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豆瓣是一个从分享书籍、电影、音乐起步的网站，虽然现在已经做了很多新产品，在几经改版和用户增长之后被一些人诟病为“天涯化”，但毕竟仍然以“文化”为核心特色，用户也以所谓“文青”为主。然而可悲的是，从我经历的一些事来看，豆瓣的硬伤之一恰恰在于网站的管理者没文化。 我宣布离开豆瓣已经两年多（退出的原因请点击 这里 和 这里 ），但没有注销帐号，依然能够收到新的留言和豆邮。 上个月，我的邮箱中收到一封系统邮件。 来自: 系统邮件 时间: 2012-11-27 16:25 话题: 你发表的内容已转移 非常遗憾，你发表的 重建社会，重拾正义 ，因为 含有社区指导原则不欢迎的时政或意识形态内容 已转为仅自己可见的日记：http://www.douban.com/note/249503337/ 谢谢你的分享。 ——系统邮件中心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篇“含有社区指导原则不欢迎的时政或意识形态内容”的书评吧，这是2006年初读过崔卫平老师《正义之前》之后写下的书评。原文粘贴如下。 重建社会，重拾正义 2006-01-08 23:06:16 有两位出生于1950年代的华人女性知识分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她们都从文学出身，但脚步又都不约而同地迈向了思想、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她们是当之无愧的公共知识分子，又是这个群体中少有的女性——也许正是女性和文学出身这两个共同的特点使得她们的观点缜密而鲜明、文字细腻而亲和。也许你已经能猜出来，她们的名字是龙应台和崔卫平。 也许是因为封锁的原因，龙应台近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大多是随笔和与儿子安德烈的书信，未见有如2004年春天的《为台湾民主辩护》般深刻的文字，略显遗憾。而这时，崔卫平的新书出版的消息就不能不让人兴奋了。 这本名为《正义之前》的文集基本延续了《积极生活》的内容和风格，虽然厚度减少了不少，但文字的重量丝毫未轻。除了继续探讨哈维尔和汉娜·阿伦特反对极权主义、重建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之外，书中重点讨论的一个人物是亚当·米奇尼克——被成为“甘地”、“路德”的波兰民主斗士。 用崔卫平的话说，捷克的哈维尔是道德语言（“良心先于政治”），而波兰的米奇尼克是政治语言。尽管二者采取的方式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反对极权统治，重建一个公民社会。崔卫平在写给羽戈的信中说，哈维尔的“良心”和米奇尼克的“社会”都是这种自发的起点，都具有既是反抗、又是寻求自身出发点的含义，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即“开端”的意义。 《正义之前》这本书作为单独篇章提到的人物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以及匈牙利导演伊斯特万·萨博。作为中东欧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更是这个复杂世界和每一个有限自我的观照。 在书的最后，是作者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评论小辑，主题为“重建社会”。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全书的主题。崔卫平引入瓦茨拉夫·哈维尔、引入汉娜·阿伦特、再到现在引入亚当·米奇尼克，除了研究其本身的价值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期望为今天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可借鉴的资源。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中东欧的资源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个仍然以欺骗和谎言为常态、法治的道路步履维艰、腐败与强权依然横行的社会，也许正处在正义的前夜。而为了正义真正到来的那一天，为了重建起一个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而第一步，应该是重拾思考的武器，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一次中断，也许一次短暂的思考便会使你的人生大不相同。 最后想提到的一点是，书中收入了《传唱英雄的故事——关于记录片》一文。而最近由吉林艺术学院一名教师在课堂上播放《寻找林昭的灵魂》而被校方停课引发的事件正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讨论。这一事件无疑凸显了重建社会、重拾正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很想当面问一问决定删去我这篇书评的人：究竟是哪个字、哪句话、哪条观点违背了你们的社区指导原则？如果像我这篇书评这样克制的文字都通不过你们的审查，你们能接受的尺度在哪里？我的书评尺度完全没有超过崔老师书的尺度，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合法出版发行，而我的书评则要被关小黑屋？如果真的违反了你们的社区指导原则，为何在这篇书评发出来之后的近7年时间里都没有处理？甚至，我很怀疑你们是否真的读懂了我写的东西？ 我想再次重申的是：我深知在大陆运营网站的难处——尤其是对于用户贡献内容的网站而言，审查的压力和政治风险都非常大。我完全认同“ 不做自杀式网站 ”。如果我真的写了一篇超出红线的文章然后被删除了，甚至被销号了，我都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能认同的，是网站管理者因为自身的无知和傲慢，扛起“政治风险”的大旗，驱逐严肃、理性的内容。更悲哀的是，这家网站的一大块内容还是在做阅读。 我的书评题目叫“重建社会，重拾正义”，强调的是“重拾思考的武器，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一次中断”。其实，说得夸张一点，豆瓣这样由无文化者管理的“文化”网站就是我们重建社会、重拾正义的障碍。

作者： 老虎庙   据说关于笑蜀的段子很多。 张鸣写到过一条：笑蜀吃药，然后发现药瓶子上写着“摇匀后服用”5个字，于是就拼命地摇晃脑袋。 这个的确好笑，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认作幽默。 笑蜀走上政法大学讲坛的第一句话是说“不好意思，我生病了，嗓子嘶哑，感冒……” 我在镜头里边看着笑蜀尴尬地解释，知道接下来的他，兴许就要吃药，要喝水，然后郑重其事地“摇匀”他那颗装着药的脑袋…… 笑蜀没有干那事儿，而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顶着那颗装着药的脑袋，义正词严，钢骨烈胆地慷慨演讲，全然不能看出有病！ 2012年12月3日，笑蜀在西北政法大学发表演讲《公民社会与法制建设》。 到场的除了数百号学子外，有来自社会的作家、记者以及诸多好学人士。 下面是本工作室现场录制的纪录片。包含了笑蜀的主题发言和主持人，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谌洪果的点评。互动部分将在下一部同名视频（续）里发布。 笑蜀演讲在这里观看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6267092.html

