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博客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 薄熙来案件从8月济南庭审至9月22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刻意回避了薄案的真正缘由，即薄案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上述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利益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使在薄未系狱之时，也有风险考量。今年8月31日《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因此，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使薄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令习恼火的是另外两种评判，其一是薄熙来富有政治才能，党出于自身前途考虑，应该任用有才能的政治人物，其二是薄熙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就对薄熙来的殒落充满了惋惜之情，认为“中共丧失了一个当今最有才能的政治人物”，薄“是他这一代人当中仅有的既拥有显赫权力，又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人”，“他的遗产不会轻易消失，有关他权力沉浮的质疑也不会消失。薄熙来最后的告别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或许多年以后会因此后悔不已。” 这位教授对薄熙来“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看法大概是缘于薄在重庆曾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并获得一定成功。但这位布朗教授完全忘记了中国是中共统治下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政治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的逆淘汰机制与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劣胜优汰，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这既是苏共经验，也是中共与北韩的经验。布朗教授认可的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正好成为薄在政治竞争中的招祸之由。 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下次中共是否还有同样的幸运？只有天知道。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引进外资号称全球第二。但在外资来源上，中国政府却有一个不想承认的尴尬事实，即外资当中有大量实为中资的假外资。《人民日报》8月12日的文章“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所附图表“中国大陆的十大外资来源地”揭穿了这个西洋镜。 *人民日报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 今年8月9日，程晓农在“探寻中国热钱的踪迹：中国的假外商”一文中很清楚地指出，在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从1997年到2008年，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每年稳定在210到250亿美元左右，但是，来自香港、澳门以及9个小岛国，如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歇尔群岛的外资却逐年快速增加，从2002年的202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673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例从38%上升到73%。 程文为何只能分析到2008年为止？这是因为从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与商务部不再在网上公布相关数据。8月12日《人民日报》文章所附图表，正好证明了程晓农对中国外资中“假外资”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张图表说明今年1-6月中国外资来源于香港、日本、台湾、新加坡、美国、欧盟等十大国家与地区，共引进562.91亿美元。如按照该图表解释，这些外资在引进外资总额占比92.39%，下文分析），今年上半年全部外资总额应为609亿左右，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为397.15亿美元，在全部外资中占比为65%。 如同程晓农指出，现在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多半系中资所为，可列为“假外资”。在此还须补充：来自新加坡的投资32.52亿美元，占比为5%。新加坡成为中国富豪移民首选地已有多年历史，因此这些号称来自新加坡的投资，其实不少也是中资漂白后回流。 值得关注的是，有7.61%的外资未列明来源地，后文将分析其来源及隐身原因。 *中国资金漂白的避税天堂* 位于美华盛顿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2年12月发表的非法资金外流报告指出，2000~2011年，中国因逃税、贪腐或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3.79万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23.6万亿元），占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近五成，是非法资金流出最多的国家。 这些钱都流到哪里去了？当然是流往那些世界有名的避税天堂，这些避税天堂据说全球共有40余个，其中最有名的是上述9个小岛国外加塞浦路斯（指今年3月该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估算，截至2012年的十年，避税和贪污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失高达6万亿美元。这些避税天堂成了“金砖四国”中俄印巴最大的“外资”源头。除了香港之外，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最主要源头为英属维京群岛。《人民日报》8月12日图表未列明来源地的7.61%“外资”，估计多来自维京群岛等地。 中印俄巴的富商、企业主与贪官，各自都有自己轻车熟路的“避税天堂”（即洗钱中心）。中国首选为英属维京群岛 （BVI），印度喜欢毛里求斯，巴西青睐荷兰，俄罗斯大款曾将塞浦路斯当作“私家瑞士”，今年吃了大亏后会另选宝地。据内行人透露，内地富豪或企业在维京设立控股公司，由其接收资金（常见的是出售股票或从其他途径获取的资金），然后以FDI（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兜个大弯回流中国大陆。这些资金在中国计入FDI，但实际上却是来自中国的资金，这些资金矫装FDI的原因复杂，有规避内地资本利得税的考虑，但更主要是漂白的需要。印俄巴与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在利用离岸天堂和虚假FDI回避本国税负这一点上相同。 离岸金融中心投资迅速增长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漂白后回流中国的突出现象。中国商务部2004年在其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已披露，中国离岸公司注册地有香港、英属维京群岛、百慕大在内等9处。其运作方式简单，花500美元到1000美元在上述离岸金融中心注册一个公司，多半在完成离岸公司注册之后又以“外资”身份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2004年第一季度，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分别排行第二、第七、第九。 经营这些离岸公司的中资公司，其中有些并非等闲之辈。2012年12月27日，彭博社在“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 ）中提到其调查结果，中共资格最老的“八老”后代至少有18位人士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其中有些就在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注册。 *香港成为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每年流往香港的资金有多少？ 研究国际洗钱业务的专家们将香港称之为“内外混合型”或“内外一体型”的离岸金融中心。由于政策宽松，香港成为热钱、灰钱、黑钱聚集的热闹之地。数据显示，每年从内地流至香港的黑色、灰色资金总数占香港GDP总量的10%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借道香港洗钱六重门”（2/28/2013）颇值一读。文章提到，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中国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万亿元，研究洗钱的专家严立新保守估算，即使按占GDP的2%这一较低水平来估算，中国的洗钱金额也将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 这篇文章介绍了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的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古董，几乎无所不包。除了上述方法外，不少有地位有背景的洗钱者还钻了中国吸引外资以及鼓励境内资本跨国投资的空子。不少涉华的跨国洗钱组织多有国企背景，其操作方式是通过在境外和香港成立子公司，利用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和吸引国外资本到中国投资的双向通道来隐藏或掩饰灰钱或黑金的来路。 这与全球金融诚信机构的报告指出的情况一致。该报告称，很多合法资金都以FDI的形式离开中国内地进入香港和维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然后再洗到其他实体， 再以源自香港和维京群岛FDI的形式重新投到内地。该报告总结道： “这是一套复杂的洗钱系统，利用对FDI放松的监管，为中国的高资产净值人士秘密隐藏和积累财富。” 香港金融管理局曾发布《防止清洗黑钱活动指引》，其中提到清洗黑钱活动的三个阶段以及洗钱人进行各种交易的环节，这说明香港当局对此了然于心。但近年来，香港却变成了中国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资料表明，香港的洗钱活动越来越猖狂，但被裁定洗钱罪名成立的人数却在减少：2010年有360宗，2011年跌至246宗，2012年再度減少至166宗，与2010年相比，定罪人数減少了一半以上。 