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今年如果不是中南海那波云诡的宫廷斗争抢去了世人的眼球，中国的教科书问题肯定会成为热门话题。 香港人反对中共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其核心就是反对使用大陆强加给香港人的政治教科书。在这问题上，香港人算是抓到一个根本问题了。教科书对成长期的青少年影响有多大？请看美国经济学界泰斗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言：“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他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至今被奉为经典，真正将我带入经济学之门的书就是萨缪尔逊这本《经济学》。 香港人抵制的是中共用于洗脑的政治教科书，中国的东南亚邻国面临的“中国问题”之一则是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观察已经有若干年，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教科书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一、如何构建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包括该国是否曾位列中国的藩属国，20世纪与中国的关系是友好还是对争。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牵涉到中国过去的尊荣；从现实利益看，则有个领土疆域问题。 二、如何评价1949年以后的中国，包括“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这里牵涉到其它国家是否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即是否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 本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一般都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用来教育本国青少年，并不关其他国家的事情，也很少成为外交关系中的大问题。但任何事情遇到中共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中共的特点是喜欢统一思想，看到别人说的、想的与自己不一样就不舒服。这不舒服，有机会就要发作，是否发作则是看实力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闭关锁国，自成一体，别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它管不着；在改革开放早期，翅膀没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经济上互利互惠。但21世纪零年代以后，中国（或者说预期自己将）“和平崛起”，中国要向周边国家推广“软实力”了，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自然也都出现了。 近年来，中国在与东南亚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总是强调一条听起来很生猛的理由：“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愤青们还不忘记补上一句“某国在历史上，向中国明朝、清朝纳贡称臣”，仿佛一说出这句话来，自身腰板就直了起来。但中国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从来就不告诉国人，这些邻国就自身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各有一套说法，这些说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真实的叙述，还不如是折射了某国对自身与中国关系的现实政治焦虑。 以越南为例，在40-60前半期出生的中国人，一定还记得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中越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解放军如何帮助越南兄弟抗击美国侵略者，将穷凶极恶的“美国狼”（有时候美国军人又被说成是不能打仗的“少爷兵”）打得鬼哭狼嚎，取得了抗美援越的胜利。后来越南忘恩负义，于是邓小平大人又果断领导中国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狠狠教训了一下越南人。徐良那首《血染的风采》成了这场战争最炫目的标记。 对历史熟悉一些的人，还会知道到19世纪为止，大清是越南的宗主国，对中国要纳贡称臣，这种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直到1883年12月中法战争后才结束。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清政府同意对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但这段历史如今被越南说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大西洋月刊》2012年6月号发表一篇“The Vietnam Solution”，记述了作者见闻。在河内的历史博物馆，地图、图画和硕大的灰色石柱，纪念的是焦虑不安的越南人于11世纪、15世纪和18世纪抵抗中国宋、明和清朝帝国的入侵。罗伯特•坦普勒在其1998年有关当代越南的《影与风》一书中写道：“越南官方历史绝大多数讲的是抵抗外敌，几乎都是抵抗中国。越南担心被中国控制，这种心理跨越任何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越南人某种敏感的焦虑和警惕。”正如一位越南外交官所说：“历史上中越交战有17次。而美国入侵墨西哥只有一次，你看看墨西哥人对美国入侵多么敏感。