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从2月到4月，中国一共上演了两起出奔美国使领馆避难事件。这些事件让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极为险恶：尽管王立军、陈光诚两人的不安全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层面，但在中国政治高度黑社会化的状态下,无论是职掌刑司的公安局长还是维稳对象，都处于人身缺乏安全保障的状态。 由于前往外国使领馆避难，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条不归路，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寻求避难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讨论至少可以帮助有此想法的人事前评估一下风险。 王立军的“使馆避难幻觉”源于自我估计过高 王立军的“使馆避难幻觉”由来已久。在王案事发后，我查阅有关资料时，曾读到一篇为王立军张目的文章——《辽宁铁岭王海洲诬陷王立军案内幕》（2009年），其中谈到王立军遭受老上司王海洲的“陷害”时，“一些外国机构不断给王立军打电话或发传真，询问王立军是否需要‘政治避难’或其他援助”——这段话应该是王立军自己对记者透露的，意在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与价值，该文记者并无相关的国际常识，相信了王的自吹。 王立军在辽宁的所作所为已表明，他是一个善于使用黑道手段在权力场中游走且混成了气候的成功者。到重庆之后，在一大批向权力献媚的媒体、文人神化的氛围中，更是极度自我膨胀。 王立军的自我膨胀并非完全出自于他的自大，而是中国这块特殊土壤造成的。且不说他在与薄熙来“龙虎风云际会”之后那段时期政治上的膨胀与媒体的集中吹捧，就以各种“学术荣誉”集于一身来说，他也完全有“理由”膨胀。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王立军曾集教授、博士生导师、18项科研课题主持人、156项专利发明者等荣誉于一身。争相聘请王当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有当今中国著名学府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还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院校。在他罗列的简历中，还有“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这一头衔。 这一“学术荣誉”亦真亦幻地毕集于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者的头上之荒谬现象，见证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学的无耻与堕落，表明所谓“科学、学术”在中国全是权力的婢女。 为什么王立军会在重庆呼风唤雨之际，对记者突然说出这番多家外国机构邀请他避难的话来呢？从潜意识来说，这话表明王立军有不安全感。在中国官场这个修罗场摸爬滚打多年，王立军虽然一直是斩人的“刀俎”，但也知道在政治生态严重黑社会化的中国，自己也保不定哪天会沦为被斩的“鱼肉”。他亲手送上西天的文强就是个例子。 从常识层面来说，缺乏国际知识的王立军根本不了解外国使领馆关于政治避难者的一些详细规定与要求，当然更不知道西方驻外使馆并不想在驻在国接收政治避难者这种“烫手山芋”。我猜想王立军看过一些“冷战”时期的间谍书籍，如《秘密战》之类，知道苏联克格勃情报人员会通过持有重要情报换取西方国家政治庇护。他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大概是：在美国眼中，他的价值应该超过大多数前苏联克格勃间谍。正是这种早就产生的领馆避难幻觉，在他认为自己面临生命危险时，确实帮助他做出重大选择。 美国驻外使馆如何应付“不请自来者” 在“冷战”时期，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克格勃成员及异议人士到西方各国驻外领馆寻求避难常有发生，但成功者大多是事先通过接触与周密准备，“不请自来者”极难成功。在中共统治大陆60余年间，“不请自来”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停留一年后成功离境的中国异议人士只有一位，即被北京政府指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幕后黑手”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教授。 各国使领馆门禁森严，并非中国平民轻易可进去之地。虽然如此，总免不了会有“不请自来者”能够“成功进入”。对于如何应对所谓的“不请自来者”，即来到美国使领馆或其他海外场所寻求庇护者，美国有着长长的工作指导清单。《华尔街日报》4月24日一篇文章介绍说，据维基解密（Wikileaks）获得的一份2009年的美国国务院电文，对于这类事件，美国有两大最重要的任务：保证外交驻所的安全和获取情报。 这份10页长的文件建议外交人员告诉寻求庇护者：该外交驻所不能确保他们能安全离开所在国，不能确保他们在其本国的安全，也不能确保他们能进入美国。电文中强调，如有以下情况，不可向外国公民提供临时身份：外国公民仅仅希望移民美国或逃避当地刑法；提供庇护会危及驻所安全；或国务院指示驻所不得提供临时身份。在王立军事件中，美国政府似乎很早就确定他并不是早些年的苏联克格勃叛逃人员那样的情报来源。 在拒绝王立军避难要求之后，美国国务院曾面对数位国会议员的质询：为什么不接受“极具情报价值”的王立军的避难要求？对这一质询，国务院用“王立军是高风险避难申请人”，“是一位地方大员手下的政策执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斗士”，“以保护人权为由向一位地方公安局长提供庇护是站不住脚的”等理由，让质询者无话可说。 但陈光诚这一个案却与王立军完全不同，他是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的知名人权斗士，符合美国提供政治庇护的要求。尽管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在特殊情况下让外国公民进入美国的事例很罕见，但两种情况除外。上述电文中列出的条件是：关乎美国特殊利益的个人；寻求庇护者面临立即的危险；或事件具有政治敏感性。 