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恋“中国模式”
文/刘县书
121年前，1889年8月24日夜晚，北京城风雨大作。“咔嚓——”一个炸雷响过，天坛祈年殿顶部的匾额突然起火、掉落下来，引燃了整个大殿。大火燃烧了一天一夜，整座祈年殿轰然倾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上等檀木燃烧时的香气。
那一年年初，于慈禧太后阴影下长大的18岁的光绪皇帝载湉刚刚亲政，在紫禁城中闻报大惊失色，大臣们也一个个面如死灰。祭天祈年的大殿被上天降灾，没有比这更不祥的警兆了，难道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了么？
9年之后的6月11日，光绪启动戊戌变法，企图挽救王朝没落的命运，仅仅102天后，也就是1898年9月21日，变法被慈禧扼杀于襁褓，王朝加速走上不归路。
如今世界变了。中国变了。
从《尚书》的记载开始，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敬畏天命，并把人间的自然灾害看作是上天对人的警示，当发生大的灾害时，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诏、反思忏悔、斋戒祈禳、大赦天下。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今天还有谁真的相信这一套呢？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可能仍然怕官，但不怕老天。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变迁。
今天的中国也不再像清末那样积弱、任列强宰割。今年二季度中国的GDP已登上世界排行榜亚军。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当多数发达国家尚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时中国经济似乎已摆脱阴影、绝尘而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持续提高，在国际上获得的赞扬和恭维渐多……所有这一切，都让很多国人变得自信满满，无比自豪。
从国内的媒体上看，似乎现在是世界纷纷说“中国模式”、世界需要中国解救的时代了。
然而，也有学者始终提醒我们保持清醒。
关于“中国模式”，秦晖先生有鞭辟入里的系列文章《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建议所有中国人都去读读。
秦晖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在非民主平台上运行的低人权、低福利的模式，以中国人的低权利为代价（几乎是自虐的方式）获得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优势”。仿佛现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夸中国，可实际上，西方国家学不了中国，也没人真的要学中国，“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没人愿意做。
对于中国的未来，国内外研究者向来有两派：乐观派与悲观派。悲观派屡屡预言中国将崩溃，屡屡落空。但这不值得我们产生自恋，不能以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会自行消失、迎刃而解，相反，这些警告应该让我们对自身的问题和困难更加警醒。
关于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及未来，孙立平曾提出“社会溃败说”，于建嵘曾提出“刚性稳定说”，都发人深省。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学者何兵又提出了“透支说”，也值得关注。
何兵认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基于对人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透支。“中国当前的稳定基础建立在将后代子孙的资源先行拿来使用。因此，动摇中国统一性和管治有效性的根本也是资源。中国会出现大的风波，现在已经开始呈现。当资源不能再透支，道德不能再透支，维系社会稳定就比较困难。”
几年前，在中国GDP冲到世界老二之前，有报道说，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
那么，实际上，如果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及对后代资源的透支，我们的经济到底增长了多少呢？
套用一句网络经典语录：不要迷恋“中国模式”，也许“中国模式”只是一个传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使“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要让21世纪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光凭已有的经济成就还远远不够，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的政治难题、经济难题，尤其是作为所有问题交集的环境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将是中华文明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法。
（此为《环境与生活》杂志2010年9月的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