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都在讲抗击中国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对于越南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的霸权。即使目前越南与美国关系修好，越南人还是担心美国有一天会出卖越南，如同当年尼克松尼克松向中国打开大门，为中国进入越南提供了地缘战略条件——其实，越南讲述“中国侵略越南”的历史并非始于两国关系恶化后，一位曾于上世纪60年代末带兵援越的前辈曾对我讲过，军队开赴越南之后，团级以上军官都被越方请去看过中国侵略越南历史展览，每个人回来都气鼓鼓地。 由于越南现在不买中国的帐，昔日“鲜血凝成的友谊”曾降到冰点，现在也就是高那么几度而已。北京就只好对越南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假作不见。先解决在经济关系中渐居被动状态的日韩两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专家专门研究了日韩两国教科书有关中国内容存在的问题（见《国外中小学教材有关中国内容的研究》，人教网，http://www.pep.com.cn/kcs/ktgl/gj/zg/201010/t20101021_939832.htm）最严重的当然是日本，从远古到对“六四”事件性质的判断，全有问题。这里先列举韩国教科书被研究出来的“问题”。 据研究者叙述，发现韩国教科书对于中国内容的描述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十大问题，它们分别是：（1）高句丽和族源问题；（2）间岛问题；（3）渤海国问题；（4）满洲考证；（5）宗藩关系；（6）抗日战争；（7）朝鲜战争；（8）民族、国家与疆域的问题；（9）历史地图中存在的问题；（10）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部分行文中不当之处，等等。 这十个问题当中，高句丽族源问题确实是人家的“内政”，你要人家接受你的解释，就好比某家生了个儿子，母亲说由自己在某天某地生下的不算数，一个不在场的邻居的认证才最重要。最实在的可能是8、9两个问题。至于高丽与明清两朝的宗藩关系，并非高丽一国的问题，清朝廷的藩属国就有20来个，泰国、缅甸、尼泊尔全是，人家不一定都认帐，如越南就将这种关系硬说成是侵略的结果。如果要认真计较并让这些昔日的藩属承认、纠正这些“问题”，那真会成为影响现实外交关系的因素。 让这些国家的历史学者与教师聚集在一起，合编教科书，是不是会减少歧见？这个有创意的想法终于被近年来与中国文化交流合作甚多的斯坦福大学付诸实行。 结果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最近，薄熙来被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双开”，按照新华社通稿中列举的罪名，比较主要的罪名有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据放风，数额2000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我从来就持奚落反对态度，但薄现在受惩，我也并无半点高兴。因为我很清楚，这无非是中共政治史上又一个“成王败寇”的故事，无论是中共的腐败还是今后的政治路向，不会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薄的受贿金额仅为区区2000万，我认为这是中共高层慎重考虑之后定下的数额，目的是为了外界对中国政治高层腐败产生联想时有个边界，他的真实受贿数字只会比这里多得多。薄的百位情妇之数也不算破纪录，在薄倒台之前，官阶比他低的有多人已经破此纪录，那些人还为自己的十几位或几十位情妇分别配置了别墅。前薄督要想在这一“比赛”中胜出，只能与人家比情妇的“质量”，比如社会知名度之类。我甚至不认为前薄督是中共官员的最坏的人，因为中共的宣传惯例是：权势在手时，官员们一般都是德才兼备，为政清廉，琴瑟和谐；少数官居“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人，一般都能与圣贤比肩；只要他们愿意，还可以成为作家、哲学家、诗人、书法家……。但是，倒台以后，便有不少关于他们的贪腐与情色故事流传。薄的宦海生涯比起其他官员更富有戏剧性，很适合写成演义小说，外界高度关注实为理所当然。 如中共高层为薄案定谳时所设想的一样，其中“与多名女性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成为最主要亮点。这是中共高层熟悉中国大众心理后做出的英明决定，虽然这不是刑事罪，属于生活作风范畴，如果没有共同索贿等类经济犯罪牵涉其中，“双开”可算是薄为此付出的代价。高层诸公想的是：让公众今年费劲猜了大半年谜，丢一些薄的桃色故事让大家好好消费一番，既将公众关心政治的热情全都吸引过去，这桩案件的政治特色也不会有很多人再去关心了。结果证明中央A确实算无遗策，这几天有关薄案的网络消息当中，至少90%以上就是围绕谁是“薄女郎”展开的竞猜游戏。 不少人开始猜薄的刑期。我个人觉得这种猜测没实际意义，因为薄熙来这案件真正起因并非如今这三项罪名，而是通过非组织政治活动问鼎常委宝座，其实质是个政治案。受贿金额2000万也不是个致死之罪，近年以来，几亿、几十亿的贪腐大案主角都未判死刑，多是死缓、无期或十多二十年，独将薄判个死刑，留下的话柄也太多了一些。 因此，我觉得从薄案公布的这些罪名来看，中央A的真正意图是结束薄的政治生命，而不在于要将薄置于死地。当然，海外不少评论者总担心胡锦涛纵虎归山，经常提醒胡锦涛不可忘记薄熙来如何心狠手辣，所以将薄熙来的刑期往重里估算也是情理中事。 我其实关心的是从谷开来案判决到薄熙来案判决之间的几个费解之处。因为费解，所以要罗列出来，就教于方家，包括那些常在中南海听壁脚的小道消息提供者。 世所皆知，在谷开来案审结之时，对谷开来涉及的经济案件只字不提，将薄与谷切割得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荒唐且备受质疑，但当时为薄开脱刑罪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谷开来案开审是8月9日，宣判是8月20日；9月28日公布薄熙来被“双开”的决定。现在且来看看这一个多月当中，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其间王立军的审判共有两次，第一次是8月13日在成都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审，外媒广为报导，中国官方及王立军的律师王蕴采都未对此表示否认，只是未公布宣判结果。