以上分析说明，多年以来，中国引进的巨额外资当中，有70%以上来自漂洗后回流的中国资本。这一对于政府、富豪、贪官以及相关分析人士来说并非“秘密”的事实，只是由于宣传“中国对外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需要，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成了“国家机密”。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 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外资撤离中国是2009年以来的大趋势，中间虽然时有反复，但作为趋势却无法改变。但令人在意的是《人民日报》屡屡刊登文章，一会儿称“外资集体出逃纯属空穴来风”，一会儿又称“部分外资撤离中国只是短暂调整，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外资撤离居然让中共中央机关报连发数文“以正视听”，让人不免对中国官媒的辩护要点很感兴趣。 细读之下，发现中国官方媒体辩护的要点有三： *辩护要点1：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 论者判断外资撤离的依据是6月份外汇占款减少。据央行公布，中国6月外汇占款余额27.38万亿元，环比5月减少 412.05亿元，为年内首次负增长，有分析认为其中有外资撤离的迹象。 《人民日报》引“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的分析，称近期中国跨境资金净流入趋缓是国际和国内、季节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下半年趋向基本平衡。并强调说，外资部分撤离更多只是短暂调整，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并引商务部数据称，今年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下降17.31%，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同比增长20.12%。 《人民日报》这篇辩护文章发表于8月22日。9月6日，《21纪经济报道》发表 “外资集体撤退四大行：深谙中国银行业风险”，提到9月3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悉售建行约20亿股H股，套现110多亿港元。紧随其后，中国四大行的外资战略投资全部撤退。据Dealogic信息，2002-2010年，美国银行业收购了至少148亿美元的中资银行股份，获利丰厚，在2009年至2013年出售中资银行股份价值达373亿美元。 我曾分析过，以2007年作为分水岭，此前是外国产业资本投资占主导地位时期，此后则是金融资本投资主导时期。其背景或可参考 《上海证券报》9月10日文章数据：近10年来中国银行业与实业企业之间的利润差日趋严重，显示了突出的经济结构问题（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2013年半年报显示：工农中建四大行占据了上半年盈利最高的前4位，而盈利能力前10名上市公司中，银行占了3个，另外3个分别是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神华3家能源巨头。近两年银行业利润与收入仍继续增加，但影子银行畸形发展、地方债务风险偏高，部分区域楼市泡沫破裂等，使得许多银行出现关联性经营风险；而从银行业与实业企业的利润比例失衡来看，银行业净利润占据经济体系中的规模或将 受到挑战。这些表明，中国银行业黄金时代已逝，外国银行嗅出味道，撤退战投正当其时。 *辩护要点2：中国利用外资仍有较大优势* 　　 这些辩护主要针对中国土地及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导致外资撤退主困而发。土地成本之高实在无可辩护，《人民日报》就将要点放在劳力成本之上，称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但是其素质也大幅提高，能够承载附加值更高的加工工作。沿海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虽然下降，但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力却在上升。 问题在于这些“优势”得要外资认可。《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列举了BCG报告，该报告比较了中美两国劳动力成本，认为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被调查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 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 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加之航运等物流成本及考虑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很微小。 该报告还指出，事实证明中国内地劳动力成本并无多大优势。华为报告其在内地省份招的硕士学历工程师的成本只比深圳低10%。Kolcraft想要迁到湖北，但最终发现成本只比沿海低5%-10%。无论如何，一个共识是，中国拥有无限的每天赚低于1美元的劳动力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其它的不利因素，如知识产权风险，以及美国低价天然气吸引制造业重回美国。 *辩护要点3：外资撤退是“做空中国”的国际阴谋* 近几个月以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摩根大通、花旗和美资基金等国际资本均表示对中国经济“看空”。