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在打黑完成初步洗牌后，王立军以身边的“东北人”团队为领导核心， 以政治部和纪委“双轮驱动”为主要手段，以“蓝精灵”团队为文宣平台，以机构改革、交巡警平台、“警务大跃进”等近三十项大工程等为基本路径，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为文化指引，对重庆警队进行了三年多声势浩大的整治。

“ 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 一、 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这里说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武装夺取政权，特别强调党必须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全党必须思想高度统一，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实质，是将作为精神事物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从此，政治集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和它的道德状态。 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动用国家机器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致密，不管来自延安的经过管制的文学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文学，一致受到严重的政治挤压，致使中国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健康的文学发展潮流被遏止，一种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文学开始作为整体出现。 这种现象也曾经出现在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国家政权发动的一场全面绞杀中国文化人和文化作品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她在精神上被国家权力粗暴地强奸了，她不再贞洁，她甚至开始自觉自愿地委身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她以一种让人惊愕的轻佻和无耻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标准范本中，人和人性消失了，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性；个体意识消失了，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人的灵魂被遮掩，一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幽灵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在美术品画布上、在音乐作品音符里惬意地游荡，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最强音”。 这种状况，在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纵观古今中外，你很难找到全国只上演八个样板戏、所有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全部遭到禁毁的历史样本。几乎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作家被殴打致死或自杀身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囚禁了，所有精神事物都被国家权力吃掉了。秦始皇同志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七十年代末期兴起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为什么会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对精神发展的需求，一旦历史创造机缘，人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在仍旧无法进行政治言说的情况下，人们把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精神要求寄放到文学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甚至已经顾不得什么文学性，他们只要你做出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伤痕文学浅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做了它能做的事，它因此获得了远远超乎其文学价值的欢呼。 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鼓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一个说法：八十年代启蒙。与之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社会人生的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和人性深度的好作品。然而，人的精神解放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换一句话说，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人对精神解放的谋求敌对的，它是不能见容于人的出现的，结果接连发生了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被兜头打了回去。 于是先锋主义文学兴起，出现了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热。我始终认为先锋主义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迈进，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逃避。在那场大规模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中，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借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只学了一些技艺性的皮毛，我将其归结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不负责任地玩弄技巧，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发展到极端，有的作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要了。那些经过伪装的浅薄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负责任的鼓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1989年事件以后，文学被吓傻了，就像看到鸡被剁掉脑袋的猴子那样瑟瑟发抖，再加之大规模实施空前严厉的意识形态管制，中国当代文学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最近20多年来看到的：逃避现实，彻底犬儒化，商业化，真正面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文学不再肩负道义与良知的责任，不再对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文学反映，而是热衷于与权力打情骂俏，在庸俗浅薄的杯水风波中寻求文学快感……文学死了，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亡了的文学苍白腐烂的尸身。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想插一句。 62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虽然王蒙先生曾经悠悠然说：“目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惨痛的事实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它并不由于王蒙先生看不到而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萎靡无力的，然而也有很多人肩负着历史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思想界越来越活跃。不幸的是，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至少构成文学主流的王蒙先生不在这里，铁凝女士不在这里，张艺谋导演不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当省作协副主席的叫王什么山的人肯定也不在这里。在这里侥幸存活的都是一些为体制不齿的家伙，这些家伙写出的作品因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不能被出版，他们更不可能像各级作家协会主席那样享受什么部级、局级、处级待遇，他们的生计都会遇到问题，为了活下去，为了证明自己还“在”，他们不得不流落于社会江湖。 这个枝节同样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真的死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死？   我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再把它们爬梳整理一下。 首先，造成文学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吞噬了社会，而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吞噬”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法是“被吃掉”——“被吃掉”不就是死了么？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死了。 国家为什么会吞噬社会呢？国家是怎样吞噬社会的呢？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波普尔的不朽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们会得到点拨，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那些思想者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想仍旧是极为稀缺的。一位年轻朋友曾经跟我说到阅读《通往奴役之路》后的感想：“完全是颠覆式的，它把我整个灵魂都再造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得到这样的再造。 还是说“吞噬”。我们这里谈论的“吞噬”不是观赏，比如我们去非洲的马萨依玛拉大草原观赏老虎狮子猎豹之类的食肉动物扑杀比它们弱小的生物，我们只是观者，是置身于事情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吞噬”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在生物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被吞噬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被吞噬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些挎着相机的旅游者，我们就是那些被扑杀的弱小生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例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8月24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为罹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了。据我所知，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微博的作者，你们一定都看到了徐怀谦生前说的那句很有意味的话：“我的苦处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呢？ 临来这里之前，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徐怀谦，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徐怀谦2011年参加“《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颁奖大会并担任评委的时候，曾经有人质疑说，《人民日报》从来不说真话，徐怀谦没有到这里来当评委的资格……徐怀谦的反应是很谦和地就个人和集体关系进行了解释。 我这位朋友分析说，徐怀谦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徐怀谦认为“《人民日报》不说真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他只需要反驳说“《人民日报》说真话”就可以了；第二，徐怀谦认为他“没有资格当评委”这个质疑是错误的，所以他才竭力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愿意说真话的自己从“不说真话”的集体中摘出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真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可以设想，徐本人是杂文作者，也出版了若干文集，他渴望得到圈内人的认同，然而他的身份又让圈内人质疑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直接对他抱以鄙夷的态度，他本人无力反抗这种身份制约，“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是一种焦虑，是社会认同感和自身认同感的双重失落。