9月17日至18日，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再度开庭审理，这次有了结果。 巧就巧在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日期。17日之前的15日与16日两天，正好是中国各大中城市发生了“反日爱国游行”。这游行总共举办三天，其间政府的对应措施明显有差别：15-16日两天游行发生许多打砸抢事件，暴力行径让国际社会侧目，也严重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从胡温现任执政者的立场观之，十八大高层内斗方酣之际，这种事情绝对只会添乱，因此，可以判断，这两天主导游行的政治势力是政法系统及军方。据国内众多网友现场观察，这两天的游行示威当中，西安、河南郑州等地有许多便衣军警带头，上海、广州等地的闹事者不少是外地成车装运过去的，至9月18日那天，游行虽有，但不再出现暴力行为，估计是胡温势力后发制人，于这一天介入，加以约束。虽然发生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座驾遭围殴事件，但未伤及人，没演化成大的外交事故。 最意味深长的是，各地参加游行的毛左最有组织性，在不少城市均出现相同的口号：“小日本滚出去，薄熙来快回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向胡温代表的中央A挑战的意味极强。 如果说，此前中共高层两股政治势力还处在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人事安排讨价还价的博弈当中，反日爱国游行造成的内乱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当中的恶劣影响为中央A提供了口实，根据抓到的一些把柄（现场录相资料是其中之一），采取了一些行动，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锐9月27日被免职据说与该省的反日游行过激有关，这说法并非捕风捉影，此前，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带头砸车，被网友拍下照片经人肉搜索确认后公布姓名。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习近平9月2日至9月14日神秘“隐身”事件。虽然不知道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推测与中共高层政治有关。 军方与政法系统联手，策划反日爱国游行并有意制造暴力事件，本来意在展示己方的能耐，向中央A（胡温势力）施压，但没想到弄巧成拙，这种动员力与破坏力给文官系统造成恐惧感，担心以后“枪杆子”势力尾大不掉，难于控制，因而积聚力量绝地反击，于是立即二审王立军并公布审判结果，据此做出对薄熙来“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 以上是本人根据谷开来案之后发生的事件推断。虽然十八大开会的日期已经公布，薄被正式踢出中国政坛，九常委也联袂出席了两次公开活动以示“团结”，但决不意味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就此消停。

十八大召开的日期终于确定，薄熙来案虽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于中南海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有关权力分配经常有各种消息传出，比如政治局常委九变七、哪几个人晋身政治局常委已定，谁谁又被从名单上刷下来。听到某些人上位，一些评论者欢呼雀跃；闻得某某被刷下，有些评论者表示沮丧。 初看这些，有些好笑，那是中共统治集团高层自家人在争座次，“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但仔细想想，更多的是悲哀。因为还真不能完全责怪中国人这种热情，作为人民无参政权，国内人连猜谜语的权利都被剥夺，海外好歹还算有猜的自由。加之中国政府几乎完全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这种意愿的人或迟或早被戴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到监狱里去体验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百般无计之下，人们只好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抱持一线希望。无论是2008年不丹在国王旺楚克五世指导下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缅甸经过艰苦斗争才争取来的民主化，都能在中国人心中激起一线希望：全世界都在民主化，中国的上层你们好歹也该动一动了吧？这也是国人乐此不疲地在高层人物的只言片语中寻找中国改革希望的原因。 记得当年外媒要求我评论朱镕基时，我说过：中国政治已经不是强人时代，当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公权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并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态，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已经无法与制度化力量较量。更何况这种制度化力量的惯性排斥任何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声音与人物。这就是胡温两位从个人人品来说并非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但其统治十年之内，中国政治从基层黑社会化迅速走向整体黑社会化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当道，还是太子党红二代掌权，对于平民来说，都不能指望这个国家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些年曝光的平民出身官员之腐败，动辄过亿、情妇逾数十的情况常见。