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如果要想完整地了解中国的7•23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件，恐怕最全面的的见证者不是平面媒体，而是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微博。我相信，正是微博特殊的信息发散功能，使一切变得更透明化，也使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方式极其尴尬地显现出它的不透明性。 脱胎于Twitter的微博早被中国网友创造性地将其从社交工具转变成媒体平台。号称“世界上最勤奋”的中国网友利用其特点，充分发挥了同类聚合的功能，无论是功能的多样性还是对信息的容纳量，早已经超过了它的模仿对象Twitter。7•23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在被微博通过各种信息碎片慢慢连缀成一幅巨大的拼图。 微博在还原真实的死亡人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微博让受难者的亲属们尽快了解到他们亲人的消息。遇难者项余岸、施李虹的弟弟项余遇，就是通过微博寻人，得知准确消息并找到了幸存的侄女项炜伊。其次，一些死者家属在微博上发表的信息与网友提供的一些细节，让世界知道死亡39人并非准确的数字。比如一位失去了孩子的母亲郭瑶在腾讯微博上质问铁道部：为什么死亡名单上没有她孩子的名字？到底还有多少人的名字没有登上去？ 在揭露铁道部门迅速掩埋车头这件事上，微博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23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车体残骸在不到四天内被切割、拆解、运出现场，其中D301次动车的损毁车头还经历了被埋入坑中再挖出来的“粗暴对待”。事故现场清理之迅速，对车厢、车头等处理之草率，遭到公众诘问。不少被网友拍到的现场照片及强大的诘问声浪首先来自微博，最后迫使有关部门又重新挖出。 微博与传媒形成了极紧密的互动关系。虽然我知道近两年以来，中国许多突发事件最早都是通过微博发布，许多记者也都在微博上日夜蹲守“淘金”，寻找各种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并跟踪采访，然后并以最快的速度制作成新闻。但这次7•23事件中，微博与传统媒体互动之迅速，还是让人感到微博的威力。一些微博发烧友在动车上发的信息成了动车之恸最早的信息源，腾讯的微采访，则以及时快捷的形式发布了在传统媒体上不便刊登、或者不能刊登的原汁原味的采访，里面有受害者家属的真实遭遇，现场记者对现场事故的疑点，还有专业人士如律师对受难者家属提供的专业意见。这些互动过程，不仅能帮助受难者寻求到社会帮助，还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微博还让世界看到了这一事件中许多非常生动但传统媒体包括门户网站注定会遗失的细节，比如在总理温家宝到场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发生的一件“最让国人蒙羞的讽刺”事件：“今天，忙碌的温总理终于昼夜兼程赶到了7.23动车事故现场，……日本媒体将摄像机架在最前面，后面中国媒体要他 把机子架低点，日本记者不干，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国内拍了有用吗？又播不了！’此话犹如晴天霹雳！中国媒体顿时哑然！” 一向受人诟病的央视，其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现任制片人王青雷在新闻播报前表达了一番对国家现状的悲愤，以及不要把车头这么快埋掉的话而被停职，这条消息也是在微博上由媒体人最先发布出来。这些，都让世人看到中国媒体管制的丑恶一面。 在这次动车追尾事故中痛失5位亲人、一直作为受难者家属代表出现的杨峰与有关官员会面后，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他受到将失去第6位亲人的威胁被迫沉默的消息，也是在微博上发表出来，被江苏网友池墨写成短文“是谁在威胁杨峰？”发表于BBC中文网7月28日的“大家谈中国”栏目里，让读者通过杨峰的遭遇感知了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一面。 但作为一种新媒体，微博有其长处与短处。微博的“长板”是：无论是从消息的传播速度还是其组织动员方面，其作用和影响都是革新性的。由于参与门槛低，没有“看守”，任何人都可以将身边的突发事件通过微博传播。因此，微博甚至成为外媒眼中“一个观察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实时检测系统”。而且微博因其传播的放大效应，可促使事件迅速发酵，这是传统媒体及前微博时代的网络媒体所欠缺的。 微博的“短板”是：作为新闻的首发之地，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有待检验。加之受限于字数，无法深入挖掘、细致铺陈，因而始终只能作为前两类媒体的补充与线索提供者。好在中国传媒界人士有不少聚集在微博上，他们使用微博的心得及经验交流，都能够促使中国社会的信息透明化。 通过对7.23事件中微博的信息发散功能近距离观察，我感到除了网络管制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未来信息透明化的一个障碍，那就是中国社会成员对网络资源占有不均所造成的“知性裂沟”，这使微博介入现实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比如网民在地域上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享有更多发言权的群体上多集中在占有更多政治、文化、经济资源的群体等等。这次事故当中，能够使用微博的遇难者家属无论在获得信息及社会帮助方面都明显具有优势。

