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改革布局涉面很广，方向已明，不会也不应当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关键在执行 中共十八大在公众对改革的强烈期盼中召开。一如我们预期，大会报告对此回应正面，旗帜鲜明。 改还是不改，十字路口的中国不再踌躇。 文献在手。将这份仍在审议中的报告与五年前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执政党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认知、坚守与递进。 至2020年翻一番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会目标，在十七大时仍指GDP翻番。此次十八大，引人注目地改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近年来颇有争议。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正确方向，认定“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一态度可称及时而明确。   阅读全文

作者： 老虎庙   在西安国际行为艺术节上采访英籍华裔行为艺术家奚建军，我是采访在先，功课在后。因此有许多的问题是在我完全懵懂的情况下大胆发问——现在看我确是如此——这就难免有了概念在前之嫌。 在我向艺术家们提出的问题里有如下几条： 1、人体彩绘是属“行为艺术”吗？ 2、在中国“行为艺术”被一些维权公民广泛使用，以至人人可做，人人都认为自己在做。您的看法呢？ 3、“行为艺术”在世界范围艺术领域里被搁置在一个什么程度？ 4、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次国际盛会却不主动去做宣传？ 5、您能够用一句话概括“行为艺术”的核心理念吗？ 6、对中国的“行为艺术”当前以及发展前程您可以做个简单描述吗？ 很显然，我是代表了中国普通人的大多数问题——大大一个问号，对行为艺术。这在站立学术前端的各个大学学府的艺术家演讲过程中有突出印象。掰指头数落一下，西方现代艺术成规模被“引进”也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了。那时候出现了西安的“西安现代艺术展”，出现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等等。然而中国的学人面对西方舶来的现代艺术仍然广泛流于懵懂状态。这不能不认为是中国现代美学教育的悲哀。对此奚建军认为“本土的中国艺术家受东方文化和儒家教育的影响，不如纯粹的西方艺术家那样有明显的个性和侵略性，大多中国艺术家不敢谈及死亡和宗教，不敢接触性和暴力和政治这样敏感的问题……而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家，还是作为保守传统思维的西方艺术家，他们对东方古老的思想和哲学缺乏深入理解，大多数人们尚处在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谈论和模仿中。 奚建军早期毕业于北京中国工艺美术学院，1994深造于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之后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多活跃在英国和中国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此深谙至少是“两元”国度之不同。奚建军认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家多被西方社会所边缘化，正式由于社会不同的隔膜。而在经历了时间的历练之后，奚建军和艺术家蔡元以他们共同创作的《跳上翠西·艾敏的床》以及著名的《在杜尚小便池上撒尿》两部作品“激进介入”西方艺术圈，并获英国艺术界的广泛认可，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 我注意到奚建军以及他的艺友蔡元在 在1999年英国泰特美术馆Turner Prize举办期间以介入的方式完成他们的《跳上翠西·艾敏的床》作品时，曾经一度引发美术馆现场混乱。大批保安和警察赶到并以手铐拘捕了二位艺术家到警局。而美术馆现场所有参观者也被撤离，当天泰特美术馆还因故闭馆。然而事情的结局并未像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那样。奚、蔡二人在警局呆了八小时后，警方经过缜密而具有效率的高速了解后向二位艺术家表示：不再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奚建军、蔡元两位艺术家当即被释放。临走前警察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做好准备，大门口外有十几家媒体记者在等待着你们。第二天，英国所有的媒体都陆续报道了这一戏剧色彩的事件。 也就是这么一件看似“有碍公共秩序的行为”结果，却在中国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和公众认识。 事情发生在青岛台东三路步行街，人们当街发现一男子全裸，被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周围散发着一股恶臭。有市民赶紧报警。