最好的企业领袖是企业的敌人 ——与张瑞敏谈管理大未来   胡泳   海尔建筑的民族性、国际性与时代性   和张瑞敏的交谈在海尔新落成的董事局大楼里进行。这个大楼有着波浪状的外形，寓意“海尔是海”。话题不是从企业管理开始的，而是建筑设计。       胡：这个大楼我第一次来。刚才参观了一下海尔文化展，做得挺好。     张：清华设计的。之前跟他们沟通了很长时间。我说你把我的要求、意思理解透了之后，设计我不管，你们可以充分地设计。他们很害怕设计过程当中随便指点他，要求他怎么怎么办。这个地方应该这么改，那个地方应该那么改，我一点不提，只是说这个意思是否符合要求。最近我又叫人跟他们说，搞一个雕塑，我看那个楼前边缺一个雕塑。         胡：这个楼似乎跟海尔之前的大楼不太一样。 张：对。你看这三个楼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诉求。最早的楼是中心大楼，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民族企业的意味，所以它里头包括外墙就是北京四合院的灰，柱子是天安门的柱子，天圆地方都在里头。我们在外边又弄了水，那个水在风水上叫“回龙”，转着圈的龙。到了创牌大楼就变成从民族性到国际性的转变，也就是创新，所以你看那个大楼体现的，整个墙上的窗户组成一个繁体的“门”字，就是禅宗上所说的“凡墙都是门”，创新的话墙都是门，不创新的话门也是墙，而且大楼前边用了《易经》 64 卦的未济卦。《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是乾卦和坤卦，最后两卦就是既济和未济。到了未济其实又开头了，永远是一个无限循环。 到这个新楼上，海尔就变成一个时代性的企业了，这个楼完全体现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永远应该是一个自组织，永远从混沌到有序。你看这个楼的外形有这么个意思，波状了，表示整个外部环境永远是无序的，但是你内部一定是个自组织的概念。      我把这个意思给清华的人讲了，我说你可以搞个雕塑，最好能够体现文艺复兴时候的精神。         胡：这个雕塑不一定要求中国元素，是吧？     张：随便哪个都可以，中国的外国的都可以，但是你看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科学革命，到启蒙阶段，启蒙阶段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启蒙阶段那句话是最关键的，就是鼓起勇气运用你的理智。         胡：康德。     张：康德的话。所以这个楼应该是体现出了这个组织怎么样，到这个楼，其实象征着这个组织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了，不是说你永远没问题，而是永远能够在无序当中创造有序。         胡：所以你是想做个雕塑，就是想表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这种精神？     张：对，艺术家到底想怎么表现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充分体会，你可以设计几个方案。现在前边是个空地，弄了些花园什么的。         胡：雕塑就是个提神的东西。     张：画龙要点睛，现在没有一个点睛的东西。中国古建筑有一句话，叫“七分主人、三分工匠”，你这个建筑设计得好不好，关键是主人，主人想表达什么东西，工匠是次要的。         胡：您可以做设计师了，您这三个大楼的变迁，特别好。     张：第一个大楼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原来找谁设计不知道，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楼好，上面的牌子上写，是它设计的。结果人家一听这么小的一个体量根本不干。我们当时没钱，而人家就想大手笔的那种。后来我跟他们说，我有这样的理念，他们感兴趣了，就觉得理念很有意思。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一稿不行，两稿不行，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没达到我的想法，最后出了后来这一稿，正中下怀，他们也很兴奋。最后这个楼，当时可以拿奖，但是拿奖的时候有一个条条框框，就是容积率。而我们这个楼中间是空的。就差这一点没有评上奖。     企业作为开放系统：流动平衡中的生命体   张瑞敏在谈话中不经意地引用了贝塔朗菲的观点，显示出他对一般系统论的熟稔。1932年，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中，贝塔朗菲首次用“开放系统”的概念来描述生命体。贝塔朗菲强调开放系统具有主动的行为特征，它通过持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从而维持其动态存在。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贝塔朗菲以生命体的主动性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将此看作是人的最高特征。 张瑞敏所讲到的开放系统的异因同果，在系统论中称为“等终极性”，它是指有机体具有一种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给定的最终目标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一个开放系统模型中，没有固定的途径和模式，与内外环境交换信息的结果，促使系统走向一个给定的目标。作为有机体的开放系统不是机械被动地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而是开展具有自主性的活动。开放系统只要达到流动平衡，就是等终极的。而无要素流入、流出的封闭系统，其行为不可能是等终极的，即系统只能由不同的初始状态达到不同的终态。 张瑞敏力主开放系统，显然是要把海尔打造为一个生命体。为什么必须是一个生命系统？因为它会呼吸，可以和用户同呼吸、共命运。     胡：看到新闻联播上播了海尔的无尾厨电，我刚才体验了一下，这个是海尔独家的专利吗？     张：不，现在就是一个专利池，无线电力传输联盟，就是国际上的一个联盟，我们是加入组织了，中国企业只有我们加入了，其他的像飞利浦都是国际大牌。现在的观念不一样，一个是这个专利不是一家使用，为了攻下这个无线传输，把大家都凑进来，所有的专利都投进来了。         胡：凡是跟无线传输有关的都投入这个池子里。     张：对，这个成了之后，第二它要变成一个标准，标准的概念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标准是规定很多的数据，现在的标准就是专利。所以说，你要是标准的壁垒就是专利壁垒。过去的标准是一种规定，你必须达到什么什么，现在好了，你要用这个标准，对不起，你就要交专利费。所以说专利池的作用就是等于说，所有参加的各方将来可以利益分享，但是也要风险共担，如果不成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大家自己承担。     胡：这个商业化的前景好吗？您觉着。     张：比方说电视也可以无线，都可以无线，但是我们觉得厨房家电更需要无线，因为你在这个厨具台上插了那么多线很麻烦，而且比较危险，这个电线靠着灶具，总归还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在网上跟大家沟通以后，很多人对这个非常喜欢。   胡：这个其实反映了海尔专利池跟其他人联盟，然后共享，反映这样一个研发的走向？     张：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观念。所谓目标，就是我们所想的一定是一个引领性的目标。如果你要是说我搞的厨具再好，不能够引领，那也没有用。所谓引领就必须是颠覆式的，也就是熊彼特式的破坏性创新。我这个无尾厨电是符合这个目标要求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观念，过去我们老是想我们自己能不能搞成一鸣惊人的产品，但是现在这根本不符合国际新的潮流，所以就加入专利池的概念。我觉得它符合我们想追求达到的目标和方向，另外一个，它是按照现在新的观念来运作的。 其实你想索尼之所以没有上升，我觉得到了后期它太封闭了，我自己搞出来全世界都跟着我来做，那不可能。