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进入专题 ： 余英时 读书    ● 余英时 （ 进入专栏 ）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进入 余英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余英时 读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5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拜读杨啸兄大作《杜鹃啼血声声愁》，指东打西，随意自如，如同杨过飘然来去，啸傲红色江湖，好不自在！心羡之余，不禁起了应和之意。要做应答文章，当然先得从题目上做工夫，于是就有了这篇《精卫填海声声慢》。 既非词坛圣手，亦非诗国骚人，却要来故作风雅，冒充名士；于是在“白头搔更短”，捻断七根须之后凑出来的这个题目，七字之中倒有两个字是与原题相同的，实在诒笑大方！不过从杨兄的“声声愁”，到我这里的“声声慢”，其中颇有一番讲究，并不是完全生搬硬套出来的。若学诸葛孔明摇摇笆蕉扇，或是铁扇公主摇摇鹅毛扇的话，可以说“别有深意存焉”。要问其中奥妙，还是让我们先从“声声慢”这个词牌名的起源说起。 《声声慢》原名《胜胜慢》，最早见于北宋晁补之笔下。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一个颇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他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在首都开封府和礼部考试时都名列第一，可谓一时无两。颇有唐时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神采飞扬。补之当时， “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之言也已传世。这是黄庭坚称赞当时的他和张耒就像司马迁、班固一样，而远超过汉代的崔瑗和蔡邕。但正是这样一个才气纵横，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却一生潦倒，功名蹭蹬。说起来，这和他的老师苏轼有莫大关系。 其实所谓“苏门四学士”，并不是真的是苏轼的学生或座师下的门人。他们只是仰慕苏轼文名，甘愿在为人为文方面以苏轼为楷模；而苏轼对真正有才华的后生从来是不遗余力地推荐褒赞。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中，交游唱和的常态，当然在性情志向投合之外，也在最忌讳“朋党”之议的朝廷上，隐藏着一种士人集团政治上的联合与站队。晁补之、秦观、张耒、黄庭坚四人难得的是，始终以苏轼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与倒霉的老师共同进退。即便是在新旧两派都不喜欢的苏老师因“诗文谤上”而下狱，被活生生制造出一个“乌台诗案”的千古奇冤之时，依然没有弃之他投。在那个党争混乱是非难辨的大气候下，殊为不易。 晁补之因为老师牵累，官场不顺，生活一直比较困窘。好在他生活在宋代而非共和国，至少在表面上，“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是太祖皇帝在世时就为大臣们定下的优惠政策。为鼓励大臣们尽情享受生活少生异心，宋代给朝中官吏们的俸禄是很优厚的，更鼓励大臣蓄养家妓。但买人不是一次买断，而有一定的年限。大多雇用婢女约定个三五年，最高年限为十年。有的小妾和婢女期满后不忍离去，但如父母不同意，也不能留下。若婢女几经转雇，其身价往往看涨，具有特殊才能的婢女相当昂贵。即使如苏东坡、辛弃疾这样人品学识堪称楷模的人，在当时大风气下也不能免俗，家中大多养有许多家妓。一般士大夫家庭期满后多送婢女还乡，让其婚嫁。所以宋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送别家妓的词。那些玲珑聪慧的女孩子，如果跟主人建立了超出寻常的感情和关系，也有可能被收为妾，但并不容易，必须要征得女孩家人的同意，并不能强娶。 官场失意的晁补之，在赌场上表现如何，是否和韦小宝一般官场上下大小老婆通吃，我们查无史据，已无可考。但在情场上，倒是颇为顺遂的。他当年就有一个家妓，名叫荣奴，有两首词专门是为她的离去而作。一为《点绛唇》，另一阕则是他首创的《声声慢》了，词曰： 朱门深掩，摆荡春风，无情镇欲轻飞。断肠如雪，撩乱去点人衣。朝来半和细雨，向谁家、东馆西池。算未肯、似桃含红蕊，留待郎归。 还记章台往事，别后纵青青，似旧时垂。灞岸行人多少，竞折柔枝。而今恨啼露叶，镇香街、抛掷因谁。又争可、妒郎夸春草，步步相随。 这首词的题序，明言是为荣奴的离去而作，言下对荣奴的离去甚是不舍，为她今后的命运担忧。荣奴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们已不知道，但明明知道她此去有可能是“灞岸行人多少，竞折柔枝”，可还要问“抛掷因谁”，这其中的感情几分真几分浅， 倒也无意深究了。