110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男子还有呼吸，便赶紧拨打120将其送往医院。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具“男尸”在被送到医院后，竟然自己撕掉身上的塑料袋后穿衣跑了。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一名男子在表演行为艺术。 时候有记者就该男子所为向山东大元律师事务所的翟胜凯律师进行咨询。据翟律师介绍，任何形式的“艺术表演”都需经过文化管理部门审查许可，并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男子在公众场合下全裸本身就影响了社会风气，违背了社会道德，有伤风化，对于该行为应该及时劝止。 而公众的反应则有人谴责“太不像话了！这算什么？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欺骗 ！”当许多市民在得知该男子是在表演行为艺术时都非常气愤，纷纷指责该男子假扮死尸而未表明是表演，从而给社会公众以误解，并且惊动了110民警和120医护人员，造成了社会资源浪费，侵害了其他群众的共同利益，违反了治安法规，应该受到处罚。翟律师还说“按照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至少要行政拘留15天，还要罚款2000元至5000元。” （以上台东消息引自《半岛都市报》特鸣谢） 尽管如上述，我仍然喜欢以传统审美观念去读奚建军的作品。虽然我也注意到在我当面评价奚建军的作品“充满雕塑感”，尤其是《黑白不清》的舞台魅力时，奚建军并没有为此表示谦逊甚或是得意。我想这大概就是行为艺术在中国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根本原因。 【奚建军作品现场实况】http://24hour.blog.ifeng.com/article/21089187.html

作者： 郭宇宽   “表哥”和他代表的制度 郭宇宽 原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持有的多块名表被网友人肉了出来，被冠以“表哥”的光荣称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发现，表哥在不同场合至少佩戴过11块不同的名表，包括许多价格以万计的进口表。据说表哥现在已经因为贪腐问题被双规了，而且网上还因此兴起了一股“找手表”的潮流。只要对哪个官员有意见，就号召大家一起人肉他戴过的手表，这在我看来有点矫枉过正了。 用手表来提衬自己的身份，是一种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比如舍己奉公的典型雷锋同志，其遗物里就有一块瑞士的英格表。英格表不算是瑞士表中的名牌，但在那个时代是市面上少有的进口表。当时一块国产的北京表、上海手表或者南京钟山手表都要好几十块钱，相比英格表也不会比它们便宜。而当时雷锋作为一个基层战士，一个月的津贴也就几块钱，买一块英格表少说也要花掉他一年的津贴。他之所以愿意为这块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说明手表的确可以表现出一个人对时尚和品味的追求。相对于雷锋来说，现在一个官员每月收入动辄上万，他们带一块几万元价值的表，其实也不算离谱。 但杨达才的11块手表，表现出了除追求个人品味以外更多的问题。“衣冠禽兽”这个成语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国当下手表的特殊含义。在明朝的时候，官员的级别是靠朝服上的纹绣来区分的，文官绣禽，包括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武官绣兽，包括狮、虎、豹、熊等。所以“衣冠禽兽”本来是身份地位的标识，表示你是穿官服的人，高人一等，但后来含义被扭曲了，成了品行低劣的代名词。到民国的时候，孙中山为了抵制帝制时期这种将人区分为三六九等的衣着方式，特意设计了一种特别简洁的服装——中山装。中山装的特点就是标准化，谁也穿不出高人一等的感觉。 然而事与愿违，只要官场上等级制度依然存在，人们总会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区分彼此级别的高低。即使同样穿中山装，高级干部可以穿呢子做的中山装，基层干部就只能穿咔叽布的中山装。那个年代除了领导带手表之外，钢笔又成了人们区分等级的依据。当时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戴一支钢笔的人是老师，戴两支钢笔的人是干部，戴三支钢笔的人呢？是卖钢笔的。除了数量上的差别，钢笔也是有讲究的，当时相对人人的收入水品而言，一只英雄金笔也是价格不菲的，当时的干部在上衣口袋里插一只金笔就跟现在带块儿江诗丹顿金表本质上含义差不多。所以说，只要科层制不改变，上下级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总会有不同的物品成为身份高低的象征。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行政系统区分为政务官系统和事务官系统。政务官参与政党决策，由民选产生或政府首脑任命，具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点。比如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可以提名、任命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系列班底，他下台了，他的班底也得自谋去处。