现在的苹果公司，我觉得很麻烦了，引领之后，越往下走我觉得他的路越窄， iPhone 5 要兼容 iPhone 4 ， iPhone 4 要兼容 iPhone 3 ，兼容的结果，你自己是封闭的。但是安卓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你等于一个苹果和整个行业对抗，你能对抗得了？ 现在其实所有的都应该是开放的，只要不开放，我认为就是死。贝塔朗菲讲，开放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只要是开放的系统，起点虽然不一样，结果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我现在起点比人家低，但是由于我是开放的，我也能达到那个结果。     倒三角与网状组织：从做大、做强到做活   张瑞敏喜欢说，现在是管理3.0时代。管理1.0对应着科学管理和科层制，这个时代的代表是福特的流水线。管理2.0并没有对1.0进行本质的突破，只不过在1.0基础上加上了很多流行的概念，这个时代的代表是丰田的精益生产。 管理由 1.0 时代、 2.0 时代而进入 3.0 时代，企业组织应该是一个网络组织。为什么是一个网络组织呢？因为市场是一个网络，企业网络和市场的大网络应该融合在一起。张瑞敏先将海尔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正三角”颠覆为“倒三角”，把八万多员工变成了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这一改变，打破了原来学习日本企业所建立的事业部制，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的层级结构，让所有人都面向市场。海尔将此称之为“全员契约”，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客户，都为自己的客户创造价值”。 管理的目的由此从“做大”、“做强”转变为“做活”，为的是打造一种可以自驱动、自运转的自组织。我将海尔的新模式称为“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现在，张瑞敏正在规划的是，建立了自主经营体乃至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小微公司”之后，如何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状组织。用张瑞敏的话讲，“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跟您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不知道这一段时间里，海尔在做人单合一双赢、包括自主经营体方面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您又提出了什么新的目标？ 张：我们现在在推进的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倒三角再进一步就是想把它织成一张网，这个是最难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槛。如果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讲，等于你原来是一个个的部门，现在变成一张网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这个节点是最现实的，这边变成了 10 个节点，那边 10 个节点只需要 10 个人，可能原来有 100 个人， 100 个人变成 10 个人，这个现在非常困难。谁愿意下来呢？ 第一你这个操作必须非常公平，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机会公平，但是操作不当就会出事，而且它牵涉的不是普通工人，工作量很大。         胡：这个主要涉及的是管理人员吗？     张：原来管理人员管的是什么什么职能，等于是监管的，现在职能要融合到一起，你的单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很难了。管理人员到底能提供什么资源？你提供不了资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如说设计者，你不能说我提供一个设计方案，我提供一个新产品，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在互联网上先有用户要了，这才算有价值，那你才能出单。这和过去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节点就不是过去那种部门的概念了，真正像一张网一样。这一个个的节点互相都连在一起，而且它的终级目标都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现在海尔提出来节点图、节点机制这些东西，它和契约之间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最后到了契约那一步，其实变成了人和单的契约，为了实现一个人和用户的契约，内部支持的人也要加入到节点当中去，这就变成一个自组织所要达到的那个结果，就是正反馈循环，就是变成人单的自推动循环。这个单要求很高，那么那个人呢，就要求得到更高的人，更高的人把这个单的结果打造得更高，他要达不到，这个单就去寻求更高的人 …… 如果变成这么一个机制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原来那种概念，说我的研发人员就是这些人，我的财务部门、人事部门等等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是，必须彻底开放。     倒不是说一定要减去那么些人，而是很多业务变成开放的，就不一定由内部来干了，变成一种外包。         胡：这个节点可能就消失了。 张：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提倡做光杆司令，一个人可以整合很多资源。你看刁云峰（海尔国际商社负责人）那里，目前差不多等于一个人的销售收入是 1.5 亿。 80 个人销售 120 亿，那正好是每人 1.5 亿。 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加勒比海地区经营体，主要是做解决方案，比如说政府一类的大单子，它拿着当地用户的需求，就能算出来我能挣多少钱，拿着算赢的价值去整合。它的客户经理是在国际组织的一个专家。它也需要有一些一流的供应商，像 UPS 等。它因为这个项目而成立一个无边界的组织，它们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家事先算赢，预酬也就预好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能分享到多少，这样这个资源会给它创造更大的价值。      关键是对接，对接合适了就可以。你这次对接是这样的，下次还可以寻求更好的，不是一次就死住了。         胡：那这个节点本身，就是海尔现在在推进的小微公司吗？小微公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网状组织。     张：这张网的目的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用户的需求是动态的。如果单独一个小微公司也可以，但是用户的需求，需要你有很多的触角去了解它，单独一个小微公司肯定是不行的。 和美国晨星公司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蜘蛛网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丝断了，有蜘蛛马上会过来织它。我说海尔应该像一个雷达网，不断捕捉隐形的看不见的东西。         胡：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你原来企业本身有历史的演进，前面是个科层制的公司，导致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些节点比另外的节点更平等。