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

选择了思想 你就是一片森林

    选择了思想 你就是一片森林 ——纪念蔡定剑先生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日   著名宪政学者、反歧视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因患癌症,在年仅 54 岁的壮年去世,令人扼腕不已。 蔡定剑老师长期从事宪政研究,关注选举治理、财政预算改革等国家和社会的最重大、最基础性问题,近年更投入不少精力从事反就业歧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为中国反就业歧视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无数的人在以各种形式怀念他,而我最感佩的是他在全国人大副局长的位置上“仕而优则学”,选择了思想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我相信像他这样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主张温和改革、渐进改良的优秀知识分子,官场不会不容他。马国川先生《为什么纪念蔡定剑?》可以为证:“蔡定剑特立独行,在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于‘学而优则仕’,热衷于攀援仕途的今天,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的蔡定剑,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身而出。‘职务越高,越不应该更多发表个人的看法,’他说。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和民权维护,才是更能自由呼吸、自由驰骋,也对社会更有益的领域。”显然,他对于官员言说的界限和尺度有非常清楚的认知,“职务越高,越不应该更多发表个人的看法”,这里用的是“不应该”而不是“不能”。这是对的。当你在官场,你在公众场合的每一句话,社会都会把它当成是代表官方的言论,而不仅仅是官员个人的“一己之见”。 而选择思想和学术,虽然“写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发表,常因太尖锐而被‘枪毙’”,但比起官位在身,毕竟表达要自由得多。 那么,是选择继续做官,还是选择思想和言论?同样的一道选择题,放在一百个知识分子面前,我想,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能会有 99 个选择当官。因为今天,在权力得不到良好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当官的好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官的感觉也是太好太好了。 而蔡定剑先生,不仅要在全国人大副局级官位上挂冠而去,而且也不是选择从商,而是选择一条更为清贫和寂寞的道路:思想和学术,而且是反过来以限制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为根本目的的宪政研究与实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便是蔡定剑先生与众不同、肝胆昆仑之处。 蔡定剑是一个温和的有韧劲的改良者和建设者,对于一国之命脉的公共财政和透明财政,他几乎年年都要说。他是一个“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智者。他也是一个勇者,他对各地以公车改革为名将腐败合法化的一系列评论令人印象深刻。 以限制权力的宪政为诉求,蔡先生自然也清醒地知道这类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招致官场中一些保守派的不满,所以他特别提醒和呼吁学校当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大意)”(见其同事何兵教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蔡定剑先生去世,熊培云先生微博留言纪念:执政者至死方休,执思想者另有未来。我不这样看。在变革年代,执政者不一定会人亡政息,伟大的政治家可以通过非凡的胆识与人格魅力,通过“制度化的思想”将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变成制度,固定下来,成为这个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基本规则,自己则因此站成伟岸的大树。但很显然,政治是妥协之事,是众人之事,执政者必将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妥协。 因此,执思想者另有优势的地方,则是可以通过更大限度地启蒙大众,在广茅的大地上洒下思想的种子。如果说执政者可以站成伟岸的大树、卓立的风景,那么执思想者,用不了多久,你就是一片森林! 坚信“民主宪政才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基础”的蔡先生人虽已逝,其言犹在。其“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正激励和警醒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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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兵: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这些年来,有些学者得了软骨病,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守护神的责任,这些人其实在害政府而不是帮政府。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发表了“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一重要言论,对那些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谬论予以反驳。去年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颁奖仪式上,已知自己癌症晚期的他发表获奖感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大意)”他说话时的调门并不高,但我感觉这是已知自己存世不久的他,对同事的我们沉重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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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迷恋“中国模式”

不要迷恋“中国模式” 文 / 刘县书       121 年前, 1889 年 8 月 24 日夜晚,北京城风雨大作。“咔嚓——”一个炸雷响过,天坛祈年殿顶部的匾额突然起火、掉落下来,引燃了整个大殿。大火燃烧了一天一夜,整座祈年殿轰然倾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上等檀木燃烧时的香气。     那一年年初,于慈禧太后阴影下长大的 18 岁的光绪皇帝载湉刚刚亲政,在紫禁城中闻报大惊失色,大臣们也一个个面如死灰。祭天祈年的大殿被上天降灾,没有比这更不祥的警兆了,难道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了么?     9 年之后的 6 月 11 日,光绪启动戊戌变法,企图挽救王朝没落的命运,仅仅 102 天后,也就是 1898 年 9 月 21 日,变法被慈禧扼杀于襁褓,王朝加速走上不归路。     如今世界变了。中国变了。     从《尚书》的记载开始,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敬畏天命,并把人间的自然灾害看作是上天对人的警示,当发生大的灾害时,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诏、反思忏悔、斋戒祈禳、大赦天下。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今天还有谁真的相信这一套呢?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可能仍然怕官,但不怕老天。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变迁。     今天的中国也不再像清末那样积弱、任列强宰割。今年二季度中国的 GDP 已登上世界排行榜亚军。连续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当多数发达国家尚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时中国经济似乎已摆脱阴影、绝尘而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持续提高,在国际上获得的赞扬和恭维渐多……所有这一切,都让很多国人变得自信满满,无比自豪。        从国内的媒体上看,似乎现在是世界纷纷说“中国模式”、世界需要中国解救的时代了。     然而,也有学者始终提醒我们保持清醒。     关于“中国模式” , 秦晖先生有鞭辟入里的系列文章《中国的崛起和 “‘中国模式’的崛起”》,建议所有中国人都去读读。     秦晖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在非民主平台上运行的低人权、低福利的模式,以中国人的低权利为代价(几乎是自虐的方式)获得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优势”。仿佛现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夸中国,可实际上,西方国家学不了中国,也没人真的要学中国,“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没人愿意做。     对于中国的未来,国内外研究者向来有两派:乐观派与悲观派。悲观派屡屡预言中国将崩溃,屡屡落空。但这不值得我们产生自恋,不能以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会自行消失、迎刃而解,相反,这些警告应该让我们对自身的问题和困难更加警醒。     关于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及未来,孙立平曾提出“社会溃败说”,于建嵘曾提出“刚性稳定说”,都发人深省。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学者何兵又提出了“透支说”,也值得关注。     何兵认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基于对人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透支。“中国当前的稳定基础建立在将后代子孙的资源先行拿来使用。因此,动摇中国统一性和管治有效性的根本也是资源。中国会出现大的风波,现在已经开始呈现。当资源不能再透支,道德不能再透支,维系社会稳定就比较困难。”     几年前,在中国 GDP 冲到世界老二之前,有报道说,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 GDP 的 10% 左右。     那么,实际上,如果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及对后代资源的透支,我们的经济到底增长了多少呢?     套用一句网络经典语录:不要迷恋“中国模式”,也许“中国模式”只是一个传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要使“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要让 21 世纪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光凭已有的经济成就还远远不够,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的政治难题、经济难题,尤其是作为所有问题交集的环境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将是中华文明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法。                                                   (此为《环境与生活》杂志2010年9月的卷首语)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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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崩溃?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处心积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拚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不不拚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些无缘的阶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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