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德媒将什邡事件看作中国公民在环保方面针对当局的第三次重大胜利，认为环保运动已经诞生，当局必须认真对待，越来越多的干部也渐渐明白不顾环境的增长恶果。 “愤怒公民迫使政府屈膝” 《世界报》7月4日认为：”什邡市党的领导及时转弯，不仅出于自己的明智。地方政治家处于来自北京的极大压力之下，以避免会导致地方冲突升级的因素。 “中共最高层想在10月份的18大上更新，为此不许有外来的干扰，于是维稳就成了共产党人和公民的首要义务。” 该报写道：”……环保示威者的第一次成功是在2007年夏天，在华南沿海大城厦门， 2万多人通过持续抗议迫使一个新化工厂停建、然后搬迁。 “在中国东北港城大连，市民去年8月通过大游行阻止了一个大型石化厂的兴建。2011年在中国发生了大约半打的公民抗议，抗议新建化学、金属或造纸业项目。 2011年大连市民集会反对拟建化工项目 “所有大型新项目如今都得料到公民会反对，比如在重庆，他们将巨头巴斯夫化工厂的批准程序拖延了一年。 “上海的居民由于害怕磁辐射和噪声污染，迄今阻止了磁悬浮在内城继续扩建。 “这个当初造价10亿欧元的交通系统半途而废，只在浦东机场和30公里外的市区火车站之间来回疾驶。” “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对待” 该报写道：”就连爱国的《环球时报》也要求吸取正面教训，认为大项目必须更好地向公民解释，顾及他们的害怕与担心，’最近的事再次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中国草率行事一意孤行的决策者们开始反思了，因为公民们迫使他们这样去做。” 《维也纳日报》7月4日写道：”什邡在全中国一举成名，因其持续3天之久的反对钼铜冶炼厂的公民抗议。” 该报认为，”要是这个项目被取消，就是为环境而游行的公民在3年内针对政府的第三次重大胜利。2011年8月，12000人在东部海港大连上街游行，反对一座生产剧毒对二甲苯的化工厂。2011年12月，在广东省的南部城市海门，公民抗议成功地阻止了一座燃煤电厂的扩建。 “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抗议，尤其是2012这个党和国家最高层权利交接和更新换代的一年，秋季就将上演。在北京的中南海，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的任务是：脱离迄今不计后果的增长路线，但继续创造就业，同时保持国家稳定。” “不惜代价的增长是纯粹的幻想” 《维也纳日报》7月4日的社论认为，”经过几十年不惜一切代价的高速增长，城市中产阶层要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少许生活质量。” 什邡的抗议集会 社论认为，”当致力于西藏、新疆、言论自由或人权的活动家们很快会锒铛入狱，环境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的办事处发现自由发展的余地，维权人士对此只能梦想。 “政府似乎在环境领域慢慢学到一些东西，因为，建立在无所顾忌的资源开采和环境破坏基础上的增长，是纯粹的幻想。对环境损害的修补会毁掉全部的增长进步，2005年当时大胆的环境部副部长潘岳就在《明镜周刊》专访中这样警告。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潘岳或许太过绿色，在舞台上消失了。在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2015）中，还是提到’可持续增长’和环境保护。中国已经是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自行车的最重要生产国。环境技术在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部门。红色中国必须变绿，似乎越来越多的党的干部也渐渐明白。” 编译：林泉 责编：达杨

中国政府警告，“粗暴”执行一胎化政策可能损害国家形象，此前地方官员迫使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妇女接受引产，引发全国公愤。 本月上旬，陕西省23岁的冯建梅从家里被强行带走并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因为她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并拒绝交纳生育第二胎的强制性罚款。 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周三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目标的同时，告诫官员们在执行这项实施30年的政策时要更加谨慎细心。 “人口计生工作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良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我们必须）从源头上预防粗暴执法、行政侵权问题的发生，”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一警告并未明确提及冯建梅的遭遇，但它涉及中国正在展开的辩论，其焦点是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 冯建梅的丈夫把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身边是血淋淋的死胎的照片上传互联网，使冯得到全国关注。 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反对强迫堕胎的中国法律维权人士、失明的陈光诚逃离了事实上的软禁。 共产党长期坚称，一胎化政策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这起最新的争议在报纸和博客上引发热议，议题是应不应该放松或取消这项政策。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表示，这件事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这则新闻已经引发公众愤怒，是对中国计生政策的沉重打击，”何亚福表示。“以前，不少人接受计划生育有利于国家的说法，但现在许多人不那么肯定了。” 何亚福补充说，冯建梅这样的遭遇以往是不准报道的。“今年媒体能够报道这件事是不寻常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央政府正在改变态度，”他表示。 