如果都变成平等的节点以后，所有的这些干部怎么办呢？ 张：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干部就是有那么一个职位，他自己也感到，我有比你更高的职位，我有比你更高的薪酬，但是现在肯定是，各自只是论谁的用户资源更大，你又是谁的用户资源。薪酬肯定是根据你的用户资源和你的用户价值。我们真是想，像德鲁克所说的那样，传统的管理人员是拥有下属的人，现在应该是拥有成果的人。它也有不同，但这个不同是跟各自的成果有关。 你提的问题，现在我们没有答案，也可以说正在做。原来国际咨询公司帮我们搞的什么七级八级的级别，现在我们正在取消它，这个取消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原来那个级别是固化的，对应的级别补贴，一套薪酬体系，弄得非常细，干部觉得很清晰很简单。现在要全部取消，肯定会引起争论。     胡：那你这个取消涉及到的人员有多少呢？能影响到几千人还是几百人？ 张：几千人还要多。整个集团，七级 5681 个，八级 1141 个，九级以上是 320 个。不用多了，就说九级那些官就挺大的了，九级以上这 300 多就不怎么好处理，七级 5000 多，弄不好就形成一种地震了。   胡：这个是从人上来讲。从架构上说，因为您提出自主经营体模式，海尔有了三级经营体，终端是一级，在城市，一个社区就是一个经营体，在农村，一个县就是一个经营体。原来的中间层级全部取消，变成资源支持平台，也就是二级经营体。三级则是战略平台，解决内部的协同和发现市场新机会。搞网状组织，我觉得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二级经营体。将来海尔所有的二级经营体难道就会彻底消失吗？ 张：我们希望逐渐融进去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不应该再有二级经营体。         胡：二级下沉到一级经营体？ 张：对。一级和二级结到一起去了，换句话说就是它单酬合一了。我和你融到一起，如果一级这个地方没有挣到钱，二级的工资就没有来源了。这个东西很难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二级是单酬两条线，你说这里有个单，但是最后他的薪酬并不是一级可以给他，而是他的主管给他。他给一级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一级通过这些资源已经产生了很多效应，因此他的主管就给他钱。而他的主管的钱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一线那个地方依次划拨的。 现在逐渐要改到大家超利分成，如果超不了利，你就没有分成。有些资源如果从社会上可以得到，我就不要你了，我们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比方说像有的小微公司，它说我找一个社会上的财务来提供帮助，一个月可能几百块就可以。我为什么要找本公司的财务呢？   胡：就是那种外包服务。 张：这真正是科斯定律讲的企业的边界了。我自己干不如别人干合算的话，我就不干了嘛。         胡：你这样做，最后实质的结果，就是中层经理人这个阶层整个被消灭了。     张：整个应该是这样。         胡：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变更。     张：所以谨慎就在这里，颠覆可以，不能颠倒，不能一下子倒掉了。我们现在做的始终就存在这种风险。         胡：是不是可以说，原来在推行整个新的自主经营体实践的时候，在二级这个地方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张：不是阻力，根本就动不了，因为它表面上说是变成倒三角了，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换汤不换药。二级存在在这里，你没法再往下进展下去了。         胡：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悖论，因为你从上面的决定来讲，要把整个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但是你把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的时候，你需要某种力量去推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说我要把企业变成扁平化，但是我需要有某种整合力量把企业从不扁平状态铲成扁平状态，那你还要依靠这些人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又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张：本身这个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它就是这么个问题。这种官僚制，第一它是国家稳定的力量，第二它是国家变革的阻力。国家想稳定要依靠它，但是你想变革，又没法去掉它。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把官僚都踢掉了，但是国家不稳定了，国家乱了。     胡：它是内在的悖论。 张：你要是停留在这上面，这个问题是无解，但是怎么解呢？很简单，就是大家都面对用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用户承诺的那个“ 24 小时限时达，超时即免单”。好了，就围着这个，这一圈人都动起来了，你不用再扯皮了。原来说我内部定的规则，送不到，给扣分什么的，什么办法都不灵。现在这个灵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责任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了，对不起，如果埋单的话谁想承担？谁都不想承担，因此你必须协同，这是唯一可以解决的办法。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叫老百姓监督，你把老百姓弄到一边去了，然后你内部官僚制，怎么办都没法办。什么老虎可以拔自己的毛？         胡：对。但是这个前提在于你必须有人提出一系列的有竞争力的市场目标，逼着这些人去完成这些目标。     张：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先学标杆，后当标杆”。标杆就是社会上的，国际上的。         胡：您指的是对标？     张：对标，你先学标杆，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个水平，你就先学，然后你要成为标杆。所有的事情全都有标杆，原来你没有这种机制，没有这种驱动，就不会去找。当然还有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人家都找，你不动就落后。 这里有一个注解，后当标杆，不是说简单那个数达到了，数达到不代表是标杆，你今天达到明天就有人会超越你，所以一定要变成一个不可超越的标杆。不可超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文化。现在有很多来学我们的企业，学的都是工具。那有什么作用？没有多大作用。         胡：这样子变革了以后，原来的集团干什么呢？     张：集团的作用就是抓这种文化，最后把这种文化建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无止境的。文化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抓机制，把机制也做起来，但它和文化仍然都属于内部的事情。外部，还要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由互联网提供的新的市场机会。就这么两条，这是集团应该要做的。     胡：那可以归结为一个是机制，一个是机会。 