4月27日进入美使馆的陈光诚，虽然看起来符合美国国土安全部规定的上述条件，但毫无疑问也算是“不请自来者”，而且时机极为不凑巧，正好发生在5月中美战略会谈之前几天。这种“不请自来”造成的尴尬，对中美两国政府都不算小。陈光诚事件当中一个最有意思的关键细节，至今无论从哪个管道都得不到消息，即陈光诚是如何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这点弄清楚后，也就能够大致弄清楚陈光诚为何会在此时出奔美使馆的事实真相了。 中国网友在网上发言，称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原来就是租界与外国使、领馆。还有人说，别的国家太小，扛不住中国压力，只有美国才能与中国对抗，因此，美国大使馆与领事馆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陈光诚事件可能会使中国人这种“使馆避难幻觉”的热度稍微消退一点。事实是：美国方面对此类事情肯定深感头痛，因为这会造成外交上的严重混乱。 相关日志 2012/05/05 — 曹长青:是陈光诚改口还是美方变卦？ 2012/05/04 — 美国务院关于陈光诚的最新声明 2012/05/04 — 美国一发怒，土共又要软了:陈光诚电话接通美国国会请求赴美 2012/05/04 — 谁在拙劣表演呢？ 2012/05/04 — 明報:陳光誠﹕被美騙離使館 盼搭希拉里專機離國 駱家輝否認逼走陳 2012/05/03 — 美国国务院官员就陈光诚一事举行通报会文字记录稿 2012/05/03 — 德国之声:陈光诚:我想登上希拉里的飞机 2012/05/03 — 《时代周刊》陈光诚事件：美国否认陈光诚声称的胁迫 2012/05/03 — RFI:美国国会今天将举行紧急听证会讨论陈光诚案 2012/05/03 — 美国驻华使领馆在推特上为“交易”指控辩护

现阶段，中国水的主要矛盾己转移到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方面，北方的缺水叫做“资源性缺水”，南方的缺水是因为污染造成，叫做“水质性缺水”。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 水资源短缺已导致中国国内甚至与周边国家发生多层面的社会冲突，中央政府已经将各省年用水指标作为考核省级大员政绩的一项因素，如实际用水量比指标有所结余，则各省大员的“政绩簿”上可以加分；如果实际用水量超过指标，则可能会影响下一年度该省的年用水量指标分配，同时该省如要申报一些工业项目，也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在国内，水事纠纷主要表现为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抢水战争频发，以及各地以邻为壑排放污水。在国外，中国筑坝抢水行为，是中国与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紧张的源头之一。中国仗恃上游国家的地理优势，经常罔顾事实地宣布湄公河下游诸国缺水及水生物灭绝、渔民失业与中国筑坝完全无关。但国内水资源冲突与污水跨境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日益激烈，北京政府却无法用这种鸵鸟政策予以回避。 水资源短缺引发长江流域争水事件频频发生，这种事件的背后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从已经发生的纠纷来看，以下几种类型的冲突为常见现象： 1、防洪类型，发生于长江流域等大河区域。民众为防止洪水冲毁耕地，争相修筑水坝，引起纠纷，严重者会发生械斗造成伤亡。 2、水资源利用纠纷。这类纠纷的起因往往是上游县市筑坝拦水，影响下游县市引水灌溉及人畜饮水。 3、水能开发。这类纠纷常见于水坝地址处于两地交界处，因坝址的开发权而产生纠纷。 4、界河采砂纠纷。这类纠纷多发生于两地分界河流地，严重者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大规模械斗。 上述纠纷近年来逐年剧增。2009年水利部为解决省际之间的水事纠纷，公布《长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计划任务书，其分配原则是，首先保证人畜的生活用水，然后“希望把水分到更有效率的地方”。但是，就在这方案出台之后，次年就发生汉江截流，陕西与湖北激烈争水的情况。国家水利部称自2011年开始，将在五年内将水权细分到县一级，但由于缺水情况极为严重，正如山东省副省长贾万志说的那样，“石油、煤炭没了，可以上外国买，可水一旦缺了，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可以预见，中国国内区域间的“抢水战争”只会越演越烈。 但对中国人来说，最不幸的事情还不是缺水，而是水质的恶化，这恶化不能怨天，只能怨人，因为是中国近30年来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导致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人如今陷入水源短缺及农业作物严重污染等问题，无论是号称江南水乡的江浙两省还是“空气中都能拧出水”来的广东，无一幸免。 曾在农业口长期工作过的官员陈锡文曾说，容易引发农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土地征用；二是环境污染；三是移民搬迁；四是集体资产的处置。其中水污染纠纷在环境污染事件当中占60%左右，且呈快速增长趋势：从2006年初国家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是每两天发生一起水污染事件，到2010年以后每年发生1700多起。有关太湖流域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近年来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跨界水污染包括跨省、跨地级市、跨县、跨乡四个层面，其中，跨县水污染是最基本的层面，而跨省水污染是防治的难点。 今年以来，从南到北，每个月都发生大规模的水污染事件，见诸于报端的大污染事件就有 1月15日广西河池市龙江河的严重镉污染，严重影响沿江居民和下游广西柳州市370万人的饮水安全。2月3日，江苏镇江水污染事件。3月下旬，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化工企业超标排污导致文峪河水污染，致汾阳26个村庄农作物因河水污染颗粒无收。4月中旬，辽宁鞍山市台安县高力房镇的上万民众连续示威及怒砸镇政府，抗议当局以“招商引资”为名，建起的镍盐厂造成严重污染。 