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签订“浮士德契约”？ 为“五大”服务的华人白领精英对中国企业的账目肯定能够看出问题，但他们的选择是与上司沟通如何“包装”，让这些企业看起来符合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提供“包装”是这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商业秘密，也是他们至今必须守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五大“很清楚他们的客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里可以举安永2006年在中国银行坏帐数据发布的出尔反尔之变卦为例。2006年5月25日是中国银行挂牌海外上市的预定日期，安永公司（Ernst & Young）于5月4日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称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招致中国政府严重抗议。安永全球首席运营官鲍尔奥斯林 （Paul Ostling）下令，对这份引起中国政府严重不满的报告进行内部调查，并表示这份研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该数据估计有误”，而且在公布之前没有通过安永正规的审核程序。 在安永公布之前不久，瑞银（UBS）在一份报告中也公布了中国的坏帐，且与安永报道的相差无几。瑞银集团（UBS）董事总经理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椰w德森（Jonathan Anderson）公开撰文谈过这一估算数额：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过去15年里形成了近8,500亿美元不良贷款，约占同期信贷净额的40%左右。 北京没找瑞银的麻烦，却盯上安永的原因很简单，安永有“痛脚”被中国政府抓住。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结果自相矛盾。如果人们翻查2005年的新闻，就会知道当时中国的国有银行一直筹划在华尔街上市，并因此分别聘请美国这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帮助这些国有银行做财务审计，安永正好承担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由于此前这项业务，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坏帐报告公布的数据是真的，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它的职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己认为损失最小的一项。 而事实是：安永撤回报告，信誉损失亦相当巨大。此前安永曾经发布了成百上千份报告，并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安永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与其它考察中国不良贷款的独立顾问机构（其中包括普华永道）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同 。英国《金融时报》5月16日在“安永是否记得独立的重要”中指出，“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已在中国签订了“浮士德契约”（浮士德是德国大诗人歌德长诗剧本《浮士德》的主角，曾与魔鬼签订契约出卖灵魂）。如果顾问公司感到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安永逃过了2006年那场困局，却没有逃过2012年美国证监会对它的指控。 　　 四、是中美两国法律衔接有问题，还是中国企业有意欺诈？ 中国的信息从来就不透明，而且可以借口以各种各样的安全理由拒绝透明化，这次找的理由是中国法律规定审计底稿不能给。国内有人则为中国及“五大”辩护说，这是两国法律对接有问题。 这个理由实在牵强，因为中国公司要到美国上市，当然得遵守美国的法律。2004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建行、工商银行曾想到华尔街上市，梦想的上市规模是150亿美元。但经过一年多的公关与游说，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亲自出马与美国银行业联络感情，希望博得美国银行业的好感，为中国各银行华尔街上市铺路搭桥，最后终因未达到美国证交会的标准而未能在美国上市。 我记得2005年8月11日美国曾专门就中国公司在美筹资召开听证会。从当时参与作证者的言论来看，参与中国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律师其实都明白中国的国有银行达不到美国证交会的标准。前美林证券公司总经济师斯特拉赛姆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相信市场的鉴别能力，不应该为中国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设置特别限制。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德拉梅特经手过很多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的业务，他在作证时暗示，他担心美国对海外上市公司提出一些过高要求，将使美国资本市场失去一定的吸引力。斯特拉赛姆口中的“特别限制”，以及德拉梅特口中的“过高要求”，指的其实就是《萨奥法案》（Sarbanes-Oxley Act）。在美国安然有限公司（Enron）、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等财务欺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该法案，当时还只实行了大约三年。这两位表达的真实想法，其实是希望美国为了美国企业在华利益，降低标准，在《萨奥法案》之外为中国企业开辟特殊通道。 从中国国有银行深陷地方债务泥潭的现状来看，当年美国证监会没有降低标准，批准中国建行与工商行来美上市是明智的决定。否则美国股市将成为中国国有银行转嫁坏帐与金融风险的最佳场所。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安全，在“五大”涉嫌中国企业财务欺诈一事上应不应该妥协？ 中国方面极有可能不会交出审计底稿，因为那底稿除了坐实中国与“五大”通同作弊之外，不可能证明当事者的诚实。与其在证明中国企业的不诚实之后被美国堵塞中国企业来美上市的通道，不如为自己留点余地，让中国企业的财务欺诈行为不能被证实更划算。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心知肚明，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北京利益一致。 美国方面可选择的其实不多，要么为了那短暂的“中国利益”放松监管，对“五大”过去的行为不再追究；要么就坚持原则，惩罚作弊者以儆效尤。