身份剥离了真实自我生存和展现的空间，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丧失……于是，徐怀谦自杀了。 我很信服朋友的分析。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把精神表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作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徐怀谦。徐怀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意象，那就是：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地方，是不可能为人预留位置的，他只能死亡——我这里所谓的死亡，指的是作为精神事物的死亡，文学的死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不是通过庞大的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吗？中国不是搞了很多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乃至于乡级的文学评奖吗？王蒙先生以及别的什么作家先生不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吗？中国不是每年出版3千多部长篇小说吗？你怎么反倒认为中国文学死了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国家才有意动用国家财政建立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搞很多文学评奖，有意制造“利出一孔”的生态，从而造成很多有良知的作家“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表”的恶劣局面，王蒙先生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某些文学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尸堆上为维护自身话语权所做的谄媚的吟唱，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每年出版3千多部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政治标准第一”筛选的长篇小说，有的歌颂帝制，有的亵渎历史，有的沉迷于色情，有的热心于狎昵讨巧……唯独没有了人民这个历史主角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了对社会不公正的严肃质疑，没有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拷问，这样的长篇小说即使每年出版3万部又如何？垃圾堆上徒增了新一层垃圾而已！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就像面对品行不端的女子那样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面对的兴趣，你能责怪广大读者抛弃了文学吗？你还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死亡吗？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 我想就上面已经涉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体制问题再发表谈一点儿看法。时间关系，我不想展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国家财政豢养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沦为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一个分支，国家官僚机器常有的权斗、阴谋和对官位的争夺也同样在各级作家协会大院里激烈地进行，作家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文学的内在本质早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成为了国家在文学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客观上成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扼杀者。经由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行政体制，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借助于国家财政谋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圈外人难以察觉的利益链，就像动用天文数字民脂民膏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一样。热心于借助文学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热心于在文学领域设立小圈子；热心于相互勾勾搭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心于利用文学作品发表权相互做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在这样一个肮脏堕落的体制之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岂能有容身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家禽化犬儒式的人物被豢养和繁殖了起来，原本很有才华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协大门，马上丧失文学创作力，精神涣散，意志消沉，在极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就像阳痿病人一样逃避推诿，稍有举动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能指望这样的人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吗？ 有了上述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造成中国文学死亡的另一个原因了：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引导者，在俄罗斯，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冒着被囚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就没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没有涅克拉索夫的支持和赞扬，没有屠格涅夫的大力推崇，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里如何了呢？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精神境界局促而狭小，他们甚至读不懂或者不愿意读懂有价值的作品，只热衷于玩弄一些概念化的文学辞藻做绝不触动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更加恶劣的是：金钱支配了文学批评。有的评论家只要能够拿到区区几千元评论费，就可以把一部垃圾作品吹捧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为了维护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学话语权，他们同样也可以对一部杰作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刘宾雁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章诒和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高行健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野夫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在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查禁的时候，中国评论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看到是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怯懦的讨饶声！ 我曾经慨叹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这里同样包括评论家——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网络空间，在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声音，他们全部暗哑了。当然，我们理解评论家的处境，就像我们理解徐怀谦的处境一样，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原谅中国评论家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失责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浅薄、轻佻和不负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社会没有了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不忍卒读，然而仍旧有相当一些读者在寻找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也在寻找好的读者，无情的现实是，他们两者之间却很难见面。如果说意识形态管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堵高墙的话，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客观上成为了这堵高墙上的砖石，他们不值得敬重。   三、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对文学燃烧着热情，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呢？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总括来说，一个作家一定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统治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托尔斯泰《复活》为例。 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没有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有价值的作家。 当一个作家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管制原因而无法出版无法上演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平庸，你才能够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你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管制正在导致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精神萎缩。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不要。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绝对不会是一个例外。不要低估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革命的意义。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代价大小的问题。 作家要敢于担当，要站在历史的潮头，人民的代言人。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拒绝官方荣誉。 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然而它一定是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是反映社会运行机理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 （此文据2012年8月26日在湖南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许多话并未在演讲时表述，对这一部分内容，文责自负。）   （陈行之，作家。）

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诺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莫言获奖的消息刚刚发布，人民网即刊登文章 《祝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称“这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学大国，一个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走到今天，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但回顾十二年前，当法籍华人 高行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人民网的表现 截然不同 。当时，人民网不仅称“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更指“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是去权威性”。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在他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写道： “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 这或许是对人民网的最佳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