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降低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其实是种“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的水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调低饮用水标准，否则无水可饮。原来不符合标准的另类水，经过“调整”标准，全成了可饮用的三类水。至于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水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政府似乎顾不上考虑了。 二、不靠谱的政绩：喝不上干净水的人从3.2亿减至1亿多 中国的环境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但保证中国人民能够饮用上干净水也列入水利、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的政绩，怎么办呢？“天大的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江河湖海几乎全部变黑的同时，国家水利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中国饮用不卫生的水的人数从2005年3.2亿减少至2010年的1 亿多。 以下是报道摘要：“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 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但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水利部报告称超一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够干净”，网易，2010年10月21日）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我将来自水利部的另一条消息与这个数据比照分析，发现此数据有数字“大跃进”之嫌。中国日报网消息：2009年11月20日，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李仰斌指出，中国仍有约2.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 假定水利部李仰斌主任没有撒谎，有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中国饮水不安全人数从2.7亿一下减少至1亿多，等于锐减了1.7亿。由于2006-2010年间总共“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前2006年-2009年10月，总共只减少了5000万人，而此后一年不到解决1.7亿人。这一年中国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看来是发起了又一轮“大跃进”，否则如何完成？ 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6年的“环评风暴”，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危机而起。国家环保局当时公布，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的突发事故中（全年约为180件），70%是水污染事故。但这些年情况还在恶化，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2012年五年间两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这段时期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7年，水污染事故每年1000多起（2007年12月3日：“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近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每年有1700多起（2012年4月13日：“水污染危机成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不可能设想，在水污染如此高密度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喝不上干净水的人数能够急剧减少。只能说国家水利部又在玩数据游戏，忽悠中国人。 中国的水污染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中既有政府发展战略的失误 （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过度透支环境），有政府放弃监管责任（让环境评估与环保监管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食物链）；但溯源至根，还是“公地的悲剧”。中国的水污染展现的是一幅企业、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社会成员为个人的利益而算计，在一番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竭泽而渔。

薄熙来遭整肃事件充满了戏剧性，其中包括重庆市公安局长叛逃未遂、薄妻涉嫌谋杀英国商人等，听起来就像是间谍惊悚片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我们可以把这部影片叫做《锅匠，裁缝，薄熙来》(Tinker, Tailor, Bo Xilai)（《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一部谍战片——译者注）。不过，中共决定不把这一极具破坏性的事件解读为肮脏的阴谋，而是解读为一场道德剧，或许可以叫做《薄熙来的七宗罪》(Bo’s Seven Deadly Sins)。 在中共宣布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以涉嫌谋杀逮捕薄的妻子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表示：“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这番话听起来很坦率——谁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在一个司法严格说来不独立的一党制国家，法律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中共党员适用的是一套规则，其他人适用的是另一套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怎么能够泰然自若地谈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共领导层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整肃自己人，充分表明薄熙来对它的权威构成了多大的威胁。整肃薄是使以往看似平稳的领导层换届回归正轨的无奈之举。但是，这起引发中国公众密切关注的事件暴露出，中共上层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可能会在10月份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上任前加剧。 中共之所以诉诸“法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以此为借口赶薄下台，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想借此重申自己的合法性。