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这次几乎同时举行的美国大选与中共十八大，形成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因为中共一直宣传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代表大资产阶级与富豪的利益，是金钱政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毛邓时期一直说成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十八大代表的构成，正好体现了权力与金钱的公开联盟。 中国十八大：政治精英与富豪的聚会 美国奥巴马总统获得连任，是因为他抓住了那些传统上构建民主党选民基础的人群，即“无知少女”：“无”即受教育程度低的低收入者与工会成员；“知”即知识分子，美国大学一向是各种左派的云集之地；“少”是指年青人与少数族，如非裔、拉丁裔选民；“女”即女性选民——奥巴马连任消息传来，纽约等地中低阶层选民欢呼不已。他们压根儿想不到，至今挂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不肯摘下的中共政权，竟会如此解读美国政治。 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18大，就是中共党政军三界精英与富豪们（红色企业家）的聚会。据中国国内一篇“红色企业家：老板们是怎样当选十八大代表的”一文介绍，据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1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4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 这让人想起今年3月，彭博财经的一篇报导：“中国的富豪代表们让美国的议员们相形见绌”（China’s Billionaire Lawmakers Make U.S. Peers Look Like Paupers）。该文指出，根据胡润富豪榜报告，中国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2011年财产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与之相比，美国国会535名议员、总统及其阁员、9名最高大法官的总财产仅有75亿美元。 以上两条消息结合起来读，中国这永久的执政党与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都成为政治精英与富豪聚会的俱乐部。 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的金钱权力联盟 这轮时间上高度重合的中美选举，让中国人通过微博传播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美国更象中国宣称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则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资本主义。 美国的财富故事主要与个人能力有关。中国人熟知的比尔•盖茨是电脑时代的成功弄潮儿，国际闻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移民；彭博是在创建金融信息帝国之后才当只拿一美元象征性年薪的纽约市长；Google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是随父亲偷渡来到美国的前苏联异议者的后裔。他们的财富故事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美国梦，既彰显了他们的个人能力，更显示了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 但中国的财富故事却充满了权力的黑幕，权力成为造就富豪的点金魔杖。在中国，权力市场化现象的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最方便的形式是“一家两制”，即家长在政府部门任职，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通过经商将权力变现。从90年代开始那一场场财富盛宴，电力、石油、房地产、股市、金融……，每个领域都可见到中国红色家族的身影。网络上广泛流传，中国两百来个政治家族垄断着中国的财富，这些家族有着许多敛财途径。据美国维基解密文件公布的一份报告，李鹏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电力部门，其女儿李小琳被称为中国的电力女王；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家族控制着石油工业；被中国人视为“人民的好总理”的温家宝，其妻子控制着中国的宝石生意，其家族据说积累的财富高达27亿美元，这只是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特征的改革 当中“一家两制”的少数几个典型。据说国有资产管理以委员会下面的130多个企业中，其董事会成员，包括总经理基本都是官僚子弟。 有人说，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真正的问题是早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党代会与全国人大现在都成为权贵与富豪组成的俱乐部，充分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两位一体的融洽关系。