我曾多次说过，在环境保护方面，一个现代国家基本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中国是一个由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环保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说明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这种管制能力的危机主要体现为：中共政府既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订者与环境保护的监督者，但同时又是最大的违法者，环境评估与环境监测已经成为环保部门渔利的一条利益链条，导致环保法律失灵与环境影响评价失灵。作为专司环境保护之责的政府环保部门，几乎处于完全不作为状态，比如2月3日江苏镇江的苯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人凭嗅觉都能闻出苯酚污染自来水有很大的异味，但当地环保局的检测却表明水质达标。 环保公益广告有句著名的广告词：人类最后一滴干净水，将是人类的眼泪。在了解全球水危机现状之后，由于有加拿大、美国等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存在，人类离最后一滴干净水还有较远的距离，倒是我亲爱的同胞离这幅图景不远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干净水，将是中国人的眼泪。

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降低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其实是种“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的水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调低饮用水标准，否则无水可饮。原来不符合标准的另类水，经过“调整”标准，全成了可饮用的三类水。至于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水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政府似乎顾不上考虑了。 二、不靠谱的政绩：喝不上干净水的人从3.2亿减至1亿多 中国的环境总体上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但保证中国人民能够饮用上干净水也列入水利、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的政绩，怎么办呢？“天大的事难不倒中国共产党员”。就在江河湖海几乎全部变黑的同时，国家水利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中国饮用不卫生的水的人数从2005年3.2亿减少至2010年的1 亿多。 以下是报道摘要：“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 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但目前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 人口喝不上干净水。” （“水利部报告称超一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够干净”，网易，2010年10月21日）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我将来自水利部的另一条消息与这个数据比照分析，发现此数据有数字“大跃进”之嫌。中国日报网消息：2009年11月20日，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主任李仰斌指出，中国仍有约2.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 假定水利部李仰斌主任没有撒谎，有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中国饮水不安全人数从2.7亿一下减少至1亿多，等于锐减了1.7亿。由于2006-2010年间总共“解决了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此前2006年-2009年10月，总共只减少了5000万人，而此后一年不到解决1.7亿人。这一年中国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看来是发起了又一轮“大跃进”，否则如何完成？ 2、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6年的“环评风暴”，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危机而起。国家环保局当时公布，从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的突发事故中（全年约为180件），70%是水污染事故。但这些年情况还在恶化，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2012年五年间两篇文章提供的数据，这段时期水污染事件急剧上升：2007年，水污染事故每年1000多起（2007年12月3日：“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近年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每年有1700多起（2012年4月13日：“水污染危机成为湘江不能承受之“重”）。 不可能设想，在水污染如此高密度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喝不上干净水的人数能够急剧减少。只能说国家水利部又在玩数据游戏，忽悠中国人。 中国的水污染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其中既有政府发展战略的失误 （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而过度透支环境），有政府放弃监管责任（让环境评估与环保监管形成了一道粗大的食物链）；但溯源至根，还是“公地的悲剧”。中国的水污染展现的是一幅企业、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社会成员为个人的利益而算计，在一番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竭泽而渔。