薄熙来事件以及公众普遍感受到的党员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合法性。把薄熙来及其妻子的案子归为刑事案件、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法律维护者，对中共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毕竟，薄熙来曾受到不少民众的欢迎。他在重庆发起的“打黑”运动武断而粗暴，包括快速行刑和使用酷刑。但他给自己发起的这场圣战赋予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根治猖獗腐败的色彩。这或许是一种私自主持正义(vigilante justice)的行为。不过，任何类型的正义在中国都很稀缺。 所以，重新占领制高点对中共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民日报》那篇评论员文章对法律和党纪的概念未作明确区分，我们从这个迹象中就可体会到这层意义。该文称，“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我们党维护党纪、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听上去似乎党纪和法律是一回事。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和25年前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可谓非常注重规则。如今，有更多的日常事物是按既定规则处理的。但他指出，规则体系的随意性依然很强。“大家都明白，中共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这在中国可谓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官员能够没收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土地。外资企业也明白这一点。正因为这一点，外企的技术有时才会被白白偷走，外企高管才会面临以国家安全法为借口的骚扰。 这种随意性既是中共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损害了其形象。中国公众心里很清楚，薄熙来并不是唯一一个滥用职权的太子党。中国充斥着特权阶层及其后代逍遥法外、炫耀日益增长的巨额财富的故事。被拉下马的党员可能并不是最严重的罪犯，而是盟友最少或最能威胁中共表面团结的人。 就在薄熙来被停止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同一天，中国总理温家宝试图引用悠久的传统为中共的合法性提供佐证。他援引《论语》中的话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番话是他对新当选香港特首的梁振英(Leung Chun-ying)说的。香港也充斥着对于商业腐败和滥用政治权力的指控。香港领导层也必须努力重树道德上的权威性。 薄熙来的民粹主义和私自主持正义有可能使中共失去合法性。正如他现在明白的那样，这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译者/何黎

北京《环球时报》署名单仁平的评论称：“薄熙来被停止党内职务，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国内外舆论都很关注。西方的不少分析都把事情往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引，国内也出现一些类似谣言。这当中有一些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共党情不了解造成的，有一些则是唯恐中国不乱故意编出来的。”“这是一起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追究的独立事件，依法依纪查处必然导致今天的局面。处理事件过程对政治面的涉及也都是各自单独具体的，把它们连在一起做中国‘政治斗争’的编织，只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夸张想象。”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中共革除薄熙来官职后，内地各大报章争相刊登地方党委、解放军和武警宣誓效忠党中央的消息。‘百度’搜寻结果显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新闻多达 20,200篇。可以预见的，清算薄熙来的政治运动即将席卷全国，从媒体、学界、商界到官场、解放军，过往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势必遭到盘问、调查，因此落马的高官、坐监的名人陆续有来。诡异的是，薄熙来被拉落马的罪状之一是主政重庆时推行文革式的政治运动，但如此大造党政军民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决定的舆论，又岂不正是文革的手法？”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薄熙来事件夹缠了外交、政治、司法三股因素，因而清理起来更为棘手。所幸，在外交上，美国方面对此保持完全静默，让北京有充裕的空间和时间处理此事。从最初领事馆作出‘不留人’的决定，将王立军送交北京，到事后不透露一丝风声，不仅在在表现了欧巴马政府的善意，更能看到美驻外人员的训练有素及进退有方。”“中共应该感谢美国在此事的不张扬，让北京自己有机会把薄熙来的神话撞出美国领事馆的围墙。”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无论如何，在海外传媒眼中，对于薄熙来事件，皆众口一辞：此乃中共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是十八大前人事布局激烈博弈的结果。确实，中共十五大前，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事；十七大前，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下台；如今十八大前，历史竟如斯巧合，薄熙来会否同蹈身陷囹圄之祸，今秋北戴河会议之前，料有分晓。只是薄熙来有他的特殊性，这位‘平西王’不是单纯的经济腐败问题，而是他代表了党内一种思维、一股势力，政治能量比诸陈希同、陈良宇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当权者把薄熙来问题仍归咎‘私德’，却不愿承认制度的纰漏。其实，只要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天不能切实有效地推行，权力缺乏制衡，既得利益集团无从制约，官员行为失去制肘，则像陈良宇、薄熙来这样的人物，只会不断地出现，中国的政局绝难长治久安。”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重庆事变’情节波谲云诡，就算想象力最丰富的编剧家，大概也写不出这样的剧本，但是它就在大陆官场上演。薄熙来一度当时得令，呼风唤雨，曾经是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他的急速坠落，确切反映中共现体制在党书记一元领导下，缺乏有效监督，加上法制不彰，形成绝对权力，终而出现绝对腐败。薄熙来事件性质之严重，再一次突显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和迫切，事关国家存亡绝续，中共要拿出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决心和勇气，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为国家打造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