毫无疑问，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他们将参与政治决策，尤其是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经济寡头，如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等来自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能源领域的党代表们，他们的意志很容易转化为国家的行业政策。 “三个代表”为精英共和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个后毛时代，中共一直思考如何在保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解释利益结构的变化。权力与金钱结盟的现实曾使中共在理论上处于尴尬之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使中共摆脱了这种理论困境，将中共从代表工农兵这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一变而为“代表”三个关键利益：“先进生产力”（经济精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推广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个代表”的出台，为中共提供了构建新社会基础提供了合法性，此后，中共在建立与各种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工商业协会这类制度性纽带的同时，推行了发展经济精英入党（俗称“资本家入党”）的新吸纳策略，消除了可能的政治挑战力量。 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地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国家资源的高度垄断与权力市场化特点相结合，使中国政府的官员成为“能够造就国王的人”，经济精英阶层与中共本来就是难以分割的两位一体的关系，如今中共将党代会与“两会”变成政治精英与富豪聚会的制度化纽带，有效地消除了经济精英的潜在威胁，实现了“精英共和”。 最后说点题外话。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我在国内写了两篇文章，《利益的冲突——倾听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先后发表于湖南《书屋》杂志，这些文章被认为讽刺了江的“三个代表”理论，先后由中宣部与中央政策研究室派了两个调查组到湖南，《书屋》主编周实先生遭到无情整肃，40多岁的壮年被撤职并“提前退休”，我也因此老账新账一起算，被迫出走。反观近年“两会”富豪云集与十八大上“红色企业家”方阵，证明我对“三个代表”理论的解说非常到位，中共中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掉那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的专制者的无耻毛病？

中国接受普世价值不容易，首先当推中共的冥顽不化，设置了“不搞西方民主政治”等“五不搞”律则，用以限制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但如果仅仅只有中共的冥顽，那难度倒也可以慢慢克服。问题在于中国人被统治者驯化多年，一些人不仅对普世价值形成了免疫力，连道德观也已严重扭曲。 今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总理家人神秘的财富”，自此之后，公信力一向甚好的《纽约时报》受到海内外一些中文媒体的持续质疑，人民网于10月29日发表文章“《纽约时报》近年丑闻叠出声望下降”，海外也有部分中文媒体持之以恒地宣布《纽约时报》介入了中国的政治权力斗争，不客观。还有温粉则表示，即使事情是真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敏感时期”公布。与重要的路线斗争相比，反贪腐在其次。还有些人干脆发明了一整套说辞为温开脱，除了反复念叨的温总理不知道其家属的事情，不应对此负责之外，干脆说温总理多年倡导改革，不应该抓住这些高层人人都有的贪腐问题不放。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为什么如此招恨？ 要说是介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这样做的外媒不止《纽约时报》一家，从今年3月以来，世界各国数得出的大媒体都曾被动地卷入了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从美国到欧洲，有哪一家没有报过薄熙来家族那铺天盖地、真假无法查核的丑闻？为什么同样的“介入”，“被利用”，就没有遭到类似的指责？——可见涉入中国高层的内斗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能涉及“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在这些人心中，道德标准因人而异，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目中的神像不能被褪去表层的金粉。 《纽约时报》并非温家财富故事的第一个揭露者。为什么此前英国路透社、《金融时报》“曝光”温家财富不是问题，在十八大之前这个“敏感时期”就不行了呢？——这个“敏感时期”的界定，本来就是中共高层出于自身需要而规训本国媒体的一种说法，比如“敏感时期”，“媒体要自律，要统一口径，一切要服从党的需要，从政治大局出发”。