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南方周末》上知名学者资中筠的文章说，翻开这套高小课本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强调说：“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不过寥寥数语，便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核心要义。请注意：其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之人格”，这就与此前大清王朝的臣民有了天壤之别。与此同时，这套课本的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不仅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还介绍了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包括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等等，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 从小学四年级的初小第7册起，便有了以“共和国”以及“平等”与“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的是国家制度结构；“平等”则介绍了专制与共和之区别，以及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内容。此外，这套教材的历史地理知识也极为丰富，深入浅出，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了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等三个国家，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们心目中的最高向往。尤为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相关课文强调指出，是从抗税开始的。 要知道，在1949年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抗税”这样的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专题片，关于其中的美国部分曾经专门采访过我，我当时重点讲述了当年美洲殖民地抗英的著名口号，那就是：“无代表，不纳税”，想不到这一内容却未能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最终在该片中被删掉了。对此，文章作者感慨说，早在一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们就能从课本当中学到的知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共和国”时代，却成了中国主流媒体讳莫如深的“敏感”内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此外，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套教科书的重要主题，关于中外关系，课本中反复论述了要平等对待一切国家和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书中更有好几课专门讲述了“博爱”和“国际道德”，比如说，对于外国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反而显示出自己的野蛮人面目）”。再比如，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丧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与此同时，课文中还对国际红十字会作了专门的介绍。 综上所述，资中筠的文章最后强调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是一个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苦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和自强。但与此同时，这套教科书仍在积极倡导人类的平等和博爱精神，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一切外国人，培养中国青少年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地煽动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照今天，这是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0周年，近日，沈阳一名收藏家首次曝光一本100年前的小学教科书，这本书用整整两课来介绍“泰坦尼克号沉没”这个事件。“更为令人惊奇的是，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在1912年的4月。时间刚过两个月，就成为了中国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可谓与时俱进。”（4月10日《北京晨报》） 为什么要将这个事件编进教材？很显然，事件的重大性和影响力是编辑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泰坦尼克号沉没都是一件震惊全球的特大新闻。事件的重要性是一方面，而事件编入教材最终还是要起到“教书育人”的效果，是要教给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究竟具有哪些价值呢？《南方都市报》上作者廖保平的文章说，价值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它可以告诉学生，再好的技术也要有安全操作，否则，世界上没有“永不沉没之船”；再比如，通过此事教育学生在沉船、火灾事故中所必须的自救求生本领等等，而最能给人以价值的还是宣传人性中的美好因素。 “船长督率船员百计救护，既知无可为，乃发令下小艇，又令男子退后，妇孺登艇，男子闻令即退，无有喧哗者”。在灾难面前，在生死一线之间，船长以及很多船员、游客保持镇静自若的绅士风度，坚持“妇孺优先”的原则，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孺、把死亡留给自己，这种人性的美好因素，无论怎么赞扬都不为过。对此，南都社论的点评更是高屋建瓴：我们偏爱强调灾难当前的人的社会属性，习惯烘托集体或国家的力量，而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却分明告诉我们，最重要最高贵的还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 另一方面，谈到这几年流行的“民国范儿”，有学者点评说，我对民国情有独钟的，主要是1912到1928年间的北京时期，至于1928年之后的南京和重庆时期，尽管民间社会的努力值得尊敬，但当时以“训政”为名的党国体制则并无太多可称许之处。《新世纪》杂志上学者王晓渔的文章说，而目前看到的“民国老课本热”，则常常对此不加区分，囫囵吞枣。民国老课本要远胜于今天的课本，这是没有疑问的，但1928年之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是“党化教育”的天下了，所以，那时出版的民国老课本便很难幸免于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比如说，打开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就可以看到，像《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和《游中山陵记》等明显带有“领袖崇拜”色彩的课文，虽然比例极小，但是一叶知秋，与上述1912年版的那套小学教科书相比，已经明显带有了洗脑的功能。