但何亚福表示，政府不太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废除一胎化政策，因为它担心人口突然激增，超出其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他表示，政府将采取渐进做法。本身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被允许生育第二胎。他补充称，下一步将是允许所有夫妇生第二胎。 一胎化政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台的，当时北京方面担心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尽管这项政策成功放缓了人口增长，但专家们警告称，它也给国家带来潜在危险的人口结构。 中国已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因为喜欢生男孩的很多家庭（尤其是在农村）选择流产女婴。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还带来了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学家们称，这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拖累增长。 中国官方媒体周二报道，冯建梅所在地方的两名官员，包括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的镇长，已被撤销职务。此前一项调查发现，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罚款的做法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即便在冯建梅惨遭引产的事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地方官员仍在恫吓她家。上周末，他们在她的家乡曾家镇组织了一场游行活动，村民们打出红色标语，谴责冯和她丈夫是“卖国贼”。 Shirley Chen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香港2012年七一示威大游行。 请问那一个地方的领导第一天上台，便有数十万人在街上叫他下台？ 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共高层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只要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时一直眉头深锁便可以一二。但更重要的，这样的情况对每个安分守己的香港人， 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究竟香港人做错了啥，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窘境？要接受这样的领导？ 还是香港人实在不知足，总是喜欢走到街上去喊领导人下台？十五年来，不论是董建华、曾荫权，还是上工只有数小时的梁振英，全都曾经被数十万名市民在街上喊下台。 邓小平当年设计一国两制的时候，会构思到香港是这个样子吗？ 从十五年前开始，港人从米字狮子旗变成大红五星旗，97年7月1日下一场雨后便换了老板，由“事头婆”（港人对英女皇的叫法）变成了“阿爷”（港人对中共政府高层的叫法），当中港人没有任何自主权，却也默默接受。 政治冷感基因变种 有那一个地方的人民对政权极不满，却完全没有推翻这个政权的念头？过去十五年的香港，基本上是处于这个状态。 香港人大部份是顺民，只要可以赚到钱、自由不受到干扰便可以了，会骂政府，但也不致要推翻任何政权，更没有想过走到街上叫领导下台。这是出于实用主义，更是源于英治时代港人政治冷感训练的结果。 可是在2003年，因为经济实在太糟，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处理沙士（萨斯病）不力之余，更要为国家安全立法，结果五十万人上街大叫他下台，过了一年，董建华真的下台，不管实情可能是中共高层政治角力的结果，港人也突然发现原来人民也有力量，体内的顺民基因开始变种。 从此港人开始出现“基因变种”，曾荫权的日子也不好过。以一个前朝高级公务员的背景，本来也还算得到港人的期待，可是权力来源的结构问题到最后还是把他垮掉。 落后的反当老板 2007年曾荫权大喊“我要做好呢（这）份工”，作为一个“雇员”，他知道自己的老板是中共领导，这些领导来自一个比香港落后的政治体系，却掌握着港人的处境，自从200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的七一游行，就是对这个落后的政治制度的牵制说不。 更糟糕的是这个“基因变种”城市经济要依赖这个专制老板，港人下降的信心和港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上是可以挂钩的，人民币越强，港元越弱，港人的自信心也一样。 政治上受制于中共封闭的政权，经济上却要依赖这个老板，便出现了往后的“蝗虫论”、“强国人”（大陆人）和“自由神”（自由行旅客）争议和矛盾，就算是一个简体字的餐牌也可以闹大，这些张力不会在主权移交后的官方历史出现，但港人却活在当中，冷暖自知。 话其实不用说得太复杂，想象跟你心里其实很瞧不起的老板工作，而你没有转工的机会。 曾荫权根本没有需要去取悦市民，结果经济改善，港府的弱势叫人越来越不满曾荫权，更不靠谱的是发生了“贪曾”丑闻，叫人惨不忍睹。 不爽还是要交税，库房都是钱，可是除了莫明奇妙地派发六千元之外，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叫人不想支持这个政府。 十五年来中环变西环 不同阶层的港人都在这十五年来作出挣扎，地产商或许可以赚到更多钱，但要分享更多的权力恐怕不一定成功，从最近的特首选举，前所未有的出现建制派之间撕裂、唐英年被打到“遍体遴伤”便可见一二。 “保皇政党”也不见得有多少权力，只能整天和他们口中的反对派民主派抬摃，社会分化严重，问责高官不受尊重，结果是政府失信，政客不被信任。 这十五年来，最明显的一个改变是香港游行路线的终点，巳经开始从香港政府总部变成在西环的中央政府联络办公室，即“阿爷 ”在香港的办公室。 过了十五年，港人的领导不是“脚痛”便是“贪曾”， 而被看成是西环扶助的“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在上任数小时后便迎来下台的要求。前数天胡锦涛在高调进行十五年来香港最大规模的阅兵，勾起一些港人对六四事件时对军队的回忆。 “顺民基因”如何变化，会是一国两制如何走下去的关键。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