现在看来，一个奴隶国度，不仅国内媒体得被迫接受这种规训，一些海外华人、华媒也自觉地接受这种规训，除了以此自律之外，还要推而广之用之于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不看北京的脸色行事，在“敏感时期”发表文章揭露“人民的总理”家的“秘密财富”，就遭到口诛笔伐，从报社的信誉到记者本人的操守与专业素质，都要被无中生有地重重挞伐。 思来想去，这还是“中国特色”思维在起作用。 第一，中共将媒体视为宣传工具的“喉舌论”其实已经浸透大多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政治学者吴国光在他那篇“多重的真相还原”一文中，对“喉舌论”曾有非常精彩的阐述，他说，“‘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纽约时报》的文章虽然让读者充分了解“正在发生与已经发生的事实”，但这事实不符合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需要，因此《纽约时报》就是在“敏感时期”“介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这篇报道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他们裁定为“不客观”，甚至“别有用心”、充当薄党（包括他们定义的“血债帮”）的工具。 往深里剖析，这是“喉舌论”思想在起作用。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回忆，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曾问大陆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一年长编辑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唐占晞笑称：“我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现在，中国人虽然不会再闹这种笑话，但不少人骨子里仍将媒体视为“宣传机器”而非“社会公器”。作为宣传机器，当然不需要从事实出发，按照本利益集团的需要宣传，哪怕是制造谎言，也符合宣传机器的伦理；作为社会公器，则首先需要尊重事实，其次得遵从媒体的职业道德。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庄》里，用一群盲目服从猪（统治者）的羊群来比喻民众，这群羊每天只会哼唱猪教导的“真理”：“所有的动物生来平等，但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平等些”。如今，中国这“动物庄园”的羊群能够自行创作新歌，即“贪污腐败是不好的，但某些好猪的腐败是可以接受的”。从部分海外华媒对《纽约时报》有关温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反应来看，中国要出现做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就算是有部分媒体人准备好了，民众的社会心理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为他们更喜欢宣传机器而不是媒体。 第二，在一片黑暗的现实之中，不少中国人已经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我曾多次说过，“圣君贤相”是中国人心目中常青不衰的政治情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被国人寄予厚望。在不少国人心目中，目前在位的贤相仅有温家宝一人，他就是光明，就是希望，就是一切。也就是说，温家宝不仅是这些人在中共这棵被各种蠹虫蛀空的大树上所发现的一片绿叶，这片绿叶还被幻化成了一片将使大树回春的全部希望。如果有人告诉他们，那片树叶的绿是人工喷洒上去的，结果一定会应了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在《预言者》里面说的：“我向人们宣示了真理，可他们却疯狂地向我投来石块。” 在中国这个建成长达60多年的动物庄园中，要让统治者及普通民众接受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的困难程度，远比反腐败困难。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社会无不视腐败为恶行，如今温家宝家族财富故事引起的争议，终于将国人（主要是海外部分华媒与能够自由言说的一些异议者）价值观念的机会主义特点充分暴露出来。这种机会主义包含有对人对己价值道德的双重标准、“某些好猪的腐败是可以接受的”，将媒体视为喉舌而非社会公器，等等，已足以说明中国接受普世价值的困难不仅在于中共的阻挠，还在于国人的心理素质。

这一次，桑迪风暴来临，我所居住的小镇离飓风中心大概相差约30-40英里，从10月29日至31日，全家在风暴中渡过了三天断电、不通电话、没有手机信号，收听不到任何广播的“孤岛”生活。不习惯无电生活的儿子，在风暴大致停息之后的30日，就开车出去转悠，找到地方上网，成了我们家的Radio Man。 在50多年的人生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经历过多次灾难，有些是作为亲历者，有些是作为旁观者。以台风为例，这在广东沿海几乎是每年都会发生的灾害，只是强弱程度不同。在中国，每遇灾害，无论是政府还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应对方式与美国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这里面，既有制度的差异，也有人性的差异。 先说信息公开。无论是有关自然灾害的预报及受灾情况的通报，美国政府从不视为“国家机密”。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公布其掌握的信息，允许专业机构、NGO与公众参与讨论并补充。