张：其实现在比较刺激的就在于，不确定性太大了，你看你虽然半年没来，海尔已经是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不敢停下来，如果停下来这个倒三角有可能就倒掉了。         胡：如果按照您刚才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算是阶段性地完成任务，现在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节点机制？     张：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倒三角这一个阶段，你一下子成网，根本连门也没有。不是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这就是，一步步地来，没办法。         胡：其实所有这一切还是可以追到 1998 年开始的再造对不对？     张：对。         胡：从 1998 年算到现在， 15 年了。 15 年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张：最难的首先就是它没有一个标杆，没有一个可以模仿的东西。就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它的发展是飞速的，但是它是追赶性的增长，它是有路标的增长。你在没有路标的时候这是最难的，这是第一难点。第一难点带给我最大的恐惧就在于，到底行不行，万一不行怎么办。你要有一个模式在那放着，我照着描红就是了，不行我再退回来，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观念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标杆，你说这个方案一定要这么做，所有人并不相信，本身要改变就难，他又觉得你为什么说那一定是对的？当然嘴上不一定说，心里肯定在想。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嘴上虽然说同意了答应了，但是回去并没有干，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观念的改变太难了。         胡：我觉得您做的这个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实验，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的确是前无古人的。推到极致的话，您本人也只是一个节点，可以这样说吗？     张：应该说是一个原点，是推动的原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义不容辞的。         胡：作为一个原点，作为义不容辞之举，您通过什么方式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张：说到家就是怎么样把整个组织能够融入到市场里面去。我没有这个力量，只有市场才有这个力量，驱动所有人。其实又回到原来所想的，为什么要设计人单合一呢？就是只有用户才能驱动整个组织的发展。这样一种驱动机制，把不管员工还是干部驱动到市场上去，驱动到和用户结合起来。 到今天你看很难解的题，就是把这个二级扁平到一级去，扁平到整个网里头去。那你用什么办法扁平呢？包括今天上午在研究的还是这样，比如叫二级建立资源超市，有没有人来买你的资源？没有买资源的你就饿死了。但是资源超市的手段可以，目标不对。你像一个超市摆在那，有买的就卖，没有买的就饿死，你必须再往前走一步，就为这个目标设计这个资源。否则的话，你不能说人家要巧克力，你进了大量的糖果，那个不可以。只要是驱动到市场上，驱动到用户的零距离上，就有胜算的资格，可能获得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说到我的方式的话就是这种驱动机制。 原来的驱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个财务人员，我就给你算账，我是个人力资源经理，我就给你算工资，你说人不行，我给你招聘好的人，但现在这些统统行不通了，必须走到前面去。你首先说这个团队要十个人，这十个人一定要做成一个目标，如果做不成，那全是你的责任。必须人单之间不停的循环，而且是自推动循环。  

作者： 老虎庙   得知莫言获诺奖的那天，我只在微博里发了一句话“@北京老虎庙：这黑夜我只想到了那把空椅子……”之后我不再言声，直到今天。 原《南都周刊》记者杨猛在本期《阳光时务周刊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3%E5%85%89%E6%97%B6%E5%8A%A1%E5%91%A8%E5%88%8A》刊发大稿《莫言的魔幻东北乡》——顺便得说杨猛这篇稿子写得清新，富韵味儿，正契合用文学写文学家的意思——是我读杨猛文字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3962874.html里最喜欢的一篇。 我之所以迟迟对热点话题不做言表，实在是我尚无法迅速辨清“时务”。但愿别被认为是观风向下菜碟儿的意思。 我对杨猛说，我和莫言有过谈话，在场还有史铁生夫妇，那是零五年的事情，是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我们四人聚餐中http://24-hour.blog.163.com/blog/static/608267542005112805413430/…… 这无论莫言是什么“党派”，是什么体制内干部，总之莫言和我们仨坐而论道，就足以说明他是朋友（免去谈话内容）。我之后几年里断续阅读莫言的作品，深感莫氏文如其人。 那么为什么关于莫言或诺奖的事情在国内就可以掀起正反两厢针锋相对的争议呢？杨猛对我采访的原话里我还有这么一句“在极端专制，乃至因言获罪的国度里，您能要求还想写作的作家们又能怎样呢？”人格扭曲，精神分裂、畏头畏尾、欲言又止。这几乎是“苟且”存活的唯一可能。而且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几千年里轮番登场，对此我们并不是不熟。难道我们要求莫言也要像江姐从此材料特殊？我因此对抄写《讲话》表示理解，至于王安忆没有抄写，那仅只能够说明她没有抄写，难道拿来王安忆比照莫言，就铁证如“莫言政治错误”？ 莫言无疑是公众人物，但他还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真正的公知一样愿意担当，他只做他的文学。我因此认为在这个国度里，对一切面具之后的人都要以审视的眼光观察。这里包括共产党员，包括干部乃至高级干部，亦包括既得利益者等。这些人等相信在您的亲朋好友里比比皆是。在我们这里标签什么和卖的什么本不一致。 我因此看到，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一次容忍和吸纳莫言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拱手相让于这个选择性拿奖的政府。XX阶级不占领，XX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其实正中他计？尽管莫言的作品总是令他们心惊肉跳。但痛心的是我们正一把把将他推向彼岸！ 这应该也是诺奖颁奖词中的遗憾。 即使这样，我仍然为莫言鼓掌。因为在诺贝尔影响如此巨大之奖坛上，莫言尽管有所纳言，但从牙缝里我们仍然看到了他的批判精神。对此，即使是旗帜鲜明的老艾也表示了他的赞许“艾未未在莫言获奖后批评说，莫言一直在非常明确地追随党的路线，在一些事情上他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尊重。但是莫言得奖后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出人意料地表示，希望刘晓波早日恢复自由进行政治学研究。艾未未又转变了态度，让网友转达他对于莫言的敬意。”（杨猛/文） 包容，满眼里尽皆同仁；刻薄，满天下皆为敌意。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异己拿着莫言来自吹。那将令莫言情何以堪？ 至于对莫言的争议中谩骂和攻击者，本人则认为无异于文革造影，并不值本文一驳。 