本来，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有利则来，无利则去。但在中国官方看来，国际投资界一直存在“做空中国”的阴谋，自今年3月以来，是国际投行、评级机构与国际媒体“相互配合悄然酝酿第二轮‘看空、做空’中国，中国恐将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买单者”。CCTV证券频道首席策略评论员许一力9月9日在评论中干脆将“热钱隐秘撤出亚太”归咎于美国“以美元为武器的全球性报复和收债的行为”。 尼克斯联合基金总裁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成了这轮做空中国的罪魁祸首。原因是查诺斯今年4月5日在香港一场投资者会议上用19页的PPT向投资者解释他为何看空、做空中国。理由是：唯GDP正使得中国经济出现“杀鸡取卵”的情况，产能过剩情况已经普遍存在于水泥、钢铁、汽车领域。前所未有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其在GDP中占比居高不下，这使单位投资回报率递减，负债资产的折旧却在增加。据说查诺斯的演讲几乎罗列了所有的中国经济问题，包括过度投资、银行信贷膨胀、 影子银行、地方债、房地产泡沫、虚假城镇化、贫富差距、腐败蔓延等各方面。 最让中国不爽的是，查诺斯还将判断延伸至政治领域，称：一旦中国经济出现 问题，现有的利益集团就会“树倒猢狲散”。有了查尔斯这个“政治判断”，在中国政府眼中，“做空中国”铁定是个天大的阴谋。这些文章的作者仿佛都忘记了资本定律是“资本最听利润的话，哪里有利哪安家”，似乎当初外资来中国不是为了逐利，是为了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今离去，不是它们在中国谋利空间变小，而是在玩一个蓄谋已久的大阴谋。 综上所述，我的判断是：来自美欧等国的外资确实在加速撤离，新进的外资当中不少是中资在外如香港等地漂白后回流的资金。为了表示中国市场仍然具有吸引外资的优势，《人民日报》不惜亲自披挂上阵。但从结果来看，与其说是达到了“释疑解惑”的目的，不如说是给自己喂了一颗定心丸。 （最有趣的是，《人民日报以》的辩护文章还暴露了一个近几年刻意隐藏的“死穴”，且等笔者下回分解。） fullrss.net

据说，薄熙来8月25日庭辩时说：“我的生命已经是个悲剧，开来的也是，我只希望你们停止这次调查，停止榨干我们家里剩下最后的亲情。” 两代贵胄，一朝督抚，最后只落了个妻子离散、亲信故旧反目成仇的下场，还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被妻子与管家合谋陷害的卢俊义（《水浒传》中人物），此情此景，能不是悲剧吗？ 分析这个悲剧人物是如何铸成的，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的剖析，也是对所有在位的权势者的一种警告。 *薄熙来的罪与罚* 薄熙来在为自己的“生命悲剧”暗自伤心，但中国大多数观众却没有与他同悲，面对政治大戏先成了刑事案件，最后又变成“爱情悲歌”，说什么的都有。 对于起诉的三宗罪，即贪污、腐败与滥用职权，不少人很不满意，认为还有许多真正的罪没有列进去，如重庆打黑、器官移植；人们也根本不相信腐败数额只有那区区两千多万。对此我想说的是：各位看官，你们敢情是将“亲爱的党中央”当成了重庆打黑受害者、法轮功的利益代理人了？那些为成千上万平民带来悲剧人生的罪孽，都在中共的维稳方略之内，是薄的功而不是过。因此，我在推特上告诉大家，这是中共的党内家务事，劝大家别太不将自个当外人，做个观众得了。不嫌烦难就爬梳资料找真相，否则就干脆看个热闹。 薄熙来真正的罪，在于其问鼎之图。按党内组织原则，想升迁，只能努力表现（这个词内涵丰富），待上级赏识，同级推举（虽然是形式，却也少不得）。薄虽然是红色贵胄，有特权，但因其太咄咄逼人，会让当朝“九龙”中的一些人如芒刺在背。平心而论，胡锦涛这方面的涵养已经很好，面对一位七品官“下定决心，死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指责，也淡然处之。但静水流深，在薄锣鼓喧天大肆推销“重庆模式”的同时，人家也开始围魏救赵，围的这“魏”就是薄熙来的股肱之臣王立军，王立军在辽宁作下的几大冤案在2011年被查，让这位冤案制造者坐立不安。 以后发生的事情世人皆知，虽然未必是真相的全部。但从海量的资料里，可以爬梳出很多信息。 2011年3月薄被抓之初，中共高层当中曾有人指出，这是“路线斗争”，但遭到党内激烈反对。路透社消息，在5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薄熙来事件只是”个别现象”，以此防止党内出现更大的裂痕，同时也停止进一步追究薄熙来的支持者。在8月开审的谷开来案与王立军案中，薄熙来与此的关连已尽最大可能淡化。 2012年9月28日，中纪委发布《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薄的罪名已经定调，即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虽然还留了一个活口，即“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但只算备而不用。其后，中纪委副书记兼薄熙来专案组长马馼离职，专案组另换人马。海外各种有关高层家庭腐败敛财的报道不断，由此可见其间斗争之激烈。 此次薄案最终定谳的三宗罪，其实比去年中纪委文件中更简化，而且主要集中在他的核心家庭成员及几位密友、亲信身上。这很符合中共的原则：尽量少牵连党内其他人士。 这就是中共视为党内事务的薄熙来的“罪与罚”。有人评论，如果在西方，薄熙来的性格与禀赋，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对于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可以肯定，在西方社会，他绝对不会因为想当总统就被视为有政治野心，篡党夺权。