中国传统士人，一直就这么不尴不尬，活在日益紧逼的君权与有名无实的民权之间，结果连自己的“士权”也无从持守。非但仕途中载浮载沉，身不由己，甚至连自己喜爱的女子，也只能眼睁睁看她身世飘零，从此下落不知。虽非死别，却已阴阳永隔，实在让我们今人叹息不已。伤感之余，更对那些包二奶小三不断，日记照片视频不绝，计划五年里达到睡一千五百个女人的宏伟目标，甚至以收集阴毛三百根而矜然自喜，却对诗三百一无所知的我党大人先生们，感到如吃活苍蝇般的恶心。 要说《声声慢》这个词牌序列，蒋捷所作《声声慢·秋声》当然也不俗。但若论其中翘楚，当然还得数易安居士的那篇千古名作：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她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仕宦家庭，父亲李格非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丈夫赵明诚历任郡行政长官，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李清照与夫婿志同道合，感情深厚，常一起校勘金石，鉴赏书画，唱和诗词。靖康之变，宋室仓皇南渡，李清照一家也随之避乱江南。不久赵明诚去世，他们苦心搜集的金石书画也在流亡途中丧失殆尽。李清照只身漂泊于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凉孤苦中度过了晚年。 后世常有关于她丧夫南渡后因生活艰难，被迫改嫁的传闻，大体上属于乡野之谈，经不起考究。其实居士家世名门，自幼工诗能文，又长于词，是文学史上卓越的女作家、女词人。当从其词作气韵风度来看，恐怕也做不出改嫁这样的事情来。尤其分明的是：其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出嫁前后的闺阁生活，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象牙塔内，自然内容比较单一，词风清丽婉转；后期词则一改前貌，经历种种国破家亡，人间惨淡后，多写内心的凄惨心境和痛苦感情，流露出故国之思和昔盛今衰之感。其词风沉哀凄苦，我们从她的《漱玉词》中，可以有更深切的感受。 从晁补之到李清照，所处时代各异，所吟的对象也全然不同，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弥漫，贯穿于词中的，共同的哀伤和无奈。这就要看到，虽然中国传统有“儒道互补”的传统，儒家士人爱自我标榜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从来都是穷的时候多，达的时候少。从其整体运命来看，更是穷的比例极多，达的比例极少。对那些寒窗十载，侥幸得一点功名的士子来说，一旦官运不好，或是在党争中失败，无意中触了皇帝，外戚，宦官，权臣的逆鳞，结果往往讨不了好去。别说被当廷杖责而死或下诏狱而死，甚至满门抄家抄斩，牵连九族（方孝孺更倒霉，被朱老四诛了十族，不单是其血亲姻亲，连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门人子弟，甚至偶与之信件往来的无辜者也被杀光了），能够被贬到边疆或穷乡僻壤去老死等死，已是万幸。 既然在这种制度困境下，根本不可能伸张士权，抑制君权，以此实现胸中抱负，那么大多数的士人在失官或致仕之后，往往只能强迫自己忘情山水，或是沉浸在文艺的狭小天地里，自伤自悼，自哀自怜。也难怪有国外的，较清醒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说，作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大传统的诗词文章（在传统四部之学的视野里，小说向来属于下里巴人，是民间文学，是小传统，难登大雅之谈），中国数千年文学成果中除了空洞无物的道德讲章，八股时文，颂圣之作，真正代表其底色的，就是那一种挥之不去的悲苦愁怨之感。无论在种种形式平仄的束缚之下，其诗词技巧到了多么高明的地步，但始终是没有生命力的。就其整体观感来说，这是一种怨妇式的文学传统。 正因为这种制度的羁绊，这种身份上的进退两难，同时又背负着道德楷模这个与生俱来的人格象征，使得被官场潜规则折腾无休的中国的文人，士人，官人们，往往过得极端压抑而扭曲。在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被千年沉重压抑扭曲得不成人形之下，也就自然而然将这种压抑，扭曲传导到整个社会中去——尤其是那些地位，身份上远不如他们的体制外底层民众身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士人历史上，有各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一个朝代传递到下一个朝代，而且不断累积，直到成为一种无可医治的社会痼疾，成为中华文明这个辉煌机体上丑陋的疮疤。像一直盛行的“男风”，“娈童”，“乱伦”，明清以来“情色文艺”的大兴，或是对更不幸的女性的“小脚金莲”的痴迷，从身体，身份到灵魂，都把人类的另一半禁锢得无以复加。 