络技术去终结的旧专制，如果说赵老师的结论是悲观的，那么王老师的结论则是乐观的，总之，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取向。但是虽然有如此大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进行对话，事实上他们有许多的论点都构成了潜在的对话与交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相信赵老师不会认同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几十年来如一日的方法论就是“无立场的批判”，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客观的预测，无所谓悲观或是乐观。   赵老师的这个“客观的预测”是基于类似于演绎法的强大逻辑推论得出的，其中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说，他谈到德国式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 autonomy ）在互联网时代终将被自立（ independency ）所取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   我最近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相关论著，关于这对概念，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多少都有些了解，简单说，自由民主制的支持者会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立法者、解释者与服从者是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才具有正当性，而自由民主制的反对者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想非常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幻想。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有在投票选举议员的那一刻是自由的，投票结束之后他们就再次成为了奴隶，公民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宪法与法律的制定者，立法者只可能是一小撮精英或者智者，所谓“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理想在政治领域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问题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赵老师很好地把这个问题移植到了互联网当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那么王老师的分析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和赵老师构成了对话呢？刚才王老师谈到淘宝有 129 条规则，其中绝大多数是网友自己通过长时间的磨合制定出来的。这个现象引发我的思考，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供应商，似乎没有彻底垄断网络世界的法律，普通网民依然可以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解释者而不仅仅是服从者参与到游戏。虽然到目前为止，淘宝 129 条规则还不是网络世界的普遍现象，也远没有给我们建立一个立法者、解释者和服从者三位一体的模式，但它至少对赵老师的逻辑推论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挑战。   另外，赵老师在文章中说，网络的根本精神是 free ，也就是“自由”与“免费”，但它们都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对于这一点，王老师刚才谈到说现在有很多网络服务都实现了免费共享的基本特征。我个人觉得，在赵老师和王老师取向非常不同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交锋。对赵老师而言，也许需要要弯下身来应对来自网络现实的数据和观察。当然，另一方面，赵老师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也是有助于进一步地整合和抽象经验数据的。   王俊秀老师告诉我们互联网将给我们带来一个适当社会，这个判断非常鼓舞人心，但是细查他的概念和推论，多少存在一些跳跃，给人以立场先行的感觉。反过来，当赵老师说技术会给我们带来新专制时，我对他的推论过程也抱有一定的怀疑。比方说，他把自由定义为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极端状态，一旦不存在无限可能选择，则自由不复存在，这种论述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衡量人类历史，那么结论就是，人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自由，我们一直处在不同形态的专制之中。这个论述逻辑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真实的选项。   说到从 democracy 到 publicracy 的变形，赵老师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强大的概念创造力。之所以会出现 publicracy, 按照赵老师的意思，是因为在网络时代必然会出现民意煽动者，这些人的意见会成为主导性的意见，导致表面上的民主不复存在。对此我也深表怀疑，首先，虽然无论在 BBS 时代还是微博时代在公共场域中总会出现所谓的意见领袖或者民意煽动者，但是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格局显然是加深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次，所谓的意见领袖和民意煽动者无论在古希腊的 agora 还是网络时代的 agora 都是存在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这是专属于 publicracy 的独特特征，就此而言， publicracy 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也是可疑的。        回到赵老师所说的网络时代会让自由概念从“自主性”转变成“自立性”，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察。传统的政治哲学如何把自己的论域从现实的民族国家置换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旧有的概念图式在面对暂新的四海皆是否还有解释力和成长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