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竞选，胜，可以当总统；败，可以很绅士的祝贺对方，下次再来。至于他的口才与表演才能，更不会成为人们讥评的目标，相反还是竞选中的优势。 但是，薄熙来的家庭，以及他处理家事与国事那种夹缠不清的方式，在西方政治中绝对是个严重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胜出的希望。 *薄熙来的家事与国事* 将薄熙来的生命锻造为悲剧的，其中有制度的因素，也有他个人性格及其凭仗家世背景的因素。作为一方督抚，他治其属地如诸侯王治领地。与诸侯王不同的是，他的部属既是家臣，又是朝臣，比如王立军；因此，他的家事与领地的政事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奇怪元素，在一个非常“正确”的时间发酵，为世界贡献了一个低级版本的杀人悬疑案件，终于将他导向了身名俱裂、前程尽毁的人生悲剧。 中国传统文化对士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薄熙来似乎忙于“治国平天下”，忘记了“修身齐家”。他视如股肱的王立军并非他知之甚深的旧部，而得自于其夫人谷开来的推荐；而向谷开来推荐王立军的人，又是其视同为家仆的徐明。所以，薄考察干部的标准，不知是根据其夫人使用家仆的标准，还是自己使用属官的标准。 《南都周刊》刊登过一篇“王立军与薄谷开来交好到闹翻始末”（2012年12月17日），其中记载谷王交往细节甚多，谷开来的行为与其说象一位王妃或主官夫人，还不如说更象一个青春期的王府大小姐在胡闹，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这类大小姐形象。由于90年代中后期中国媒体介绍谷开来是以知性与才华为主诉，从当年那种记忆跳跃到这篇报道，我很自然地相信了抑郁、无节制的海外生活与吸毒对她已经造成严重的智力损害。 这些事情，薄熙来并非不知情。在他未担任任何公职的妻子巡视王立军的办公室之后，他未加劝阻；王每天到3号楼报到，与谷开来“如胶似漆”，他也不曾过问。2011年12月底，趁王立军在北京开会，谷开来带随从查抄王的办公室，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并将一些皮鞋带回家，薄也只是要其手下将皮鞋扔掉，并未进一步查究，任由谷开来与其小圈子将都督府与公安局长王的办公室折腾个底朝天——如此“齐家”，出事是必然的。 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不得不提：对于没担任任何公职的谷开来出现在公安局高层会议上，以及谷在处理王立军的紧急会议上出现并发指示，重庆市常委衮衮诸公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由此可见，薄的同僚对这位红色贵胄出身的强势上司畏之如虎。所有这些不合规制的行为，按照中共的特务制度，中南海早就应该有所闻，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加以制止规劝。 在儿子薄瓜瓜的问题上，薄熙来基本上是撒手不管。众多高官子弟在海外求学，只有薄瓜瓜的动静最大，各种不利传闻缠身。这个儿子与海伍德那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究竟是什么来路，至今也不明。 以上这些，又岂是薄熙来庭辩中那句“我没有管好家人和下属，我有大过”能够交待过去的。 薄熙来不可能不明白，围绕在他妻子周围并甘心为仆的海伍德、法国建筑师、徐明、王立军之流，迷恋的绝对不会是谷开来的魅力，而是他手中的权力。除了利益之外，他的妻子显然缺乏驾驭这些人的能力。这种因依附权力而结成的复杂人际关系，一旦遇到主角政治命运变化，都会化成杀伤主角的利刃。 薄熙来的悲剧是中国高层的镜鉴。他的命运悲剧是这个制度放纵权力的特点铸造而成。他凭借太子党身份恣意滥权，也是这个政治制度赋予他的非制度化特权。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中国的上层政治就永远无法摆脱腐败、滥权与阴谋这些特点，薄熙来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曝光之后，媒体的注意力集中于报复者陈玉献的精明与那股子韧劲，《南方周末》8月15日的报道“法官集体嫖娼案背后的司法掮客”，才算是带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司法权早已被法律共同体（法官与律师）当作了生财资本。 有关司法掮客的报道，其实在中国媒体上一直出现，只是常常语焉不详，是诸多案件带出来的附属话题，因此，“南周”这篇报道很有看头。 *司法掮客：中国司法利益链条上重要一环* 这篇“法官集体嫖娼案背后的司法掮客”一文揭示的现象因为过分丑恶，在《南方周末》网上当天已消失，但在别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本文先简要介绍这篇长达4300字长文的重要内容。 该文提到： “80%的律师收入微薄，只能依附于另外20%有司法资源者”，其中“一些标的大的经济案件，律师只能拿到10%律师费，剩下的90%，到了法律掮客的手中”。在法律圈里，售卖自己手中的法律界人脉，从而影响案件者均被统称为“司法掮客”，身份各异，有律师、官员，甚至媒体人，他们利用一切可调配的资源，将司法审判引入预定轨道，从中谋取利益。凡是有司法利益的地方便有“掮客”的隐秘身影，小到劳教、取保候审，大到刑事案件或标的为天价的经济官司。为数众多的低中端司法掮客，主要赚取介绍人脉的“搭桥费”。但那些背靠大领导的大掮客，承办的主要是案件办理的转包生意。尽管大领导们的批示多为原则性的“公正审理”，但这样的批示，足以解决不予立案和延期审理的问题。 该文还提到，角逐这块司法蛋糕者，还包括退休的司法系统官员。据网络检索，上海排名前15位的律所，几乎均有上海高院和中院退休领导担任顾问角色。 如果以为这种“司法掮客”是上海特产，那就大错特错。据本人多年搜集的资料，这类司法掮客遍及中国各地司法系统，而且由来已久，只是名称各有地方特色，在广东叫做“贿托”，大法官黄松有在广东省司法系统结成一个潮汕帮，帮中就有广东“第一局长”杨贤才与广州最大的法律盛邦律师所主任陈卓伦，陈就是个有名的法律掮客，号称广州律师界第一个靠法律业务收入过亿的富翁。