最后，我愿郑重推荐莫言作品《生死疲劳》重点阅读。 　　　　　　　　—————————————— * * * —————————————— 附：莫言的魔幻东北乡/撰文 杨猛 （全文刊于本期《阳光时务》） 灰头土脸的乡间客车、飘荡着化肥臭味儿的安静田地、吹着泡泡糖骑车穿行在公路上的黑脸少年、穿中山装眼角堆着眼屎的赶羊老农、劣质音箱里播放《江南style》的农村供销社——高密东北乡，就像大多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隐藏着失序躁动的人心。这个共产党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下的单调乏味的偏僻一角，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所有主要作品的叙事背板。 开往平安庄的出租车上，司机孟先生对我这个外来客炫耀说，东北乡已经扬名世界，表明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他说“这也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毕竟，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我提醒他，2年前，另外一个中国人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孟司机陷入了沉默。坐在我身边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高密四中的女学生——这里的出租车允许拼车——恍然大悟的样子，用可爱的高密话说，“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不是姓个刘？”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东北监狱服刑的刘晓波，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刘家的风水可不太好：他在北京玉渊潭的家，普通人无法造访。莫言则受到了官方的高度称赞。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中国作协发去贺电。外交部发言人称“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 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级）的身份，使得莫言被视为体制内可以信赖的分子。他的得奖超越了诺贝尔奖本身，而被当做党领导的大国复兴蓝图的组成部分，如同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执政能力的舞台一样。    我们进入高密大栏乡50米，沿着新安装在电线杆子上的“莫言旧居”蓝色指示牌，南拐经胶河新桥，进入平安庄，进入被政治运动和资本主义合力改变的中国一角。 这是一个只有200户不足1000人的村落。一条前街和一条后街，把村子整齐地切割成三部分。最北边紧邻着全长106公里的胶河。最南边是村集体2000亩土地，人均2亩2分，种着玉米、小麦、棉花。村子南头有两个废旧塑料回收厂，粉碎的塑料颗粒铺在池塘边，准备用来制作PVC材料。厂子的主人依靠这背叛了土地的新式营生已经先富一步。 村子主路旁是大门紧闭的村委会，门旁贴着红色的“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公开信”，落款是“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路边竖着2009年平安庄街道硬化捐款者的“功德碑”，第一个名字是莫言。后街中间是村卫生所，墙上刷着“检测艾滋病完全免费”，这也是去年260票当选的村团委书记的家。 莫言父亲管贻范住在前街一处院落，和莫言二哥管漠欣一家一起生活。62岁的管漠欣在乡镇上班。莫言二嫂是地道的农民，见人露出厚道的笑，也露出了这个岁数的东北乡人共有的特点：一口被含氟水腐蚀的黄斑牙。 莫言旧居在村子最北边靠近胶河的角落。传统的北方农村土坯院落，村里仅此一家，已经废弃不用。我去的这天，遇到了大连、江苏的参观者、以及一个孟加拉游客。村民期望莫言得奖会为乡村带来某种划时代的变化。莫言的一个村人，论辈分是莫言的叔，说“你是记者，有没有门路搞来点投资到我们村，我们这里可以出产红高粱酒，一定可以赚大钱。” 实际上，变化从没停止过，有时暴烈，有时不易察觉。高粱是非常适合本地低洼地势的高杆作物。1936年高粱的种植面积排高密播种面积第三位，占17.33%。1971年全县推广种植了18.98万亩14号杂交高粱，占播种面积11%。此种高粱含单宁酸高，人畜都不喜欢食用，1974年停止种植。之后，高粱播种面积大幅度压缩，70年代末开始，占粮食播种面积已经不足2%。 原本，旧居东面是大栏乡小学、一个高粱酒作坊、还有一个中国化了的乡村天主教堂，在历次运动中统统拆除了。带着点酒意的管漠欣说，这里跟从前比，“他妈的基本上都变了。” 蒋玉君是高密《三贤文学》杂志主编，他的老家夏庄和平安村相隔3公里。他说，东北乡一带村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西部迁徙而来，“夏庄地势比平安庄更平坦，平安庄位于胶河由西南到东北的拐弯处，经常遭水淹，可见当时好地方被占的差不多了。” 平安庄处于胶州、平度、高密三地交界处，1949年前得名“三份子”。中国传统认知里，这种政治边缘地带农民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另一中国作家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描写了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的“刁民”不停上访、民告官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并被当成司法进步的象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莫言也把家乡描写成为叛逆者和土匪草莽的乐土，因为容易逃窜逃避打击。他的代表作品《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就取材本地一个亦匪亦侠式的人物曹克明。莫言的三爷爷年轻时和当地土匪有过交往。匪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两面性，和平时期是农民，一旦官逼民反，又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官与民的对抗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 1949年后三份子易名平安庄。中央政府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系统，通过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保证对基层的绝对控制。平安庄最早属于大栏乡，后来划归河崖，再被归为夏庄，几年前又被划为新成立的疏港物流园区。村民抱怨说，“折腾了4次，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言出生的1955年，高密有了第一台拖拉机，这一年全县农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蓝脸”，取自真人真事，村民管这人叫“蓝瘸子”。莫言的爷爷也曾经想单干，但是架不住政治进步的莫言父亲的哀求，加入了合作社。蓝瘸子因拒绝加入合作社，文革中上吊自杀。八十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莫言说：“蓝脸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 平安庄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莫言曾祖父一辈迁到平安庄，靠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莫言绘声绘色描写了农村的苦难贫穷。