对于美国来说，在利益与原则中必须要二选一时，除了以国家信用为重这一压力之外，还面临着随着各种中国投资源而来的压力──如果“五大”涉嫌财务欺诈的行为不受惩罚，就等于告诉所有的中介机构与外来投资者，在美国欺诈犯罪，付出的“成本”很小，来吧，这是冒险家的乐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控告德勤（Deloitte）、安永（Ernst & Yong）、毕马威（KPM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和德豪（BDO）等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成员公司违反证券法，结果如何，外界正在等待年底揭晓。 这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业务上的命运系于一个关键词：职业信誉。2001年，因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陷入连续不断的造假丑闻中，美国“五大”因信誉好而被中国政府以法规形式赐予补充审计特许权，在华业务获得迅速扩张；2012年，“五大”在美国因其中国业务涉嫌财务欺诈被美国证交会起诉。12年间“五大”对待自身声誉态度的暗中变化，全缘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淘金。 本文想分析四个问题： 1、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知道中国公司在财务资料上做假。 据SEC称，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拒绝按要求提交文件，部分原因是会计人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禁止”他们提交这些文件。 应该说，“五大”将一切责任推到美国证监会无奈其何的“中国法律”身上，确实是脱身的好办法。但“五大”在审计过程中是否知道中国企业的财务资料造假，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这类业务，必须雇请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做雇员，才能看懂相关的财务资料。如果说APO业务开始之初，“五大”中国业务的的美国主管们不清楚自己的华人下属在做什么，可能是真的，但到了2004年还说自己不知道，令人难以相信。 　　 中国形成APO产业链始于2001年。据披露，有一批有美国留学背景的华人专业人士做幕后推手，在中国四处寻觅适合反向并购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也有与之配合的会计师、律师与投资银行。经过若干年的实战演练，至2003-2005年之间，中国企业赴美进行APO已形成一条相当成熟的产业链。在此期间，美国股市上一直有中国概念股的坏消息传来，2005年，70多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还不到一年，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坏消息，“五大”的美国主管们再迟钝，此时也会对自己的华人下属在审计过程中玩的把戏产生怀疑，但此时，共同利益已经使他们难于断尾求生。 二、中国业务是“五大”挖到的巨大金矿 “五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陆续进入中国，其中安达信因卷入安然丑闻于2001年破产，“五大”成了“四大”，大约在2006年之后又有德豪加入，所以还是“五大”。进入之初，它们的美国招牌（信誉）并未给它们带来好运。2001年，一块中国政府为它们做的“大馅饼”从天而降。那一年，因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可以说，中国政府当时苦于本国严重的会计造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才以法规的形式赐给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这块超大馅饼。由于有了中国政府规定的特许权，它们在中国的业务飞速上升。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德豪其时未计在内）在中国的 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23%；2005年占49.46%。几年间，当5600多家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不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之际，“四大”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 这种情况，曾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严重威胁了中国的金融信息安全”。 在政府带头编造假统计数据的中国，外人无从得知“五大”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严格审计，如何使自己避免卷入各种会计造假的丑闻。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五大”必须要迁就中国的“潜规则”，才能在中国获得如此多的业务。 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提。中国政府是因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信誉优于本土同行而赐予审计特许权。此后，“五大”审计过的数百家中国企业赴美借壳上市，账目疑云笼罩中国概念股，继大批中国企业被美证交所停牌之后，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3月宣布取消补充审计，不再要求对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法定审计之外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理由是“有利于国内外事务所的公平竞争”。 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概念股”账目疑云已经开始关注并有报道，但大规模的集中报道发生于2008年之后。但对本国企业账目做假了然于心的中国证监会，在“五大”包装后推出数百家中国企业赴美成功上市之后，不可能对这“五大”的信誉再持以往那种信任态度。中国证监会曾希望通过五大的严格审计规范本国股市，既然“五大”也开始与其中国同行做同样的事情，就没必要再给予它们这种特权。但中国证监会绝对不会提醒美国注意这些中国企业财务资料可能造假，因为这些不合格的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待续）