 2011年 7月 25日 从赖昌星命运看财富与权力的纠结(博文)   作者: 何清涟 赖昌星这个敏感的人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十八大召开前一年）被引渡回国，注定会引起各种猜测。有人在微博上通报，赖回国前后几天“北京非常紧张，有些 地方（领域）据说实际上已戒严了，剑拔弩张”，加之胡锦涛主持下的中央军委又在同一天给6名高级军官授上将衔。所有这些，均给外界留下了无穷遐想的空间， 且大都与十八大权力斗争有关。 赖昌星的命运尘埃终于落定，虽经12年海外流离，最后还是“求为加国布衣而不可得”。但他的命运却与几个时代命题有关，这就是我也来凑热闹写下几笔的原因。 先说评论集中的热点，即赖昌星涉及的第一个时代命题“财富与权力”（这个时代命题是拙作《现代化的陷阱》中主要剖析主题）。中国商界大鳄当中不少人发迹都依赖权力，但宦海浮沉，令权力这靠山有时难免如同冰山。赖昌星的特殊之处…… 阅读全文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赖昌星这个敏感的人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十八大召开前一年）被引渡回国，注定会引起各种猜测。有人在微博上通报，赖回国前后几天“北京非常紧张，有些地方（领域）据说实际上已戒严了，剑拔弩张”，加之胡锦涛主持下的中央军委又在同一天给6名高级军官授上将衔。所有这些，均给外界留下了无穷遐想的空间，且大都与十八大权力斗争有关。 赖昌星的命运尘埃终于落定，虽经12年海外流离，最后还是“求为加国布衣而不可得”。但他的命运却与几个时代命题有关，这就是我也来凑热闹写下几笔的原因。 先说评论集中的热点，即赖昌星涉及的第一个时代命题“财富与权力”（这个时代命题是拙作《现代化的陷阱》中主要剖析主题）。中国商界大鳄当中不少人发迹都依赖权力，但宦海浮沉，令权力这靠山有时难免如同冰山。赖昌星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当年所依傍的权贵不仅数量多，且有好些据说是那时的当朝天子江泽民总书记的近臣。赖昌星在远华案发之后，传说与其瓜葛颇深的几位都还安居高位。这也是北京一直不急于将赖引渡回国的真正原因。中国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绝不答应不判处赖昌星死刑。尽管加拿大早就对赖的案件深感疲惫与厌烦，但按该国法律却需要北京这项承诺，才能找到遣返的台阶可下。 由于赖昔日“上结权贵”当中权贵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引起猜测的重点是：北京为何早不答应，偏偏就在本届天子明年行将卸任、权力重新布局的敏感时期方才允诺不判赖死刑并将其引渡回国？正是这一时间点，引发无数猜测，一致认为是当今圣上要将赖当作权力斗争工具，制约前朝天子对政治布局的干预。 在将赖作为权力斗争工具这一点上，我没有异议。但从我对当今圣上遇事唯谨的性格及其面临的局势判断，我认为他多半是先出手抓张牌以备用，引而不发，以示威慑而已。这从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获授上将衔一事可知。胡总性格尚算宽厚，对前朝诸多故老之后人，比如毛家，都算恩泽有加。对于好出风头的同僚温家宝，不管其在外采用何种方式养望，从不见其有所斥责。胡总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安下车（当然也包括下车后其子女及羽翼的平安）。如此性格，令刘源的智囊张木生等低阶干部敢公开出言批评，“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体制内这类“犯上”的批评让人觉得今上已成为可欺的“跛脚鸭”，也使今上及其班底有了危机感，将赖引渡回国抓张牌在手中，授6位军官以上将军衔表示权力依然由其掌控。至于当年中纪委办案抓了多少人的把柄，那也是只有极少数人与闻的国家机密，而且越是保密越让外人看起来深不可测。 第二，财富与死亡。在民主国家，发财致富与死亡并无必然联系，但在时下的中国。二者却如影随形。赖昌星将其当年费尽心机挣来的钱花费殆尽，在加拿大呆了12年之后，终于以时间换来了空间，逃过了前总理朱镕基规定的“死三次还不够”的噩运，可以在中国的监狱里消磨余生。这对于多年来参悟财富与死亡这一矛盾的赖昌星来说，大概也觉得自己算不上命运最不济的人了。国内媒体曾搜集梳理自2003年以来公开报道中能够找到的72位亿万富翁死亡案例，数据显示，15名死于他杀、17名死于自杀、7名死于意外、14名被执行 死刑、19名富豪积疾早逝。该文作者总结曰：“财富与死亡——人们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得到的一对矛盾体，却集中出现在本文的数十位主人公身上。”比较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发表的日子正好是赖昌星踏上归国之途的那天——7月23日。 第三，时间使中国民间评价犯罪的座标发生极大变化。远华案发时，赖昌星备受口诛笔伐，几乎是国人皆曰可杀。但如今经历无数波折之后终于踏上回国之途，这个12年前的头号经济罪犯居然引起民间同情。是中国人民丧失了是非感吗？不是。原因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的腐败经历了三个“越来……越……”，即“贪污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的变化，官员们前赴后继地刷新中国的腐败纪录。赖昌星案发时，千万元级的腐败被形容为触目惊心，因此赖的涉案金额与“红楼“当时确实举世皆惊；而这12年当中，贪官们用他们的恶行，带领着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腐败的惊涛骇浪。最后发展到如此情势，在中国十大亿元贪官排行榜中，1.58亿竟然上不了榜。与名目繁多的包养情妇方式相比，赖的“红楼”原来也是小菜一碟。 有人估计，赖昌星被遣返会让躲在加拿大的2000多名贪官与经济罪犯感到枫叶国不再是他们的避险天堂。我的看法是至少近期内比较安全。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并不真想要回这些外逃者。英国《每日电讯报》22日作出猜测，认为除了赖昌星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四个最想缉拿归案的外逃者，比如高山、高严、杨秀珠等人。我的看法是，这些人的藏身之地早在各国情报部门与中国安全部门掌握之中，北京没想要他们的原因是，要了这些人回去，除了收获一大堆被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令党国蒙耻之外，并无其他好处。