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更是经常利用职权干预案件的审判过程。其手段之一是用“批条子”的方式暗示下属如何处理案件。麦崇楷签批的案件只有两类，一是有关领导转来的，二是麦的亲属或亲信转来的材料。因此，当事人和代理律师不惜重金接近麦崇楷的儿子、情人、妻子及亲信，要这些“贿托”为自己转递材料，让麦崇楷审批。因贿托都是麦的亲近者，麦干预的案件曾发生过好几次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某一案件中，一审原告由麦的一位情妇代理，麦崇楷出面说话，原告胜诉，情妇得益；二审到了省高级法院，被告找麦的儿子麦永成转递材料，麦崇楷签批过问，被告胜诉，麦永成得益。 在各种法律掮客中，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数年中发生的著名法官腐败案当中，武汉中级法院案（2007年审结）中，有44名律师因向法官行贿被调查。天津法院破产窝案，律师姜志武亦是重要的贿赂中介人。在安徽阜阳中院的“窝案”中，除了律师作为贿赂中介之外，还出现了专门为法官介绍贿赂的“讼托”。 *律师为何成为法律掮客中的要角？* 律师行贿这一点构成了司法腐败与其他官员腐败的不同特点。其他官员的受贿案件往往发生在行贿人和官员之间，是双方的权钱交易。法官腐败往往不是直接发生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往往经过第三方如案件代理律师的牵针引线，形成三方共同参与的模式：当事人请托行贿、代理律师介绍贿赂、法官受贿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此时，律师的作用并非法律事务顾问，而是“腐败掮客”。 律师成为行贿中介，是中国党管司法这种体系的必然派生物。中国法律赋予法官在民事、经济案件审判过程中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法官除了需要听命于上级（党的领导）之外，不需要受任何限制，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留下了极大空间。 在中国的诉讼中，律师与法官相比，居于弱势地位。律师乃至当事人都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案子的胜负往往并不取决于法律和事实，而是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偏向或者更高权力的干涉。这确实是中国律师执业的司法环境，连诉讼当事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数年前，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受贿案中，几乎所有涉案律师都反映，在当地，律师如果不向法官行贿，就很难打赢官司。就连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重点都是考量律师在司法机关是否有“关系”，如果律师表示在法院没有关系，可能连案源都拿不到。因此， 相当多的律师不得不成为行贿中介人，代替委托人向法官行贿，使法律代理行为异化为介绍贿赂行为，这已经成为中国司法界的潜规则。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数年前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北京律师翟雪俊为得到充足的案源，给北京及广东数名法官写信并附上自己的名片，希望和法官“共享诉讼资源，共分可得收益”。翟提议的具体方法是，如果法官将自己主审的案件的当事人介绍给他，法官就可以得到所收代理费总额的40%。翟雪俊将此信广泛散发之后，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执照。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翟雪俊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实法官给律师介绍案源的现象很普遍，我以前也听很多律师朋友说起过，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综上所述，对于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这种中国特色现象，舆论干脆总结为“是被法官逼出来的”。 人类社会中，有三种腐败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摧毁性的，即教育、医疗与司法。教育直接影响到人类下一代人格的养成，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指人品及其人生观对青少年的重大影响；医生职在救死扶伤，相对于患者，其专业知识使其居于优势地位，其医德高下决定病人能否得到有效与人道的救治；法官的品行决定这一职业代表的社会正义能否实现。很不幸的是，这三大职业在中国都已经严重堕落，有一段子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三种蛇咬老百姓，叫黑蛇、白蛇、眼镜蛇。你一生病白蛇咬你，你吃官司黑蛇咬你，你孩子一上学，眼镜蛇咬你”。这三者当中，司法腐败的影响和后果要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恶劣，因为它使社会秩序丧失了最后一道制度屏障，使司法判决沦为利益的工具。司法权沦为法律共同体（法官与律师，有时还包括检察官）手中的谋利工具后，社会成员对规则（法律）不屑一顾，只迷恋权力与暴力。可以说，中国社会高度丛林化，与司法系统的腐败直接相关。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