最近韩国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中国前总理之子李小鹏“当选”山西省代省长。对前者，央视等官媒斥之为“政治世袭”；对后者，则认为是“民主选举”。这种罔顾事实的解说，在中国网友中引起了一番讥讽。 央视、凤凰的评述错在哪里？ 由于朴槿惠是南韩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顿时让央视与凤凰卫视等宣传机器捡到一个大话题，央视还顺便将日本给捎带批判了一番，在新闻直播间节目别出心裁地引用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中片段，讽刺日本政界的世袭制度。被解构的动画片说，“政治家的儿子长大依然是政治家，董事长的儿子依然是董事长，正是伴随着这种世袭制，人类的错误历史被不断的重演。” 这话从表面上看并没错，亚洲国家如日本、新加坡、南韩都有政治家族（祖孙父子都从政）的现象，但如果因此用来为中国红色家族的权力传承做辩护，则大错特错。因为央视与凤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日本、南韩的政治世袭基础不同，是基于民主选举。一个人就算是借助家族资源从政，必须得经过民选这一关。说得难听点，从政者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过了选民的投票关，才能当选。其从政业绩，也有自由媒体与社会在监督着。 中国的政治权力交接方式，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再参考任职经历，推选出继任者，高官子弟获取高层政治权力的血缘规则在上层权力传承中很少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特色的权力传承模式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直接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官场晋升的特殊便利与优惠。事实证明，中国现有的权力传承方式中的血缘规则，一方面使得官场晋升出现了双轨制，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潜在的权力斗争。 红二代的政治长跑：起点高、跑道短、可变换跑道 红色家族后裔从政，比平民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从政历程，自然也不同于平民子弟，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镀金色彩。 最近中国媒体又在热炒毛远新27岁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省级干部一事，却不肯指出他获得如此殊遇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毛泽东的侄儿。改革之初，中共太子党的三颗政治明星刘源、薄熙来、习近平能踏上政治晋升的跑道，血缘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刘源的政治长跑很能证明这一特色。他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对于红二代来说，去基层历炼是攒资历，这在官场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因此他们在每个职务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为两年。尤其是刘源，一年一个职务，每个官位尚未坐热就换一把新交椅。在六年内从副科级直升副部级，似乎这是唯一一例，薄、习二人完成这一升迁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 有些红二代在最初选跑道时，选了一条自己认为容易“出成绩”的跑道，如军队及中央各部委。后来才发现，要想进入最高权力圈，基层历炼这一关必须要过。等到不少红二代发现这一点，为时已晚。但有背景的人自能及时调整方向，更换跑道。比如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他原来一直在父荫笼罩下的电力系统工作，在41岁时已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副部级）。当他盯住最高权力核心职位时，发现这一资历不够硬，于是在2008年弃商从政，到山西省任排名第二的副省长，用自己的强项来代替县市基层历炼，分管商务、市场监管、外事、旅游等工作。目前，49岁的李小鹏已获十八大候补中委资格，任山西代理省长，通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台阶已经为他铺好。 红三代开始政治长跑 80后的红三代正在成长，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获得或正在获得美英等国名校学历。是否回国子承父业，完全看他们自己的权衡。据港媒报道，邓小平的孙子邓小弟（邓质方之子）在其28岁之时决定更换人生跑道。他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一律师事务所工作，现返回中国，到其祖父邓小平政治发祥地广西百色挂职当副县长；叶剑英之孙叶仲豪（现年29岁）则走的是典型的团干部升迁路线，在其祖父叶剑英的政治大本营广东起跑，从广东罗定市市长助理开始，频换职位，今年8月出任云浮团市委书记。港媒评价说，“叶仲豪从县级市开始干起，到主管发改局局长及团市委书记，经历的职务既锻炼人，又是官场快车道，如果不是有人安排与操纵，仅凭他们自身的能力，恐怕根本无法实现。相信云浮团市委书记亦只是一个跳板，或许再一年多叶就会成为团省委副书记。” 中央、省、县级政治资源的不同瓜分方式 中国这种血缘+党内程序，是传统世袭制的变种。但因集体领导制下王爷公侯太多与要走党内选拔干部程序这两个因素，与旧世袭制相比，增加了权力传承的不确定性，如今年薄熙来、刘源等的出局就是不确定性的体现。但这不改变其本质仍是权力自赋体制下的自我授受，与日本、南韩的政治家族那种后辈利用前辈的政治资源与影响力，增加选举的动员力与号召力本质上不相同，其间没有民意参与。结果也明显不同：国际透明组织在今年参评的176个国家当中，新加坡的清廉度排名第5，日本第17，南韩居第45位，而中国则排在第80位。 还有几个中共历史上未曾出现的因素将在今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及红三代政治长跑中起重要作用： 一、中国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底层还是高层，都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将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 二、县级政治资源已经出现由一些家族垄断的现象。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中央集权的弱化。 三、省一级成为中央与地方势力瓜分政治资源的犬牙交错地带，当政治上层家族希望继承上层权力时，在省一级面临各种纠缠不清的关节。刘源当年就是在河南副省长任上仕途不得不拐弯；薄熙来多年在省部级之间晃来晃去，据说与受挫于辽宁省地方势力有关。 中国的局势发展，是否还能熬到红三代顺利接班，那是只有天晓得的事情。

中国的污染已成了人尽皆知却不得其详的“国家机密”。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一篇“‘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 将国土整治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沿着这篇报道的相关信息翻查下去，我看到了一连串令人崩溃的信息。 一、土地污染总体状况属于“国家机密” “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讲述了一个故事：2006年夏天，《全国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总体方案》层层传达到各地环境监测站，要求监测人员利用GPS指引，严格按照4×4平方公里的网格化方式采样。这场历时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却秘而不宣。参与调查的专家因为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透露有关此次调查的情况。还有官员干脆解释：环境数据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土壤的问题不仅是土壤，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在官方的沉默中，一些专家率先发声。