比如这次救灾，就有些政府未能掌握到的灾害信息，有人补充后救援人员获知赶去营救，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受灾损失。 这点可能是由两国对自然灾害的态度所决定。首先，中国政府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关系，应付天灾人祸，总喜欢用“战胜”这个词，追溯来源，这种思想应该产生于毛时代。毛泽东总强调“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现代中国人因此不自觉中形成了“人力能够战胜自然”这种想法。既然人与自然是一种不相容的战胜关系，人迹所至，所有动物绝迹。习惯成自然，这次在报道桑迪飓风灾难时也用上了。比如我看到新浪网的报导说“美国拥有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纽约，最终没能打赢这场与大自然的战争”。其次，中国政府总以为保持稳定是最高政治境界，哪怕因灾害引起恐慌也有碍稳定，因此，对自然灾害的应急预防总是做得不够，甚至连必要的事先预报都不重视，这已经有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地震等无数事例在，我就不细数了。 美国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所居住的新泽西州，鹿、兔、狐狸、野鹅、松鼠等各种动物在庭院与路边出没，除了有可能伤害人的黑熊之外，没有人用“战斗”（即消灭）的方式去对付这些自然界朋友，更不用说乱砍乱伐。对付桑迪、艾琳等自然灾害，美国人的思维是在其来临之前做好预防工作；在灾害肆虐的整个过程中，想的只是如何救人且不拿援救者的生命冒险，没人会鼓励他人用脆弱的生命去与强大的“桑迪”抗争并战胜它。 基于此，我所在的新泽西从州到镇各级政府，在“桑迪”来临数天前就反复做同一件事，即用各种方式通过本地住户，做好防灾准备。提醒的准备事项非常细致，从饮用水、食物、浴缸盛水备冲洗马桶、为车加满汽油、将户外容易被破坏的物体搬进屋子、断电之后的防寒用品……，事无巨细，全在通知之列。从27日开始，每天数通录音电话打到本地所有的电话号码上。州、镇政府的网站与小区的网站都提醒本地住户，小区和镇政府还同时用电邮通知居民防灾。临到风暴前来临的一晚，通知必须撤离的海边住户3.9万人尚未全部撤出，当地镇政府集中人力，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通知。州长在广播中声嘶力竭地呼叫，”don’t be stupid, get out! “听到这个声音时，我真希望那些不肯外出避难的人赶快听从指导，到一些被辟为临时避难所的学校去躲避。 新泽西州政府与纽约市政府为何如此坚决地要求人们外出避难？这是因为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教训，那次新奥尔良因为对飓风的灾害程度预期不足，一些人不肯外出避难，最后大多死于灾难。从那以后，美国各州都对自然灾害不敢掉以轻心。我所在的新泽西，每年都会遇到程度不等的暴风雨雪，几乎都以一种高度防卫的姿态应对。但不管政府怎样动员，总还有人出于种种考虑宁可呆在家里。比如纽约这次虽然反复动员，最后还是有不肯外出避难而受困者呼吁救援。虽然有官员抱怨，这些不肯外出避难的人，是拿援救者的生命来换自己的安全，但政府不会因为这些人“咎由自取”而放弃救援。 美国各州自治，但州与州之间的救援协调工作做得很不错。发生如此大的灾害，依靠纽约与新州自身的电工等专业人员肯定不够，明尼苏达等州的专业维修人员早已待命，在风暴停歇后立即冒着寒风冷雨与本地工人一起投入维修工作。风雨还未完全停息的10月30日，已经有20%多的用户恢复电力供应。专管清除路障的公司也在行动，30日上午我们想了解周边地区灾情，一家三口开车出去转悠，发现路边倒下的大树或者被锯断移走，或者被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至31日，900多万户断电者已有50%左右恢复供电。最先保证恢复的当然是医院、手机信号塔等公共设施，接下来是受灾严重区域与人口密集区域，再就是容易修复的地区，最后才轮到人口稀少与极难修复的地区。为了不让着急的市民不断催促，供电公司要求大家耐心等候7-10天。但我们每年都要经历各种大小风灾雨灾雪灾，早就知道实际等候的时间往往不到电力公司预期的一半，所以很安静的在家等候。我所在的镇受灾相对轻微，属于容易修复的地区，在断电第三天后就恢复了。 奥巴马作为总统，正处在竞选前夕，但他停止了竞选活动，将全部精力投放到救灾上来。在灾后第二天，他与纽约市长及新泽西州长联系，想来灾区看望受灾者。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拒绝了，理由是纽约的救灾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抽不出警力来保护总统安全。共和党任州长的新泽西州则欢迎总统前来，我们看到的那张奥巴马拥住一位悲痛的年长女士安慰的照片，就是在新泽西沿海地区拍摄的。他向受灾居民承诺，联邦政府将向他们提供长期支持。他在灾情中的表现使他在民意调查中的受支持率上升。 美国企业与美国人在灾难时期绝不会发灾难财（少数盗贼除外）。无论是灾前人们预购食品等物质还是灾难中，商店都不会因需求上涨而趁机哄抬价格。30日与31日，我儿子外出转悠时，都是外食，虽然只有极少商家开门营业，但价格现与平时一样，没有商店趁机涨价捞一把。30日晚上，他带回来的消息是：东部地区所有的私营大巴公司出动全部车辆免费载客，采取换司机昼夜行驶的方式，从机场、城市向各地长途运送因飞机停飞而滞留的旅客——我们中国人对于在灾难时期，食物、车票价格上涨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情况都不会感到陌生，我自己当年在深圳就经历过。每逢有自然灾难来临，国人抢购食物成风，矿泉水、面包等食品必然涨价，在中国少有商家会放过这种赚钱机会。 桑迪飓风之强烈，据称是百年未遇——这“百年未遇”并非中国媒体那类带有水份的夸张说法，是货真价实的“百年未遇”，自1888年以来从未停止过交易的华尔街也停止交易两天。但这一场强烈的飓风造成的死亡却不算多，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据说是加勒比海71人，加拿大2人，美国88人；其中美国严重受创的纽约市死亡37人，我所在的新泽西州是14人（大部分是被倒下的大树砸死）。 风灾过去后，我们没有听到发生混乱或目击伤亡却无人救护的情况，民众也不怀疑政府救灾的诚意或有意隐瞒伤亡人数。即便在通讯完全中断的几天里，美国人也大都冷静对待，各自在家度日，间或出门遛狗。这种情形只会发生在一个政府具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国民具有很强的自主能力且政府与民众高度互信的社会。