这个班子和政治家之间是众星捧月的关系。所以政务官系统和传统官场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像的，上下级之间存在某种依附关系，官大一级压死人。 比如奥巴马是具有平民风格的总统，喜欢戴一款非常普通的手表，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测，他的班底也必然会在穿着上跟随奥巴马的平民风，恐怕难有他的助手在公开场合戴一着江诗丹顿招摇，夺了奥巴马的风头。而事务官系统是独立于党派之争的，其人选由公开考试进行选拔，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不讲究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依附和服从。所以如果一个基层文官如果愿意，完全可以花一年的薪水买一块名表，只要他工作尽职尽责，没人会因此对他进行质疑，奥巴马去视察不会有什么意见。 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很好地区分开来，整个公务员系统都是科层制的。所以对表哥杨达才，他的贪污腐败嫌疑暂且不论，我其实挺理解他为什么需要戴好几块表。上级领导视察，戴的表自然不能太张扬；与企业家座谈，则可以戴块名表彰显自己的品味；在下级官员面前，则必须戴一块高出一个档次的可以表现自己威严的表，说不定还在暗中偷偷观察有没有那个下属敢僭越，戴了一块比自己还要贵的表。所以在这种权力界定含混不清的行政体制下，手表起到了过去“衣冠禽兽”、顶戴花翎、朝珠、中山装和钢笔的功能，是这个系统的等级划分依据。 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我们人肉出再多的手表也没用。当公务员全都不敢戴手表之后，还会有皮带、眼睛、皮鞋、领带等等各种各样的替代品出现。对于喜欢玩“大家来找茬”的网友，自然是多了许多乐趣，却无助于推动真正的进步。

作者： 老虎庙   廊坊女士陈树花因案上访多年，维权理性坚定，充分体现了公民意识之强。 陈树花不因私案难决而妥协罢休，正相反，在年复一年的维权道路上愈发觉悟，从去年起，陈树花在人民网提交一份标题为《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137690&boardId=1&view=1》的5831号建议提案。此案受到网友热顶，但提案并不顺利，被人民网三番五次封锁、撤换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13530914.html，对此陈树花从来没有停止过5831提案能够公诸网端的努力。适逢党会，陈树花再次在人民网征集人民提案的栏目里做以提交，其命运却同从前一样多舛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3461724.html…… 此话搁置，暂且不提。只说陈树花的一次次努力除了遭到百般阻挠外，其人身安全亦遭不断威胁。下面是11月2日上午，陈树花在家中的又一次莫名其妙遭遇—— 10点左右，我（陈树花）在家里突然听到了咚咚的砸门声。砸门声透着野蛮，使我很恐惧，我不敢出声，悄悄走到门口，从猫眼里看往外看：看见至少有一个女的和三个男的，他们一边砸门还一边交头接耳，但是不出声音……这使我恐怖之极。因为要是光明正大者，必会先给我打电话（或者出声喊话），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了我被黑社会关押的镜头。这里的居委会和法院、信访局勾结，多次遣黑社会无任何理由地把我一个人关押起来恐吓……我想，现在应该又是他们来抓我了…… 我吓得六神无主，于是给公民记者老虎庙打电话说明情况，老虎庙建议我报案，当我告诉他我报案会被锁死报警电话时，他愤然给我们廊坊的110打了长途电话，问是否他们锁死过访民陈树花的110报警电话？结果廊坊110说：绝无此事（我将用证据证明110说谎）……于是老虎庙鼓励我再试报警……这次的结果出乎意料地警察很快就出警了。金桥派出所来了三个男干警和一个女干警，态度很好，还录了像，登了记。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怀疑是居委会（也是新源道办事处）的人来砸门。我求他们调监控录像查明砸门者，他们说回去马上调查，走时女干警（倪）还把派出所的电话（2207110）留给了我。 下面的情况是：警察（倪警官）2号下午打电话来，先说查过了，居委会说不知道此事，来的是物业来收水费的。我马上反驳：水费刚缴完，不可能。后来物业打来电话来改口说是物业来收物业费的，我当即反驳：更不可能，因为我家不缴物业费（因为侵权纠纷），这是公开的，为何来收物业费？她又忙说她是新来的，不知道……我于是坚持向金桥派出所要监控录像。3号一天没有找到倪警官。4号晚上我打通了她的手机，继续要监控录像，她说：小区大门的监控录像可能坏了，具体如何，等她明天去看看再说…… 5号上午10点，办案民警（倪警官）和紫金华甫居委会的赵宝玲书记到我家来了（还给我买了两兜蔬菜）。民警告诉我：小区的摄像头都坏了，所以调不了录像。我当时就反问：怎么十八大期间不把摄像头安好？民警和书记都说：问题不是说办就办的，物业也有难处。她们还说她们只是普通的办事人员，权力有限，只尽她们的职责…… 如今看来，此事要调录像的事情是不可能了…… 陈树花的确给我打来过电话，我也的确说过“你该报警。”。但陈树花坚持说“110早就锁死了我的报警电话……”对此我坚决不信，坚持认为陈树花的事情还不至于公安要“锁死”她的电话。