不幸的是，这种被传统君主集权制度，被道德至上主义的传统文化扭曲的社会心理积淀，更进一步蔓延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而且更因新的现代黑暗专制和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政治改造，造就了新一代压抑的，扭曲的，伪善的“士大夫”群体。我们不说黑幕重重，烂到极点的那个官场，即便是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同样谈不到真正的独立，理性和批判性。 关于这一点，在《理尚往来》一文里曾有较详细的讨论，这里姑且做一回文抄公，原文照录一番： “可惜儒家的德治和礼法主张，终究因为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而无法落到实处。严重的制度依赖之下，就是治乱循环不已，而儒家士大夫们总是有心无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或者本身也和这个王朝一起葬送；或者就此息影山林，学隐士坐忘；或者干脆和五代的冯道一样，放下廉耻，成为伺候“五朝十帝”纪录的官场不倒翁（想起了仰望星空）。尤其是西汉以后，先秦儒家的仁政内核逐渐被边缘化，被消解掉了，成了专制制度的美妙装饰，随着科举制度的设立，地方豪族或朝中士大夫的地位也朝不保夕，不断跌落。明朝时朱元璋首倡廷杖，当着宦官打大臣的屁股，折辱士人尊严，又大肆屠戮朝中和军中开国大臣，取消丞相，钳制兵马，大搞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请参看谢苍霖，万芳珍两位先生所著《三千年文祸》）；到了清朝，更是个个下跪，自称奴才。至于共和国，毛更是集传统（尤其是明太祖）与苏俄专制之大成，将知识分子贬低，打击，迫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从整体上塑造出其奴性人格和盲从权威，投机自利的阴暗心理。 在西方于1500年前后起步的时候，中国的明清两代却固步自封，傲慢无比，结果陷入漫长停滞，终究要后来者付出代价。虽然主要责任在于其封闭性的权力安排，在于这个专制制度和层出不穷的暴君，昏君们，但也同后来儒家一反先秦的“大丈夫”气概，不断的自我矮化，甘于臣服与自我腐化有关。可以说，后世的儒家，在修身养性，谈玄说道上固然有一套，但在治国平天下这半截，却是要扒下其冠冕堂皇的博带峨冠，好好打一顿屁股的。” 如果我们对古来的君子士人，尚且只能抱一种“理解的同情”的态度（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等先生都是如此），因为毕竟在那个半封闭的，名为“天下”实际上极为停滞不前的世界里，他们的视野有限，能做的事情不多；况且历代都有真正的大丈夫挺身而出，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对于今日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不能如此轻易的放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掌握了最丰富的思想资源，控制了最全面的渠道资源，在见识上，早已远远超越了过去的儒家士人阶层，可是他们却因为对记忆犹新的整肃历史，杀戮前人的恐惧，因为自己的一点名利地位而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学术操守和个人良知。他们仅仅满足于做专制体制的一部分，做权力集团的一个传声筒，苦心为自己所属的特权阶层辩护。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得眼花缭乱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派和所谓的“体制内改良派”。 对于前者，我实在没有闲心和他们辩论，因为这种政治主题先行的，只讲权力不讲道理的，赤裸裸的为共产专制唱赞歌的左派们，实在无法沟通。和这些钻到牛角尖里去死也不肯出来的朋友说来说去，简直浪费生命。而对于后者，却是我近来着墨颇多的一种人。因为他们表面上推崇“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同时有限度的揭示一些局部的社会问题，却在整体上，在根本问题上有意识的忽略制度之恶，鼓吹依赖体制内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这种挂羊头，卖人肉的新时代洗脑方式，却很可能蛊惑了越来越多天真善良的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结果大家都蹲在原地，无所作为，同时又满怀希翼的期待这个制度能有渐进的，和平的，非暴力的进步。到头来，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愈演愈烈的，每况愈下的国家一样，不过为专制噬血机器奉献了更多无辜的牺牲祭品罢了。 