“两波民主化”指的是始于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2011年发端的中东北非革命。 写这篇博文缘起于我在一些电台作Calling节目的经验。国内听众经常会发问：中国人权状态这么差，为什么国际社会不帮助我们？听其讲述，似乎他们不了解国际社会是由价值观不同、利益取向不同的各利益主体组成，往往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价值共同体，在面临任何国际争端时都能统一行动。我绝对无意嘲讽这些可爱的同胞，但我想通过剖析第三波民主化与2011中东北非革命的国际环境，让读者对国际社会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近30年以来，世界经历过20多年前的第三波民主化与发端于2011年的中东北非革命。观察国际社会在这两波撼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当中采取的姿态，对还未民主化的中国极其重要。据我观察，两波运动有个最明显的差别：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行动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而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却完全是本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并无外部势力的介入与 “操纵”。 对于外部势力在第三波民主化当中扮演的角色，亨廷顿在他的名著《第三波：20世纪后半叶的民主化浪潮》中已专列一节分析，其中提到当一些国家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就进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过渡的地带。在这一阶段，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1970年代的29个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亨廷顿列举了以下事实：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权势和影响来源如美国、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和苏联（指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罗马教廷使天主教国家的威权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布鲁塞尔为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华盛顿则推进了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化；莫斯科消除了阻碍东欧民主化的障碍。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当时这些国家除梵蒂岗利用其宗教影响力、莫斯科主要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之外，美国、欧共体等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尤其是美国，使用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来大力促进国外的民主化进程，为输出民主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财政支持甚至军事行动方面的支持，比如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布什政府曾命令军用飞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 但中东、北非今年的“茉莉花革命”，其发端却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部势力在背后“策划唆使”，完全出自于北非中东国家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要说这轮革命与第三波民主化有什么瓜葛，大概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突尼斯、埃及等国人民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创造了条件——90年代苏东波之后，在外部压力与危机意识的驱使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而采取了相应的宽松措施，如部分放开言论自由、允许私人资本办报、允许民间结社与多党制。