有些专家认为这次“大规模、粗比例尺”的调查过于粗疏，未能真实反映国内土地污染情况，实际情况比这份报告所述要严重得多。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公开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比国家环保总署公布的1.5亿亩多了整整一倍。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与矿山开采冶炼区，约有70%的土地受到污染。 以上污染数据说明中国国土整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中国的“毒地净化”行业还处于蛮荒时代 所谓“毒地”，是各国工业化时代留下的“遗产”。在美国有一个专用名称，叫“棕色地块”（Brownfield Site），意指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此需要经过净化处理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美国关于“棕色地块”概念的法律界定，始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CERCLA）。根据该法案，棕色地块是一些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因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害和危险物的污染而影响到它们的重新利用。40多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 各相关城市社区和NGO积极配合，整治棕色地块很有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待以后另行文介绍。 美国及西方国家修复棕色地块的现成经验，基本不在中国视野之内。据报道，中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源于北京三名工人中毒事件。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2006年武汉某小区发生住户中毒事件，苏州市发生建筑工人中毒事件，经调查，才知道这些地块原是化工厂旧址。自此之后，“毒地修复”才开始进入中国的环保议程，小范围试行。仅武汉在最近两年就出现过三起较为严重的毒土地事件，北京、广州、湖南等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在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所述，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有些场地污染浓度已超过有关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近年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原来地处城市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搬迁，留下的厂址虽然高度污染，但却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被开发成住宅小区。 可以说，“棕色地块”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噩梦，只是中国百姓毫无知情权，没有人知道自己居住的小区的相关历史资料。 北京当局到底还是个政府，不是黑社会。由于土地污染情况日益严重，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终于也想到要“整治国土”了。近些年，从矿区环境修复开始，到农村环境修复与城市房地产用地的“净化处理”。按照环保部《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其余由地方自筹——虽然严重不足，但总算开了一个头。 三、毒地修复成了“黑匣子” “毒地修复”这一专业工程，在美国要历经若干专业程序与十几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在中国却以“短平快”的方式敷衍完成。各地政府表面上也奉行“先治理，再出让”模式，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真正的问题出在发包者与承包者的关系上：土壤修复的“买单”者是地方政府，承接项目者多为政府属下环境科学院开办的公司。一些环科院不仅承担了前期的调查评估，甚至还在从事后期的工程承包，变成了环境修复公司，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中，毒地修复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条新兴的利益链条。 由于官方坚持环境数据事关“国家安全”，“毒地修复”这个新产业从诞生之日开始，其活动就处于隐蔽状态，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直到2012年2月21日“毒地修复”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知这个新兴产业，不仅项目遍布全国，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由于是根巨大的利益链条，各种各样的利益攀附者不愿意张扬；再加上污染场地的数据与真实污染状况有距离而引致的成本问题，毒地修复成了一个“黑匣子”。土壤修复从业者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一个污染场地如同一个黑匣子，在打开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场地真实的污染情况，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金修复。因此，中国污染地块的修复，从风险评价结果、修复目标、修复进度，到环境监控信息等所有信息，一律不向公众公开——在美国，这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基本信息。 于是，“毒地修复”在中国成了这样的状态：本该挖地五至七米的变成一、两米；有毒的土壤未经处理拉走，将污染转移至别处。由于要快速，于是罔顾专业程序，导致修复成本成百倍地上升；没有真正的监管，修复工程敷衍了事。于是这个毒地修复行业实际上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南方周末》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说明，搬迁工厂遗留下的大量棕色地块未经“清毒”，已被建成经适房、商品房和公共设施，留下无穷后患。许多中国人花一辈子的积蓄买的就是一套毒房子。 以往，由于政府严重不作为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高度污染，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我曾多次说过，中国的国土安全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今好不容易开始的“国土整治”，一定要看作中国人自救的重要国策。政府官员不要将这个行业当作新兴的寻租空间，企业需要“流淌道德血液”，高度自律，否则没人救得了中国，救得了中国人。须知国土再继续沦陷成污染之地，上层与富豪固然可以逃离，但广大底层与中产者却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