谈到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杨啸兄的《杜鹃啼血声声愁》，在他文章中提到的《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关于这本当年盛行，后来却被禁的八十年代出版物，其实小弟就收藏有一本，有时侯翻一翻，想想中国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真是为他们感到悲哀。要么沉默，要么唱赞歌，好不容易曲曲弯弯说点老实话，却无人问津，反而给自己带来不幸（正如当年写《现代化的陷阱》的何清涟，又如那位用“我没有敌人”换来十一年的先生）。为什么何博传先生二十多年前的忧虑和预言，今天一一实现？甚至很多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中国也从山坳跌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其实和我在《第一百口棺材》里谈到的，老朱做了五年总理却只能发点火气骗点民心结果自己家族也富可敌国一样，在于此制度是无可救药的。如杨兄所言，古代的明君，神话里的人物，或许会听子规啼血，退位让贤，可是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任何谏言的空间了。 就如杨兄文中所引用的，“央视名嘴，他的节目总是带给观众以思索，因为他说实话爱深究”白岩松，曾有下面一番说话：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想一想，体制内的不堪，中国一旦走出邓当年定下的“韬光养晦”之策，开始要鼓吹“大国崛起”，“北京共识”，马上在世界上遭受空前的孤立，难道这一切真的仅仅如白岩松所误导的，不过是形而上的“价值观”的不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同样和中国取一套价值观的东欧，以及被视为最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里的北非中东能实现民主变革，而我们至今偏偏就不能？显然在意识形态之下，还有这个制度，这个权力专制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我们对体制内专家学者需要高度警惕，就因为他们总是说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或是即便难得说点真话，也只说半截，或是严格的自我审查，将问题和主张限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就像七二三之后，举国媒体都只敢将矛头指向一个虚幻的铁道部，或是某些具体部门，人物，却对整个制度的恶集体失声一样——即便是这种近年来罕见的抗议，也只能是通过非常曲折隐晦的开天窗的方式来表达。诸多“三七开”之下，一分真话，九分假话之下，结果，非但无助于人们认识问题本质，还让国人误入歧途。 至今，还有很多朋友以为只要经过漫长的思想启蒙，等民智开了，到时候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转入民主通道。这种想当然，实在是有问题的。即便是毛的好学生卡扎菲，早已国内国外，众叛亲离，不是至今还在垂死挣扎吗？不是还在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疯狂杀戮本国民众的生命，把四十多年来掠夺的本国资源疯狂破坏挥霍吗？何况是远出于卡扎菲之上的我党？我们中间奢谈“民主”，以之为画皮的很多人，往往纸上谈兵，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或者说，有意将问题简单化，将对象模糊化，将整个制度的深层次问题统统偏移到某个局部的，浅层的枝节上，从而让人们失去对现实的真实观照，无法作出针对性的反应。这样被刻意抬升的，举国上下的盲目乐观，是要吃大亏的。只不过到时候，体制内那些鼓吹“改良”的人毫发无伤，吃亏丧命的，都是相信他们的群众而已。 当然，也有自认为客观中立的朋友出来打圆场说：他们这是不得已，是在严酷的制度钳制下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和表达方式。这需要一个过程，即便改良派开出的药方有问题，但至少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露了部分真相，说出了一些民主理论，做了一些常识普及。可是我就奇怪了：既看到了专制的黑暗，却又对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不发一语，非但聪明的绕道而行，甚至还甘心情愿留在体制内，按照官方学阀的布置安排，老老实实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从而在更广泛，更深远的程度上起到了蒙蔽大众的“蒙启”作用，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我在前文早已说过，即便在一切的不自由当中，人类依然有最后的自由，这就是放弃的自由。