有人给我在Twitter上留言，说此次中南海权斗“背后是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操纵，他们希望以此方式搞垮正在强大的中国”——将中国的一切不幸与灾难归结于“美英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教科书与官媒一直灌输的“信念”，不少中国人都有这种思维。 但仔细一想又有点乐。说这次权力斗争是“美英帝国主义在操纵”未必是事实，但这场权力斗争与以往有个最大的区别：从预告到每场戏的演出确实存在诸多国际化因素。加上北京取消了国内观众的观演权，将权力斗争的舞台延伸至海外，以海外中文媒体及网站为主力信息平台，因此演员与观众也很国际化：各类真假报料者、各种语言的旁白解说者都毫不懈怠地在行动。 且将这些“国际因素”逐一概括如下： 一、权斗节目的预告，不是以国内人民为对象，而是以“战略伙伴”美国的国会议员为对象。早在2011年6月3日，刚从北京访问归来的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表示，“经过实地观察，他发觉中国领导阶层的自信比12至18个月前降低许多，他们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上均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在2012年领导人换届前局势失控”。如果不是接待的高官有意“放水”，这几个美国议员又从何知道权力交接正在折磨中南海诸公？ 可怜我的中国同胞们，那时只被告知中国是“和谐盛世”，全体党员都团结在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即使有敏感一些的人预感到薄督的“重庆模式”可能会有麻烦，但为薄督站台的不是还有胡总书记的堂兄胡锦星先生么？2010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办的那场有海内外学者170余人参加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主办者上海增爱基金会和上海未来研究会理事长胡锦星据说就是胡总书记的堂兄。 二、权斗序幕拉开的舞台，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2月7日晚上，重庆前公安局局长、全国著名的“打黑英雄”、身兼教授、刑侦专家、数项专利发明者等人类能力于一身的政治、媒体宠儿王立军“同志”进入美领事馆，引来无数警车包围这块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的领土。他在滞留24小时后自愿离开，留下了让人遐想无限的秘密。中国十八大上位之战的序幕，就是以如此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方式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拉开。 三、作为薄督主要罪行的是其妻“薄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这就使薄氏家族的罪行高度国际化。目前，因为海伍德在英国的母亲与妹妹坚决认为海伍德死于谋杀这一说法荒谬，希望不要将海伍德之死卷入中国的权力斗争，这一案件因此成为没有家属苦主的谋杀案。而另一位苦主英国政府在当苦主时曾经犹豫过这一举动，正受到本国政界的质疑。保守党议员马克•普利特查德（Mark Prichard）4月13日要求英国政府就这一案件的处理方式做出全面解释，并向议会提出有关此案的三个问题当中，有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这问题针对外交大臣黑格，问他是否就海伍德案与美国政府进行了讨论——会看的看门道，为什么一个公民在外国的死因调查还需要与友邦商量？ 四、每一折新戏上演的预告发布地，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与香港亲中媒体，以及英文媒体上。这些预告最后会由中国官方、新华社、人民日报有选择地予以证实。譬如凡有关薄督及其夫人谷开来的问题，基本上是先循此线路周告天下，再由中国官媒一锤定音。以前的海伍德死于谋杀及其与薄家关系是走如此报道路线，如今海伍德死于氰化钾中毒，就是在最近三天之内，先从网络留言开始（英国《泰晤士报》从国内网站上看到此留言未被删除，判断有戏），再通过海外大量报道，最后由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16日以“Neil Heywood ‘poisoned by cyanide drops’ in China”为题的报道加以证实。该报记者言之凿凿地说提到一份海伍德案调查人员为北京官员准备的报告，直指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下令毒死海伍德。记者说，据信这报告是以王立军交给美国外交官的“警方技术文件”为蓝本综合写就的。 为什么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得到了这份报告（或者说被获准看到这份报告）？应当是因为在海伍德案件上，《每日电讯报》从3月30日、4月5日直至4月12日的三次报道，均提到该报采访海伍德的母亲及姐姐，希望了解海伍德死因的真相，出人意料的是海伍德的母亲与姐姐都坚持认为海伍德是死于心脏病，不是谋杀，因此北京方面要“用证据说服”该报。 目前提前在海外预先的戏折子还有：周永康将是下一个被清除的目标（清除方式待定）、成都军区被中央调查、二炮政委张海阳前景不妙等。事态如何发展，静待北京消息。只是观众最好将北京公布的消息当作某阶段结局而不是真相来看，或者是比较聪明的观赏态度。 对于这场权力斗争的国际化因素，中国网友编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段子：“一个新加坡女人（传言谷开来有新加坡国籍）杀了一名英国商人, 一个中国公安到美国人那里报案， 结果九个美国人的亲属（指政治局九常委都有亲属入了美国籍）开了个会， 最后决定把哈佛一名学生的家长给抓起来了。” 中国权力斗争发展到如此高度国际化，在信息传播异常快速与透明化的今天，北京当局是否也该改改宣传手法？再用对待林彪事件的方式，按级别逐级传达案件定性的官话，除了继续赔进去政治信誉，又有几个人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