实际上，他家成分被划为上中农，无论哪个时期，相比村里大多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要好。莫言的大爷爷是老中医，莫言的爷爷有木匠手艺，莫言的父亲做了33年的大队会计，1982年退休，莫言的大哥是60年代大学生，莫言的叔叔在供销社可以搞到粮食避免家人挨饿。用莫言堂姑管贻兰的话说，“管家各人有各人的路数”。平安庄真正受到政治冲击的，是一个被划分为地主的单姓人家，土地没收后搬去了青岛。另有一个当兵去了台湾的军火商单亦诚，也成了村史中的反面代表。此人1993年捐资100万港币，在大栏乡建了一所“至诚小学”，又变回了“爱国人士”。 政治高压改变了原始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也重塑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言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会结网、捕鱼、打猎，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逐渐臣服、消失，莫言不无悲凉地说：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在高密一中，我拜访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他也是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位于一中校园东侧，2009年建立。莫言大哥管漠贤退休前是一中副校长。展厅陈列着莫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莫言用左手写的书法作品。这是一个小聪明。成为名人免不了题词赠字，书法是官场附庸风雅的工具，“左书”可以规避人们对其书法水平的质疑：瞧，这可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不能用正常的书写标准来衡量。 毛维杰曾是一名乡村文学青年。1984年师干毕业后，在平安村大栏乡小学和中学教书，学校距离莫言家老房只有50步。1985年，莫言的小说受到赏识，从服役的保定部队破例招入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莫言回家，毛维杰都要登门请教。“他血气方刚，慷慨陈词，给我讲了大量国外刚翻译的小说，福克纳、马尔克斯。”当年莫言给毛维杰的感觉是“惊异”和“震撼”。 经历了文革的长期压抑，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模仿。就连最严肃的官方旗帜《人民文学》，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小说，韩少功、刘索拉、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这一批几乎前后脚出现的作家，整体实力至今在中国文坛无法超越。 1988年，莫言发表《天堂蒜薹之歌》。跟他后期众多隐晦的作品比，是少有的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刚猛之作。小说背景是1987年5月27日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地处鲁西南，盛产蒜薹，当年总产量约5000万公斤。上市后市场管理乱收费，政府滥罚款，造成销售渠道不畅，每公斤由0.8元跌至0.1元。5月27日苍山大集，多处收购点停止收购。众多蒜农将蒜薹拉进县政府内抛撒，围攻县政府。小说极为罕见地涉及了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这种尺度的作品在今天已很难顺利面世。现在，即便是蒋玉君编辑的以业余作者散文为主的《三贤文学》，也要县委宣传部审稿通过才能印刷。 借助小说人物在法庭上的陈述，莫言写出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官僚政府的不满：“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的政治空气有过开明和改革迹象，但是时间短暂。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就倒了霉，因为刊登《伸出你的舌苔或者空荡荡》，刘心武遭免职。2年之后，天安门事件爆发。1989年对于探索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2004年，法国解放报记者哈斯基访问莫言，莫言告诉他，1989年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在和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莫言说“1989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莫言1989年写的《酒国》写共产党员如何烧烤吞食婴儿，其批判意识显而易见。《生死疲劳》中，用蓝脸转世脱胎的寓言，描绘了被扼杀的人性和屡屡被政治运动折腾的乡村。 莫言最重要的作品是《丰乳肥臀》。毛唯杰说：“莫言亲口说过，如果你要读懂他，一定要看《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跨度更久远，揭示了东北乡百年的离乱，创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看到这个形象，就想到了那些被飞速发展的政治机器碾压下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直白的说，就是一个母亲和这么多男人、甚至还有外国传教士，发生了关系，跟每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像东北乡这块土地的命运，被不同的历史裹挟。”毛维杰说。 《丰乳肥臀》受到了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指责小说有太多性描写。据说这缘起私人恩怨。莫言一度不被允许再写小说，甚至被监督写了很多检查。1997年莫言不得不告别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做记者。 毛维杰说，“现在把莫言的文学说成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他本人不太同意。莫言的文学根植于齐文化，如果说继承，他跟蒲松龄一脉相承，而蒲松龄是典型的东方本土文学。” 蒲松龄通过赞美狐狸鬼怪，影射现实的黑暗肮脏。鬼怪的本质是抵抗宏大现实的精神力量。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夸张的叙述和难以言传的超现实想象，用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反抗。这种隐藏作家真实想法的隐晦修辞，显然帮助他摆脱了政治审查。                          在高密，我结识了莫言当兵离开农村前在大栏乡棉花粮油厂的工友王玉清。王玉清65岁，一头凌乱白发，遮着一顶仿冒耐克棒球帽。衣领发黑，指甲缝嵌着黑泥。他说话快时有口吃的习惯，而底气很足。在莫言的小说《白棉花》中，曾经有对他的描写。王玉清对莫言小说的熟悉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了莫言作品中那些具有丰富生存经验的农民形象。 王玉清说，“莫言的小说，开始是为自己写，为了有一个好饭碗，中期就是为读者写，为了成为一个好作家。后期写的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他是带着宗教般的忏悔来写，这是更高层次的写作。” 王玉清给我讲起了他和莫言共同的朋友，1973年到1975年一起在棉花厂工作的张世家。张世家当年在棉花厂做抬篓工，莫言做司磅员。两人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乡村才子。