我因此坚持认为陈树花所说必须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有亲自电话查证一条路了。我想听听他们对一个陌生男人的我做如何解释。 我拨通了廊坊市的110报警电话。接听很快。 —— 您好请说。 —— 对不起首先声明我不是报警。我是因为一个居住你们廊坊的朋友来电说她的电话被你们锁死……（不待对方询问我忙报出电话号码） —— 我查查。 （几乎是在不到一秒钟后对方就做了回答） —— 没有，这个电话没有锁死。 （我除了惊讶警方的查询如此之快外，更添几分怀疑） —— 你真的查了吗，怎么如此之快？ （对方略略犹疑，遂回道） —— 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记录 警察的意思大概是就一个记录，因此没有什么可查的，一目了然啊！ 我想想也是，一个电话号码当然不用怎么费周折去查了。但我随即意识到之前我对陈树花的疑惑是错误的，看来警方是有锁死报警电话的先例的。可是那被锁死电话的又是什么人呢？什么人是因了什么罪警察需要锁死电话以对呢？这当然是题外话了，这里不做太多猜想。 根据下午陈树花的讲述“办案民警（倪警官）和紫金华甫居委会的赵宝玲书记到我家来了（还给我买了两兜蔬菜）”，但是关于小区录像监控的事情，却回答“小区的摄像头都坏了，所以调不了录像”。 杨佳在派出所小屋里被打的时候给北京的母亲打过一个电话，告诉母亲说警察打他。后来在法庭上警察说那只小屋没有安监控探头，后来杨佳此说就不被成立；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抓到城管办，在对抗暴力自卫的时候失手杀了两个城管。后来在法庭上城管说办公室的监控录像坏了，因此没有了城管先打人的证据，而夏俊峰杀人有尸体为证，再后来夏俊峰就被判了死刑；现在廊坊的访民陈树花遭到神秘男女闯民宅砸门，陈报警，警察又说小区录像坏了，丢给陈树花“两兜蔬菜”算是慰问一下。不知道不是你们所为，你却要送蔬菜又为哪般。 难道中国的监控探头都姓了“政府”，专为控制黎民所用！ 如今陈树花一天四五个电话打来，让我惊心：中国公民活日子怎么就那么的难？那么的险？那么的毫无尊严？ 呼吁公民关注廊坊陈树花！

执政是一门科学，网络问政事实上也是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的一个表现 http://wen.nfdaily.cn/content/2012-11/06/content_57576875.htm 网 络问 政也是政府 转 型的表 现 发 布 时间 ： 2012-11-06 00:41     来源 ： 南方日 报 – 南网        南北连线 南方问政记者 戎飞腾 李秀婷 网友通过网络对身边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并与不同意见者进行观点交锋，而这些被记录在案并成为决策参考；网友通过网络，向你所在区域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问题，由代表委员将声音带到 “ 两会 ” 会场 …… 这一切，确实已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昨日，南方日报记者邀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南一北两位专家，分别从公共决策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对未来网络问政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微博非理性声音也需我们倾听 南方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微博的本质是社交属性而非问政属性，因此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让它回复常态。您如何看待微博的问政属性？ 胡泳：让微博回复常态的说法是对的，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也可以说网络问政的目的就是让民众不需要通过 “ 网络一线天 ” 表达诉求。 但是， “ 还微博社交本质 ” 是一个不存在的命题，因为微博本身并没有人规定它应当是问政工具还是社交工具。只能说，在国外，目前它更多地被当成社交工具。而在中国，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领域议程设置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要让网民重新把微博仅仅当成八卦工具是不大可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现阶段还必须重视微博，线上问政与线下问政双管齐下，才能解决问题。 郭巍青：我们在微博上谈论一个政策，就是问政。这是自发的，无法预测的，也不是策划的，而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政府如何去面对处理好这一块是网络问政重要的一个方面。 微博平台上的讨论，大部分是跟随着事件走，我们不能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围观的人越多，圈子就越大。 如果你关注它研究它，你就必须要接触它了解它。我作为研究者的一点体会是，你没有在网络上被骂过、摸爬滚打过，是不会真正懂网络的。 南方日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网络上一些非理性的声音？ 