而维持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于不坠的，就是中共这种一党垄断的极权专制。因此，在维护现存政治体制不变这一点上，中国政界达成共识。红色家族出身与平民出身的官员之区别在于两点：一、太子党、红二代们从小有接班人意识，加上自认与这个政权有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前途要关心得多，“不能让江山毁在无能的贪腐之辈手里”。而平民出身的贪腐之辈对这个政权主要是利用心理，并无血脉相连之感，大多早就进入“裸官”状态，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走人；二、红色家族出身者因为熟悉高层政治，好作“战略性思考”，也有能力集聚一些智囊，不比平民出身的官员那样短视，以满足财色酒为第一需要，多少更有“战略眼光”。 但这“战略眼光”，决不是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而铺设台阶。最近，我因写而翻查旧文，找出了具有红色家族背景、且一向被视为“改革派明星”的潘岳的两篇旧文。一篇是他1991年主持写作的《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其具体主张我已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大危险倾向》谈过。这里就只谈那篇大约在2005-2006年间出炉，据说让潘岳仕途出现阴影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切莫以为这篇文章因主张民主政治、普世价值让潘岳倒了霉。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中共巩固执政地位谋划的呕心沥血之作——潘本人无论当年在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后来在国家环保局当副局长，也算是尽心尽责之官员。文中将苏联与中国作了对比，列举了中共面临的大量问题，希望中共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为了担心中共高层误解，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 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 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我一直猜想，与其说是这篇文章为潘岳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还不如说他当时力主的绿色GDP让中共各级政府很不好办，因为那等于是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 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当今的红色中国，尽管从国名到政府、司法机构的名称等都冠上“人民”二字，实与我等人民无缘。红色家族中的二代三代，对于他们与我们，分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开明的人，也只是想到水舟原理，为了不致出现倾舟之痛，对百姓们温和仁慈一些，还权于民的思想是绝对没有的。 将“他们”与“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当然不止红色家族，还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多年前，我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些知识精英对改革提出了一种”代价说”，这种“代价论”建立于他们构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 之外。 弄清楚“他们”与“我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大概就不会因为谁争得十八大的常委宝座，就对中国未来命运保持乐观了。“我们”知道，有一段对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的总结，即“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享有一切的福祉”，说出这段话的人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久加诺夫，不是垮台前的苏联共产党的任何领导。 什么时候，“他们”那里的执政者能够说出类似的话，并且愿意动手打破这三个垄断，“他们”的世界才会承认“我们”的权利，“他们”才会承认，“我们”与“他们”在人格与权利上本是平等的。

北京权斗黑幕的“内部人放风”在前一段时间稍有消停。由于皇储习近平最近曾“神隐”十余天，重新现身之后对其“神隐”原因未做半点说明，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视国别时硬时软，于是外媒又开始分析这位领导人的派系及其性格。由于相关资料缺少，放风者的话又不可全信，不免多多少少用上了“克里姆林宫占星术”。 “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是对“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的戏谑之称。当年苏联号称“铁幕”，与西方基本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它主要通过观察苏联官方媒体来了解苏共高层的人事变化，并据此来推测苏联的政治动向，尤其是苏共高层权力结构和权力继承的变化。例如，塔图（M. Tatu）曾仔细分析苏共二十一大前后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与表面上排名在他前面的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哥尔内相比，谁的地位更重要（见之于其著作《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 [ Power in the Kremlin]）。