说到底，民主化虽然首先是一个价值观念传播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正是突尼斯本阿里与埃及穆巴拉克这种开了一条门缝的施政措施，种下了今天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种子。 中东北非革命潮起，应该说完全出于美欧意料之外。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由世界失去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纷纷调整外交政策，不再以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为主要考量因素。当中东北非发生革命之际，西方国家正好陷入2008年开始的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而财力衰竭。因此当革命发生之时，美欧等国反应迟钝，几天以后才算是表态从道义上支持。利比亚在陷入卡扎菲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内战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些阿位伯国家的要求下，才被迫于3月18日通过旨在保护利比亚平民的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一直是世界民主化领头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一再对内向国会保证此次军事行动不增加政府开支，对外一再强调美国参与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有限性。这一“有限”，使得利比亚的反对力量在与卡扎菲的武装对抗持续了整整4个月左右，才算是看到了曙光。7月中旬的伊斯坦布尔会议标志利比亚事件进入收尾阶段，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马哈茂德•贾布里勒向会议呈交了一份详细计划，表示一旦卡扎菲屈服于国际压力下台之后，将把利比亚转型为全面民主国家。基于此，美国和其它30个国家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该国合法管治当局。承诺在办完相关法律手续后，就会将卡氏家族存放在英美等国的320亿美元财产移交给利比亚反对派。 分析两波革命中外部势力的作用与态度，主要是帮助中国国内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认识一点：推动中国今后的民主化进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行动能力的增强。世界现在处于一种此前很少见的历史阶段：西方与中国经济同时陷入衰退期，欧洲经济颓势已成，短期内难以复苏；美国经济虽然比欧洲好得多，但目前也处在U字型底部，加之因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几次战争而积欠的巨大的国债，不得不部分调整其国际战略，放弃或者减弱在某些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职能。比如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美国之音，其中文广播至今前程未卜，就是在这全球包括美国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当下，中国其实也进入了朝向民主化过渡的紧要阶段。当一个国家用于对内镇压的维稳经费超过对外的军事开支，全世界都知道这条路最后只会通向动荡混乱。中共领导层如果顺时而动，主动推进民主化进程，将成为世人景仰的戈尔巴乔夫。如果固步自封，顽固地坚持高压维稳，在今后某一天失去了权力，那也完全是自作孽，而非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

以上两张图片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成就展”上拍得，显示的是中共在卫藏等地区（西藏自治区）实施开矿、规划旅游开发。 这张图片来自网络，名为“中国西南水电开发规划图”，从图上可见，密密麻麻的水电站主要修筑在藏东康地的河流上。 这篇文章，转自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的博客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7/tibet-environment/ 请留住西藏 文/何清涟 7月9日-10日，我在DC参加汉藏论坛时，看到了藏族女作家唯色的文章“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文章谈到，总部在北京的国风集团下属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西藏的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把藏人心中的神山和圣湖当作发行股票的招牌，包装为“西藏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区开发项目”。 唯色反对把宗教圣地商业化，提到了这个地方不宜开发的两个理由，一是冈仁波齐是西藏人民心目中的神山，不可亵渎；二是环保。对她提到的这两点理由，我完全赞成。但我知道，对于只会信神祈福但却没有宗教传统的汉人来说，第一条理由不会让有兴趣者止步。因为到冈仁波齐转山，对内地汉人富有吸引力。在没有花香、没有树林，连天空也是灰蒙蒙的水泥钢筋丛林里呆久了，到极地做探险之旅，令人神往。至于保护环境这个理由对中国人有多大的约束力，我也深表怀疑。因为生长于60年代及以前的两三代人，在这30年当中，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权贵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以发展经济的名义践踏、蹂躏；一条条河流被严重污染；一个个湖泊干涸消失、一块块土地被变成据说只有30年寿命的楼房。