郭巍青：在公众当中，有一条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光谱。确实有人比较非理性，认为越非理性，声音可能就越能够放大。非理性的声音有没有积极作用呢？也不好说。比如，某人最先出来揭发一个官员有多少套房多少块手表的时候，最初一看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到后来发现是真的，非理性的声音作用还是有的。 我感觉当下舆论的态势很难改变，你跟一些网友说不要这样非理性，他们可能都不会听，大家都是自己说自己的话，至于最后这些人是怎么形成合力，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胡泳：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但是如果政府以倾听者的姿态来对待网民的话，是不会把 “ 网民 ” 看作 “ 刁民 ” 的。 如果有所谓的 “ 刁民 ” ，反映出来的是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监管上存在漏洞。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培育中间社会组织，培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彼此信任，非常重要。 问政建议广东先行做问政评价指标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这 5 年来广东在网络问政方面的表现？ 胡泳：广东是网络问政的发源地。 @ 平安肇庆是最早的政务微博之一，起了先导作用，也形成了公安微博群。党政一把手与网民的互动也比较多，跟政府提意见的网民在全国来讲也比较活跃，产生的好案例非常多。尤其在网络问政制度化方面，提得比较早，广东在这方面领先于全国。 执政是一门科学，网络问政事实上也是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的一个表现。 郭巍青：总的来说，广东这 5 年是真心想推动网络问政的。网友对网络问政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政府在言论和态度上也有所转变 —— 变得更关心公众对自己的行为如何评价。 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希望通过网络听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设置一个平台让人们把问题反映进去，然后要求各部门要看、要回应，要做些什么工作，是有些作为的。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执行一项政策就会做出一套东西来。那么评价这套政策是否有效是需要一些指标的，就是政府想通过网络问政来达到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比如，经过五年，是不是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是不是更加顺畅？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是否变高了？或者社会更加稳定了？我建议广东要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查，得出相关的数据，会更有说服力。 建议网络问政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南方日报：能否对网络问政的发展提一些建议？ 郭巍青：我比较希望政府能够引导一些议题，让大家来讨论，使得大家讨论的意见变成决策时的重要依据。 但这需要制度性的建设和保障。比如，政府可以大大方方做一个议题出来，建立一个良性的充分讨论的制度。比如说我手头有 200 亿，准备造一个广州医疗城，如何如何有利，然后依据大家的意见来看怎么做比较好。 政府需要发起一些类似这样的讨论，真的看得到有一些意见是比较集中的，可以占上风，形成一个正反馈，这样，公众才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有用的。 我很愿意推动政府朝着这方向去走。这也需要顶层设计，就是政府真的愿意这样来改造整个决策的流程。不一定要很大的政策，你可以把问题通过放权，放到一些基层层面、社区层面。还可以在贴近老百姓的议题上配上公共投资来讨论，激起人们讨论的兴趣。 胡泳：如今的网络问政仍处于第一个阶段。倾听民众呼声，并不完全是政府官员的问题，很大一个程度上，还需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 在微博上看看老百姓说什么，这只是浅层次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性的办法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用网络听取民意确立下来。每年 “ 两会 ” 前，由网民向代表委员提建议，代表委员再将民意转化为对政府的评价。 第二个阶段才是政府方面，首先要转变一把手观念，把网络当成改善治理的重要渠道，由一把手带头，上行下效，并将网络问政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效果。 统筹：胡念飞 蓝云 执行：钟健 戎飞腾 徐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