就在中共十八大行将“胜利召开”之时，《纽约时报》10月26日那篇“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为这场本来就艰辛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来，中国人一直表现得对腐败深恶痛绝，一讲起权贵敛财，似乎都痛恨莫名。每有外媒发表高官贪腐内幕，能看到消息的国人竞相传播。但这次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引起的反应却有些不同。 第一个看点是，不少中国人关注的不是温家财富的真实情况，而是与腐败无关的政治正确。也因此，在一些中国人与一些华文媒体眼里，《纽约时报》成了造谣者，成了被周永康与薄熙来利用的工具。某家中文网站干脆将这篇报道的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美国人）硬给说成是曾经高调吹捧薄熙来“唱红打黑”的《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张大卫（华人），认为这是他策划的阴谋，经另一家中文网阿波罗拆穿后又赶紧撤下。某位台湾教授也来凑热闹，认为温主张改革，绝对不会腐败。 国内的网友有关此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温总理可能不知道他家人的所作所为，他长相儒雅、谈吐温文，主张改革，就不谈了吧；还有人干脆说纽约时报记者拿了高额佣金，给人当枪手；还有人一口咬定，不曝光其他人，如薄家，只针对温家，非常不公正。@ericzhun 说：“在中国权贵亲属利用其亲人的影响力谋私利，基本上是常态。为何独独攻击在党内高层唯一具有些普世价值和政治良心的温家宝呢？ 显然散布消息者别有用心，想阻挡温企图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以上，就是这几天我在网络浏览及推特交流过程的部分经历。 这些中国网友的反应，说明他们需要政治镇痛剂。至于真实是什么，他们不感兴趣。确实，温家宝与别的中国领导人不同。十年来，每逢灾难发生，温家宝作为国务院总理，总是出现在灾难现场，用眼泪与温言软语安抚了中国人那被冻得冰冷的心。中国人从1976年在十里长街上送走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之后，再也未遇到一位表现得如此“亲民”的总理，人们愿意接受他自我塑造的亲民与清廉形象，激烈地排斥与这一形象不符的任何信息，哪怕这些信息是完全真实的。 这些反应表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中国人当中是种稀缺品质。不少中国人将制造了种种国家罪错、夺命无数的毛泽东视为“大救星”，也是出于同样心理，即他们需要毛做一个拯万民于水火的偶像存在，真正的毛是个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他们不感兴趣。 我不能判断这种犬儒心态的中国人占中国人的比例有多少，但我知道只要中国人当中有一半这样的人，中国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距离就非常遥远。如果腐败也因人而异按政治正确来划分，与中共用腐败做为权力斗争工具本质相同，那种逻辑就是：是我同类，腐败有理；非我族类，腐败当诛。由这样的人民与政府构成的社会，能成为一个健康社会吗？ 第二个看点则是“温家人”对《纽时》文章的反应。 其实，温家财富不是第一次被曝光。《21世纪经济报道》曾于2004年6月发表“平安保险间接大股东‘傀儡富豪’郑建源调查”一文，人们根据该文末尾一段话猜测郑建源的幕后老板就是温云松。从那以后，各种传闻如影随形般地尾随这位贵公子。路透社1月25日发自香港的一条消息披露温公子的新天域公司，英国《金融时报》于3月10日发布China: To the money born ——中文译名为“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又名“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温夫人张培莉经营珠宝业更是港媒时不时翻炒的冷饭。 《纽时》这篇文章新曝光的料主要是两点，一是温太夫人杨志云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股份在2007年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二是温相弟弟温家宏及其妻弟张剑鸣等人拥有数量不菲的财富——经过计算，温家族成员总共拥有27亿美元财富。 27亿美元与传说中的中国高官家族财富达到规模数百亿的距离很大，但与《中国新闻周刊》公布的谷开来姐姐的3.6亿美元、彭博社公布的习近平姐姐家的3.8亿美元相比较，就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尽管中国外交部已经谴责《纽时》报道是抹黑，但人们认为，爱惜羽毛的温总理不会任人这样诬蔑，一定会好好掰扯掰扯这事。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就希望温家宝能够出面说明一下，财产规模究竟多大，是否合法。 