他的依据是在若干次会议上苏斯洛夫是紧挨着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坐在后者的左边或右边。 在克宫政治动态对外界完全封闭，充满了神秘感的“铁幕”状态下，这样的揣测常常成为媒体跟进分析的参考。但由于资讯太少，“克里姆林宫学”也常常失灵，比如，谁也没能预测出赫鲁晓夫下台。正因为如此，一些苏联观察家就挖苦“克里姆林宫学”的分析，把它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意思是，这种对苏共高层动态的揣摩无异于占星士的神秘预测。 这种方法类似于中国人读《人民日报》的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也只能如此。但时至今天，外部观察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经远胜于他们的前辈，他们依靠自身长期居留中国的经验，加上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消息能够瞒住外部观察者。比如今年对中共十八大的观察，外部观察者就依靠观察与中国高层各派有意的放风，做出了非常密集的报道跟进与分析。不过，他们也知道这种目的性很强的放风有时不真实，因此除了凭常识判断这些“内部消息”是否可靠之外，还得使用“克里姆林宫占星术”，从《人民日报》、CCTV、《求是》杂志等最高层级的官方媒体的消息来判断某事件、某领导人的动向与真实意图。 比较有趣的是，即使是香港的亲共媒体遇到这种情况，也照样得使用“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比如，《星岛日报》等香港媒体最近预测薄熙来将在中共十七大七中全会后被正式宣布“双开”（开除党籍、公职），其根据就是最近审判王立军时，起诉书指王在揭发他人（指重庆市主要领导）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以及新华社9月20日以数千字长文敍述王立军案始末，首次不点名披露薄熙来涉嫌包庇妻子谷开来杀人，已涉嫌触犯刑法。 不过，以我的观察，除了一些入行不久的外国观察者，目前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水平，已比十年前跟着中国国内与一些华人学者杜撰“胡温新政”时成熟得多。 十年前，不少人对胡锦涛的少言寡语视之为“胸有城府”，无所作为誉之为“谋定而后动”。胡锦涛上任后第一件事明明是去“革命圣地”西柏坡朝拜，并宣示要提倡“延安精神”，偏偏有人说这是为了迷惑江泽民而放的烟幕弹，胡是在等待时机推行政治改革。胡温的第一个任期就是在国内的“什锦八宝饭”的热烈歌颂与国外的这类不着调的分析中安然渡过。 习近平等第五代中国领导人显然没有胡温那样幸运，外国媒体及观察者比十年前老练得多。所以这次习近平“神隐”之后复出，虽然前港特首董建华在其复出几天之后，以知情人身份出来声明习近平是游泳时背部受伤现已康复，传媒有关习遇刺、受伤、患病手术纯粹是揣测。但董建华这事后诸葛的解释不能取信于人，不少人仍对习的“神隐”原因存疑。 由于今年有关十八大的人事安排至今仍处于黑暗中猜谜的状态，国际社会再度深切感知，中共政治仍然处在“密室政治”的不透明状态。所谓“密室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少数政治精英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躲在幕后操控国家政治，以阴谋取胜。只是对这种“密室政治”的道德判断，西方人与中国官方包括一些海外华人都不一样。西方人普遍认为，政治透明度缺失给中共的政治公信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中国官方则认为保持神秘是理所当然，而少数在西方受教育并工作多年的华人学者也持类似看法。比如外媒关于习近平“神隐”有多种报道，在习复出后有人觉得这是外媒的难堪——不知道这些人在西方多年是否倒立着看世界？ 北京当局早就声称要增加“政治公开性与透明性”，但总是躲在红墙内的黑幕政治里玩弄权术，连十八大会期都要让人猜谜，仿佛又回到毛时代的宫廷政治。这种“黑箱政治”的存在，只会使“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常青。不过，今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就算是普京这种强人，恐怕也难以象中南海那样黑箱运作。因此，“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或许应该易名为“中南海占星术”。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南海占星术”与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占星术”有所不同。由于有了互联网，发表文章的门槛很低，于是各种隐身放风人纷纷抛出真真假假、目的各异的“中南海动向”。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南海占星术”的不可靠性。当年的“克里姆林宫占星术”的参与者都是真身，猜错了要付出身名代价的；现在的“中南海占星术”参与者有不少穿上了隐身衣，无需为自己的言说包括谣言负责。 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政权之后，苏联与中国的“红墙内政治”先后培养出了“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和“中南海占星术”。一个靠“黑幕政治”维生的大国政权，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来说，永远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如此。