莫言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描述了这个精瘦如猴的农民好友。王说，“那时候张世家比莫言才气大”。1975年，莫言离开贫穷和压抑的家乡去部队服役，王玉清和张世家后来则被选拔为乡镇通讯员，并且有望进入县委宣传部，但是都放弃了。 王玉清说，“我们都是带着理想的乡镇文人。不想当喇叭匠。”张世家先是到工厂，后来追随一乡镇企业家做副总，性质类似出谋划策的“师爷”。张的抱负很大，一直怀有济世思想，但是一直不如意，直到在“北京朋友（据推测包括莫言）”帮助下，在高密办了一个天达药业。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乡绅气质的人，张世家试图运用一种糅合了儒家哲学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方式来运作企业，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商业意义上的成功。 张世家前些年病故。王玉清的讲述中，张世家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并且最早预言了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经是中坚力量。但是在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合力冲击之下，已经难觅。 如今，高密真正的商业大鳄是两三家依靠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高密街头随处可见一家上市纺织企业的代言人林志玲的娇嗲身影，在北方粗犷的原野前晃动。商人和政府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取得贷款和土地优惠，风生水起。而这些大鳄的主要生产模式，依然是依靠廉价的人力加工。高密的特色产业还有玩具加工，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东北乡人命运流转，只不过从田地的奴隶又转变为流水线的奴隶。 王玉清用手挠挠布满头皮屑的脑袋，说，如果莫言没有离开高密，很可能也会在乡镇终其一生。 在这个被共产党强力治理和资本主义浪潮相向冲击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锯齿。星期天，我偶然走进高密1915年由瑞典传教士建立的基督教堂——莫言《丰乳肥臀》写瑞典传教士和“母亲”生了一个混血儿。写作期间为了找到灵感，莫言去过两次教堂——发现高密教堂里的信徒之众，跟我在中国其他城市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上午10点礼拜的人有超过1000人参加，这样的祈祷星期天要举行4场。学术界保守估算，中国有4000万到7000万教徒。莫言的父亲告诉我，自己的弟弟就是一个教徒。  我曾经向国家宗教局的一位退休副局长当面请教，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信徒越来越多？这位副局长说，“过去人们相信党，一切由党操办，现在党不管了，人们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一直在政治高压下保持着谨小慎微的形象。莫言显然具有同一特征。在批评者看来，莫言的小说只是关注到了政治影响到的人的命运，而不是质疑和反思影响人命运的政治本身。莫言的政治立场如同那些隐晦的叙事一样让人费解。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所在的中国代表团因抗议德国颁奖给中国异议分子退出书展。201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100名中国作家集体手抄《讲话》。铁凝、王蒙、莫言等作家均有参与。 但是也有中国作家王安忆、阿来等拒绝参与。        艺术家艾未未在莫言获奖后批评说，莫言一直在非常明确地追随党的路线，在一些事情上他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尊重。但是莫言得奖后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出人意料地表示，希望刘晓波早日恢复自由进行政治学研究。艾未未又转变了态度，让网友转达他对于莫言的敬意。 事后莫言解释“手抄”说，“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跟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我抄他的，是因为他里面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他，是因为他已经不能满足我创作的心灵需要。” 知名网络人士老虎庙看过莫言的大多数作品，并且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莫言。老虎庙说，“他是属勇于肩担道义的那种人，但不是我们习惯认为的江姐式的甘于牺牲自我的人。比如抄写《讲话》就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我们应该包容，而真正计较的该是看他的作品。他的《生死疲劳》就是很了不起的作品，被镇压的地主重新托生于牲口来到人间，生活在了当年的雇农家里，从此阅尽人间辛苦，政事变迁……莫言的方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是在特殊体制下的写作和生存模式。” 四川的独立作家冉云飞说：“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声音过于多元，而是依旧过于一律。如果我们是善于思考的人，为何不想想关于莫言得奖与否基本可以公开谈，而曾经得过诺奖的中国人，为何不让公开谈呢？这里面蕴藏着什么？好好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由此真正读懂中国。” 围绕莫言得奖引发的争论，显示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割和对立。 1975年，21岁的平安庄农民莫言靠叔叔的帮忙，靠给乡镇武装部长的儿子勾兑关系，当兵离开了家乡。在部队写给大哥的信中，他讲到了提干、入党的压力、流露出担心被政治抛弃的惶恐。 2012年10月29日，第三届高密红高粱节在高密开幕。莫言现身引发了狂热。他已经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中国文化新的标志人物。稀疏的头发梳向一边，掩盖秃顶的脑门。作为开幕式贵宾的莫言和地方领导谈笑风生，随后又和官员在开发商陪同下一起视察了一块即将开发的土地。高密借助莫言获奖的东风，要在当地大兴土木，计划修建包括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初莫言不同意修缮旧居，但是高密政府执意宣布将出资50万元进行修缮。外乡人站在旧居小院里对管漠贤开玩笑说，“你在这里摆个小桌，得收多少门票钱啊！”二哥笑而不语。 离开家乡的30年间，政治对传统的农村空间不断进行重构，现在资本主义继续着这一进程。两种合力，彻底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不过在王玉清记忆里，莫言还是那个喜欢捏着兰花指抽烟，一个略带酸腐的乡村秀才形象。 现实赋予了东北乡魔幻色彩。离开高密前，偶然看到的一份材料说，2010年“高密编织防控网实现到省进京零上访”。恰在这一天，我遇到了两名当地上访户，73岁的醴泉街永安村村民宫建和因为拆迁补偿款问题二审败诉后屡次上访，2010年在北京被截访限制人身自由，回高密后被政府派人24小时看管了103天，2011年再次上访被拘留取保候审。高密访民薛宝库也在北京大兴遭遇截访被打了一顿送回了高密。十八大期间，这些上访户都成了重点盯防对象。薛宝库说，他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访民呼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