温相果然不负众望，两名中国律师代表“温家宝家人”发表声明，反驳《纽时》有关温家秘密财产的报道，要点是：《纽约时报》中提及的所谓温家宝家人的“秘密资产”并不存在。温的直系亲属从事的都是合法商业活动；温母除了符合规定的工资和退休金外，没有任何收入或产业。这份律师声明的中文版本广为流传，并且允许放在国内论坛如凯迪网上，引来数万网友竞洒一掬同情之泪，谴责别有用心的薄党与《纽时》等甘愿当枪使，重新占领了道德高地。温相及其家人如果到凯迪潜水，一定会觉得民气可用，民心可恃。经此番掰扯之后，获得心理平衡，继续做“人民的好总理”。 有趣的是，这份律师声明，无论中文本还是英文本，均未送达《纽约时报》。《纽时》是从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上看到的。于是《纽时》于10月28日发表了一篇Chinese Premier’s Family Disputes Article on Riches，文章声明，有关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内容准确，并表示《纽约时报》手上有公司注册材料的复印本，上面注明温母2007年持有约1.2亿元平安公司股票，复印本上有其本人签署和身份证号码——更有趣的是，不知哪位热心网友将温太夫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有关股权证明复印件上传至网上，让众网友一饱眼福。 对那些痛骂《纽时》别有居心的国内同胞，我想说一句：曾有许多外媒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向北京叩头，默多克与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都是典型事例。《纽时》为了报道这条消息，牺牲了市场与巨大的广告收益。中国媒体做不到的事情——扒权贵的粪，《纽时》代中国人做了，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纽约时报》坚持媒体的价值理念。 对于温相，我也想安慰一下。《纽时》的报道不会引起十八大人事变动，更不会影响您退休后的政治声誉。理由：一、您的诸位政治局常委同僚们对自家事情再清楚不过，大家彼此彼此，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是27亿美元与72亿美元的关系，保护您就是保大家；二、您已采用“法律手段”，不，是律师声明澄清自己从未为亲属谋利，家人经商的收入是“合法”的，党一定会接受这种“澄清”；三、在国内，您没损失什么，因为贵党封网有效。您心情不好时，多到凯迪网等论坛上潜水，就知道人民还是了解您、信任您的。将来万一再到国外访问，筛选一下记者，别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到会，就会万事和谐。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那确实不得了，比如当年《纽时》就将本国的总统尼克松弄得灰头土脸地下台。但这是在中国，一篇美国媒体报道也就当风儿轻轻吹过，连老百姓都没当回事，您不照样还是“人民的好总理”吗？

观看十八大人事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中央军委的席位安排。10月25日，中国军队四总——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与总装备部的部长同时换将。外界注意到，从新任空军司令到最新的四总部首脑全部都是近年胡锦涛任内授封的上将级将领。这表明今年令胡温等高层忧心的“军队忠诚”问题已获解决。 中共党内权力分配大盘已定，不少人开始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财新网》总编胡舒立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从薄熙来践踏法律切入，最后引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此前，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提出“新政治观”说，提出应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规定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并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人民日报》下设的“人民网”特别就 “新政治观”设立论坛进行讨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许耀桐等也都就政改这一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呼吁表达了国内不少人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以及他们对中共第五代的期望。第五代的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核心人物对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持何种态度？他们面临的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政改？ 我从以下事实出发做出一些推论。 就高层的权力布局而言，这次权斗的结局对第五代很有利： 一、借第四代之手清除了内部矛盾隐患，大体上消除了习李接任后可能的内斗。根据目前放风出来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汪洋、李源潮这类能干一些、政治见解相对独立的人被挡在常委门外，常委内部张高丽这类庸才居多，反而便于习、李集权做事；二、军队高层不再是“太子党”当家，对于习近平这位未来的军委主席来说，压力就小多了。