最近由钓鱼岛生出的风波，国际社会的评论是两大类，一类认为中共处于内外交困状态下，为自己寻找一只“替罪羊”，以转移矛盾；还有一类干脆认为是闹剧。视为“闹剧”的看法过于简单，也有点低估了中共政治集团玩权术的本领。认为中共在找“替罪羊”的看法对路，但如果认为中共的目标只是鼓噪民族主义情绪，让愤青、毛粉在某类特殊派遣者的示范下砸车、烧店，闹腾一把就算，则是对中国政治了解还不够深刻透彻。 我在“反日爱国游行背后的权斗身影”一文中已指出，中国政府在这一轮“国家游戏”中的出场方式与背景与以前不同。值得探讨的是：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当中出现高层激烈内斗之时，某些政治势力策划了这场国家游戏，到底想达成什么目标？ 9月13日十位少将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的联合声明可以给出部分答案。 罗援少将开篇就说，“钓鱼岛之争不仅涉及中国民族情绪，还涉及中国核心战略利益”。按照中共以往的解释，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就是中共的执政权。现在中国就在中共掌握之下，所以此处的的“核心战略利益”应该不是泛指中共执政权，而是中共内部某一派的执政权。否则，在国内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中共执政权形成挑战之时，这句话纯属多余。 如果说罗少将的话还很隐晦，王海运的话就非常直接了当：“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都要建设好，国家的财力要用到正事上。”这话已经点明：财力向军队系统倾斜才是“正事”。文官系统占用了太多资源，既不顾及民生，又养了不少贪官，没办正事是真，但当务之急是将财力向民生倾斜，平息民怨，因为这是和平年代，正常国家正常政府应该作为之事。认为扩军备战才是“正事”，那是军事利益集团为自己索取更大份额利益的借口。 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上非常吝啬，但在军费开支与维稳经费上颇大手笔，实在没有理由再为军队系统与维稳部门锦上添花了。怎么办？只有外患当头，才能逼迫当政者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接下来王海运少将谈到开启钓鱼岛争端的步骤，那就不是预言与建议，而是世界在过去几个月内看到的事实：“我们可先派渔船去打鱼，然后海监船和海事船跟进，第三步则是出动海军。我们不怕走火，但尽量避免擦枪走火。”这三步棋中方已经走了两步，只剩下第三步未走了。 ——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不止日本一国，越南占了中国25个岛屿，俄罗斯占的土地更是肥沃宝地，印度也占去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土地。但经过将军们精密算计，“清算日本侵略罪行是和平手段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择，同时又能占领道义制高点，便于操作”， “建议借明年《开罗宣言》签署70周年之机，发起一场彻底清算日本百余年来特别是二战中侵略罪行的‘战略性战役’”。 这“战略性战役”当然不是沙盘推演的虚拟战争，而是打一场中国军方能够控制的小规模战争。这些年来中国军事网、强国论坛聚集了不少军事爱好者（有些是战争爱好者），从“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对外战争”，到“中国需要一场战争的八个理由”，都将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视为提升中国军队战力与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出路。还有一篇多年前就流传，据说会震撼人心的“湖南教授谈湖南”，其中谈到如果发动一场对台战争，湖南有许多军工厂立刻可以解决就业及经济增长问题。这篇文章因写于多年前，所以将战争假想敌定为台湾。这些年马英九对北京打躬作揖，曲意逢迎，岛内认同“和平渐进统一“的人也多了起来，再打台湾就师出无名了。但用战争来解决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恐怕早有“远见卓识”之士在苦心筹思了。 从历史上看，专制国家经常会在国内矛盾丛生且无力解决之时，会鼓噪起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内民众的视线转移到国外矛盾上去，有时甚至会因此发动一场战争。这种方法有应用成功的，比如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中国近年来颇有部分军事迷崇拜这位“铁血宰相”，特别是对他通过三场战争完成普鲁士的统一更是津津乐道，认为值得中国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俾斯麦在发动战争时孤立敌人、争取同盟的狡猾外交手段。 但只看到通过对外战争收获硕果的例子非智者所为。在看到俾斯麦成功经验的同时，中国不可忘记还有因战争失败而埋下政权倾覆的沙皇俄国。这场导致沙皇权威尽失的战争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世纪晚期，俄国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激烈，上层骄奢淫佚，下层平民与农民（被解放的农奴）却背负着沉重的劳役与税负。尼古拉二世即位后大力进行财政改革，却无力缓解这些社会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惨败，除了损失大量军队之外，战时的物质需求激增，国内食物短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引起国内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并因此诱发政治危机，最后导致革命，沙皇政权倾覆。 北京如果真在意钓鱼岛，干脆精心准备各种证明主权的文件，诉诸国际法庭请求裁决。如果只是为小规模可控战争找一个由头，还是三思为上。中国军队的腐败已有不少传言，也有好几位司令、将军因腐败而身陷囹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带兵的将军可能比发表联合声明的文职将军们更清楚。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也不是制造外敌、打上一场小规模战争就可解决的。与日本一战，输赢的机会各有一半，赢了自然会巩固毛粉们的崇拜与颂圣之声；但假如输了，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为中共赢得的重生机会与积累起来的国力与国际地位，就会在一场不成功的战争中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