5月11日，日本《富士晚报》发布一条惊人消息“失势中国大人物薄熙来独家专访”，报道说：4月26日，日本大和新闻社宇田川敬介在中国国安的安排监视下，与失势后的薄熙来共进晚餐。 这是薄熙来被软禁后第一次与外界见面，消息无疑具有爆炸性，凡读到这条消息的人第一反应莫不是震惊之余加上不相信，大多人都在想：1、为什么这次按常情不可能的会面会选择宇田川敬介？ 为什么这次北京会选择日本新闻业中一家并不以政治新闻报道见长的娱乐性媒体，而不是象4月中旬以前那样选择英美大媒体及港台媒体？2、为什么4月26日的见面采访，却延至半个月后的5月11日才发表？ 对于第一问，宇田川其实已经在文中回答了，那是因为他本人与薄熙来有渊源，1997年，宇田川曾在“MYCAL”大型超市集团负责法务工作。当时，MYCAL在大连投资，宇田川得以认识大连市长薄熙来，后来还与当时做律师工作的谷开来合订顾问契约，因而与薄家有联系。加上宇田川在报道中说了，本次由国安特别安排的餐叙不许拍照与录音，这等于事先说明，读者如果想要证据证明此次会面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只能凭借日本媒体业对他的专业信誉与《富士晚报》的媒体信誉来判断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了。 因为上述原因，虽然众媒体对宇田川个人资历、目前任职的大和新闻社（Yamato Press），再到《富士晚报》的报纸发行量及其报道品味逐项考证，依然无法就此次会面的真实性做出一致判断。我本人亦搜索到他的推特帐号“宇田川敬介@udaxyz”， 用英语向他问了两个问题：见薄熙来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安排，还是出自他个人的请求？他以不愿意与陌生人公开在推特上讨论这一问题为由拒绝了，尔后又说他可以接受采访，只是需要我用日文。 鉴于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各种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消息纷至沓来，莫辨真假，有些已经超出常识判断范围，如薄熙来制造大连空难、王立军保存的杀人证据是一小片肉而不是通常的毛发、指甲等（通常后者取证易保管易，前者取证难保管亦难）。所以，我觉得去注目一时半会难有结果的会面之真假，还不如分析这篇报道所释放的信息。 通篇报道不长。但要传递的重要信息却有三条：一是报道中说薄熙来否认与自己有关的大多数丑闻，没有否认谷开来的犯罪行为，并声言两人感情不好，后悔没早点离婚；二是否认是权力斗争，说是在重庆打黑遭受报复；三是最后声称“我会回来”。 这三点对于解薄熙来之套实在太具有针对性，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挺薄者的重要愿望，而且也给中央A（公开化的、人们可见到的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搭了一架下台的梯子：将薄熙来与谷开来夫妻两人切割开来，可大大减轻薄要承担的罪责；说是“打黑”引致的报复，不是权力斗争，即给中央A全了面子；甚至为薄的复出埋下伏笔。高官受家属牵连不影响仕途，这在中共党内也有先例可循，根据传言，贾庆林之妻林幼芳据说曾深陷厦门远华案，贾通过离婚解套，仍然做他的全国政协主席，安享尊荣。最后那句“我会回来”的，几乎就是宣布“王者归来”，意在为挺薄者打气。 上述信息，并非宇田川敬介这位日本记者能编造出来的。据一位日本推友考证，宇田川将自己的博客评论为“C级政治界说”，其博文主要是关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评论，也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带有日本人少有的幽默感。但即使如此，他要编得这么对景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并无主动编此信息的动机，还有冒因编假新闻而被损失信誉的风险。因此，我大胆做一推论：他与薄的见面是否虚构尚待进一步证实，但该篇采访的信息要点，却是中国方面放料给他，从有利于薄这点来看，应该是中央B。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4月24日陈光诚出逃消息出来之前，中央A通过好几位隐身的放风者（只有一位王康愿意显露真名）向外媒喂料，全是有关薄家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陈光诚出逃事件成为各国媒体热点之后，放风者几乎同时停止行动（他们向外媒表示上面有指示不能再讲了）。从陈光诚事件的结果来看，中央B占了上风，美国经历了近年对华外交上最大的一次失败。5月8日下午河南省襄城县村民聂木妮夫妇双双闯馆事件发生。次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对外公开说，美中双方都希望确保陈光诚事件不要成为未来企图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模式。 就在媒体对陈光诚事件的关注热度消退之际，宇田川敬介却在5月11日突然将半个多月之前与薄熙来共进晚餐之事写成独家采访，时间拿捏得很准：因为就在5月10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此文被多家网站转载，有的已被删去。但在金羊网上干脆就以“谷开来大姐资本谱系揭秘”为题刊登（写明转自《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富士晚报》发表的文章将薄、谷伉俪从政治上切割开来，正好针对这篇文章。 如我以前所说，中共这次权力斗争除了在中共内部开展之外，还借助了国际媒体。日本《富士晚报》11日登载宇田川宣示薄熙来表达“我将回来”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于5月13日登载“薄的同盟放弃中国安全部门的角色”（Bo ally gives up China security roles），该文的要点是：据来自三个高层党官的和外交官的消息，周永康将对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他不会被公开地被撤职，会任职至正式今年退休为止；如果公开剥夺周永康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该报道说，高官们透露，周永康被迫在政治局常委为自己保薄做检查，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 这条消息如果没有写周虽然失势，“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也许更能取信于人。因为中国人习惯性地通过从媒体上查寻领导人行踪来判断其是否失势，这句话等于预先公示：周永康的公开活动，只是党中央从稳定大局考虑的安排，事实上周已经铁定“出局”。但事实上，开完十八大之后，周与胡温一起正常退休，目前交权给孟建柱，也只能算是退休前的正常工作交接，这算成了“大输家”吗？ 4月20日以前放出有关薄氏家族的传言，以抹黑为主，凡有利于薄不利于中共的则一律斥为谣言。这一轮放料多了一个特点：不再辟谣，而是故意搅水。结合所有的消息看，我只能得出一个判断：拥有党政军全部制度化资源的中央A与只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即不少红二代及老太子党成员支持）的中央B在这场政治厮杀之中算打了个平手。 真正的结果，还得等着看十八大人事安排。 （宇田川敬介：《中国“失脚大物”薄煕来氏を独占インタビュー！初めて明かされる真実》， 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20511/frn1205111124000-n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