这又得感谢军方中的拥薄派们做出的错误决策，如果不发生军方力量介入9•15反日爱国游行，让高层看到军方干政的强烈倾向，可能还找不到撤去他们上升梯子的十足理由。三、行将批准通过的新党章将毛泽东思想从今后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去掉，“红二代”少了哭太庙谒祖灵数落当今皇上的由头。 接下来的问题是讨论第五代是否有可能考虑政改。 其实，有关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共的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的文件中，一直没有绝迹。有时候加上体制二字，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有时候就是政治改革。其含义在中共那里也一直未明，精简人员的人事改革、调整部门职能的机构改革都算作政治改革，2005年社科院曾发布一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直到后来，在民间社会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国民有选举权、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政治权利、允许民间压力集团存在的民主制度时，中共当局由吴邦国出面宣示了“五不搞”铁则，才算是断了民间的想头。 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为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定义的问题。中国现在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一党专政，解决这个体制问题的方法就是还权于民，建立三权分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与茉莉花革命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民主化（如前东欧国家），或者正走在民主化道路上（如缅甸、突尼斯、埃及等），俄罗斯人民也正在为二次民主化努力。虽然各国的民主政治在成熟度上有较大差异，但基本的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民众有政治权利这些要素都有。在中国，所谓民主政治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先解决执政者合法性来源，共产党必须从自赋的永久执政者位置上退下来，允许多党制，让中共以普通政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舍此之外，强调在共产党主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多半只是为了救党而玩的游戏。 一位“智囊”向中南海献上的锦囊妙计已经预示着一些“政改”端倪。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10月24日在人民网访谈节目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我们党这30多年已经不断地推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个要理直气壮地去讲，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理直气壮地讲，改了就是改了，改了很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示中南海，不要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为自己背上保守顽固之名，可以将以往的行政改革什么的，一古脑儿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筐，要举起这面旗帜，至于如何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解释权在朝廷。 目前在各种外媒（主力是华文媒体，港台媒体）的各种“戏说”习近平改革的报道中，什么习近平的知青经历、夫人是歌星、习爱看好莱坞大片等元素都是噱头，真正应该关注的信息是这几条：2010年夏天，习近平在海边度假胜地北戴河同支持灵活极权主义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并于当年11月访问了新加坡。去年，刘亚洲将军派一队军官前往新加坡，为一项研究做准备，据说这队军官的使命是“为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寻找出路”，研究结果预计会在11月党内职位交接完毕后呈交习近平。这说明习近平即使想政改，其效法模式也是新加坡模式。 据各种信息及目前情势推演，习近平接任之后，不会排斥“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改革”）这类用语。在推行政改的时间表上，会列出3至5年预备期。这样做，理由有很多，比如现在经济下滑，当务之急是先稳定经济，解决民生。改革事涉利益分配，为了减少社会震荡，需要慢慢来，做好基础工作后再徐谋政改。只要拿出这两点，经济精英与知识圈大多数人都会赞同。 习李接手的中国，非复当年胡温从江朱手中接过的中国之局。用围棋术语来说，邓小平是布局，江朱下了中盘的前一半，胡温则是后一半。中盘已过，大势已成，很难再重复胡温老路，第一个任期透支民众期盼再混第二个任期竭力谋求平安下车。在中国这盘大棋局中，他们虽然成了棋手，但接过来的棋局却大势已定，历史又不会给他们覆盘——重新来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