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真的才学满身，即便退出体制，放弃被豢养的资格，依然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可以立身，可以养家，可以真正自由的说点自己的话而不用日复一日作种种违心之言，可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体制内改良派依然义无反顾的选择留在体制内？直到自己成为宣传教育机器的一部分，成为特权阶层的一部分，直到自己被异化？ 他们一边抬出国外的几个虚幻偶像（如曼德拉，甘地，米奇尼克，我在《两个精神病，一群比傻人》一文中已明白指出其非暴力的真义，绝非国内盛行的那副面孔，只不过该文又被删除了），高喊“非暴力不合作”，可自己却连最起码的“不合作”也做不到，那么所谓的“不合作”，不正是为口号另一半的无条件的“非暴力”打掩护吗？究其根源，不正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舍不得放弃专制施舍给自己的那点名利地位，光荣头衔，同时又害怕失去体制保护后，遭受到类似那些民间异议人士的迫害，所以干脆一边留在体制内，一边自欺欺人的说些漂亮的民主口号，希望两头讨好卖乖，结果非但对体制没有任何真正的触动，以至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到悬崖的边缘，反而连自己也彻底沦陷了吗？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对人格分裂的，一边在CCTV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一边在网络微博说点人话的白岩松先生，以及他代表的那个庞大群体的有感而发。因为他也算是体制内改良派的代表之一了。其实他说的，都是人人可见的事实，常识，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非理论的批判（当然他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记得以前曾说过，他们依靠体制内的影响力来说点自己的话，在这个被禁锢的世界里，已算不容易，的确可以惊醒一些人，但还不够。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站在事实的原点上，如何去进一步改变这个制度。结果呢？这些说了点真话就轻易骗取民众信任的体制内，却异口同声的把希望寄托在制造一切不幸的凶手身上，因此误导了任由汹涌的情感，盲目的信任代替清醒的理性分析的民众，阻止了国民及时，有效的开展民主运动，这就适得其反了。在这一点上，显然我们与体制内改良派是完全殊途的。 谁也无法否认，由于黑暗专制的长期统治，由于体制外民主派尚且弱小，而且无时无刻不遭受着钳制，民主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但很显然，中国经不起无休止的等待与内耗了。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指导思想的错乱往往将带来整个运动的失败。将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民智，民力尽皆耗尽而无所寸进。更何况，这片土地每天都有无辜的生命伤残或死去，每天都在发生冤案，都有人自杀，都有触目惊心的人和事被压制，被掩盖，被抹杀。不知什么时候，不幸就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 就像精卫填海，身为上天的女儿的化身，一只精卫鸟在汪洋大海面前固然显得徒劳；可是如果是一千只精卫呢？一万只精卫呢？十亿只精卫呢？想象一下，十亿个石头被投如海中，将会是怎样沧海桑田的巨变？别忘了：“声声慢”也可以解为“胜胜慢”。只要坚信目标，坚定意志，那么即便走的艰难，走得缓慢，胜利也终将如期而至，属于每一个为自己，为同胞的幸福，尊严而真正斗争过的人。 拉杂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这篇文字，究竟当不当得起杨兄的法眼？自己想来，“应和”云云，也许只是借杨兄之文，浇胸中块垒罢了。写到这里，为免杨兄失笑，还是打住。在文章最后，我必须说：杨啸兄一改往日文风题材（至少就我在部落里拜读到的来看），写出了《杜鹃啼血声声愁》这篇坦然，悲愤而又有见地的文章，实在让人佩服。尤其值得欣庆的是，这位老兄一生为人师表，为善一方，虽经小难，健康一如往昔，实在希望以后能读到他更多的佳作！同时也要澄清一点：天下叫王小平的实在太多，可能杨兄又被百度摆了一道。我这个王小平，非彼美籍华人的王小平。哈哈。 （全文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王小平的最新更新： 在野党和改良派 / 2011-09-16 23:18 / 评论数( 5 ) 大变局（上） / 2011-09-12 10:53 / 评论数( 1 ) 大变局（下） / 2011-09-12 10:53 / 评论数( 4 ) 十年（下） / 2011-09-11 11:43 / 评论数( 10 ) 谁是改良派？ / 2011-09-11 11:43 / 评论数( 12 )