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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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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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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时代的稻草人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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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维稳手段流氓化 维权人士遭毒打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8月 04日 星期四 11:58 A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8月 04日 地方政府流氓化 维权人士安全受威胁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关注民生问题的中国维权人士刘飞跃遭到人身伤害,施暴者据信是国保雇用的流氓。人权人士说,基层政权流氓化的问题令人担忧,官方有法不依,直接受害的是民众。 *受害者报案,公安被疑刁难* 湖北省维权人士刘飞跃在上星期无故遭受暴力攻击,受到人身伤害后,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当局不给他的伤痕照相,不予取证,不予立案。 刘飞跃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要求我把网上的文章传给他们转发过去看,才会考虑立案。我想这与立案有什么关系呢?显然是刁难人嘛。” 刘飞跃明知公安在刁难,就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只好在家养伤。他说,在7月31号遇袭后,他肌肉损伤严重。几天过去了,胸口仍然很疼,咳嗽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身体转动也不方便,躺下、起来都疼痛难忍。 公安机关针对一桩暴力伤人案立案之前又如何非要受害人提出不相干的材料呢?其中原委刘飞跃是这样解释的。 *刘飞跃透露国保雇用流氓* 袭击刘飞跃的流氓叫邹传刚,是一名社会闲散人员。 此人从2007年就开始对刘飞跃进行监视、跟踪,有时还以“上级有令”的口吻,限制刘飞跃的活动。此次发生的暴力攻击并不是第一次。 刘飞跃此前估计说“因为我从事维权工作,包括在网上经常写一些文章,关注民众的事情。出现这种事情,谁都知道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是谁安排的,是谁指使的。” 为了免于再次受袭,刘飞跃今天(星期四)早上找国保要求解决问题。谈话中一名国保(刘飞跃选择不说出他的名字)明言相告:“邹传刚就是派来管理你的。” 美国之音向当地公安局打电话了解情况,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各地维权人士都有挨打经历* 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工作室重点放在各地民生问题上,不直接涉及政治,被认为是中国一个比较温和的民间维权机构,但也常常遭到当局的监视。 他说:“不但在我的身上,在国内很多维权朋友都看到这样暴力野蛮的事件在不断地发生。他们就是在利用黑社会这样一种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中国的维权和政治异见人士遭警方或据信由警方雇用的人员殴打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年以来,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作家余杰等多人都遭到殴打。 *地方政府雇用黑社会问题突出* 潘嘉伟本人提供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潘嘉伟 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总干事潘嘉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作家的打压非常严重,这是在非常明目张胆地违反自己制订的法律。 他说,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基层政府都在打压维权人士。他说:“国保和国保雇用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士对他们采取暴力的对待,所以说现在地方政府流氓化的趋势确实是一个问题。” 人们担心,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雇用黑社会势力处理社会事件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各方的关注焦点。 相关文章 维权律师唐荆陵由监视居住地被送至湖北老家 因被当局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异地监视居住5个多月的广州律师唐荆陵8月2号被当局送回湖北老家。在他被监视居住期间也遭到公安软禁的家属称,一直在住处外面日夜看守的公安和保安人员也在8月2号撤岗,抄家时拿走的电脑、手机等物品也已归还,但是…… 维权=寻衅滋事 北京司法决意维稳 中国公民社会步履维艰 爱滋病维权人士常坤遭打案被拒立案 维权律师回家不能,再被国保扣押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收听: 地方政府流氓化 维权人士安全受威胁 MP3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您如何看待中国有关当局目前对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  满意  不很满意  很不满意  让我想想,下次再投票 投票 检视结果 » 最受关注文章 温相的“扮傻游戏”还能玩多久?(博文) 世界媒体看中国:黑白颠倒的国度 领土争端:中国“九条断续线”深入邻国家门口 国际记联吁中国央视为王青雷复职 新疆公安如何绷紧“稳定之弦”? 世界媒体看中国:动车惨祸欲盖弥彰 建军节 港人解放军驻军总部前抗议酷刑 中国称新疆遭到更多恐怖分子袭击 中文博客 加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chinese@voanews.com。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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