连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血肉相连、自称魂魄所系的土地都不肯爱惜的人，又哪有爱惜他人乡土的情怀？　 我曾沿着晋陕峡谷穿行，见过干涸的黄河；也曾乘火车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颠簸，那“黄沙裸露无寸土，可怜江山贫到骨”的极度萧瑟让人心寒。因此对中国的环境生态状态特别在意，每年都要阅读相关的环境资料。我很清楚中国的现实：环保立法多达1700多部，却无法阻止中国人的贪欲。环保部门更是将其手中评估项目及监管的权力变为官员寻租的资本。这30年当中，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一边掠夺大自然，一边假称自己是如何热爱这块土地承载的国家。在这种“边做环保边撒谎”的政治文化中，中国在2005年就有了1.8亿生态难民，而且主要集中在西北五省区及中西部地区。 其实藏人居住之地早就不能幸免“发展”之害。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是世界三大河流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对中国和亚洲的气候环境有着重要影响，被称为“亚洲水塔”。由于过度放牧，使得草场退化，水源枯竭。被称为“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因透支环境一度成为“首富县”，如今早已沦为有名的贫困县。长江源头第一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干枯的水井则比比皆是，住在长江源头，如今却不得不依靠外来水源维持生存。 西藏就是我一直在胆战心惊地观察着的一个地区。2003年，北京颁布了《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白皮书，报告显示北京特别重视保护该地特殊的环境生态。但中国的事情往往陷入如此悖论：规划起来头头是道，上合自然法则，下符民情民生。实践起来却完全相反。随着中国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矿山有2/3进入老年期，近500座矿山相继闭坑，中国以矿业为主的426座资源型城市有50座左右陷入衰落，我就开始为西藏担心，担心那些贪婪的眼睛会盯住这块土地。所以每看到新华网宣布“西藏铜矿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一”、 “西藏矿产业10年后对GDP贡献率将超过30%”，我眼前就浮现出在内地矿区曾见的景象，土地大量塌陷或挖损，遍布矿区的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和被严重污染的水。 不幸的是，这不是我的想象，而是现实，由于西藏的政治特殊性，有关西藏的环境生态被破坏等问题比内地的环境事件更敏感，很不容易见诸报道，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来源知道西藏那本就极为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遭受疯狂的破坏。唯色曾写过“松赞干布的故乡快被挖空了”，记载了墨竹工卡县的甲玛乡——图伯特最伟大的君主松赞干布的诞生之地被破坏的悲惨景象。该地风景美丽，还蕴含着包括了铜、钼、铅、锌、金、银等多种金属，其潜在经济价值被估算超过1200亿元，因此也成为众多来自中国内地的开矿者竞相扑食的目标。其中有着国务院背景的中国黄金集团正在开采甲玛铜多金属矿，开矿量为12000吨/日。曾经非常美丽的甲玛，如今已面目全非。当地藏民的反抗无法阻止这些贪婪的掠夺之手。 青藏铁路开通后，对贪婪的采矿者来说，是“运输物流能力大大增强”，但对西藏来说，却无异于插上一条巨大的资源吸血管，面临着更疯狂的资源掠夺。据唯色了解，现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共在超过90个开矿的地点，每一个县至少有一个。一个更庞大的计划也已于2010年对外公布，在未来将对西藏3000多个矿点进行开发。这意味着西藏的环境将遭到一轮疯狂的洗劫。 中国对矿产的低水平开发，已经有山西省的悲惨图景作为例证：这个省已有十分之一的面积被采空，导致大量村庄塌陷。开发的结果是富了煤老板与当地官员，山西的老百姓不仅贫穷，还是承受环境灾难。 也因此，达赖喇嘛这几年对西藏最重要的关注点已经从政治转而为环境。从这点来看，尊者不愧为有远大眼光的圣哲，因为政治问题可以慢慢谈，它不象生态问题那样紧迫，关系到支撑藏族人民生存的生态基座。 在华盛顿的汉藏论坛上，在美国某大学任教的西藏人丹增先生的恳切呼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呼吁说，“请留住西藏”。我想，这“留住西藏”包含两重意义，一是留住藏族人民的心，这比留住人身更具有实质意义。北京要想真正挽留住西藏，要真正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停止将西藏人民心目中神圣的寺庙与神山当作“旅游资源开发”。二是要为西藏人民留下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其上的山山水水，立即停止掠夺西藏的矿产，不要将汉族人民正在承受的环境灾难扩大至西藏地区。无论西藏现在以及未来实行何种政治体制，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于其上的土地，应该由西藏人民自己决定如何开发使用。 “请留住西藏”，这是一句多么痛切的呼吁，它包含了藏族人民几十年的痛苦，也指涉了西藏人民现在与将来面临的生存困境。北京的当政者，你们听到了没有？理解了没有？ 于2011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